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虧空和王朝崩潰什么關系，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一般地說來，財政乃一個國家最重要的部門，日常的開支用度都是取之于此，若財政出了問題，各種事務的執行、機構的運作便也會跟著出些問題，輕則要錢無錢干著急，重則官逼民反民就反。縱觀我們的歷史，一多半朝代是被農民起義斷送的，而農民怎會輕易去送命呢，那只有一種可能，就是吃不飽飯了。農民吃不飽飯，本來有政府的救濟糧可以吃，無奈財力有限，買不來那許多的糧食，硬是餓著了那些荒民。一切問題說到底還是錢的問題，財政虧空與王朝崩潰之間還有不少的中間環節，下面讓我們一個個說。
一、 首先，讓我們看看財政虧空是如何引起的
本來一個國家開國之初還能頗為節儉，一番蒸蒸日上的景象，可為什么一到后面，就不行了呢，首先我們的說一說特權階層。
皇室剛開始也沒幾戶，可是隨著時間的增加，皇室及其子孫掛迭綿延、繁衍日多，男丁女眷由此散開去人口不少，在古代這些都是特權階級，不勞動、不繳稅，國家養著，開銷用度全由財政支出，這一大群的特權階層日漸消耗著有限的財政。
除了皇帝還有大臣、功臣之后，有功名的鄉紳之流，這些人的田產、副產均是不需要繳稅的，一開始他們可能也沒有幾畝田，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特權日益發揮了作用，土地于是開始兼并，大量的農民被收歸其下，不再繳稅，這就意味著原來供給國家賦稅的那部分農民，被藏匿于特權階層之下，其勞動成果被特權階層占有，而無需再向國家繳稅，這等于是特權階層與國爭稅，財政虧空指日有待。最基本的農田稅、副產稅等等通過這種隱匿的形式被免除了稅費、又有大量的勞動人口通過這種形式失去了人身自由無法為國庫繳稅，國庫的稅只會減少不會增加。
除了特權階層，其實本來的消費也就在逐漸瘋狂化，財政用度再多也經不起揮霍，更不用說，隨著帝國機器的日漸龐大，帝國官僚層層貪墨，稅收歸于國庫日漸稀少。國家的財富來源于各種資源，比如鹽稅和鐵稅，早些時候，鹽稅還可以從京城近邊之處得到很多，鐵稅也是可以于京城附近獲得不少，但隨著資源的耗減，鹽鐵日漸不好找尋，需要從遠離京師的地區獲得，這樣其實就逐漸增加了獲得鹽鐵的成本，拉長了鹽鐵的供應線，增多的生產、運輸的成本，再加上經過的地區、官員也多，層層剝削、貪墨，到了朝廷之手的少之又少。
比如，皇宮用材一項，周秦漢唐還能在終南山、驪山、中條山周邊采伐到棟梁之材和名貴木材，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用多而材木長成難，資源只會愈加匱乏，不得已要從更深的山、更遠處的更深的山，甚至漂洋過海到東南亞才買用材，如此以來，原來手邊就有可用之材，后來要到更遠處找尋，運輸成本、人力成本幾何級增長，所經人手一多，期間又有貪墨情事，光宮殿建設一項，千年之間的成本已經憑空增加不少，可是賦稅收入并無增加，財政豈能不吃力，尤其遇到需要大力花錢賑災的時候。
二、 其次，我們再看看財政如何拖垮一個王朝的
財政收入最初還可為繼，慢慢地顯示出疲軟之態勢，平常日用開支還可勉強維持，就是難敵軍國大事、賑濟災民帶來的用度。到財政拮據之時，像明朝的嘉靖皇帝就連賞賜也賞不起，就連修補宮殿都難籌措經費。
為了增加財政收入，維持日漸增多的支出，就不得不改制。歷來有不少例子，比如較少宮內宮女以較少宮廷開支，但是這都是九牛一毛，毫不抵事。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古代各朝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抑豪強、抑貴族。豪強、貴族在獲得特權之后，兼并土地日多、收買人民日多、生活豪奢極欲，即便國庫空虛，這些特權階級亦是富的流油。抑制這些特權階級，讓那些不交稅的田地和人口重新繳稅，這必然動了特權階層的奶酪，平時尚無事，一到風雨飄搖之際，這些人就起而造反了。
另外，增加民稅，苛捐雜稅一日盛于一日，寅吃卯糧之事常常有之，民不聊生也常常有之。商稅也日益增加，大商人不懼怕繳稅，但也經不起政府的日盛一日的催納，小商人自然是一點也經不起折騰的，商稅一增，立馬完蛋。平常年份，農民繳稅過多，還能勉力忍受，吃糠咽菜，也是毫無辦法，有余力、腦力者或經商、或從事副業、或匿于特權階層，茍延殘喘。商人亦是如此，商稅雖重糊口要緊，因為他們懂得，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沒有國家的穩定，就沒有商人的商業。但是，國庫日益虧空，富商大賈的財富就成為救急之用，找個一二名目、抄沒家財，充當國用，也是一種手段，什么都是朝廷的。如果財政實在虧空到補不上，入不敷出，那只有東挪西借、拆東墻補西墻，先從克扣官員的俸祿開始，官員被克扣了俸祿就像公司員工被停發了工資，不出幾日，便難以維持。
