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世綸 衛生部中日友好(hao)醫院
經考(kao)證，《傷寒論》序“撰用《素問(wen)》、《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lu)》，并《平脈辨證》”23字是(shi)王叔(shu)和加入，從而(er)扭轉了(le)“《傷寒論》理論來自《內經》”的(de)錯(cuo)誤(wu)說法。
《神農本(ben)草(cao)經(jing)》顯示了(le)神農時代用(yong)藥(yao)總(zong)結，其用(yong)藥(yao)理念與(yu)《傷(shang)寒(han)(han)論(lun)》一脈相承；《神農本(ben)草(cao)經(jing)》以(yi)四(si)氣五(wu)味適用(yong)于(yu)人體患病后(hou)表現出寒(han)(han)、熱、虛、實、陰、陽的(de)癥狀論(lun)述(shu)，其述(shu)證主要用(yong)寒(han)(han)、熱、虛、實、表、里、陰、陽，即八(ba)綱理論(lun)，標志了(le)經(jing)方理論(lun)的(de)起源。
經方的理(li)論并非來自《內(nei)經》
對(dui)經(jing)方(fang)的(de)(de)理論(lun)來源(yuan)，一(yi)直存(cun)有(you)爭論(lun)。主要原因(yin)(yin)之一(yi)，是李(li)心機教授所指出的(de)(de)“《傷寒(han)論(lun)》研(yan)究史上的(de)(de)誤讀(du)傳統”。因(yin)(yin)《傷寒(han)論(lun)》序(xu)有(you)“撰用《素問》、《九(jiu)卷》、《八十一(yi)難(nan)》、《陰陽大論(lun)》、《胎臚藥錄》，并《平脈(mo)辨證》”23字，以致誤導(dao)后世(shi)認為《傷寒(han)論(lun)》的(de)(de)理論(lun)來自《內經(jing)》。
上世紀30~90年代，楊紹伊(yi)(yi)(yi)、胡希(xi)恕、錢超塵(chen)、李茂如等考證，認為(wei)(wei)23字(zi)是(shi)王(wang)叔(shu)和加入，開(kai)啟扭轉誤讀傳(chuan)統。同時眾多經(jing)(jing)(jing)(jing)方家(jia)，通過仔細研(yan)(yan)究《傷(shang)(shang)(shang)(shang)寒(han)(han)論(lun)》原文(wen)(wen)，認識到《傷(shang)(shang)(shang)(shang)寒(han)(han)論(lun)》的(de)六(liu)(liu)經(jing)(jing)(jing)(jing)、主(zhu)要理(li)論(lun)與(yu)《內(nei)經(jing)(jing)(jing)(jing)》不(bu)同，如宋(song)代高保衡、孫奇、林億(yi)等在宋(song)刻《傷(shang)(shang)(shang)(shang)寒(han)(han)論(lun)》序(xu)寫到：“是(shi)仲(zhong)(zhong)景(jing)本(ben)(ben)(ben)(ben)伊(yi)(yi)(yi)尹(yin)之(zhi)(zhi)(zhi)法(fa)，伊(yi)(yi)(yi)尹(yin)本(ben)(ben)(ben)(ben)神農本(ben)(ben)(ben)(ben)草之(zhi)(zhi)(zhi)經(jing)(jing)(jing)(jing)。”章(zhang)太(tai)炎(yan)指出“《傷(shang)(shang)(shang)(shang)寒(han)(han)論(lun)》的(de)六(liu)(liu)經(jing)(jing)(jing)(jing)不(bu)同于《內(nei)經(jing)(jing)(jing)(jing)》之(zhi)(zhi)(zhi)十二經(jing)(jing)(jing)(jing)脈之(zhi)(zhi)(zhi)含義(yi)”，并認為(wei)(wei)：“柯氏(shi)《論(lun)翼》謂經(jing)(jing)(jing)(jing)為(wei)(wei)徑界，然仲(zhong)(zhong)景(jing)本(ben)(ben)(ben)(ben)未直(zhi)(zhi)用經(jing)(jing)(jing)(jing)字(zi)；太(tai)陽(yang)等六(liu)(liu)篇(pian)，并不(bu)加經(jing)(jing)(jing)(jing)字(zi)，猶(you)曰(yue)：太(tai)陽(yang)部、陽(yang)明部耳。”日本(ben)(ben)(ben)(ben)人喜(xi)多村直(zhi)(zhi)寬在《傷(shang)(shang)(shang)(shang)寒(han)(han)論(lun)疏(shu)義(yi)》中(zhong)提出一個較有影響(xiang)的(de)見(jian)解：“本(ben)(ben)(ben)(ben)經(jing)(jing)(jing)(jing)無(wu)(wu)六(liu)(liu)經(jing)(jing)(jing)(jing)字(zi)面，所(suo)謂三陰三陽(yang)，不(bu)過假以表里寒(han)(han)熱虛(xu)實之(zhi)(zhi)(zhi)義(yi)，固非臟(zang)腑經(jing)(jing)(jing)(jing)絡相(xiang)配之(zhi)(zhi)(zhi)謂也(ye)。”胡希(xi)恕先(xian)生更(geng)明確地(di)指出：“《傷(shang)(shang)(shang)(shang)寒(han)(han)論(lun)》的(de)六(liu)(liu)經(jing)(jing)(jing)(jing)來(lai)自八綱(gang)。”