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漢燦爛》文帝的歷史原型是光(guang)武帝劉(liu)秀，隨著劇情(qing)深(shen)入文帝會頒布度(du)田令(ling)，引(yin)發(fa)地(di)方上的叛(pan)(pan)亂(luan)，然后處置(zhi)了(le)叛(pan)(pan)亂(luan)者，劇中的很多(duo)反(fan)派(pai)也由(you)此下線(xian)，而度(du)田令(ling)引(yin)發(fa)叛(pan)(pan)亂(luan)的同時，還廢了(le)宣后。下面一(yi)(yi)起來了(le)解(jie)一(yi)(yi)下光(guang)武帝度(du)田的這段歷史。
劉秀為了清查核(he)實(shi)墾田(tian)(tian)畝數和戶口(kou)(kou)、年齡，下詔度田(tian)(tian)，秀還嚴厲打擊"度田(tian)(tian)"不實(shi)的(de)(de)官員，平息(xi)了由此(ci)引起的(de)(de)叛亂，使"度田(tian)(tian)"取(qu)得了成功。與(yu)"度田(tian)(tian)"措(cuo)施相一(yi)致(zhi)，光(guang)武帝執行抑強政策以限制和打擊豪強勢(shi)力，其政權(quan)并非代表豪強地(di)主利(li)益的(de)(de)"豪族政權(quan)"。"度田(tian)(tian)"事(shi)件后，與(yu)此(ci)相關的(de)(de)戶口(kou)(kou)調查與(yu)上計(ji)制度一(yi)直得到(dao)貫(guan)徹(che)執行。
“時州郡各遣使奏(zou)事(shi)，帝(di)見陳(chen)留(liu)吏(li)牘(du)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nong)可(ke)問(wen)，河(he)南、南陽(yang)不(bu)(bu)(bu)可(ke)問(wen)」。帝(di)詰吏(li)由趣，吏(li)不(bu)(bu)(bu)服，抵言(yan)於(wu)長安街得(de)之。帝(di)怒。時東海公年十二(er)，在幄后言(yan)曰：「吏(li)受郡敕，當欲(yu)以墾(ken)田相方耳。帝(di)曰：「即如此，何故言(yan)河(he)南、南陽(yang)不(bu)(bu)(bu)可(ke)問(wen)？」對曰：「河(he)南帝(di)城，多近(jin)(jin)臣，南陽(yang)帝(di)鄉，多近(jin)(jin)親，田宅逾制，不(bu)(bu)(bu)可(ke)為準。帝(di)令虎賁詰問(wen)吏(li)，吏(li)首服，如顯(xian)宗言(yan)。遣謁者(zhe)考實，具知奸狀(zhuang)。
然(ran)而(er)隨著度田(tian)的(de)展開，丈量土(tu)地，統計人口的(de)逐步(bu)深入(ru)，豪族大(da)右為了(le)確保自己的(de)利益不受(shou)損(sun)害而(er)勾結郡(jun)國(guo)長(chang)官，欺(qi)壓平民小農，并且隱瞞(man)和(he)少報(bao)真(zhen)實擁有的(de)土(tu)地和(he)人口。度田(tian)的(de)真(zhen)正目(mu)的(de)得不到真(zhen)正的(de)落(luo)實，所謂的(de)上有政策(ce)，下有對策(ce)，田(tian)宅逾制，仆婢多匿的(de)現(xian)象得不到根本的(de)緩解，反(fan)而(er)弄(nong)的(de)中下層平民小農怨聲載道。
地方官(guan)吏在執行“度田(tian)”詔(zhao)令(ling)時，“多不(bu)平均，或優(you)饒(rao)豪右(you)，侵(qin)刻(ke)羸弱”，完全(quan)失去了(le)“度田(tian)”的(de)初始目的(de)。特(te)別是河南(nan)(nan)、南(nan)(nan)陽兩(liang)地，一為京師之地，功(gong)臣(chen)居多；一為帝鄉，皇親(qin)尤眾，“田(tian)宅(zhai)逾制”更甚，但地方官(guan)員畏(wei)于權勢，不(bu)敢認真清(qing)查。這些問題暴露后，光武帝極為重視(shi)，果(guo)斷采(cai)取措施，整(zheng)肅吏治，嚴懲在度田(tian)中作(zuo)弊的(de)官(guan)員，“于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奸狀”。以“度田(tian)不(bu)實”，誅殺河南(nan)(nan)郡守十余人，并下(xia)獄包括南(nan)(nan)陽近(jin)臣(chen)劉隆。