總而言之，財政不能虧空，虧空了就得趕緊補上，抑制豪強得罪了特權基層、增收民稅得罪了普通民眾、克扣工資得罪了政府人員，平時偶有得罪還不要緊，大家都可以忍一忍，但隨著虧空的時間增長、貪墨之人的增多，這些拆東墻補西墻的措施總得露出馬腳，一旦不能繼續勉力維持，一遇災年，饑民嚎啕向君父祈食，結果國庫囊中羞澀，那時，饑民眼里還有什么君父，起而造反，豪強趁機擾亂，商人竄入、官員內應，一個王朝豈有不崩潰?
三、結語
還得是能有充足的財政收入，滿足國家一切的開支，既能開源又能節流，才能細水長流。偶有天災人禍，拿錢就可擺平，而不用東拼西湊，拆墻補墻。明朝嘉靖開始就財政勉力維持，直到萬歷逼不得已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才有了隆萬中興，但總歸改革難以徹底，既無法開源，又難于節流。稅賦一日重于一日，可是國庫卻一日比一日空，官逼得民不得不反，于是明朝最終還是死于弄明起義之手。
衣食最重要，只要一個王朝能都保證民眾衣食無憂，民眾何來以怨報德之行呢?傳統社會的國家，有一大半死于財政虧空就不難理解。
所以總的來看，導致西漢衰敗的原因有很多，不過我個人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原因還是因為當時的宦官和外戚干政確實比較的厲害。
在中國的封建王朝當中，除卻內部穩定因素以外，經常會發生區和周邊少數民族進行戰爭的情況。在漢朝時是一個對少數民族的政策，有著較大變化的時代。在漢武帝時期，主動向匈奴開戰，留下了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歷史佳話。
但是在這一場戰爭中，漢朝服也是面臨著巨大壓力的。作為一場戰爭消耗最大的，莫過于在財政方面。而在漢朝時通過對于財政進行改革，使得將戰爭帶來的壓力有所緩解，又維持了社會穩定。
不得不說，漢匈戰爭引發的漢朝財政改革，奠定了中國封建王朝兩千多年的財政雛形，以至于在后世的財政發展當中，基本以看到漢朝時的影子。而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是如何在戰爭中進行財政改革的呢？
一、漢初無為而治的政治主張，為財政發展埋下隱患
（1）秦末戰火的影響，漢初統治者采取放任的財政政策
在漢朝之前，百姓經歷了秦朝末年紛亂格局的影響，生活苦不堪言。然而這一時候不僅是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當時社會生產、商業經濟等呈現蕭條景象，可以說是一個百廢待興的局面。
因此，在漢朝建立以后統治者接受了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對于國家經濟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使得百姓得到了休養生息的機會。在這一時候的漢朝里，為了實現對社會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接受秦朝滅亡的教訓、采取無為的政治思想，這是屬于這個亂世剛剛結束時候的一個正確方式。
漢朝建立以后，雖然在中央官制上繼承了秦朝的傳統。但對于百姓稅收的政策也是不同于秦朝時期。雖然這一時候的漢朝為了養活龐大的管理體系，需要大部分的財政支出。但是這時候吸收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的漢朝統治者對于秦朝的官制進行了簡化，同時也節省行政管理方面的支出。
與此同時，在漢朝初年，為了使得百姓能夠有一個較好的恢復環境，漢朝的機構現出非常簡潔的形式。除卻三公九卿以外，便是通過簡單的層級管理，并沒有過多干擾民間的經濟。
可以說，在經歷漢初六十年的發展，才得以有充實漢朝國庫的機會，而正正是為此奠定了漢初早年采取了較為自由的財政政策。然而，針對這一情況，對于漢朝初年的生產發展還需要多方助力，為此漢朝統治者極力構建穩定的內外環境。
（2）為減少戰爭破壞，漢初統治者以和親的方式減少財政支出
