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務省發言人12日發表談話表示，日本政府承認本月4日在中國齊齊哈爾市發生的化學毒劑傷人事件是原日軍遺棄的化學武器所致，并對受害者表示慰問。
這位發言人說：“事故發生后，經過日方派去的專家調查，查明這一事故是由原日軍遺棄的化學武器造成的。日本政府認為發生這種事故令人非常遺憾，并對受害者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衷心的慰問。”
發言人說：“日本政府認為，即便是從為了今后不讓這種傷害事件發生的角度出發，也應盡快處理這些處于危險狀態的被遺棄的化學武器，妥善切實地履行《禁止化學武器公約》中規定的廢除義務。日本政府將同中國方面密切合作，誠實地應對這次事故。”
中國常駐禁止化學武器組織代表薛捍勤大使25日在海牙舉行的第50屆執理會上發言稱，盡管處理日本遺棄化學武器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目前尚無一枚日本遺棄化學武器被銷毀。他表示，中方敦促日方進一步增強緊迫感，加快工作力度，確保日遺化武安全、徹底、及時地銷毀…
看到這條消息,讓我火冒三丈!日軍離開中國已經60多年,這些當年殺害中國人的武器,怎么還在中國的土地上?據以前的消息說,日本政府是答應銷毀這些化學武器的,但因為牽涉到要出錢,一直拖下來了.當時沒在意,現在一想不對勁:憑什么這些東西要保存在中國?日本給中國付保管費了嗎?就是日本要銷毀,也不能在中國土地上銷毀,應該運回日本銷毀.誰都知道這些劇毒的東西無論怎么銷毀都是要污染環境的.中國的環境污染的還不夠嗎?
我真不知道有關部門是怎么搞的,敦促!敦促!對日本人敦促有用嗎?要有用也不會等了半個多世紀沒動靜.建議中國硬起來,先通知日本有關方面,限期把這些毒氣彈運回日本,逾期中國將強行運到日本的領海,扔過去.同時,還要把這么多年的保管費一并交清.一些部門罰起自己的同胞來,毫不手軟.對日本人卻格外大度.誰能告訴我不應該收日本錢的道理?它早就承認責任是他們的,也答應銷毀,但就是不動.為什么不可以以經濟手段處罰?一些人講中日友好講得沒有原則,致使中國不僅在精神上還在肉體上繼續受著當年日本侵略戰爭的傷害.
中國人,有點原則好不好!中國常駐禁止化學武器組織代表薛捍勤大使25日在海牙舉行的第50屆執理會上發言稱，盡管處理日本遺棄化學武器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目前尚無一枚日本遺棄化學武器被銷毀。他表示，中方敦促日方進一步增強緊迫感，加快工作力度，確保日遺化武安全、徹底、及時地銷毀… 看到這條消息,讓我火冒三丈!日軍離開中國已經60多年,這些當年殺害中國人的武器,怎么還在中國的土地上?據以前的消息說,日本政府是答應銷毀這些化學武器的,但因為牽涉到要出錢,一直拖下來了.當時沒在意,現在一想不對勁:憑什么這些東西要保存在中國?日本給中國付保管費了嗎?就是日本要銷毀,也不能在中國土地上銷毀,應該運回日本銷毀.誰都知道這些劇毒的東西無論怎么銷毀都是要污染環境的.中國的環境污染的還不夠嗎? 我真不知道有關部門是怎么搞的,敦促!敦促!對日本人敦促有用嗎?要有用也不會等了半個多世紀沒動靜.建議中國硬起來,先通知日本有關方面,限期把這些毒氣彈運回日本,逾期中國將強行運到日本的領海,扔過去.同時,還要把這么多年的保管費一并交清.一些部門罰起自己的同胞來,毫不手軟.對日本人卻格外大度.誰能告訴我不應該收日本錢的道理?它早就承認責任是他們的,也答應銷毀,但就是不動.為什么不可以以經濟手段處罰?一些人講中日友好講得沒有原則,致使中國不僅在精神上還在肉體上繼續受著當年日本侵略戰爭的傷害. 中國人,有點原則好不好!