此事(shi)遭(zao)到權貴和郡國(guo)大(da)姓的反抗，大(da)規模動亂(luan)爆發，以“青、徐(xu)、幽、冀四州尤甚”。“郡國(guo)大(da)姓及兵長(chang)、群(qun)盜處處并起，攻劫在所，害殺長(chang)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fu)屯結(jie)”。光武(wu)(wu)帝不得不派遣使(shi)臣抵達各個(ge)郡國(guo)進(jin)行安撫和鎮壓。最終(zhong)瑯邪、北海皆(jie)破散。沛、楚、東海、臨淮等地群(qun)賊懼其(qi)威武(wu)(wu)，相捕斬(zhan)者數千人，由此青、徐(xu)震栗。叛亂(luan)基本平定。
與此同(tong)時(shi)，“建武十六年(nian)，瑯邪(xie)、北海盜賊復起(qi)”，光(guang)武帝派遣近臣張宗督(du)二郡兵(bing)討之，通過“設方略，明購賞(shang)”，最終皆悉(xi)破散，威(wei)震(zhen)沛、楚、東海、臨(lin)淮(huai)的亂(luan)賊，并相捕(bu)斬(zhan)了數千(qian)人。青、徐兩地(di)震(zhen)栗，叛亂(luan)才(cai)得(de)到(dao)平息。
同年，交趾(zhi)郡征(zheng)側(ce)、征(zheng)貳姐妹起(qi)兵造反，交趾(zhi)震(zhen)動。光(guang)武(wu)帝不得不起(qi)用因(yin)度田下獄的南(nan)陽近臣劉隆，隨馬援征(zheng)討交趾(zhi)。
為了(le)安(an)撫因度田(tian)而(er)反抗的(de)(de)河(he)南南陽河(he)北等地的(de)(de)權貴(gui)(gui)勢力，安(an)撫動蕩(dang)，只(zhi)好起復因度田(tian)而(er)入獄的(de)(de)南陽河(he)南近(jin)臣劉隆等人，安(an)撫地方權貴(gui)(gui)。度田(tian)政(zheng)策從此(ci)(ci)不(bu)再大力深(shen)度的(de)(de)執(zhi)行，而(er)地方權貴(gui)(gui)亦(yi)做退讓(rang)，“諸郡新坐租(zu)”，每個郡縣都補交了(le)租(zu)稅，而(er)劉秀(xiu)亦(yi)再未有過如同(tong)十五年一樣大規(gui)模大深(shen)度的(de)(de)嚴(yan)厲徹查權貴(gui)(gui)和斬殺(sha)官(guan)員的(de)(de)行為，度田(tian)就此(ci)(ci)在(zai)全(quan)國開(kai)始平(ping)淡實行。
從(cong)建武十(shi)五年的(de)(de)(de)歐陽歙因度田(tian)被(bei)揭罪死，斬河南尹十(shi)余人，到全國性的(de)(de)(de)郡(jun)國大姓武力反(fan)抗，再到建武十(shi)六年的(de)(de)(de)盜賊(zei)四起(qi)，州郡(jun)動(dong)亂(luan)，交(jiao)趾造反(fan)，光武帝至此度田(tian)三載，日食兩年，導(dao)致朝(chao)堂動(dong)亂(luan)，天下盜賊(zei)四起(qi)，嚴重(zhong)動(dong)搖到了剛剛站(zhan)穩根基(ji)的(de)(de)(de)東(dong)漢(han)的(de)(de)(de)統(tong)治。
面對天象(xiang)示景，度田造(zao)成的(de)憂怖，最(zui)終都壓在(zai)了身為皇(huang)后(hou)的(de)郭(guo)圣通的(de)身上。建武(wu)十七(qi)(qi)年(nian)(nian)七(qi)(qi)月(yue)，妖巫李廣等(deng)群起據皖城，光武(wu)帝派遣虎賁中郎將(jiang)馬援、驃騎將(jiang)軍(jun)段志討伐。九(jiu)月(yue)，破皖城，斬(zhan)李廣等(deng)。同年(nian)(nian)十月(yue)，光武(wu)帝以郭(guo)后(hou)“懷(huai)執怨懟(dui)”和“呂霍之(zhi)風”為由，下(xia)詔廢(fei)后(hou)。
中文名稱: 劉秀
又名: 光武帝 字文叔
性別: 男
所屬年代: 漢代
生卒年: 6—57
相關事件: 光武中興 昆陽之戰 雖置三公，事歸臺閣
相關人物: 劉演
生平簡介
劉秀(公元前6～公元57)東漢王朝的開國皇帝。廟號世祖，謚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字文叔。南陽蔡陽(今湖北棗陽西南)人，漢高祖劉邦九世孫,父欽曾任南頓令。
王莽末年,赤眉、綠林起義先后爆發,新莽政權呈現敗亡之兆。宛人李通宣揚圖讖“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勸說劉秀起兵。地皇三年（公元22），劉秀與其兄劉演抱著恢復劉姓統治的目的，起事于舂陵（今湖北棗陽南），發動宗族、賓客，聯絡附近各縣的地主豪強，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武裝,稱為“舂陵軍”。舂陵軍初戰不利,不久與綠林軍下江兵約定“合縱”。次年二月更始政權建立后，劉演任大司徒，劉秀任太常、偏將軍。地皇四年六月，王莽命王邑、王尋率領大軍圍綠林軍于昆陽（今河南葉縣）。劉秀突圍調集援兵，與以王鳳、王常為首的留守城內的義軍合擊，重創莽軍。