這一時候的漢朝，雖然呈現一派欣欣向榮景象，但卻隱藏著一些外來侵略的危機。在漢剛走，劉邦登基以后，針對外來政權采取的方式便是和親。在中國北方民族承載著匈奴這一個強有力的少數民族政權，他們經常南下侵擾漢族邊界。
為此，經常與漢族政權發生斗爭。歷史上有名的萬里長城，便是為針對抵抗匈奴鐵騎而建造的。在漢朝時，為了穩定外部局勢，漢初的統治者選擇派出皇室女子和匈奴統治者和親，這就得以安撫如狼似虎的匈奴。
漢初統治者采取這樣的方式，為自己外部環境的穩定創造了一個良好條件。不僅如此，通過和匈奴和親，這就為自己政權的發展得到了一定的緩沖階段，經過這一時候的漢朝，已經是一個逐漸走上正軌的封建王朝，他們在這幾十年中獲得迅速發展，實力逐漸強大起來。
而且憑借和秦正陽的手段，能夠減少戰爭，這樣極為消耗國家財政的方式，有利于減少財政支出。還在之后，漢朝統治者便有了向匈奴開刀的想法，于是便通過和親這樣的方式、暗暗蓄力發展軍備。然而一山不容二虎，在漢朝和匈奴之間最終必然爆發戰爭。
二、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在戰爭中進行的財政改革
（1）鹽鐵官營，建立國家壟斷制度、增加稅收
在漢武帝時期正值漢朝國家鼎盛的時期，因此，為了自己政權穩定著想，漢武帝下令向匈奴開戰。然而，一場戰爭是一次燒錢的行動。
這對于國家財政造成的壓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對于雄心大志的漢武帝來說，停止討伐匈奴幾乎是不可能的，為此，他對于漢朝的財政進行了改革，同時也因為這次改革，漢朝的財政奠定了封建王朝兩千年的雛形。
在進入戰爭時期，漢朝的軍隊并不能像匈奴一樣，通過以戰養戰的方式減少自身的財政壓力。相反，漢朝需要更大的財政資金的支出，以繼續延續這一場漢朝與匈奴之間的戰爭。
在這一次壓力之下，漢武帝對于財政進行了改革，建立了國家壟斷的機構。在漢武帝的財政改革措施中，最為出名的便是鹽鐵官營。在當時作為和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食鹽，可以說是這個國家的支柱性產業。
同時為漢武帝為了自己戰爭的需要，對于制鹽行業加收了重稅。但是這卻并不能夠滿足一場龐大戰爭的需求，于是漢武帝就開始動起了小心思。
他將鹽這一行業的所有權利收歸到國家手中，由國家統一建立了相關的作坊，以供應全國的食鹽，通過這一方式，漢武帝實現了財政收入的增長。在除卻戰爭的需求之外，國庫還有些許剩余。
而不安分的漢武帝又盯上了鐵這一行業，鐵不僅僅是作為家庭農具生產的重要原料，同時也是戰爭兵器鑄造的原料之一。為此好利，又將鹽的開采權和經營權收歸到國有，對于民間商人私自開采賣的行為進行嚴厲打擊，對此，他建立起了一套鹽鐵官營的制度，這也是當時最早的國企。
除了建立國企以外，為了推動商業的發展，漢武帝還進行了貨幣改革，在推動商業發展的同時，也增加了國家收入。
（2）改革貨幣，推動商業發展、增加商稅收入
在古代的貨幣經常是由政府做鑄造的金屬貨幣，這也成為了封建王朝成功操縱經濟發展的法寶。在漢朝時，由于戰爭的虧空，導致了國家財政入不敷出。
然而，在漢朝初年貨幣的鑄造權是經過國家下放到了冥界四人手中，而漢武帝為了能夠從中增加自己給的商稅收入，便將這一鑄造貨幣的權利收歸國有。
漢武帝對于貨幣進行了創新，鑄造出了不同的貨幣，同時又這一時候頒布了要收取鑄幣稅的命令。除了通過這一個稅收能夠從民間獲利以外，漢武帝盯上了諸侯，他強制要求諸侯必須使用自己的貨幣，同時也必須將這個作為每年上供的貢品。
然而，當時皇室享有全國礦物的2/3，因此，鑄造社交貨幣之間存在的差價，就使得當時的稅收得到了成倍的增長。而且通過這樣的發展，使得商業中流通的貨幣越來越多，進一步推動了流通產業的發展。
在漢武帝時期，這樣的手段使得國家稅收能夠支撐長期對匈奴作戰的需要，不僅如此，通過這樣的方式，不僅將原本分散的鑄幣權收不到中央，同時又能夠收到不菲的民間財富。
這一首金融壟斷可以說是經濟學上較為成功的資本運作。但是，戰爭的消耗遠遠超過了漢武帝的想象，為此他做出了一個影響后世最為深遠的決策。
（3）必要時期的措施，漢武帝采取了賣官爵的舉措
在長期的戰爭影響下，漢武帝面臨著極為嚴重的財政危機。為此，漢武帝做出了賣官鬻爵的決策，這成為了后世王朝，一旦出行財政危機和斂財的重要解決手段。
漢武帝針對以前的二十等軍功爵制進行了發展，明碼標價這些官位的價格。然而，這些職位僅僅供個人享用，這些人在上戰場以后，大部分的都犧牲了。
