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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漢化佛教對中醫藥學術的影響

醫案日記(ji) 2023-06-14 05:49:36

凡稱得上偉大的文明,必有其外延的本能,同時在經受另一文明的滲透或猛烈沖擊之后,仍能固守其特色,且經久不衰。中國傳統醫藥即具有這兩大特點,在其所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中,佛教是最廣泛、最持久、最深刻的。佛教傳入中國最早或最主要的途徑是“絲綢之路”,由于喜馬拉雅山的阻隔,印度佛教先是傳到中亞西域各古國,“胡化”以后再東進中原,印僧和胡僧學漢語,漢僧學梵語(文),共同完成佛教的漢化,并形成以《大藏經》為標志的特有文化景觀和體系,吸引了中外學者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多側面發掘、整理、研究這一偉大的文化遺產。在醫藥方面,80年代以來,已出現一些論著涉及到佛教醫藥的歷史,但多停留在史學范疇內,停留在文獻學的階段(這也是十分重要的基礎)。剝去佛教醫藥的宗教外殼,它從來就是要解決生老病死實際苦難的,因此“古為今用”是本文的基點,謹以部分藥學內容為例,探討漢化佛教對中醫藥的影響,探討佛教醫藥開發利用的可能性,這是因為佛教醫藥內容散在浩翰的《大藏經》中,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把醫藥各學科都兼顧到。而且也不可能同時探討或比較藏傳佛教中醫藥內容,盡管藏傳佛教的前峰遠達蒙古族(蒙藏醫藥體系相同,但也各有特點),并影響到了五臺山,這些都有待進一步作專題性研究。1原始佛教中的醫藥內容 原始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其宗旨是“不為自己求安樂,但愿眾生得離苦。”佛教宇宙觀 和思維方式的外在表現是“四數性”:四諦(四大真理),“苦諦”之中就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其它則為精神上或感情上的痛苦。解除生、老、病、死之苦,單純靠說教是不行的,因此醫藥知識一開始就是佛教的重要組成部分,佛的醫術最高,故有藥(醫)王的別名。最早的《佛醫經》(Sutra of Medicine)強調醫王“四知”:診斷、病因、制藥和治療,而且認為“疾病與生俱在”。《諸德福田經》得福七法之一為“常施醫藥,療救眾病”。由此 可以肯定“佛教醫藥學”(Buddhist Medicine)的客觀存在,也是布教的需要。另一方面,僧、尼四海為家,到處飄泊,亦需要醫藥保健知識。只是近代醫藥學現代化以后,傳統醫藥在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才逐漸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原始佛教的哲學思想和醫藥理論均帶有明顯的古希臘色彩,而與吠陀經相佐,吠陀醫經的理論基礎是氣膽痰“三體液論”(Tridosa),近時學者認為印度的“dosa”不等于“humors”,而近于中醫的“三焦”,是一種上、中、下的區分。為了與“地、水、火、風”四大相吻合,佛教醫藥在氣。膽、痰之后加一個合并氣膽痰綜合體液,變成“四體液”,這又與古希臘醫學的“血、痰、黃膽、黑膽”“四體液”在內容上不同,可謂“不三不四”的演變。由于本民族和地域傳統文化的影響,也不可避免地繼承了吠陀醫藥、婆羅門醫藥的內容,特別是在方藥方面,傳到中國后更是如比,凡天竺者,甚至中亞、西域醫藥知識,一旦被漢僧或中醫吸收、掌握、發展,也籠統地稱為佛醫藥。