著(zhu)名(ming)中(zhong)醫(yi)學家(jia)岳(yue)美中(zhong)先(xian)生說：“重(zhong)讀張仲(zhong)(zhong)景(jing)的(de)《傷(shang)(shang)(shang)(shang)寒(han)(han)論(lun)》、《金(jin)匱要略》，見(jian)其察(cha)證候而罕(han)言(yan)病(bing)理(li)，出方劑而不(bu)言(yan)藥性，準當前之(zhi)(zhi)(zhi)象征，投藥石以祛疾(ji)，直(zhi)(zhi)逼實驗科學的(de)堂奧。……《傷(shang)(shang)(shang)(shang)寒(han)(han)論(lun)》所(suo)論(lun)六(liu)(liu)經(jing)(jing)(jing)(jing)與(yu)《內(nei)經(jing)(jing)(jing)(jing)》迥異，強合一起只會(hui)越講越糊涂(tu)，于讀書臨證毫無(wu)(wu)益處(chu)。”(《岳(yue)美中(zhong)醫(yi)學文(wen)(wen)集》)傷(shang)(shang)(shang)(shang)寒(han)(han)大家(jia)劉渡舟(zhou)先(xian)生晚年嘆(tan)曰(yue)：“我從‘仲(zhong)(zhong)景(jing)本(ben)(ben)(ben)(ben)伊(yi)(yi)(yi)尹(yin)之(zhi)(zhi)(zhi)法(fa)，伊(yi)(yi)(yi)尹(yin)本(ben)(ben)(ben)(ben)神農之(zhi)(zhi)(zhi)經(jing)(jing)(jing)(jing)’兩個‘本(ben)(ben)(ben)(ben)’字(zi)中(zhong)，悟出了中(zhong)醫(yi)是(shi)有學派之(zhi)(zhi)(zhi)分(fen)的(de)，張仲(zhong)(zhong)景(jing)乃是(shi)神農學派的(de)傳(chuan)人。”(《經(jing)(jing)(jing)(jing)方臨床應用與(yu)研(yan)(yan)究》)
經方源自神農時代
經方醫學起源于神農時代，己由考古考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震中認為神農時代在黃帝所處的時(shi)代之前。我國考古(gu)工作(zuo)者于1979~1984年對(dui)河北省(sheng)蔚(yu)縣(xian)的多(duo)處遺(yi)址進行(xing)(xing)了考古(gu)發掘(jue)工作(zuo)，發掘(jue)出的6處房屋形制(zhi)基(ji)本相(xiang)同(tong)：房屋都是坐北朝南(nan)、半地穴式建筑。這(zhe)些房屋，都是在生(sheng)土層上(shang)向下挖約40厘(li)米，四(si)壁和居(ju)住面(mian)都用草拌(ban)泥進行(xing)(xing)抹平，然后用火(huo)焙烤。居(ju)住面(mian)平整而(er)又(you)堅硬，火(huo)堂位于屋子的中央。同(tong)時(shi)又(you)發現許多(duo)屬(shu)仰韶文化(hua)(hua)的石器、陶器等。1995年，經過(guo)對(dui)河北省(sheng)陽(yang)原(yuan)縣(xian)姜家梁(liang)遺(yi)址考證，發現恰好與(yu)考古(gu)學上(shang)的仰韶文化(hua)(hua)所處的時(shi)代相(xiang)吻合，也(ye)與(yu)史書中記載(zai)的神農氏(shi)時(shi)代相(xiang)對(dui)應。
這(zhe)些考古資料(liao)證實(shi)了(le)我們(men)的(de)祖先在神農(nong)時代，生(sheng)活(huo)于大(da)自然(ran)(ran)環(huan)境(jing)中，逐漸(jian)適應(ying)環(huan)境(jing)、認(ren)識大(da)自然(ran)(ran)，體悟“人法(fa)地，地法(fa)天，天法(fa)道，道法(fa)自然(ran)(ran)”之(zhi)理。天(自然(ran)(ran)環(huan)境(jing))有白天、黑夜(ye)、寒(han)、熱(re)、溫、涼等陰(yin)陽(yang)變化(hua)，人體亦(yi)有相(xiang)應(ying)變化(hua)。冬天為了(le)防(fang)寒(han)，則蓋(gai)窩棚、房(fang)屋而(er)居，并于屋中央修建(jian)火堂取暖，同(tong)時門向南(nan)開；夏天為了(le)防(fang)暑，把房(fang)屋建(jian)成半(ban)地穴式(shi)。顯(xian)然(ran)(ran)從(cong)生(sheng)活(huo)上認(ren)識到“寒(han)者，熱(re)之(zhi)；熱(re)者，寒(han)之(zhi)”的(de)寒(han)熱(re)陰(yin)陽(yang)之(zhi)理。同(tong)時，由于生(sheng)活(huo)中難(nan)免疲勞(lao)受寒(han)，引起頭痛、惡寒(han)、發熱(re)等癥(zheng)狀，這(zhe)時用(yong)(yong)火烤則感到舒服，如果(guo)熏烤或(huo)(huo)熱(re)熨皮膚(fu)，使汗出而(er)解(jie)；或(huo)(huo)服碗熱(re)湯、熱(re)粥(zhou)同(tong)時蓋(gai)上棉(mian)(mian)被汗出而(er)解(jie)；或(huo)(huo)用(yong)(yong)草(cao)藥煎(jian)湯熏洗而(er)解(jie)；或(huo)(huo)用(yong)(yong)生(sheng)姜、蔥、大(da)棗(zao)等煎(jian)湯熱(re)服及(ji)加蓋(gai)棉(mian)(mian)被取汗而(er)解(jie)……當(dang)時雖沒有文字，但積累的(de)經(jing)驗流傳于后(hou)代，當(dang)有文字后(hou)便(bian)被記載下來。