而這些職位又逐漸空下來，于是新一輪的斂財行動，在漢武帝的支持下，又開始如火如荼的進行了下去。但是這樣的方式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問題，經濟長期發展以后，對于國家的管理階層出現或亂，因此，買官爵只是漢武帝在緊急時候采取的必要措施。
三、漢匈戰爭三百年，奠定了往后王朝的財政格局
漢朝和匈奴之間發生了長達百年的戰爭，然而，這也為漢朝財政的發展變化提供了條件。在這三百多年的戰爭中，先有漢初統治者為維護穩定，采取了和親以減少軍事戰爭的目的。
而在這之后，漢武帝又通過建立國家壟斷的企業和金融壟斷的手段，對自己的戰爭消耗聚攏了雄厚的物力財力。
然而，戰爭不愧作為一個極為燒錢的行動，就連賣官爵這樣混亂的情況都成為一個被允許的事情。因此，這于后世封建王朝的財政影響是一旦發生戰爭，便經常會發生此類事件。
結語：
漢朝和匈奴的戰爭奠定了中國封建王朝的財政雛形，這是在戰爭中得以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深刻證實了戰爭的燒錢是常人無法想象的。因此，我們更需要珍惜今天這個和平時代下的美好生活，任何妄圖挑起戰爭的行為，我們都應該與之斗爭，須知和平來之不易。
在中國傳統社會每一次整合過程中，社會的經濟結構與政權結構是具有同一性的。這說明朝代更替的起點是相似的。下面我將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分析。
與歐洲中世紀相比，中國傳統社會絕大多數時期的土地所有制是“地主制”，只在某些個別時期和個別地區存在“領主制”，而歐洲傳統社會的土地所有制主要是“領主制”。可見，早在戰國末期開始允許土地買賣到后來逐漸形成“地主制”這一過程，似乎就已經預示著中國傳統社會與歐洲傳統社會的發展分道揚鑣了。秦國在商鞅變法以后，“地主制”在秦國確立，并得到了長足地發展，使得秦國成為了戰國后期最富強的國家，為秦朝統一奠定了經濟基礎。可以說，秦朝的建立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以至于使得中國傳統社會與歐洲傳統社會的發展之路更加不同。
首先，“地主制”在中國傳統社會確立下來，并且在農業上呈現出小農家族經濟的結構。尤其是“土地成為一種特殊的商品以后，它就可以買賣，這就意味著土地所有權對土地的壟斷、獨占的權利可以轉移，可以積聚……占有土地就能夠獲得地租收入。這樣就產生了以追逐土地所有權目的的競爭與壟斷”（《競爭與壟斷——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特殊性》，蕭國亮，1991年）[2]，使得土地成為了獲得社會財富的最重要的手段。在中國傳統社會，“農業是國家經濟的主要支柱，統治階級維持其統治的費用主要來自農業。由于歷朝歷代長期強化，農業交納農業稅成為天經地義，俗稱其為‘皇糧國稅’”[3]。可見，從中國傳統社會發展的事實來看，土地成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國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整個中央集權國家機器的運行的經濟來源主要是從土地。
其次，“在小農家族經濟結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上層建筑形成了其獨特的政治結構。這一政治結構由三個要素組成，即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國家、家長集權的專制主義家族以及溝通二者的官僚集團”（《競爭與壟斷——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特殊性》，蕭國亮，1991年）[4]。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是中國古代傳統社會政體的核心特征。劉順在《“國家主義”與重農抑商政策》（中國經濟史論壇2003-11-27）一文中談到：所謂的“國家主義”，即指在社會的經濟、文化生活中，“國家”處于一種突出的被強調的地位，它更多是社會生活的實際策劃者和組織者。而中國幾千年的實際政治卻是專制政治。政治權力的根源系來自君而非來自民，于是事實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體，由此所謂的"國家主義"也便轉而為“君本主義”。中國傳統社會也正是在這種“君本主義”下形成了“大一統”的傳統，這一傳統到漢武帝時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從此，“大一統”的思想深入人心，成為了一種社會意識。