昆陽之戰對于綠林軍入關和新莽政權的覆滅，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由于劉秀在昆陽之戰中立了大功，劉演又奪取了宛城，他們的勢力逐漸與農民軍分庭抗禮。于是新市、平林的農民軍將領勸更始帝劉玄殺掉劉演。劉秀聞訊趕赴宛城謝罪,以此取得了農民軍的信任,被封為破虜大將軍、武信侯。同年九月，新莽政權覆滅。更始帝北都洛陽后，劉秀又行大司馬事。不久，被派往河北地區鎮撫州郡。次年五月誅滅稱帝邯鄲的王郎，封蕭王。河北地區的豪強地主率宗族、賓客、子弟先后歸附劉秀,成為他的有力支柱。此后，劉秀拒絕聽從更始政權的調動。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編了河北地區的銅馬、高湖、重連等部農民起義軍,擴充了實力，因此，關西稱劉秀為“銅馬帝”。不久，劉秀派遣吳漢等襲殺更始政權的尚書謝躬，與農民軍徹底決裂。建武元年（公元25）六月，劉秀在群臣的擁戴下稱帝于鄗（今河北柏鄉北），重建漢政權，不久定都洛陽，史稱東漢。
東漢王朝建立的第三年,劉秀打敗了赤眉農民軍,控制了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隨即于建武五年先后削平了盤踞漁陽郡的彭寵、南郡的秦豐和齊地的張步；次年又翦除了盤踞江、淮的李憲、董憲、龐萌,統一了關東,后以籠絡手段使河西的竇融歸附。建武九年和十二年又先后平定和消滅了天水的隗囂、巴蜀的公孫述。割據安定的盧芳也于建武十六年歸附，不久逃往匈奴。這樣，經過十二年時間，劉秀終于消平群雄，完成了統一事業。
劉秀建立東漢王朝后,為了穩定和鞏固封建統治,首先致力于整頓吏治，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他鑒于西漢末年“上威不行，下專國命”的教訓，于是“退功臣而進文吏”，雖封功臣為侯，賜予優厚的爵祿，但禁止他們干預政事。對諸侯王和外戚的權勢,也多方限制,所以當時宗室諸王和外家親屬都比較遵奉法紀，無結黨營私之名。在行政體制上，劉秀一方面進一步抑奪三公職權，“雖置三公，事歸臺閣”，由尚書典守機密，出納王命，使全國政務都經尚書臺，最后總攬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強監察制度,提高刺舉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和部刺史的權限和地位。建武六年，劉秀又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全國共并省四百多個縣,吏職減省至十分之一。這些措施強化了皇帝的權力，達到了“總攬權綱”的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封建官僚機構的行政效率。
與此同時，劉秀還采取了不少措施來安定民生，恢復殘破的社會經濟。如建武六年下詔恢復三十稅一的舊制，并且罷郡國都尉官，停止地方兵的都試，一度廢除了更役制度。次年又令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遣散還鄉，發弛刑徒屯田邊境以代替征調的戍卒等等。據史書記載，光武帝統治后期“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這多少反映了東漢初年的封建租賦徭役負擔，比起西漢后期和戰爭期間有所減輕。特別是自建武二年至四年，前后九次下詔釋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規定民有被賣為奴婢而愿意歸隨父母的聽其自便，奴婢主人如果拘留不放，就依法治罪，對于沒有釋放的官私奴婢，也在法律上給予一定的人身保障，規定殺奴婢的不得減罪，灸傷奴婢的要依法治罪，又廢除了奴婢射傷人處死刑的法律。這些措施的實行,使大量奴婢免為庶人，對于廣大流民返回農村，促進生產，無疑起了積極的作用。建武初年，全國戶籍遺存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二，田野荒蕪，到建武五年情況已有所好轉，土地逐漸得到墾辟。光武帝末年，載于戶籍的人口已達到兩千一百多萬。
光武帝統治時期，史稱“中興”，但是，東漢政權是建立在世家豪族的基礎上的。劉秀在即位之后，就宣稱要以“柔道”治天下。所謂“柔道”，實則就是扶植和保護世家豪族的利益。建武十五年，劉秀為了穩定封建統治秩序，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針對當時“田宅逾制”和隱瞞土地戶口的嚴重現象，下令全國檢核土地戶口。郡縣守、令不敢觸動貴戚官僚和世家豪族，反而在清查過程中“多為詐巧，不務實核”,“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結果，激起各地農民的反抗，郡國的豪強大姓也乘機作亂。對此，劉秀采取了不同的對策。對于農民的反抗斗爭是進行分化和鎮壓,對于大姓兵長,則在處死度田不實的河南尹張□等十幾名郡守之后，即下令停止度田，向豪強地主讓步。光武帝在其統治末年還“宣布圖讖于天下”，企圖以儒家學說與讖緯神學的混合物作為思想武器，加強對人民思想的統制。
