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普仁教授14歲從師于京城針灸名家牛澤華，深得老師真傳。八年后，以精湛的醫技獨立應診。1956年調入北京中醫醫院，任針灸科主任達26年之久。為全國名老中醫，擔任中國科協全國委員，中國針灸學會高級顧問，北京針灸學會會長，北京針灸三通法研究會會長，中國國際針灸考試中心副主任。
在長達五十余年的從醫生涯中，賀普仁教授精研《內經》、《難經》、熟讀《針灸甲乙經》、《針灸大成》，他博采眾家之長，用全新的治療學思想，創立了“賀氏針灸三通法”。即微通法、溫通法、強通法。"病多氣滯，法則三通"的獨特學術思想，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學術觀點。在臨床工作中，他總結了毫針、放血、火針療法的應用，在針灸治療高血壓、白癜風、風濕性關節炎、發燒、兒童弱智、子宮肌瘤、外陰白斑、慢性小腿潰瘍、下肢靜脈曲張、靜脈炎等病上均有顯著療效。用火針治療中風后遺癥為其療效的一大特色。
賀普仁教授臨證之余，著書立說。先后發表論文20余篇，著有《針灸治痛》、《針具針法》、《針灸歌賦的臨床應用》、《毫針療法圖解》、《火針療法圖解》、《三極針療法圖解》賀普仁教授曾先后赴丹麥、瑞典、日本、澳大利亞等十多個國家進行訪問、工作和學術交流。他精湛的針灸技術使國外醫學界的同仁們驚嘆不已。
1976年在上沃爾特工作期間，為許多患者解除了病痛，為此獲得了總統頒發的金質“騎士勛章”，為祖國醫學爭得了崇高的榮譽。
針灸治療方法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其學術思想也隨著臨床醫學經驗的積累漸漸完善。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醫學帛書中有《足臂十一脈灸經》和《陰陽十一脈灸經》，論述了十一條脈的循行分布、病候表現和灸法治療等，已形成了完整的經絡系統。
《黃帝內經》是現存的中醫文獻中最早而且完整的中醫經典著作，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經絡系統，即有十二經脈、十五絡脈、十二經筋、十二經別以及與經脈系統相關的標本、根結、氣街、四海等，并對腧穴、針灸方法、針刺適應癥和禁忌癥等也做了詳細的論述，尤其是《靈樞經》所記載的針灸理論更為豐富而系統，所以《靈樞》是針灸學術的第一次總結，其主要內容至今仍是針灸濱核心內容，故《靈樞》稱為《針經》。繼《內經》之后，戰國時代的神醫扁鵲所著《難經》對針灸學說進行了補充和完善。
晉代醫學家皇甫謐潛心鉆研《內經》等著作，撰寫成《針灸甲乙經》，書中全面論述了臟腑經絡學說，發展并確定了349個穴位，并對其位置、主治、操作進行了論述，同時介紹了針灸方法及常見病的治療，是針灸學術的第二次總結。
唐宋時期，隨著經濟文化的繁榮昌盛，針灸學術也有很大的發展，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在其著作《備急千金要方》中繪制了彩色的"明堂三人圖"，并提出阿是穴的取法及應用。到了宋代，著名針灸學家王惟一編撰了《銅人腧穴針灸圖經》，考證了354個腧穴，并將全書刻于石碑上供學習者參抄拓印，他還鑄造了2具銅人模型，外刻經絡腧穴，內置臟腑，作為針灸教學的直觀教具和考核針灸醫生之用，促進了針灸學術的發展。
元代滑伯仁所者的《十四經發揮》，首次將十二經脈與任、督二脈合稱為十四經脈，對后人研究經脈很有裨益。
明代是針灸學術發展的鼎盛時期，名醫輩出，針灸理論研究逐漸深化，也出現了大量的針灸專著，如《針灸大全》、《針灸聚英》、《針灸四書》，特別是楊繼洲所著的《針灸大成》，匯集了明以前的針灸著作，總結了臨床經驗，內容豐富，是后世學習針灸的重要參考書，是針灸學術的第三次總結。
清初至民國時期，針灸醫學由興盛逐漸走向衰退。
公元1742年吳謙等撰《醫宗金鑒》，其《醫宗金鑒·刺灸心法要訣》不僅繼承了歷代前賢針灸要旨，并且加以發揚光大，通篇歌圖并茂，自乾隆14年以后(公元1749年)定為清太醫院醫學生必修內容。
清代后期，道光皇帝為首的封建統治者以“針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的荒謬理由，悍然下令禁止太醫院用針灸治病。
1840年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加之當時的統治者極力歧視和消滅中醫，針灸更加受到了摧殘。盡管如此，由于針灸治病深得人心，故在民間仍廣為流傳。
針灸名醫李學川公元1817年寫出《針灸逢源》，強調辨證取穴、針藥并重，并完整地列出了361個經穴，其仍為今之針灸學教材所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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