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吳喬云：“明人以集中無體不備，汗牛充棟者為大家。愚則不然，觀于其志，不惟子美為大家，韓偓《惜花》詩，即大家也。”（《圍爐詩話》卷一）為何韓偓以一首《惜花》詩即能稱大家？吳喬所謂“觀于其志”，又是指何而言？韓詩如下：“皺白離情高處切，膩紅愁態靜中深。眼隨片片沿流去，恨滿枝枝被雨淋。總得苔遮猶慰意，若教泥污更傷心。臨軒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字面上句句都是惜花之意，但后人都認為別有寄托，主要有兩種意見：一，自詠懷抱。如清人朱三錫云：“此篇句句是寫惜花，句句是寫自惜意，讀之可為淚下。”（《東巖草堂評訂唐詩鼓吹》）二，抒發亡國之恨。持此說者最眾，比如清人吳闿生云：“此傷唐亡之旨，韓公多有此意。”（《韓翰林集》）吳汝綸則云：“亡國之恨也。”（《唐宋詩舉要》引）今人劉學鍇先生則認為它“稱得上是一首唐王朝的挽歌”（《唐詩選注評鑒》）。這種評價符合事實嗎？

韓偓是唐末大臣，唐昭宗對之極為倚重。在朱溫即將篡唐的危難時刻，韓偓始終忠于朝廷，因此被貶荒遠之地。唐朝既亡，韓偓義不仕梁，入閩隱居。據南宋劉克莊《跋韓致光帖》，在朱溫篡唐八年之后，韓偓仍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之年號，真乃唐末鳳毛麟角的忠節之士。正因如此，后人解讀《惜花》詩時，往往將它與唐末史實直接聯系，例如吳喬云：“余讀韓致堯《惜花》詩結聯，知朱溫將篡而作，乃以時事考之，無一不合。起語云‘皺白離情高處切，膩紅愁態靜中深’，是題面。又曰‘眼隨片片沿流去’，言君民之東遷也。‘恨滿枝枝被雨淋’，言諸王之見殺也。‘總得苔遮猶慰意’，言李克用、王師范之勤王也。‘若教泥污更傷心’，言韓建之為賊臣弱帝室也。‘臨軒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意顯然矣。此詩使子美見之，亦當心服。”（《圍爐詩話》卷一）姚范對此評極為推重：“看唐詩當須作此想，方有入處。”（《援鶉堂筆記》卷四四）陳沆的解讀也基本相同：“此傷朱溫將篡唐而作。次聯言君民之東遷，諸王之見害也。三聯望李克用之勤王，痛韓建之逆主也。結末沉痛，意更顯然。”（《詩比興箋》卷四）今人吳在慶在《韓偓集系年校注》卷二中系此詩于后梁乾化五年（915），此時韓偓身在閩地南安，上距唐亡已有八年，故吳認為：“此詩乃作于唐亡后多年，非唐將亡時詩，以唐將亡時情事比附解釋詩句，恐未必符合。”可惜此詩系年并無確據，據此反駁吳喬之解讀亦顯無力。筆者也不認同吳喬之解讀，因為如果每句皆指某項史實，那么此詩究竟作于何年？今檢朱溫逼迫朝廷東遷洛陽并弒昭宗，事在天祐元年（904）。朱溫使蔣玄暉盡殺昭宗諸子德王等九人，事在天祐二年（905）。至于李克用之勤王，如指其在黃巢進犯長安時率軍赴難，則事在中和二年（881）；如指其在昭宗遇弒后令三軍縞素，臨終時遺命務滅朱溫，則事在天祐元年（904）及五年（908）。王師范之奉詔進攻朱溫軍，事在天復元年（901）。韓建在華州行在所殺通王等諸王十一人，事在乾寧四年（897）。除了李克用之勤王難以確定年代以外，其余史實皆發生在天祐二年（905）以前。如韓詩全篇皆緊扣史實，則末聯乃指唐室將亡而未亡，故必作于天祐五年（907）朱溫篡唐之前。這樣，此詩必作于天祐二年至天祐五年之間，也即唐朝的末代皇帝昭宣帝時期。韓偓于此時作詩惜花，并暗諷時事，為何所及之時事忽前忽后，時序混亂？且如韓建殺諸王早于蔣玄暉殺諸王八年，為何在韓詩中的時序先后顛倒？而且同樣是指諸王被殺，為何敘德王等被殺用敘述語氣，而敘較早發生之通王等被殺卻用假設語氣？可見吳喬之解讀其實是穿鑿附會，故捍格難通。

且從藝術上看，吳喬之解讀也絕不可取。若依此解，則韓詩除了首聯以外句句皆實指某事，全篇則渾如啞謎，這是對比興手法的極大曲解。韓偓詩風，以“詞致婉麗”為最大特征，宋人陳政敏和薛季宣皆持此論（分見《遁齋閑覽》與《浪語集》卷三〇《香奩集敘》）。韓偓要在詠物詩中暗寓亡國之恨，豈會如此直截淺露！