著名的僧醫有Jivaka(公元4世紀初,在華期間行醫,活人無數。非通常譯為與佛同時代的醫耆婆,或譯為耆域、只域、時博迦)、Craka、Vagbhata等,把《佛醫經》翻譯介紹到中國的高竺律炎,也是天竺人,其醫學理論的核心是地、秋、風構成人體平衡,一旦這種平衡被打破,或者發生異常,便會生出4科404種病。《藥師佛全書)和《治病秘要》分別介紹15種和12種療,內容十分豐富。印度原始佛教的自然科學成分比重較大,這表現在對自然資源的認識和利用上,花、草、果、藥皆有名(見《翻梵語》),而且如同其它民族用名一樣,同物異名、同名異物的現象很普遍,如蓮花少就包括了睡蓮科Nelumbo nucifera和NymPhaea alba兩個種,沉香、兜樓香、梅檀香也如此。佛香的來源廣泛,用途有浴香、涂香和焚香除了在佛事活動中起到環境消毒和醒神怡神的作用外,也用于醫療。據初步統計,《大藏經》涉藥用動、植物有500余種。由于語言、物種分類和分布知識的限制,在翻譯和傳播過程中失真,訛誤是很正常的現象。例如郁金香所指是藏紅為花,為制香的貴重原料,但我國古代本草學上一直與郁金混為一談,且重出番紅花一條。李時珍云“郁金香是用花,此(郁金)是用根”。在《本草綱目》郁金香條下記載佛書上譯名“茶矩摩”正是藏紅花的梵名。2絲綢之路的雙向性“絲綢之路”系因中國人發明絲綢,極大地改進了人類的穿著而聞名于世。中國的大黃、麝香等名藥很早就傳到了中亞和歐洲。交流是雙向的,印度佛教首先傳到了中亞,再經絲綢之路東漸,影響中國,這可從漢譯佛經的第一人安世高為古安息國(今伊朗高原東部)人得到證實,其后的漢譯佛經大師竺法護、鳩摩羅什更是久居甘、新絲路的僑民或混血僧人。原始佛教在這條有名的絲路上東進,受語言和民族等因素的影響,逐漸改變其外在形式。現已發掘的尼雅遺址佛塔、樓蘭故域佛塔均為上塔,就是佛教傳入途徑的最好物證。佛教醫藥隨著佛經傳入,并且對道家名醫葛洪、陶弘景、孫思邈等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同時中醫也對印度的吠陀醫學和佛教醫學施加影響,脈學著作被譯成梵文,但這方面的研究幾乎在國內外均處于空白狀態。絲路上的信息傳遞雖慢,但很準,如聽商人講述咀叉始羅(今拉瓦爾品第附近)有僧醫Ghosa善治眼病,中國帝王不遠千里將他請來,使王子重見光明。公元519年奉命出使西域取經的宋云到達烏場國,婆羅門僧醫治好他的病,回國后無疑對佛教醫藥加以宣傳,鼓吹引進。這是有文字記載的史實。3漢化佛教中的醫藥內容《大藏經》中包含佛教醫經的譯文,如:《捺女耆婆因緣經》、《溫室洗浴眾僧經》、《龍樹菩薩藥方》、《人身四百四病經》、《婆羅門諸仙藥方》、《天竺經眼論》、《婆羅門藥方》等。安世高、竺法護、佛圖澄、義凈等早期大譯經家均兼通醫藥,義凈等在譯經時還對地、水、火、風為病加以闡發。佛教名醫耆婆的萬物皆藥思想對孫思邈、李時珍等醫藥學家產生重要影響,藥物種數不斷增加;同時藥王和醫王崇拜的思想,對民俗民風的影響更是十分廣泛和持久。絲路上新出現的醫藥內容,如《耆婆醫方論》、從《千金翼方》保存下來的資料看,用藥既有天竺和西域所產,也有內地藥材,表現在藥物使用上的結合。有趣的是在吐魯番出土的《五臟論》醫學卷子,有署名為《張仲景五臟論》者,內中談及印度古代名醫耆婆;署名《婆五臟論》者,內中主要內容為陰陽五行,表明兩種醫學體系交流與競爭。僧醫臨床治病對象上至帝后,下至眾生。有從龜茲(今新疆庫車一帶)來的僧醫佛圖澄為趙王太子治好其它御醫束手無策之病。二十六史醫藥學家傳記中沙門洪蘊傳、法堅傳、僧智緣傳等均為當時著名的僧醫,甚好為御醫,另有道家陶弘京晚年受五大戒,歸銥佛門。孫思邈稱他“道合古今,學禪數術……,深入不二(不二法門),則今之維摩潔耳”。