《神(shen)農(nong)(nong)本(ben)(ben)草(cao)(cao)經(jing)》記載：“麻(ma)黃(huang)，味(wei)苦(ku)，溫。主(zhu)中風、傷寒(han)(han)頭痛”；“柴胡，味(wei)苦(ku)，平。主(zhu)心(xin)腹腸胃中結氣，飲(yin)食積(ji)聚(ju)，寒(han)(han)熱(re)邪氣，推陳致新”；“大(da)黃(huang)，味(wei)苦(ku)，寒(han)(han)。下瘀血……蕩滌腸胃，推陳致新，通利(li)水谷”……365味(wei)藥(yao)，顯示了(le)神(shen)農(nong)(nong)時代(dai)用藥(yao)總結，其用藥(yao)理(li)念與《傷寒(han)(han)論》一脈(mo)相承。因這些醫藥(yao)知(zhi)識產生于神(shen)農(nong)(nong)時代(dai)，稱之(zhi)為《神(shen)農(nong)(nong)本(ben)(ben)草(cao)(cao)經(jing)》當(dang)不徒有(you)虛名。
我們(men)的(de)祖先，在(zai)(zai)神農(nong)時代已懂得在(zai)(zai)生活上以(yi)八(ba)綱理念適應(ying)自然，即(ji)(ji)“寒者(zhe)，熱(re)(re)(re)之(zhi)；熱(re)(re)(re)者(zhe)，寒之(zhi)”。即(ji)(ji)天(tian)氣(qi)寒加衣(yi)被，天(tian)氣(qi)熱(re)(re)(re)減衣(yi)被。患(huan)(huan)病后，亦以(yi)八(ba)綱理念應(ying)對(dui)，即(ji)(ji)《神農(nong)本草經》中“治寒以(yi)熱(re)(re)(re)藥(yao)，治熱(re)(re)(re)以(yi)寒藥(yao)”的(de)論述(shu)，根據癥(zheng)狀(zhuang)(zhuang)反應(ying)用(yong)(yong)相對(dui)應(ying)的(de)藥(yao)物(wu)治療，反映了(le)(le)經方的(de)起源(yuan)，是(shi)根據人患(huan)(huan)病后出現(xian)的(de)癥(zheng)狀(zhuang)(zhuang)，以(yi)八(ba)綱辨證、辨藥(yao)，開創了(le)(le)以(yi)八(ba)綱辨證的(de)經方醫學體(ti)系。在(zai)(zai)表的(de)證(必惡寒)，用(yong)(yong)生姜、蔥(cong)白、麻黃(huang)發汗則(ze)愈(yu)(yu)，里(li)熱(re)(re)(re)證用(yong)(yong)大黃(huang)、石膏(gao)、黃(huang)芩(qin)清里(li)則(ze)愈(yu)(yu)，經歷了(le)(le)百(bai)年千年，屢(lv)(lv)試(shi)屢(lv)(lv)驗，無疑(yi)是(shi)科學總結。更可貴的(de)是(shi)該書詳細記述(shu)了(le)(le)365味(wei)藥(yao)物(wu)，以(yi)四氣(qi)五味(wei)適用(yong)(yong)于人體(ti)患(huan)(huan)病后表現(xian)出寒、熱(re)(re)(re)、虛、實(shi)、陰、陽的(de)癥(zheng)狀(zhuang)(zhuang)論述(shu)，顯示了(le)(le)單味(wei)藥(yao)防治疾(ji)病的(de)經驗，其述(shu)證主要用(yong)(yong)寒、熱(re)(re)(re)、虛、實(shi)、表、里(li)、陰、陽，即(ji)(ji)八(ba)綱理論，標志了(le)(le)經方理論的(de)起源(yuan)。
陰陽的來源
陰陽來源于太極圖，故而要想清楚陰陽的來源，就先要明白太極圖的概念。 太極圖其實是古人觀察各種自然界的動態變化，自然形成的一個模式。古人按照24個節氣測量某一年中太陽影子的變化，把這些數據連起來就形成了太極圖。
現在教科書把夸父追日講成是古代有個人每天跟著太陽走，找太陽下山的地方。但在《山海經》里寫得很清楚，夸父追日是“欲追日景”。“景”通“影”， 夸父就是專門研究太陽影子的專家。 如果說夸父是追著太陽落山走，理應是向西走，但是《山海經·海外北經》和《山海經·大荒北經》中記載夸父都是在向北，夸父“北飲大澤”，他要找的是北方，最后未至，道渴而死。“渴”通“竭”，“道渴”就是走到后來沒有路走了。所以， 夸父每天研究太陽的影子，是第一個在時間上找到冬至點，在空間上找到北的人。正是因為夸父有這樣的巨大貢獻，古人才會用故事來紀念他。
太極圖源自科學觀察，不僅觀察太陽的影子可以形成太極圖，觀察自然界中各種動態變化的周期規律，都可以形成太極圖。 譬如，按照日間、夜間時間的變化數據：夏至晚上最短，過了小暑，晚上時間長一點，大暑時間又長一點，晚上時間不斷增加，到冬至點晚上時間最長，這樣按照24節氣白天、晚上時間長度的變化，可以形成太極圖。 太極圖就是自然界周期性變化規律的一個模式，不是哪個哲學家為了說明事物之間相互關系而設計出來的圖。出現這個自然模式后，我們可以看到陰陽是互相對立統一、互相消長、互相轉化的，這就是哲學的內容了，所以哲學是對自然模式的智慧解讀。
陰陽的本義
太極生兩儀，“儀”是一種象態，不是指物質。若陰陽是兩類物質，那就成了“太極生兩物”了。 從太極圖可以看出，由衰到盛的象態叫作陽，由盛到衰的象態叫作陰 。一年中上半年陽，下半年陰，它不是兩個世界，而是同一個世界的不同的時態。白天跟晚上也是同一個世界的不同的時態。了解了太極圖的來源，我們就知道什么是正確的太極圖。 北宋周敦頤畫的就是哲學的太極圖，因為他沒有見到古代的太極圖。我們現在看到的大多是藝術化的太極圖，不能表達太極的真正含義。 曾看到過一個中醫文化進校園的太極圖，圖中冬至位上陽氣最大，以后陽氣不斷減少，到夏至點陽氣最少，這樣陰陽顛倒的太極圖，能給我們的兒童什么教育？
開闔樞與三陰三陽