那么，韓偓《惜花》詩還能“稱得上是一首唐王朝的挽歌”嗎？能！我們先從詠物的角度來細讀此詩。古代詠物詩的主流，是詠物中需有寄托，在對物象的描寫中需有情感的投射。早在南朝，劉勰就指出：“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龍·明詩》）又云：“寫物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文心雕龍·物色》）到了唐代，杜甫的詠物詩樹立了詠物寄情的典范，正如清人喬憶所言：“詠物詩齊梁及初唐為一格，眾唐人為一格，老杜自為一格。……當分別觀之以盡其變，而奉老杜為宗。大率老杜著題諸詩并感物興懷，即小喻大，何嘗刻意肖題，卻自然移他處不得。”（《劍溪說詩》）韓偓生于唐末，作詩詠物當然會繼承杜甫的傳統。況且韓偓的姨丈李商隱即是詠物詩大家，其詠物之作大多深情委宛，寄托遙深。韓偓年方十歲即以送別詩蒙李商隱之賞識，日后李商隱有詩追憶云：“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于老鳳聲。”（《韓冬郎即席為詩相送，一座盡驚。他日余方追吟“連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風。因成二絕寄酬，兼呈畏之員外》之一）李商隱的詩風會對韓偓產生一定影響，乃情理中事。所以韓偓的詠物詩也與李商隱詩一樣具有寄托遙深的特點，這首《惜花》詩即是一例。試看李商隱《落花》：“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腸斷未忍掃，眼穿仍欲稀。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誠如清人姚培謙所評：“此因落花而發身世之感也。天下無不散之客，又豈有不落之花！至客散時，乃得諦視此落花情狀。三四，花落之在客者。五句，花落之在地者。六句，花落之猶在樹者。……人生世間，心為形役，流浪生死，何以異此。只落得有情人一點眼淚耳。”（《李商隱詩歌集解》引）何焯評曰：“致光《惜花》七字意度亦出于此。”（同上）此評極具手眼。李詩雖然寄托著身世之感，但在字面上則句句皆是寫落花。韓詩“意度亦出于此”，當然也是別有寄托，但字面上則句句皆是寫惜花。首聯開門見山，敘述枝頭殘花之情狀。“皺白”者，枯萎皺縮之白花也。“膩紅”者，細膩鮮麗之紅花也。白花即將脫離高枝，故離情悲切。紅花暫時無恙，然亦深愁盛況難久，故沉寂無語。不同品種的花卉，開花落花都是有早有晚，但是花期短促則是普遍規律。所以在詩人眼中，“皺白”也好，“膩紅”也好，都是轉瞬即逝、值得哀悼的美好事物。此聯的寫法頗為新奇，詩人并未說自己如何憐惜殘花，而是說將落未落的花朵在枝頭自哀自憐。這樣的擬人手法賦予花朵以情感、生氣，堪稱傳神之筆。次聯轉從詩人的角度來觀花：水流花謝，詩人的眼光隨著片片落花流向遠方。雨淋殘花，詩人的心中愁恨堆積。頷聯將情思轉到飄墜地下的落花：落花隨風飄蕩，不由自主。如果落處有青苔遮掩，總算是個潔凈的去處，詩人還能得到一絲慰藉。假如落在污泥濁水之中，詩人就更加傷痛難忍了。這兩聯前者實寫，后者虛擬，虛實相應，很好地表現了詩人惜花、悼花的百轉愁腸。末聯寫落花既盡，春天已逝，詩人無可奈何，只得以酒澆愁。明日重到此地，映在池塘中就只有一片綠陰了！

詩人惜花，多因花期短促象征著美好的事物容易消逝。劉禹錫詩云：“但是好花皆易落，從來尤物不長生。”（《和楊師皋給事傷小姬英英》）吳融詩云：“月不長圓花易落，一生惆悵為伊多。”（《情》）前者實為哀悼少女早逝，后者干脆以“情”為題。杜甫在乾元元年（758）春季在曲江池邊看到落花成陣，不由得連聲驚嘆：“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曲江》）清人蔣金玉評曰：“只一落花，連寫三句，極反復層折之妙。接入第四句，魂消欲絕。”（《杜詩鏡銓》卷四）為何如此？因為此時大唐王朝中興無望，詩人自己也前途渺茫，滿腹愁緒，乃借落花一吐為快。如果說前人的落花詩多抒哀惋之情，那么韓偓的《惜花》詩簡直是悲不自勝。如非心懷深哀巨痛，何以致此？對韓偓而言，還有什么比唐朝衰亡更加悲傷之事？所以吳汝倫一針見血地指出：“亡國之恨也！”我們不必將此詩句句落實到唐末史實，詩人的比興手法是從整體著眼的，他對亡國之恨的抒寫也是從整體落筆的。惟其如此，此詩在千古的落花詩中卓然挺出，因為它確實是情深意長的“一首唐王朝的挽歌”。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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