其三，“大一統”的集權統治需要一種與之配套的經濟政策的支持。在劉順的《“國家主義”與重農抑商政策》（中國經濟史論2003-11-27）一文中，作者著重分析了“大一統”的中國在政治上的集權主義必然產生經濟上的重農抑商政策的原因。他說，專制君主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不是純粹的“君權神授”，還要看他的行為是否符合民意。君主一方面要維護“家天下”的權力，一方面要考慮民眾可承受的壓力。但前者是君主最先考慮的。為了維護集權統治，他必須確保社會上沒有可以實際威脅中央集權的社會勢力。“豪強地主”和“富商巨賈”無疑是威脅當政者的兩大因素。“重農抑商”政策在解決上述因素影響的過程中起到了一種左右社會輿論的作用：“重農”一方面可以拉攏有擔當精神的士大夫集團，另一方面又可以收攏天下的民心；而“重農”的過程自然而然就要抑制“兼并”，從而給了限制“豪強地主”一個合理性的要求。“抑商”無疑是對“富豪巨商”最直接的打擊，打擊手段有兩種：一是在經濟政策上將諸多商品收歸官營，以斷絕商人牟利的根源；二是在社會意識中努力形成一種以"商"為賤的風氣。這樣，中國傳統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很緩慢，商人的社會地位較低，人們競爭財富的最主要途徑還是土地。
由于以上的三點原因，首先在政權結構上，每當前一次王朝覆滅后的傳統社會整合過程中，一方面，新的社會階層沒有發展并形成，實力強大的社會階層的經濟基礎仍然是基礎雄厚的農業，而不可能是其他基礎薄弱的經濟如商業，這些社會階層要建立的政權必然也是依附在土地上的；另一方面，“大一統”的思想深入人心，在沒有新的思想的沖擊下，建立君主專制國家成為必然選擇。于是，政權結構并沒有較前面的王朝有所改變，依然是君主專制統治。其次在經濟結構上，由于商品經濟受到抑制，爭奪土地所有權仍然是獲得社會財富的最主要手段，圍繞著土地所有權展開的競爭與壟斷，使得傳統社會的土地所有制經濟在傳統社會長期延續下來。
以上的分析說明了在中國傳統社會每一次整合過程中，社會的經濟結構與政權結構呈現出同一性的特點，從而導致了傳統社會王朝重構的同一性特點。于是，大多數王朝建立以后，社會政治結構與經濟結構幾乎都有著相似的特點，這為中國古代王朝的更替呈現出循環的現象提供了起點方面的解釋。對于中國古代王朝更替的終點方面的解釋，我將在下面“王朝衰落的必然性”中給出解釋。
二、王朝衰落的必然性
新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國家建立以后，社會往往呈現出一種百廢待興的景象。首先，為了穩定社會、安撫民心、促進生產的發展，新的政權統治者往往會對土地進行重新分配，打擊“豪強地主”，將許多大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沒收，然后分給建國有功的官員以及普通平民。這樣，社會上的土地分配相對分散，自耕農的數目較多，地主階級擁有的土地相對不那么集中，佃農的數目相對較少，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較高，農業生產發展較快。其次，由于農業發展較快，自耕農數目多，國家的賦稅收入來源充足，賦稅收入穩定增長，用于農業生產如農田水利方面的投資較多，農業生產技術進步較快。再次，王朝政權剛剛建立，政府的管理并沒有深入到每一個方面，官僚組織機構精簡，運行成本低且效率高。第四，在大多數情況下，新王朝的帝王和貴族往往汲取前面王朝滅亡的教訓，生活比較節儉，奢侈消費的欲望暫時得到壓制。總的來說，王朝初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都很快，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然而，隨著王朝的進一步發展，導致王朝衰落的因素逐漸滋長起來，并且這些因素的發展具有不可阻擋的內在趨勢。最終各種因素綜合在一起，使得王朝衰落成為必然，既而走向覆亡。下面我就來具體分析這些因素的發展的內在趨勢。
1．土地不斷集中的趨勢