《黃帝內經》中有一篇有關太極陰陽動態變化的章節《陰陽離合論》，講的是太極的開闔樞變化產生三陰三陽。原文：“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后曰太沖；太沖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之前，名曰陽明；……厥陰之表，名曰少陽。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三陰之離合也，太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把三陰三陽的時間點和方位定得非常明確，這就是陰陽“六氣”的來源和本義。六氣就是三陰三陽，三陰三陽來源于開闔樞。教科書講六氣是風、寒、暑、濕、燥、火，這是講六氣相應的氣象，不是六氣本義。從陰陽的離合運動才能理解為什么太陽是寒水。有醫家認為太陽是陽多，陽多怎么能叫寒水呢？應該改成太陽君火；少陰在北方，怎么配君火呢？要把少陰改成寒水。這都是因為他不了解開闔樞產生的誤解。
《史記·歷書》曰：“以至子日當冬至，陰陽離合之道行焉。”以冬至點作為陰陽離合的起點。開闔樞思想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信息被我們忽略了，就是洛書怎么來的？ 洛書就是由太極的開闔運動產生的，是數字化的太極圖，和開闔樞產生的六氣高度一致。 冬至后天氣越來越冷，進九，所以太陽配寒水，洛書的點數是十以內最大的偶數八。 這里“太”不是大的意思，是最早的意思，最早的老祖宗叫太祖、太宗，陽氣剛出來的時候叫“太陽”。 不懂得動態開闔樞的位置，就不理解什么叫“太陽寒水”。
哲學概念的陰陽與《黃帝內經》的三陰三陽概念是不一樣的， 所以《陰陽離合論》中黃帝有“今三陰三陽不應陰陽其故何也？”之問。中醫有了三陰三陽的陰陽學說，更完整地顯示了古代陰陽學說的科學內涵。看到開闔樞的圖，就知道洛書的數是怎么來的。廣明之下，就是過了夏至點溫度最高，一天中過了中午，陽氣最多，陰氣最少，所以此處是2個點，表達陰氣最少；中午以前陰氣較中午以后陰氣要多一些，所以是4個點；半夜以后的陰氣比半夜以前的要重，所以代表半夜后的東北位是8個點、半夜前的西北位是6個點。整個洛書的點都反映了動態的氣化狀態。所以，看了動態的開闔樞，才能理解洛書是怎么來的。
什么叫三生萬物
許多研究《道德經》的專家不研究《黃帝內經》、五運六氣，不懂得開闔樞，把三生萬物的“三”講成是天、地、人。《黃帝內經》曰：“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 ”天、地、人都是由三產生的，所以三不可能再是天、地、人。 三是開闔樞的三種象態，是動態的。“三”一分陰陽就變成“六”，《黃帝內經》講的是六生萬物，《至真要大論》曰：“天地合氣，六節分而萬物化生矣。”《左傳》也說：“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征為五聲。”六生萬物跟三生萬物是一個思想。
河圖、先天八卦是怎么變成洛書、后天八卦的？其實就是從開闔樞來的。先天八卦的“離”卦在東邊，代表太陽，但是太陽升起來以后不會停留在東方，要轉到南方，所以后天八卦的“離”卦就從東方到南方。以后又要不斷地下降，所以代表最大陽的“乾”卦就要落到西北的方位了。北方原來是“坤”卦，都是陰爻，為什么后天八卦要變成“坎”卦，里邊加一個陽爻？因為冬季，植物地面上的莖葉枯萎并不是陽氣沒有了，它的陽氣要以種子的形式儲藏起來，作為下一個生命周期的原動力， “命門”思想就是這樣來的 。通過開闔樞就知道，少陰中一定要有陽，這是開闔樞也是《黃帝內經》中非常重要的思想。
開闔樞思想是什么時候有的呢？我們現在太局限于文獻研究，因為最早的文獻記載也就是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 而甲骨文記載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在沒有文字的遠古時期不可能用文字的形式來表達，大多數留下的是圖。 在河南濮陽的西水坡墓葬是6500年以前的，這比黃帝時期的5000年前早，比伏羲時期的8000年前晚。這個墓葬里出現了左青龍、右白虎的文化現象。現在流傳的四象八風、二十八宿是伏羲文化，6500年前的墓葬出現青龍、白虎，證明了早于6500年前的伏羲時代就已經有了青龍、白虎，古人留下的有關伏羲文化的記載，完全可以從許多出土文物、考古遺跡中得到印證。另外還可以通過天文考古恢復古代的天象： 二十八宿作為時間坐標，最合理的年代是在7700年前，當時二十八宿在赤道上的分布相當均勻，所以把二十八宿作為時間坐標。現在的二十八宿間的距離已經相當不均勻，不可能把現在的二十八宿作為二十八個時間坐標。
西水坡墓葬的周圍還有幾個殉葬的小孩，當時沒有意識到這些小孩跟墓主人之間的關系，所以把那些小孩丟棄了，只要了中間部分。當時發掘出來的陪葬的小孩有4個，最小的是個大約10～12歲的小女孩，在墓主人的西邊；最大的是個16歲左右的男孩葬在東邊，北邊有一個14歲左右的男孩；南邊還有一個小孩被丟棄了，未及作鑒定。為什么最大的男孩放在東邊，而最小的女孩放在了西邊？ 因為在八卦中，東方是震卦，代表長男，古代“東宮太子”就是這一文化的代表；西方的卦是兌卦，兌卦象征著少女；坎卦是中男，在北方。 這是非常強烈的后天八卦的形式。由此知道，后天八卦不是由周文王創立的。現在講授《易經》的都講后天八卦是由周文王創立的文王八卦，在6500年前的神農時期墓葬中已經有了后天八卦，比周文王早了3500年，這個發現非常重要，但是考古界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個墓葬的文化意義。
關于神農文化
現在人們對神農文化的了解極少，誤解很多。看到有些書上講神農文化是刀耕火種的農業社會的創始人，創造的是鉆木取火和翻土的農具。曾看到一個神農塑像，一只手拿的是鉆木取火，另一只手拿著水稻，這是對神農文化的極大誤解。 中國的農業社會到6000多年以前的神農時期才有嗎？河南賈湖遺址9000年了，里面農業社會的各個要素已經相當完備，湖南也發現了一萬五千年以前的水稻。因此，不是神農時代才有農業社會的，鉆木取火更是多少萬年以前就有了。