光武帝劉秀死于中元二年。
劉秀(6-57)東漢王朝的開國皇帝。廟號世祖，謚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字文叔。南陽蔡陽(今湖北棗陽西南)人，漢高祖劉邦九世孫,父欽曾任南頓令。
王莽末年,赤眉、綠林起義先后爆發,新莽政權呈現敗亡之兆。宛人李通宣揚圖讖“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勸說劉秀起兵。地皇三年（公元22），劉秀與其兄劉演抱著恢復劉姓統治的目的，起事于舂陵（今湖北棗陽南），發動宗族、賓客，聯絡附近各縣的地主豪強，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武裝,稱為“舂陵軍”。舂陵軍初戰不利,不久與綠林軍下江兵約定“合縱”。次年二月更始政權建立后，劉演任大司徒，劉秀任太常、偏將軍。地皇四年六月，王莽命王邑、王尋率領大軍圍綠林軍于昆陽（今河南葉縣）。劉秀突圍調集援兵，與以王鳳、王常為首的留守城內的義軍合擊，重創莽軍。昆陽之戰對于綠林軍入關和新莽政權的覆滅，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由于劉秀在昆陽之戰中立了大功，劉演又奪取了宛城，他們的勢力逐漸與農民軍分庭抗禮。于是新市、平林的農民軍將領勸更始帝劉玄殺掉劉演。劉秀聞訊趕赴宛城謝罪,以此取得了農民軍的信任,被封為破虜大將軍、武信侯。同年九月，新莽政權覆滅。更始帝北都洛陽后，劉秀又行大司馬事。不久，被派往河北地區鎮撫州郡。次年五月誅滅稱帝邯鄲的王郎，封蕭王。河北地區的豪強地主率宗族、賓客、子弟先后歸附劉秀,成為他的有力支柱。此后，劉秀拒絕聽從更始政權的調動。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編了河北地區的銅馬、高湖、重連等部農民起義軍,擴充了實力，因此，關西稱劉秀為“銅馬帝”。不久，劉秀派遣吳漢等襲殺更始政權的尚書謝躬，與農民軍徹底決裂。建武元年（公元25）六月，劉秀在群臣的擁戴下稱帝于鄗（今河北柏鄉北），重建漢政權，不久定都洛陽，史稱東漢。
東漢王朝建立的第三年,劉秀打敗了赤眉農民軍,控制了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隨即于建武五年先后削平了盤踞漁陽郡的彭寵、南郡的秦豐和齊地的張步；次年又翦除了盤踞江、淮的李憲、董憲、龐萌,統一了關東,后以籠絡手段使河西的竇融歸附。建武九年和十二年又先后平定和消滅了天水的隗囂、巴蜀的公孫述。割據安定的盧芳也于建武十六年歸附，不久逃往匈奴。這樣，經過十二年時間，劉秀終于消平群雄，完成了統一事業。
劉秀建立東漢王朝后,為了穩定和鞏固封建統治,首先致力于整頓吏治，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他鑒于西漢末年“上威不行，下專國命”的教訓，于是“退功臣而進文吏”，雖封功臣為侯，賜予優厚的爵祿，但禁止他們干預政事。對諸侯王和外戚的權勢,也多方限制,所以當時宗室諸王和外家親屬都比較遵奉法紀，無結黨營私之名。在行政體制上，劉秀一方面進一步抑奪三公職權，“雖置三公，事歸臺閣”，由尚書典守機密，出納王命，使全國政務都經尚書臺，最后總攬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強監察制度,提高刺舉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和部刺史的權限和地位。建武六年，劉秀又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全國共并省四百多個縣,吏職減省至十分之一。這些措施強化了皇帝的權力，達到了“總攬權綱”的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封建官僚機構的行政效率。
與此同時，劉秀還采取了不少措施來安定民生，恢復殘破的社會經濟。如建武六年下詔恢復三十稅一的舊制，并且罷郡國都尉官，停止地方兵的都試，一度廢除了更役制度。次年又令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遣散還鄉，發弛刑徒屯田邊境以代替征調的戍卒等等。據史書記載，光武帝統治后期“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這多少反映了東漢初年的封建租賦徭役負擔，比起西漢后期和戰爭期間有所減輕。特別是自建武二年至四年，前后九次下詔釋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規定民有被賣為奴婢而愿意歸隨父母的聽其自便，奴婢主人如果拘留不放，就依法治罪，對于沒有釋放的官私奴婢，也在法律上給予一定的人身保障，規定殺奴婢的不得減罪，灸傷奴婢的要依法治罪，又廢除了奴婢射傷人處死刑的法律。這些措施的實行,使大量奴婢免為庶人，對于廣大流民返回農村，促進生產，無疑起了積極的作用。建武初年，全國戶籍遺存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二，田野荒蕪，到建武五年情況已有所好轉，土地逐漸得到墾辟。光武帝末年，載于戶籍的人口已達到兩千一百多萬。