所著《千金翼方》是最早提到《大藏經》的醫籍,從“四大”醫理、醫德,到“萬物皆藥”的思想均予吸收,多處引用《耆婆醫方論》(二十六史未見著錄),有的可能是孫思邈本人發揮,如該書卷22所引“耆婆大土治人五臟六腑內萬病及補益長年不老方”,從方名到組成(紫石英、白茯苓、麥門冬、防風、芍藥)均為純中醫藥,只是冠以耆婆之名,于主治中夸大其辭(“萬病皆愈”),涂上“須持五戒十善,行慈悲心,救護一切”的佛教色彩,也可能是僧人為了傳教的需要而杜撰,但被孫思邈兼收并蓄。再有正史傳記雖未載其與佛門關系,但從《高僧傳》、《居士傳》內得證所信乃佛,前者如晉時高僧佛圖澄、于法開,后者如胡洽(《百病方》)、王肯堂(《證治準繩》)。故僧醫當是以佛事為主,兼行醫道,而醫僧則是以醫為主,信仰佛教而已。無名氏僧醫,治好頑疾亦見于史書,如宋書符瑞志記錄一沙門用黃散治愈皇帝經年不愈的手創的案例,此種黃散日后皇帝征伐受傷累用見效。據很不完全統計,與佛教有緣的有名氏醫者有30余人,無名氏更多,把二十六史傳記和歷代高僧傳中提到的僧醫或醫僧全部整理出來,估計有百余人之多。其臨床經驗必有可取之處。天王補心丹源于“毗沙門天王奉宣和尚神妙補心丸”以及印度和西域香藥的大量引進并形成活血化瘀、芳香開竅一類治則就是明證。寺院醫學盛行。寺院醫學(monastic medicine)隨著佛教的昌盛而興起,亦隨佛教的衰落而近于消失。南齊蕭子良等曾設“六疾館”(佛教醫院的雛型),北齊天竺僧人那連提黎耶曾設“癘遷所”,把隔離麻風病人的措施介紹到中國。釋智巖于公元643年在南京辦佛教醫院。武則天執政時期大興佛教,撥款辦病院,此種作法大約持續了一百多年。唐懿宗咸通8年(公元867年)大病初愈,既復興佛教,又加強佛教醫院僧醫的培養和管理。浙江蕭山竹林寺建于南齊,該寺女科肇始宋代,清初流傳于民間,《竹林寺女科》遠近聞名。寺院種藥、貯藥、施藥的傳統還經金具和向傳到日本,唐伯提守即有施經院。僧人乞藥用于制藥治病,有倫敦博物館圖書館藏敦煌卷子S.5901為證。“名山僧占盡”,設在荒郊野嶺的寺院,條件自不如城鎮優越,但自采草藥和武僧跌打損傷藥的創用是其特點,五臺山、峨嵋山、九華山、普陀山、蒿山等處就留下不少方藥有待挖掘整理。此外,敦煌石窟的醫藥卷子和部分壁畫上的動植物可能與醫藥有關;龍門石窟的藥方洞刻有初唐方劑100余首;內蒙遼代古塔的天宮中發現有距今1000多年的藥材,均提供了寶貴的佛教醫藥實物證據。即使到了酉醫藥和中醫藥保健體系大普及的今天,少數寺院仍堅持辦義診所,少數僧人仍堅持行醫,如福州開元專的堤潤法師,在用草藥治療疑難病癥方面,海內外皆有盛名。值得注意的是,佛香在寺院的廣泛使用,除心理氣氛的營造作用外,焚香過程中釋放出的化學物質多有環境消毒作用,香湯浴沐和涂香更有皮膚直接吸收的效果,其防病保健作用不言而喻。蘇軾詩《佛日山榮長 老方長五絕》云“……水沉(即沉香)銷盡碧煙橫;道人(即和尚)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栗 湯。”正是寺院生活的真實寫照。對本草方書的影響表現在吸收外來藥物因地制宜地配制良方。《名醫別錄》首載沉香、薰陸香(乳香)、雞舌香、藿香、詹糖香、楓香、蘇合(香)、紫真檀木等,表明其著作年代不會早于東漢末年,梁陶弘景認為這些香很少入藥,主要是供合好香用,而合香又主要是供進香者用。《唐本草》首載的安息香、龍腦香、蘇方木、胡椒等至少在晉代佛閣澄時已引進,只是未見本草收錄而已;新增的河梨勒、毗梨勒和庵摩勒,佛醫奉為“三果”,見于經典,在兩漢時已流傳于西域,已故當代名醫凌一揆曾指導藥廠開發三勒漿口服液,主要原料就是“三果”。《圖經本草》轉述張仲景面煨河子治氣痢,可能屬實。《傳信方》記載劉禹錫之子患赤白痢久治不愈,服河子湯甚效,而河子甘草湯正是廣州法性寺的常用方。至今藏藥中三果仍為極常用藥物。