中日間的歷史問題主要包括四個方面：（1）歷史認識問題；（2）歷史遺留問題（如日軍遺留在中國國土上的化學武器的處理問題）；（3）歷史牽連問題（如臺灣問題）；（4）歷史根源問題（在中國方面，需要總結“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訓；在日本方面則需要反省“國強就想擴張”的教訓）。但是，人們一般所說的“歷史問題”，主要是指歷史認識問題。
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倒退
中日間的歷史摩擦在復交談判開始的那一刻就開始了。1972年9月25日，為復交談判訪華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在抵京當天出席周恩來總理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講到那場戰爭時，只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給中國“添了很大的麻煩”，為此受到周恩來的嚴肅批評。在整個復交談判中，中日雙方圍繞歷史問題等，多次展開激烈交鋒，以致毛澤東在同年9月27日會見田中角榮等日本客人和中方參加復交談判的代表時，問了這樣一句話：“你們吵架吵完了嗎？”
至今，30多年過去了，中日之間依然“吵個沒完”，而成為中日政治摩擦的中心問題依然是當年周總理與田中首相最初“爭吵”的那個問題──歷史問題。
1972年中日復交以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表現雖然常有起伏，但總的趨勢應該說是有所進步的，特別是前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8月15日發表談話說，日本在一段時間里實行了“錯誤的國策”，“由于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亞洲各國人民造成了極大的損害與痛苦”。這一講話可以說是一次有誠意的表態，至今仍為歷任首相所承襲。
不過，自2001年4月小泉純一郎任首相以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明顯倒退，其表現之一是小泉首相固執地年年參拜靖國神社，與之相比，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曾根康弘和橋本龍太郎也曾經作為首相參拜過靖國神社，但由于遭到中、韓等鄰國的反對，在第二年就停止了參拜。與前任首相對比，小泉卻采取了很不一樣的做法，他對鄰國的強烈反對置若罔聞，一意孤行，這反映了他堅持錯誤歷史觀和藐視周邊鄰國的頑固立場。
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明顯倒退的另一表現是給日本右翼炮制的嚴重歪曲歷史真相的所謂“新編歷史教科書”大開綠燈，“審定合格”。特別是在最近，對右翼通過修改、變本加厲地篡改歷史的教科書再次“審定合格”。其中，民間提交的某個版本的教科書中有關“獨島（日方稱其為“竹島”）問題在日韓之間存在爭議”的表述，竟被官方強制修改為“竹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
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嚴重倒退，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國、韓國、朝鮮等鄰國政府和人民、乃至世界各國有正義感的人們的強烈反對。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也是聯合國改革之年。同是二次大戰戰敗國、也是日本在當年的軸心同盟國德國、意大利，都以謙虛的態度迎接這個“歷史敏感之年”，惟有日本居然擺出傲慢的外交姿態，一方面以在歷史問題上的倒行逆施來“迎接”60周年，小泉首相還以莫須有的借口拒絕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的世界性活動；另一方面又理直氣壯、大言不慚地聲稱要進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他們似乎忘記了：聯合國的誕生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產物；他們也似乎忘記了，小泉首相年年頂禮膜拜的甲級戰犯之所以受到歷史的審判，也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果。
人們質疑日本爭當常任理事國的資格，并不是反對日本人民，而是針對當政的小泉內閣在歷史問題以及源于歷史問題的各種現實問題上的一系列倒行逆施。
總之，日本要真正走出“戰敗國”的陰影成為負責任的大國，唯一的途徑就是，放棄與鄰為敵的錯誤政策，誠實而謙虛地對待過去那段歷史，對維護亞洲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表現出誠意和善意。
如何看待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