中國傳統社會土地的集中趨勢是歷史事實，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鄉曲”反映了漢代文景時期土地的集中趨勢。蕭國亮教授在《競爭與壟斷——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特殊性》一文談到了集中的原因：“新王朝通過短暫的恢復時期以后，經濟有了發展，與此同時土地所有權的競爭開始趨于激烈，自耕農的數量逐漸減少，他們出現了分化，少數上升為地主，多數淪為佃農……”。他認為對土地所有權的競爭與壟斷將會導致土地的集中。這種競爭與壟斷的形式表現在各個社會階層都在極力購買土地。如“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后漢書集解》，卷28上，第3頁）[5]，“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與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史記會注考證》，卷81，第16—18頁）[6]，反映了商人和富豪貴族購買土地的情形；“衣食有余，稍能買田宅三五畝，出立戶名，便欲脫離住戶而去”（《五峰集》卷二）[7]，“累其盈余，益市田數畝”（張屢祥：《補農書》附錄四，《生計》）[8]，反映了佃農和自耕農對土地的追求。他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土地的買賣是土地集中的一個原因。不過單純的土地買賣還不足以導致土地不斷的集中趨勢。細想下來，自耕農的土地基本能夠維持生計，那他們為什么要把土地出賣呢？他們難道愿意拿著賣掉土地的錢去當佃農，受地主的剝削嗎？事實上，自耕農之所以會破產而變賣土地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農業生產對自然環境天然的依賴性，決定了只要有自然災害發生年份，自耕農便不能自給自足、維持基本的生計；其次，自耕農在農業上的經營不善也會導致自耕農的破產；再次，政治特權等其他因素也可能迫使自耕農將土地出賣；最后，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不斷增加的賦稅使得自耕農破產。對于最后這一點，我在后面分析“賦稅增加的必然趨勢”的時候還會具體闡述。
2．官僚組織機構的擴張
對于官僚組織機構擴張的原因，由于不屬于純經濟學范疇，我只是借用別人的分析結果來說明，并且在后面的經濟學分析中將其視為給定的。于友法在《中國封建官僚機構膨脹成因分析》（煙臺師范學院學報第18卷第2期）一文中給出了三個原因：其一，管理分散的自然經濟與政府管理技術的落后性之間的矛盾導致官僚機構的設置趨于膨脹；其二，君主專制集權必然導致部分分權，官僚機構臃腫重疊；其三，君主專制在人事制度上的政治恩賜與競爭機制導致冗員的增加。從現代官僚行政組織的研究理論來看，“帕金森定律”描述了官僚組織機構易于發生而又極難改進的近似病態的多種現象，其中就有一條“冗員增加原理”[9]。這說明，官僚組織機構的膨脹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趨勢，對于古代王朝來說，尤其如此。
3．統治者消費擴張天性
“統治者既然以天下四海為自己的私產、以國民為‘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財貨以事其上者’，那么竭天下之財以厭一己之私就是這種權力制度與生俱來的本性——這在統一的皇權國家建立伊始即秦始皇時就充分顯露了出來，即班固所說：‘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10] 這種本性使得帝王與貴族們的消費有一種天然擴張的趨勢。當然，統治者消費欲望在一定時期會有所壓制。在王朝建立初期，政權需要鞏固，個人權利需要加強，統治者大多會抑制自己的欲望，勤儉節約。如歷史上的“文景之治”，明朝的朱元章等。但是，一旦政權得到鞏固，社會安定，個人權利基礎牢固，統治者的消費欲望便沒有了其他約束。沒有約束的欲望必然導致消費的擴張。歷史上的朝代往往到中期以后，統治者的欲望就會突顯出來而一發不可收拾。
4．賦稅增加的必然趨勢