我們通過對濮陽墓葬和三星堆遺址的考察可以知道神農時期最重要的文化是把先天八卦變成后天八卦，把河圖變成洛書。 他們的文化符號是南方的九數，南方色赤，所以把神農叫作炎帝。不了解神農文化這一特性，看到三星堆遺址就不會解釋了。神農把代表太陽的離卦從東方轉移到南方，說明他們重視南方的太陽，所以洛書南方的數要取最大的奇數“九”。三星堆出現的大眼睛頭像、三只腳鳥的銅器等，許多人不明白，所以出現了“外星文化說”“西亞文化說”“中華文明西來說”“甲亢說”等謬論。 懂得神農文化后就能看得很清楚，為什么眼睛那么大？因為“離為目”，神農用同時代表太陽的離卦作為他的文化符號，所以要突出眼睛。為什么是九頭鳥？本來河圖南方的成數是7，神農推崇南方的太陽，故把最大的奇數9放到南方。南方朱鳥跟太陽聯系起來，所以出現了太陽中的朱鳥，再聯系到9數，就有了“九頭鳥”。
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三星堆中有兩棵巨大的青銅樹，1號樹高3.96米，二號樹只有1號樹的一半大；1號樹是細柳，2號樹是扶桑。扶桑代表日出，有專家問“為什么代表日出的樹，比代表日落的樹小一半呢？難道日落比日出更好看嗎？ ”懂了神農文化后就非常容易理解。有一次我問一個小朋友，代表東方太陽的樹和代表南方太陽的樹應該哪個大呀？小朋友脫口就說：當然南方的樹大呀。 而有的專家卻解釋說，因為三星堆在西部，這是三星堆居民的地方主義。
中華文明的三大里程碑
中華文明形成過程經過了伏羲、神農、黃帝這三大里程碑，其實這也是陰陽學說發展的三大里程碑。因為到黃帝時期才比較成熟，所以我們把中華文明的標志定在這個時期。 伏羲時期，太極生兩儀，有了陰陽；兩儀生四象，有了一年四季；四象生八卦，又生出八方、八風等格局，但這還是陰陽的初級模式。到神農時期有了開闔樞，有了三，產生了六氣，形成九數。到黃帝時期找到了十二律，十二律使六氣成了標準的“律”；黃帝又建立了五行學說，“五”跟“六”的結合產生了六十甲子，有了沿用至今的黃歷。三皇的文化沿革非常清楚，不是不可考的神話。
黃帝時期確立了三陰三陽“六律”以后，六律成為萬事根本，“王者制事立法，一本于六律！”依據六律建立的黃歷，應用到人們生活生產的方方面面，促使了社會的繁榮輝煌，所以把黃帝講成“人文始祖”和“人皇”。 天皇、地皇、人皇不是一個比一個低，而是逐級發展，到黃帝時期發展到中華文明的最高級，所以講“黃帝陵是中華文明的精神標志”，而不是以伏羲、《易經》為標志。
要深入發掘現存的文獻資料里找不到的信息，可以“象罔索珠”，從無字文獻中下功夫。像三星堆里有那么大的青銅禮器，說明古人把這個看得非常重要，是傳承給我們后人的重大文化信息，我們要讀懂這些東西。五運六氣對理解整個《黃帝內經》理論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六”代表“炎”，“五”代表“黃”，所以五運六氣是炎黃文明的標志性成果。
不懂開闔樞，就丟掉了陰陽離合思想，就講不好什么叫“七損八益”。七、八的概念已經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為什么說“七不出，八不歸”？為什么“七上八下”是不好的詞？這些都跟陰陽離合運動的特點有關系。北宋沈常說：“損益之不分，害生民之命。”這是陰陽學說和天人合一的關鍵。通過三陰三陽，就可以知道古人治病思想的高明。《傷寒論》是應用三陰三陽學說的典范。最近盛行的龍砂開闔六氣針法，不需要找具體穴位，直接找三陰三陽，思路清晰，非常簡單，效果超過傳統針法。其實許多早期文獻上都不講具體穴位，只講“治陽明”“刺太陽”等。通過療效，我們看到，在治療時，可以不去關注疾病本身而治愈疾病，真正的從“以治病為中心”轉變到“以健康為中心”。
五行的五氣更立中，為什么木生火，是因為春天過后就是養長的夏天，而不是因為木材燃燒了產生火。天六地五，開闔樞是自然層面的天的變化規律，六氣是天的象，五行是地上看到的象，所以五行是地數。不把文化搞清楚，不把三皇文明梳理清楚，這些全都成了糊涂賬。
? ? ? ?龍砂醫學流派代表性傳承人顧植山教授對《傷寒論》“六經”及其“欲解時”見解獨到，將“欲解時”釋為“相關時”，廣泛應用于臨床辨證施治過程中，取效卓著。今就筆者多年來與顧植山討論所聞，結合臨床實踐，酌加個人理解，概述如下。
【“六經辨證”實為“六律辨證”“六氣辨證”】
《傷寒論》中本無“六經”之名，僅見太陽病、陽明病、少陽病、太陰病、少陰病、厥陰病，是為三陰三陽“六病”。自宋人朱肱倡“六經”說始，后人以“六經”代稱三陰三陽“六病”，已為約定。
柯韻伯《傷寒論翼·序言》說：“原夫仲景之六經，為百病立法。”惲鐵樵《傷寒論研究》言：“《傷寒論》第一重要之處為六經，而第一難解之處亦為六經，凡讀《傷寒》者無不于此致力，凡注《傷寒》者亦無不于此致力。”
顧植山認為，討論“六經”實質，關鍵在對“三陰三陽”的理解，在對氣化“開闔樞”理論的掌握。張志聰《傷寒論集注·傷寒論本義》在闡述六經時言：“此皆論六氣之化本于司天在泉五運六氣之旨！”古人把天地間的盛衰變化理解為一種“橐”運動。老子《道德經》說：“天地之間，其猶橐龠乎？”橐運動一開一闔，出現“開、闔、樞”三種狀態。《素問·六節藏象論》說：“其生五，其氣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故顧植山認為“三生萬物”之“三”是開、闔、樞而不是有些人講的天、地、人。陰陽各有開、樞、闔，就產生了“六氣”。《黃帝內經》命之曰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開闔（又稱“離合”）運動又與時間周期相關。《史記·歷書》：“以至子日當冬至，陰陽離合之道行焉。”
橐運動產生“龠”律，古人通過“葭管飛灰”發現了時間周期的“六律六呂”。顧植山認為“六律六呂”是自然界萬古不變的基本“律”，《傷寒論》“六經”之所以能“鈐百病”，實因其遵循了時間周期的基本“律”，“六經”實即“六律”之意；“六經”之“經”是“經緯”之“經”。
圖1 開闔樞三陰三陽太極時相圖
《素問·陰陽離合論》對開闔樞產生六氣的時空定位有完整的論述，可參圖示（見圖1）。結合“開闔樞”圖示看，太陽居東北寒水之位，時序“正月太陽寅”，故配寒水；太陰居西南坤土之位，時序長夏主濕，故配濕土；陽明居西北乾金之位，時序秋燥，故配燥金；厥陰居正東風木之位，時序屬春，故配風木；少陽居東南巽風生火之位，時序初夏，故配相火；少陰居太沖之地，雖正北寒水，但與正南君火子午相應，標陰而本火，故配君火。這樣“三陰三陽”與“六氣”的關系就明晰了（見圖2）。習慣講的“六經辨證”實質就是以“六律”“六氣”為標準的辨證法則，亦可稱“六律辨證”“六氣辨證”。