光武帝統治時期，史稱“中興”，但是，東漢政權是建立在世家豪族的基礎上的。劉秀在即位之后，就宣稱要以“柔道”治天下。所謂“柔道”，實則就是扶植和保護世家豪族的利益。建武十五年，劉秀為了穩定封建統治秩序，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針對當時“田宅逾制”和隱瞞土地戶口的嚴重現象，下令全國檢核土地戶口。郡縣守、令不敢觸動貴戚官僚和世家豪族，反而在清查過程中“多為詐巧，不務實核”,“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結果，激起各地農民的反抗，郡國的豪強大姓也乘機作亂。對此，劉秀采取了不同的對策。對于農民的反抗斗爭是進行分化和鎮壓,對于大姓兵長,則在處死度田不實的河南尹張□等十幾名郡守之后，即下令停止度田，向豪強地主讓步。光武帝在其統治末年還“宣布圖讖于天下”，企圖以儒家學說與讖緯神學的混合物作為思想武器，加強對人民思想的統制。
光武(wu)帝劉秀死(si)于中(zhong)元二年。
劉秀在位33年，葬于原陵。廟號為世祖，謚光武帝。
漢光武帝劉秀主要政績:
集權于尚書臺
光武以優待功臣貴戚為名，賜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祿，而摘除其軍政大權。光武鑒于西漢前期三公權重，權柄下移，雖設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權歸之于設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揮的尚書臺。尚書臺設尚書令一人，秩千石，尚書仆射一人，六曹尚書各一人，秩皆為六百石，分掌各項政務。以下設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書臺直接稟陳皇帝，由皇帝裁決。從此，“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公）府”；“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但是到了東漢后期，有權勢的大臣多加“錄尚書事”的職銜，從而權柄再度下移，尚書臺又蛻變為權臣專政的工具。
簡化機構，裁減冗員
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詔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條奏并有四百余縣，吏職省減，十置其一”。同時，廢除西漢時的地方兵制，撤銷內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職，也取消了郡內每年征兵訓練時的都試，地方防務改由招募而來的職業軍隊擔任。但是，到了東漢后期，州牧刺史逐漸權重，兼有軍政財大權，地方兵力又逐漸興起。
提倡儒學，表彰氣節
光武繼承了西漢時期獨尊儒術的傳統，東漢建立后，即興建太學，設置博士，各以家法傳授諸經。光武巡幸魯地時，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來又封孔子后裔孔志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別是對儒家今文學派制造的讖緯迷信更是崇拜備至。早在東漢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孫述等人利用讖書作為其承受天命的依據，指使他過去的同學強華偽造了一個叫做“赤伏符”的讖語：“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龍在野，四七之際火為主”，表示他繼承了西漢的火德，是“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的真命天子。東漢統一全國后，更“宣布圖讖于天下”，把讖緯迷信尊為“內學”，作為其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學神學的同時，光武鑒于西漢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祿，依附王莽，乃表彰氣節，對于王莽代漢時期隱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禮聘，表揚他們忠于漢室、不仕二姓的“高風亮節”，企圖養成重名節的社會風氣，為鞏固東漢封建統治服務。
注意民生，與民休息