顯然，中日兩國圍繞歷史問題發生摩擦的責任在日本方面，無論是修改歷史教科書，還是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內閣成員及右派政治家頻頻失言等，都是日本方面首先挑起的。日本有些人倒打一耙，說中國打“歷史牌”，老揪住日本的“歷史辮子”不放，把歷史問題的責任推到中國方面，這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對待歷史問題，也需要做到“知己知彼”，弄清楚日本在歷史認識問題方面的實際情況。應該承認，廣大日本人民并沒有故意否認、美化侵略戰爭歷史。過去那場戰爭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災難，但他們親身體驗到的是戰爭接近結束時美國空軍的狂轟濫炸、特別是在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所造成的悲慘后果，對日本軍隊在中國、朝鮮等地如何加害于當地人民，日本人民既沒有親身感受，也缺乏這方面的教育，他們對這場戰爭在認識上和感情上很難達到中國人民那樣的水平，而且在一部分人們之間雖然不否認歷史卻存在著“厭煩提歷史”、“不愿多說前輩的錯誤”的情緒，十分缺乏對受害國人民的同情和理解，加之戰后日本長期輕視正確的歷史教育的結果，在年輕人中間形成了一種“這是前輩干的事”的“無責任感”。可以預料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經過從20世紀到21世紀的世紀轉換，淡忘歷史將可能成為日本社會的一種風潮。
與德國相比，日本對戰爭歷史的認識已經做成了“夾生飯”，很難再重新煮成像樣的熟飯。其原因是：（1）分別是德國和日本發動戰爭的主要責任者的希特勒的下場與日本昭和天皇所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2）二戰后美國對德國實行直接統治，德國內政治徹底翻了個兒，反法西斯力量登上政治舞臺，而在同時期，美國對日本實行的是間接統治，即利用日本原有的政府機構進行統治，致使戰后日本的政權不但沒有轉到在戰前受迫害的反法西斯力量手中，反而讓岸信介這樣的戰犯也當上了首相。總之，由于美國占領當局的占領政策，使戰后日本失去了正確歷史觀的健康發育成長的機會。現在人們期待日本對歷史問題的認識水平達到和德國一樣，這看來是很難做到的，除非改寫戰后初期那段歷史，而歷史是不可能倒過來重寫的。
過去，中日關系、特別是歷史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日本的“國內政治問題”。每當日本政府在對華關系及歷史問題上出現錯誤言行，不僅會受到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批評，而且立即會成為日本國內的政治問題，遭到國內革新勢力的嚴厲批評，對執政黨形成為一種巨大的政治壓力，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93年自民黨下臺、“1955年體制”崩潰以后不久。從中曾根內閣到羽田孜內閣，前后有三名大臣（中曾根內閣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內閣的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羽田孜內閣的法務大臣永野茂）因為在歷史問題上散布謬論而被迫辭職。
然而，隨著“1955年體制” 崩潰后革新勢力日漸式微，日本社會上的保守主義思潮日趨盛行，在對華關系及歷史問題上，日本國內對其政府、政客的錯誤言行的批評聲音日趨減弱。比如2001年小泉上臺以來四拜靖國神社，雖然也曾遭到國內和平主義力量的批評和反對，但從總體上看，“四拜神社”對小泉內閣的支持率沒有影響，國外的嚴辭批評和外交施壓不僅沒有轉化為國內批評小泉的政治壓力，反而產生一定的“反效果”，更加襯托出小泉的“敢于說‘不’”、“敢作敢為”的政治風格，而在日本陷于政治混沌、經濟低迷、前景不明的現狀之下，“敢于說‘不’”、“敢作敢為”恰恰成為受到國民欣賞的領導人政治風格。
歷史問題的困難性、復雜性、情緒性、長期性
中國、韓國、朝鮮以及其他遭受過日本侵略與殖民統治的亞洲國家或地區，同日本之間的歷史問題仍是一個實際的、尚未解決的問題，我們應該正視這個問題的困難性、復雜性、情緒性、長期性。
第一，歷史問題的困難性表現在，在遭受過日本的侵略戰爭、殖民統治的亞洲各個鄰國方面，戰爭和殖民統治給受害國人民帶來了極大傷害和痛苦，所激起的民眾中間的仇恨感情是根深蒂固的；在日本方面，盡管廣大日本人民并沒有故意否認、美化侵略戰爭歷史，但正如上面所述他們對日本軍隊在中國、朝鮮等地如何加害于當地人民，無法感同身受，加之戰后日本在學校教育中故意“忽視”近代史教育，加上時間的推移，淡忘歷史將可能成為日本社會的一種風潮。
第二，歷史問題的復雜性表現在，它不僅包括如何正確對待歷史的“歷史認識問題”，而且包括諸如處理日軍遺棄的化學武器等的“歷史遺留問題”，釣魚島、獨島等由于歷史問題和美國安插所引起的現實的領土爭端，日本政府在這些現實爭端上的表現與其對歷史的認識緊密關聯，而對受害國來說，現實的島嶼爭端則與歷史問題互相“火上澆油”，導致舉國民情激憤的局面。由于歷史問題與“遺留問題”、“現實問題”相互牽連導致的紛繁復雜性，極可能導致日本與受害國之間的關系摩擦不斷、險象環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局面，或者像2003年發生在齊齊哈爾“8.4”毒氣事件那樣，不定在什么時候就會突如其來地冒出個什么事件，引起強烈的反應。