圖2 三陰三陽配六氣圖
【“六氣”理論指導經方確立仲景“醫圣”地位】
宋以前方書眾多，當時與張仲景《傷寒論》齊名的尚有其他方書，如宋人孫兆等在校訂《外臺秘要·序》中指出“古之如張仲景、《集驗》與《小品》最為名家”；林億、高保衡在校訂《備急千金要方·后序》中指出“究尋于《千金方》中，則仲景之法十居其二三，《小品》十居其五六”。張仲景用三陰三陽“六氣”思想來指導經方的應用是張仲景在理論上最大的貢獻，抓住了“三陰三陽”，能提綱挈領，執簡馭繁。
逮至北宋運氣學說成為顯學，北宋嘉祐二年宋政府編修院置校正醫書局，對經典古醫籍進行校正和刊刻印行，所校訂醫書中以“嘉祐八書”為代表，方書選定的是張仲景基于三陰三陽“六氣”理論創作的《傷寒論》，因此《傷寒論》脫穎而出，得到廣泛傳揚，張仲景“醫圣”的地位也由此確立。
【 “欲解時”是厘定分辨“六經”的時間節點】
《傷寒論》中的辨證是多維度的，是“病脈證并治”，即辨病、辨脈、辨證相結合。辨“病”是辨三陰三陽，張仲景辨三陰三陽的一個重要特色是辨“欲解時”，通過“欲解時”來判斷三陰三陽的歸屬。
脈、證是疾病所表現出來的“象”態，“開闔樞”是時相，“欲解時”是厘定分辨“六經”的時間節點，抓住這個節點，對于判定證候的六經歸屬具有特殊意義。惜乎仲景未詳述“欲解時”的臨床運用，后人不甚明了，致使千年以來鮮有和韻。
【六經病“欲解時”源于“開闔樞”時空定位】
《傷寒論》六經病“欲解時”條文
《傷寒論》六經病“欲解時”原文分載于第9條、193條、272條、275條、291條、328條。具體如下：“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9條）；“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193條）；“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272條）；“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275條）；“少陰病欲解時，從子至寅上”（291條）；“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328條）。可參圖示（見圖3）。
圖3 六經病欲解時示意圖
六經病“欲解時”實為“相關時”
六經“欲解時”提出的是和三陰三陽相關的時間節點問題。顧植山對六經病“欲解時”的獨到見解為“相關時”。“相關時”不是“必解時”，可以“欲解”而“解”，也可以“欲解”而“不解”，還可能因“相關”而在該時間點出現一些癥狀的發生或加重。
六經“欲解時”是依據《黃帝內經》“開闔樞”理論對三陰三陽的時空定位來確定的，參照“欲解時”判定證候的六經屬性，并據此遣方用藥，常取得良效甚至奇效，已經在臨床得到廣泛驗證。
【六經病“欲解時”臨床運用體會】
厥陰病“欲解時”的特殊臨床意義
對于厥陰病歷來爭議較多，近人陸淵雷指出，“厥陰病篇竟是千古疑案”，認為“無可研索”，甚至否定。柯韻伯則感嘆“六經以厥陰最為難治”。但運用欲解時理論后，我們發現臨床上厥陰病并非少見，治療也不復雜。
依據厥陰病欲解時與厥陰的相關性，凡在夜間丑時（下半夜1點到3點）后癥狀出現或加重者，多考慮屬厥陰病，用厥陰的代表方烏梅丸治療，每能收到意外效果。近年來，筆者見到顧植山據厥陰病欲解時用烏梅丸治療的病種十分廣泛，包括盜汗、失眠、胃痛、咳嗽、哮喘、泄瀉、頭痛、無名背熱、肺癌、不孕癥等不下數十種，涉及肝、心、脾、肺、腎各系統多種疑難雜病，其臨床療效足以讓人嘆服此方的神奇。
對于烏梅丸，清代傷寒大家舒馳遠曾評論此方“雜亂無章，不足為法”，甚至發出“烏梅丸不中之方，不論屬虛屬實，皆不可主也”；《湯頭歌訣》《醫方集解》等方書及現行通用的《方劑學》教材等都將烏梅丸列為“殺蟲劑”“驅蟲劑”的首方，忽略了其作為厥陰病主方的意義，使烏梅丸在膽道蛔蟲癥已少見的當代臨床中成了一張冷方。對六經“欲解時”的解讀，破解了對“千古疑案”厥陰病的認識，也激活了千古名方烏梅丸。
為何厥陰病的“欲解時”運用機會更多呢？因厥陰為兩陰交盡，陰盡陽生，陰陽轉化之時。在六經傳變中，厥陰為病程演進的最后階段。把握住厥陰的時間節點，助推氣化由陰出陽，則疾病得愈。故厥陰病“欲解時”在臨床上運用機會最多。
辨“欲解時”需結合平脈辨證整體分析才能更有把握
顧植山認為，《傷寒論》不是簡單的辨證論治，而是通過辨證、辨脈、辨時相結合來達到辨病（確定病在三陰三陽的何經）的目的。其中看“欲解時”是張仲景辨時定經的重要特色。
由于辨“欲解時”只是《傷寒論》辨六經病的方法之一，所以對“欲解時”的臨床運用不能刻板拘泥，還需結合平脈辨證整體分析才能更準確。例如用烏梅丸時若僅僅只依據“欲解時”，就會出現有時效果很好而有時又會沒有效的現象；若能結合《傷寒論》326條中“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沖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蛔，下之利不止”所言，對同時伴有口渴、手足厥逆、寒熱錯雜等表現之一者使用，療效就更有把握。
三陰經“欲解時”應用更注重其起始時點
太陰、少陰病“欲解時”重疊于“子丑”；少陰、厥陰病“欲解時”重疊于“丑寅”；三陰經病“欲解時”共同重疊于“丑”時。如何把握三陰經的時間重疊問題？顧植山對三陰經病“欲解時”的應用經驗，認為每經欲解時的第一個時辰意義更大，即太陰病“欲解時”以亥時為要、少陰病“欲解時”以子時為要、厥陰病“欲解時”以丑時為要。
筆者曾見顧植山治療一位盜汗病人王某，女性，53歲，自汗、盜汗5~6年，晝夜不停，汗如水洗，汗出身涼，肩背冷痛，夜間喉中干如撕裂，膝軟無力，大便黏滯。首診予當歸六黃湯合烏梅丸，盜汗未有明顯改善，復診詢知每至半夜子時起即盜汗，遂從少陰病“欲解時”治，施以黃連阿膠雞子黃湯，投劑輒愈。處方：炒黃連6克，炒黃芩10克，炒杭芍10克，紫油桂2克（后下），東阿膠10克（烊化），雞子黃1枚。