第一，釋放奴婢、刑徒。自西漢后期以來，農民之淪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為西漢末年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參加起義；同時在一些割據勢力的軍隊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劉漢封建政權中，為了瓦解敵軍，壯大自己的力量，也為了安定社會秩序，緩和階級矛盾，曾多次下詔釋放奴婢，并規定凡虐待殺傷奴婢者皆處罪。詔令免奴婢為庶人的范圍，主要是，王莽代漢期間吏民被非法沒收為奴的，或因貧困嫁妻賣子被賣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饑荒或戰亂被賣為奴婢的；在戰亂中被掠為人下妻的。另外，還規定不許任意殺傷奴婢以及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說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較之過去有所提高。同時，在省減刑罰的詔令中，還多次宣布釋放刑徒，即“見徒免為庶民”。
第二，整頓吏治，提倡節儉。光武鑒于西漢后期吏治敗壞、官僚奢侈腐化的積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頓吏治，躬行節儉，獎勵廉潔，選拔賢能以為地方官吏；并對地方官吏嚴格要求，賞罰從嚴。因而經過整頓之后，官場風氣為之一變。故《后漢書·循吏傳》有“內外匪懈，百姓寬息”之譽。
第三，薄賦斂，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邊功，與民休息。東漢初年，針對戰亂之后，生產凋敝，人口銳減的情況，光武注意實行與民休養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賦斂。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詔恢復西漢前期三十稅一的賦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邊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后，未嘗復言軍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東師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愿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請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際發兵擊滅之，立“萬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詔說：“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不如息民。”
第四，欲抑制豪強勢力，實行度田政策。東漢政權本是在豪強勢力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但豪強勢力的發展，土地兼并的逐漸嚴重，既威脅皇權，也影響百姓生活，以及為了加強朝廷對全國墾田和勞動人手的控制，平均賦稅徭役負擔，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詔“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察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就是令各郡縣丈量土地，核實戶口，作為糾正墾田、人口和賦稅的根據。詔下之后，遇到豪強勢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將度田不實的河南尹張伋及其他諸郡太守十余人處死，表示要嚴厲追查下去。結果引起各地豪強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區甚而爆發武裝叛亂，“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光武只得不了了之。于是，度田以失敗告終。
因各項(xiang)政策措施，都不同(tong)程度地(di)實行，為恢復(fu)發展社會生產創造了(le)有(you)利(li)的(de)條件，使得墾(ken)田、人口都有(you)大(da)幅度的(de)增(zeng)加，從而奠定了(le)東漢前期八十年間國家(jia)強盛的(de)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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