隨著王朝周期性始末興亡的變化，賦稅制度必然相應地一次又一次從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轉向誅求無度，直到最后因“民力殫殘”而重蹈王朝崩解的覆轍。那么，這種賦稅增加的必然趨勢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從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央集權國家財政支出增加的內在趨勢。第一，當官僚組織機構膨脹以后，官僚組織的運行成本增加。而巨大的行政組織的運行是要靠國家財政來維持的。這樣，中央集權國家為了維護行政組織的運行，財政支出需要增加。第二，靠國家賦稅供養的統治者的消費擴張趨勢也會使得財政支出具有擴張趨勢。除開上面的兩點主要原因外，“隨著統治者集權統治的深入，也會使他們要承擔更多的義務，他們將人力和財力分散到公路、運河、防御工事和邊疆戰爭上”[11]，這也會導致財政支出的增加，從而中央集權國家有加大賦稅的傾向。但要注意的是，在財政支出的增加的過程中，消費支出的比例是在不斷加大的，社會投資支出如農田水利的投資比例往往有下降的趨勢。其次，土地所有權由于內在經濟因素而導致一定程度的土地集中趨勢，自耕農減少，佃農增加，地主擁有的土地增加。而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國家的大部分賦稅都是由自耕農承擔的，大多數地主階級憑借其財力與統治者以及官僚勾結，交納的賦稅水平低于自耕農，這樣，賦稅轉嫁到了自耕農的頭上，自耕農成為君主專制國家財政收入最大的來源。這樣，土地集中帶來的自耕農的減少，使得君主專制國家的稅源出現不足，但是財政支出的日益擴大必然會導致自耕農賦稅負擔加重，從而更多的自耕農在原來的土地上無法維持生計而破產，成為佃農，土地集中進一步加劇，自耕農進一步減少，稅源進一步減少，于是賦稅的增加出現惡性循環的情形。事實上，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國家也注意到了這種惡性循環的惡果，當他們的財政支出需要增加時，便會尋求其他稅源來充實稅收。最常見的辦法是將賦稅擴大到商業，加大商業的賦稅力度。而在商業方面，賦稅的重要來源通常是一些政府專賣產品如鹽和鐵，但這些商品的需求彈性很小，是每一個家庭都很需要的商品。因此，轉向商業的稅收并沒有在很大程度上減輕自耕農的稅收負擔。而且，各種稅收名目的增加，使得各級官吏非法征收賦稅變得更加容易。于是，賦稅形式從單純的農業稅轉變成名目繁多的其他賦稅形式，實際上變相增加了農民的稅收負擔。
5．人口增加的自然趨勢
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大統一時期，人口通常都是呈現出穩定增長趨勢的。人口的自然增長趨勢可以用生物學上的生物自然繁衍、增長的規律解釋：在適宜的條件和環境能夠承載的情況下，生物種群的數量呈現出J型增長態勢。當然，人類不同于一般的生物，人口的增長不僅受自然環境和食物的影響，還受到社會和文化的影響。但中國的文化向來是鼓勵人口增長的，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中國社會的小農家族結構也傾向于人口的增加。于是，在傳統社會和平時期，人口呈現出穩定趨勢。如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總人口7055萬人，到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達到了1.9億人，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大約是0.5%。[12]
6．各個因素的綜合機制
以上幾個因素都是王朝發展過程的內在趨勢。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最終導致了王朝衰落的必然性。那么，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導致王朝衰落并最終走向滅亡的機制是什么呢？下面我將具體闡述這一機制。首先，對土地所有權的競爭以及其他因素如自然災害、經營不善以及強權政治等導致了土地的初步集中，自耕農的數量減少，佃農的數量增加，地主的土地占有量增加。一方面，自耕農的減少使得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國家的財政稅收的納稅人減少；另一方面，大多地主階級憑借財力與官僚勾結，規避賦稅。于是，國家財政收入緊張。其次，官僚組織的膨脹和統治者消費的增加導致國家財政消費支出增加，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國家需要增加財政收入滿足消費支出的增加。