【六經病“欲解時”用之得當妙不可言】
顧植山曾治療一位女性患兒，7歲，山東人，自2009年因鼻衄反復發作，伴全身皮下瘀斑，診斷為血小板減少性紫癜。患者血小板最低至3×109/L，多次住院給予激素沖擊、輸入血小板等對癥治療，患兒對激素治療不敏感。2012年6月16日，因血小板再次下降嚴重來診，時患兒大便偏干，時有鼻衄。顧植山詢問知其鼻衄常在下午發作，并有大便干，遂從“陽明病欲解時”治，予承氣湯法。處方：制大黃6克（后下），川厚樸6克，炒枳實8克，炙甘草6克，7劑。2012年6月27復診，奇跡發生了，服上方后患兒鼻衄未再發生，大便轉暢，諸癥平穩，復查血常規提示PLT：89×109/L。后以承氣湯等合方出入善后，病情穩定。
筆者曾指導同道用“欲解時”理論治療一位特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患者，患者為老年病患，有多種基礎病，血小板反復低下10余年，每1~3個月就需住院治療，反復用激素或丙種球蛋白沖擊治療，收效不佳。2014年10月再次住院，當時血小板12×109/L，患者有下半夜易醒的癥狀，醒后有口干、耳鳴，舌紅苔薄，脈象不詳，筆者根據“厥陰病欲解時”經驗，建議用烏梅丸原方，附片量小用3克，烏梅60克，頭煎藥睡前1~2小時服，2劑后，睡眠明顯改善、夜間不再醒、耳鳴消失，復查血常規PLT：25×109/L。1周后，再次復查PLT：60×109/L，此后間斷服藥，半年血象尚穩定，未再住院。
有關六經病(bing)(bing)“欲解時(shi)”的(de)臨床(chuang)運用(yong)，實際(ji)上是基(ji)于(yu)運氣病(bing)(bing)機理(li)論的(de)實踐與深(shen)化，是基(ji)于(yu)對(dui)“開闔樞”時(shi)相、時(shi)機的(de)把握(wo)，更能體(ti)現中醫天人相應的(de)特色。基(ji)于(yu)六經病(bing)(bing)“欲解時(shi)”指導臨床(chuang)可以有效提高臨床(chuang)療(liao)效，值(zhi)得(de)深(shen)入探索和實踐。
追溯到遠古神農時代，《淮南子·修務訓》中這樣記載：“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
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藥物泛稱“毒藥”。《素問·異法方宜論》說：“其病生于內，其治宜毒藥。”在古人看來，是藥三分毒，實際上是指藥物的特性；后來才用以專指毒性較大的藥物。《醫學問答》對此有解釋：“夫藥本毒藥，故神農辨百草謂之‘嘗毒'。藥之治病，無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醫圣張仲景更有精辟之論：“藥，謂草、木、蟲、魚、禽、獸之類，以能治病，皆謂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稱之為毒藥。”神農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說他一日之中，辨別了70余種藥物的特性。藥之特性，用對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錯了就會傷人害命。 中藥有“氣”，“氣”是什么？它能治病？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在《神農本草經》中說：“藥又有寒、熱、溫、涼四氣。”“療寒以熱藥，療熱以寒藥。”藥之“四氣”便由此而來。中醫藥理論中說到“氣”，居然有27個義項。這個“氣”，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是特指“藥性”。的先祖用寒、熱、溫、涼來詮釋藥的特性，比“毒”要具體、科學多了，這中藥的補，不僅內容豐富，而且別具文化情趣。有補氣、補心、補血、補腎、補脾、補肝、補肺、補陰、補陽等等，與之相應的方藥有“補心丹、補肝散、補肺散、四物湯、歸脾湯、補陰丸、補血榮筋丸、補中益氣湯、四君子湯、杞菊地黃丸、六味地黃丸、百合固金湯、補陽還五湯、補腎磁石丸、補肺阿膠湯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單味藥，不下數十種，舉不勝舉。此類補法多是補臟氣。這個“補”，是調理、增強的意思；這個“氣”，是指生理功能，即用藥物來調理增強五臟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發揮正常作用，充分體現中藥對人體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神農本草經》中把藥分為上、中、下三品(即“類”)，并說：“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治病。”又說：“上藥……為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為臣，主養性以應人”，“下藥……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