第三，歷史問題的情緒性表現在，由于日本右翼否定甚至美化侵略歷史的言行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國人民至今還沒有愈合的歷史傷疤上撒鹽，激起中國民眾的強烈反應和憤怒；而中國方面的反應傳到日本，又在日本一部分民眾當中引起了“中國在沒完沒了地抓日本的‘歷史辮子’”，“又在打歷史牌”之類的情緒性反應。這樣，圍繞歷史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兩國部分民眾之間的“感情摩擦”。
第四，鑒于上述歷史問題的困難性和復雜性，可以預料中日間的歷史問題將可能延續很長時期。需要指出，經過20世紀90年代日本新舊政治體制和新舊政治家的轉換與交接期，日本的所謂“新生代政治家”與對過去戰爭懷有負疚感和贖罪感的老一輩政治家相比，他們的“習慣用語”就是“那場戰爭在我們出生前十幾年前就結束了”，對過去的侵略戰爭歷史相當缺乏負疚感和責任感，而且在諸如修改憲法、審定歷史教科書、自衛隊派兵出國以及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上表現出老一輩政治家未曾有過的強硬立場，這使習慣于同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竹下登等老一輩政治家打交道的中國方面感到憤怒，感到不可理解。小泉首相或許正是所謂“新生代政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可能接替小泉擔任首相的政治家則早早表示一旦當上首相也要參拜靖國神社，這預示中日歷史摩擦很可能趨于長期化。
雙管齊下發展中日關系
筆者斷然不能同意有些作者關于中日間歷史問題“已經解決”的判斷。我們要堅持“正確認識歷史”這個原則，對原則性問題要一以貫之，永遠堅持，堅持什么？就是堅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以史為鑒”，就是既要繼承兩國友好交往的傳統，更要汲取發動侵略戰爭帶來的深刻教訓。
“以史為鑒”，不是要重新算歷史舊賬，而是為了共同面向和開辟未來，為了兩國人民世代友好。正如江澤民所指出：“我們一直主張侵略戰爭的責任應由軍國主義分子來負，廣大日本人民同樣也是受害者，應同它們和睦相處，發展世代友好。這一既定政策不會變化。”
中日歷史摩擦不能簡單歸結為以主張否定歷史的日本為一方，以主張正確認識歷史的中國為另一方，這兩方之間的對立和矛盾；不能認為日本方面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府，都在否認侵略歷史。我們既然要解決歷史問題，就應該做到“知己知彼”，應該弄清楚日本在歷史認識問題方面的實際情況。日本人民并沒有否認歷史，但在一部分人們之間確實存在著“厭倦厭煩”、“不愿重提過去事情”的情緒，對受害國人民缺乏同情和理解，以及年輕人之間存在著“這是前輩干的事，與我們無關”的“無責任感”。但是另一方面，日本的年輕人也不能永遠生活在前輩所犯下的過失的陰影之中。總之，在如何正確認識歷史這個問題上，我們對一般人的模糊認識和情緒，宜寬以待人，不要得理不饒人，努力做到使人家心服口服。而對變本加厲地篡改歷史的少數右翼則需展開堅決的斗爭，并且聯合國際上一切富有正義感的中國人、外國人，結成共同戰線，同篡改侵華戰爭、對朝鮮殖民統治的歷史、甚至翻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案的日本右翼展開國際大論戰。
當然，我們在開展這場斗爭的場合，既要堅持原則性，又要限定打擊面，避免過激行為傷害到普通的日本人，對于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倒退必須進行嚴正交涉甚至抗議，對少數日本右翼篡改歷史的言行則不必動不動就上升到國家之間打政治仗，這樣反而讓一貫喜歡把事情捅大的日本右翼借機擴大其市場和影響。
毛澤東說：“內因是根本，外因是條件。”從現狀看，當今日本國內反對戰爭、主張和平的力量雖比起過去有所削弱，但仍然是主流；至于一部分人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存在模糊認識，這種思想認識問題最終要靠日本人民自己來解決，我們相信人民總是要自己教育自己的，對一國人民的自我教育，別國至多發揮積極的“外因”作用，卻是無法代替的。無論是對人，還是對一個民族，思想問題是一個非常細致的問題，我們在歷史問題上也必須注意方法，避免因為方法不當而損害兩國人民之間的感情，如果形成民族間的感情對立，政治家就會更傾向于在歷史問題上采取強硬態度，因為這樣在政治上對自己更有利。
在國內，我們對民間的感情必須尊重，國家領導人和政府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本身也是人民的一員，在感情上同廣大人民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國家的外交和對外政策必須堅持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我們只要是以國家根本利益為出發點所制定的理性的對外政策，不管在一時如何得不到一部分人理解，終將獲得最廣大人民的支持。
在對日關系上采取“雙管齊下”的方針，即一方面認真解決包括歷史問題在內的中日間各種重大問題，另一方面積極推動包括經貿、政治、安全、文化等各個領域在內的中日關系的發展。這種“雙管齊下”新局面很可能成為今后中日關系的一個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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