李時珍《本草綱目》引據書目中就有《金剛經》、《金光明經》、《圓覺經》、《法華經》等,并記述20余種外來藥物的梵名,從而推測李時珍還查閱過《翻梵語》之類工具書,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的來源之一是釋氏書和《五臺山志》等佛教地志類文獻,峨嵋山僧采普賢線以為上藥,福州開元寺造優質建曲、靈隱寺僧治外痔的事跡賴以保存。特別是據《五臺山志》發現寺僧采旱金蓮作茶待客,現已開發成治上呼吸道感染的金蓮花片。康熙大帝親自從五臺山移栽金蓮花于避暑山莊,有詩句“曾觀貝葉志金蓮”,透露此帝信佛,且竭力尋找佛經中中土不產之圣花的代用品。世宗更謂:“虛空獨有金蓮號,圖譜考莫從我來。”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前代確實將此種植物與佛教聯系起來。此例可證佛教在傳播過播過程中與當時當地實際相結合促進了新草藥的開發利用。4佛教醫藥的前途 原始佛教醫藥本是“四體液”和“三體液”論的混合體,同時又繼承了婆羅門和沙門的醫學思想在其傳播過程中還不斷吸收各民族醫藥而擴一充并豐富起來,但在遇到中醫藥體系后,卻不能;將其同化,反而被中醫藥體系所異化,即使是隋唐鼎盛時期,亦未能動搖陰陽五行和臟腑理論,這種歷史過程說明三體液與陰陽、“四大”與“五行”。千年碰撞仍難以融合,但不等于說中國無佛教醫藥可言。所謂佛教醫藥,當是指僧尼自救或救人所用的一種科學手段,藥物的或非藥物的療法都包括在內,采用什么種類的醫療思想,產于何地的藥物并不是劃分佛教醫藥和非佛教醫藥的界限。其地位不亞于民族藥,而且是跨民族的,是傳統醫藥學的重要分支。原因就在于僧尼是一種特殊的群體,所處的人文自然環境亦有特異,循此思路前進,我們將從《大藏經》和相關文獻。以及殘存于現代的醫療經驗中,發掘出有效新方藥,為大眾健康服務。藥王崇拜思想的傳播有深厚的群眾基礎,佛經中藥(醫)王Vaidyaraja就是佛的化身,有時直呼藥王(師)如來或藥王菩薩,都是崇拜的偶像,在拉薩和陜西耀縣都命名了類似的藥王山。藥王廟幾遍全國,本世紀上半葉的北京就有9座之多。古印度名醫香婆Jivaka與佛同時代,倍受孫思邈的尊崇,稱為“大醫”。后世印度僧人常以耆婆為姓,高僧鳩摩羅什之母為龜茲(今新疆庫車一帶)國王之妹,亦取名耆婆,故有鳩摩耆婆之號,甚至山水鳥魚均以耆婆命名。宋代以后開始尊奉神農、扁鵲、韋慈(ci)藏(zang)等(deng)為(wei)(wei)(wei)中華藥(yao)王,并形(xing)成廟會交易藥(yao)材的(de)(de)盛(sheng)況。以當代(dai)(dai)醫(yi)藥(yao)學問最大者(zhe)為(wei)(wei)(wei)藥(yao)王的(de)(de)風俗更貼近(jin)生活(huo),這是因為(wei)(wei)(wei)難治不治之癥(zheng)永無(wu)止(zhi)境,長壽的(de)(de)企(qi)望永無(wu)止(zhi)境,名醫(yi)效應將伴隨任(ren)何一種社會形(xing)態至永遠。藥(yao)物資(zi)源開(kai)發(fa)利用的(de)(de)新途(tu)徑:坐(zuo)禪飲茶、佛(fo)香醒神療(liao)疾(近(jin)代(dai)(dai)花香治病為(wei)(wei)(wei)自然療(liao)法者(zhe)極(ji)力倡導(dao)),以及(ji)具(ju)有特殊療(liao)效方藥(yao)的(de)(de)挖掘(jue),都是與佛(fo)教宗(zong)旨一致的(de)(de)行為(wei)(wei)(wei),而且大有可為(wei)(wei)(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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