所謂養命、養性，都是突出了中藥調養人體的功效，從而保證機體、各個器官組織的功能正常，這就是許多人信奉中藥的原因之一。這是中藥學的進步，也是它的特色，這其中也充滿了文化意味。中藥的這種特性，被一一體現在每一味藥中，因為它對于療疾治病十分重要。對于寒病就要用熱性藥，對于熱病就要用寒性藥，這里藥性與病性是相逆的，所謂相反相成，這就是藥文化的一種具體表現。若非如此，如果“以熱益熱(用熱藥治熱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會導致“精氣內傷，不見(現)于外”，這是治療上的嚴重失誤(《漢書·藝文志·文技略》)。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嚴肅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卻用寒使病癥更寒，下句仿此)，熱而溫之”的醫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導致死亡。中醫藥學上稱這種用藥方法為“正治”，即常規治法。還用一種“反治”。 君臣本是一個政治術語，古代天子、諸侯都稱君，輔佐君者稱為臣，君臣有著嚴格的等級之分。古代藥學家將它引入藥物配伍組方中，成為方劑組成的基本原則。
早在西漢初年成書的《素問·至真要大論》中，岐伯回答黃帝關于“方制君臣”時說：“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神農本草經》說：“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欇”。明代的何伯齋更進一步闡釋說：“大抵藥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輔治者，臣也；與君藥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經使治病之藥至病所者，使也”。十分清楚地講明了君、臣、佐、使之藥的功能。
更詳盡一點說，君藥是針對主病或主證，起主要作用的藥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幾味；臣藥是輔助君藥加強治療主病或主證作用的藥物，或者是對兼病或兼證起主要治療作用的藥物；佐藥是輔助君臣藥起治療作用，或治療次要癥狀，或消除(減輕)君、臣藥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藥，使藥是起引經或調和作用的藥物。
以(yi)《傷寒論》中(zhong)(zhong)第一方(fang)(fang)“麻(ma)黃(huang)湯”為例，主治外(wai)感(gan)風(feng)寒的(de)(de)(de)表實(shi)證(zheng)。君藥(yao)(yao)——麻(ma)黃(huang)(3兩)，辛溫，發(fa)汗(han)解表以(yi)散風(feng)寒，宣發(fa)肺(fei)氣以(yi)平喘逆。臣(chen)藥(yao)(yao)——桂(gui)枝(2兩)，辛甘(gan)溫，溫經(jing)(jing)和營，助麻(ma)黃(huang)發(fa)汗(han)解表。佐藥(yao)(yao)——杏仁(70個)，苦溫，降肺(fei)氣助麻(ma)黃(huang)平喘。使藥(yao)(yao)——炙甘(gan)草(1兩)，苦溫，調(diao)和諸藥(yao)(yao)又制(zhi)約麻(ma)、桂(gui)發(fa)汗(han)太過。麻(ma)、桂(gui)、杏皆入肺(fei)，有引(yin)經(jing)(jing)之效，故不(bu)再(zai)用(yong)引(yin)經(jing)(jing)的(de)(de)(de)使藥(yao)(yao)。麻(ma)黃(huang)、桂(gui)枝、杏仁、炙甘(gan)草的(de)(de)(de)藥(yao)(yao)性(xing)有有次，相互制(zhi)約又相互補充，協調(diao)作用(yong)，形成(cheng)(cheng)一股強(qiang)大的(de)(de)(de)藥(yao)(yao)力，去攻克外(wai)感(gan)風(feng)寒這一堡壘，臨床療效十分顯著(zhu)，成(cheng)(cheng)為千古名方(fang)(fang)、經(jing)(jing)方(fang)(fang)。中(zhong)(zhong)藥(yao)(yao)方(fang)(fang)劑的(de)(de)(de)組(zu)成(cheng)(cheng)不(bu)是(shi)(shi)幾種(zhong)藥(yao)(yao)物的(de)(de)(de)簡單組(zu)合，而是(shi)(shi)在豐富的(de)(de)(de)臨床實(shi)踐基本上形成(cheng)(cheng)的(de)(de)(de)一個有機的(de)(de)(de)整體。其中(zhong)(zhong)文化內涵的(de)(de)(de)核心就是(shi)(shi)儒(ru)家(jia)所(suo)強(qiang)調(diao)的(de)(de)(de)“和”。
通常的說法是：
經方指張仲景傷寒論和金匱要略里的方劑，對證神效。但仲景方出自湯液經，故湯液經中的方劑也是經方。輔行訣中取湯液經中六十首方劑，故這六十首也是經方。又，中藏經中部分方劑據信也出自湯液經，故這部分方劑也屬于經方。但也有說經方是定型的有效方劑。
神仙說法有二，一是現實中不存在的人造神話里的神通廣大的角色，如太乙真人之類；一是現實中掌握并利用中國傳統養生術修身養性，具體一定造詣的人物，如呂洞賓之流。
房中指性生活。
追隨者(zhe)。經方(fang)派(pai)是(shi)金(jin)源時代在他們學(xue)的(de)唐朝以前的(de)方(fang)法，《黃(huang)帝(di)內(nei)經》、《神(shen)農本草(cao)經》、《傷寒雜病論(lun)》等，主(zhu)要(yao)追隨者(zhe)是(shi)李東(dong)恒(heng)，因其深奧(ao)的(de)醫(yi)術讓李東(dong)恒(heng)深深入迷，李東(dong)恒(heng)晚年(nian)自號東(dong)恒(heng)老人(ren)。金(jin)元(yuan)時期著名醫(yi)學(xue)家，今河(he)北省正(zheng)定人(ren)。他是(shi)中醫(yi)界金(jin)元(yuan)四(si)大家之一，開創(chuang)補土派(pai)。著有《脾胃(wei)論(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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