再次，財政收入緊張和財政收入增加的要求使得統治者提高賦稅水平。賦稅的提高加劇了土地兼并和更多的自耕農破產，于是納稅人進一步減少，財政收入更加艱難，必然又導致賦稅增加，土地兼并加劇，形成惡性循環。第四，財政收入艱難以及財政消費收入支出的增加，必然導致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國家對社會公共設施如農田水利的投資減少，從而社會生產的技術進步緩慢甚至停滯。第五，地主土地的增加導致土地不斷集中，社會資源的配置越來越不合理，社會勞動生產率下降。第六，一方面，社會技術進步緩慢與社會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導致社會總產出的增長緩慢甚至是下降，而人口呈現自然的增長趨勢，于是社會人均收入下降；另一方面，土地集中導致的資源配置不均，引起了收入分配不均。于是按照現代經濟學的觀點來說，社會呈現出既不公平又沒效率的局面，社會出現不穩定，矛盾激化，最終王朝走向衰落直到滅亡。
三、王朝更替的循環性
通過前面“王朝重構的同一性”和“王朝衰落的必然性”的分析，我們已經分別給出朝代更替的起點和終點的解釋。由于王朝建立是起點的相似性，加上王朝走向終點的必然性，于是中國傳統社會呈現出王朝更替的循環性。而且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傳統社會中，社會的發展似乎始終不能跳出這種王朝更替循環的局面。可以想象，要是清朝末期沒有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中國可能還將繼續走傳統社會王朝更替的循環之路，傳統社會的持續時間可能更長。不像歐洲那樣，當傳統社會晚期出現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的時候，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發展起來，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并沒有出現朝代更替循環的現象，而是被資本主義革命所推翻，最終步入資本主義社會。
第三部分 結語
通過第二部分的具體分析與闡述，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社會呈現出朝代更替的現象是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交織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個內在的、穩定的機制，在這個機制的作用下，傳統社會的朝代更替出現循環。當然，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因素無疑是機制中發揮作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硬要說經濟因素到底具有多大的決定作用、哪種經濟因素是最根本的話，我可以給出一個比較宏觀的概括：中國傳統社會朝代循環更替，根本的經濟原因在于傳統社會的土地所有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依附于傳統社會的土地所有制基礎上的君主專制國家無疑具有相似的運作特點和內在變化趨勢。君主專制國家機器的經濟支持來源于以土地為基礎的農業經濟，而這個依附于土地上的國家機器，其運行的內在趨勢必然加劇傳統社會的土地所有制下土地所有權內在的變化趨勢。這種土地所有權的變化趨勢，既不利于對君主專制集權的國家機器的經濟支持，也不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于是，國家機器運行出現困難，社會經濟發展不利出現社會動蕩。從而，在不利的社會環境中生存的、運行困難的君主專制集權國家最終走向覆亡。但社會的經濟根源即傳統社會的土地所有制沒有發生更本性的改變，同樣運行特點和內在變化趨勢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國家機器又重新出現，并開始著另一輪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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