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前期，中西思想碰撞、新舊文化交替，晚清以來形成的同光體、漢魏六朝詩派、中晚唐詩派、桐城詩派等復古的詩派依舊活躍詩壇，新興的南社及后來的白話詩派風頭正勁；至三四十年代，學界對宋詩的整體評價紛紜錯綜，或唐宋持平，或尊唐黜宋。正是在這一文化生態環境與詩學背景下，此期新編宋詩總集既賡續了傳統詩歌總集的舊模式，又在編撰緣起、審美取向、呈現形態上表現出一些新特征、新成就。
一
在復古派的陣營中，同光體詩人承道光、咸豐以來以程恩澤、祁藻、何紹基、鄭珍、莫友芝、曾國藩等為主將的宋詩派而來，鼓吹宋詩最力。該派代表詩人陳三立、鄭孝胥、陳衍、沈曾植等，皆負一代盛名，其中陳衍既長于詩作，又有《石遺室詩話》《宋詩精華錄》等詩學著作，其推崇宋詩更是不遺余力。同光體詩人宗宋的詩學理論與詩歌創作實踐，對民國時期宋詩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桐城詩派是晚清以來詩壇影響較大的一個詩派，其論詩兼取唐宋，以矯浙派、性靈派之弊。桐城詩派傳人甚多，姚鼐之后，有方東樹、姚瑩、梅曾亮、曾國藩、張裕釗等后勁，民國初期有馬其昶及著名詩選家高步瀛、吳闿生等。他們與宋詩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中不少桐城派學者亦屬于宋詩派。南社由柳亞子、陳去病及高旭等于1909年在蘇州成立。南社之“南”，指“操南音，不忘本”的意思，其中許多詩人為同盟會成員。他們以歷史上的幾社、復社為榜樣，提倡民族氣節，鼓吹資產階級革命。南社雖然是一個帶有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進步文學團體，但由舊文人為主體，其詩學主張同樣具有傳統復古的特征，從創立之初到1936年解散，內部成員在詩學主張上一直存在宗唐、宗宋的巨大分歧與差異。作為南社主任的柳亞子主張詩宗三唐、詞學北宋，認為既然要革命，就要連同擁護清政府的同光體也一并反對，因而鄙棄宋詩，其詩學思想主要見載于《論詩六絕句》《論詩五首答鹓雛》《妄人謬論詩派書此折之》等。但他的這一詩學主張卻遭到了胡先骕、姚錫鈞、朱璽、成舍我等宗宋詩人的激烈反對，因此發生多次爭論，最終導致南社解體。
與同光體的極力宗宋、桐城詩派的唐宋兼取、南社的尊唐宗宋紛爭不一不同，另一些復古詩派則視宋詩為洪水猛獸。漢魏六朝詩派以主張詩學漢魏六朝而得名，其代表人物為王闿運。它的出現是為反對道光、咸豐年間的宋詩運動，特別是反對承宋詩運動的同光體。王闿運鼓吹漢魏六朝，貶斥宋詩與中晚唐詩，所編《八代詩選》取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八代，即立此存照。王氏門生眾多，如廖平、劉光弟、齊白石、夏壽田、楊銳、張晃、楊度等，故當時頗有影響。另有中晚唐詩派，代表詩人是晚清著名詩人樊增祥和易順鼎，其詩宗中、晚唐，喜為艷語，流于輕薄。他們不像王闿運有《湘綺樓說詩》，陳衍有《石遺室詩話》，而只有零星的理論散見于其詩文中，故在當時影響不大，追隨、學習其詩風者不多。
與復古詩派同時，當時代表前進方向與進步傾向的詩派有詩界革命與白話詩運動。詩界革命派是清末產生的一個詩派，其代表人物為夏曾佑、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以黃遵憲的創作成就最高。譚嗣同于1898年“戊戌變法”中被殺，黃遵憲1905年去世，而康有為、梁啟超師徒受同光體詩人影響較大，梁啟超晚年甚至拜同光體詩人趙熙為師，向陳衍等學習詩藝，故民國初期詩界革命派已經漸趨式微。
詩界革命派、桐城詩派及南社中部分成員或出自同光體詩人門下或向同光體詩人學習，故無法取而代之，產生較大影響。民國時期能夠與同光體抗衡，與之并駕齊驅的是“五四”時期出現的白話詩派，其代表詩人有胡適、俞平伯、康白情、劉半農等。這是繼“詩界革命”后，中國詩歌的又一次顛覆性革命。與古典詩歌相對而言，白話詩打破舊詩格律，不拘字句長短、用白話寫作，有時也稱“語體詩”“白話韻文”。胡適的《朋友》《贈朱經農》等八首詩1917年在《新青年》發表，引起轟動，這是新詩運動中出現的第一批白話新詩。他的《嘗試集》（1920年），也是我國第一部白話詩集。
總體來說，白話詩派是要將包括宋詩在內的一切舊文學徹底打倒，漢魏六朝詩派、中晚唐詩派與宋詩水火不容，桐城詩派唐宋兼取，南社成員尊唐宗宋，莫衷一是，只有同光體詩人一意鼓吹宋詩。唯其如此，宋詩的倡揚者必須果斷地站出來，編選總集，宣傳宋詩，以回應宋詩的否定者。如《宋元明詩評注讀本》的編選者王文濡為南社成員，《唐宋詩舉要》的編選者高步瀛均為桐城詩派成員，《宋詩精華錄》的編選者陳衍為同光體詩人。最值得肯定的是，隨著白話詩運動的積極向前推進，民國時期不多的宋詩總集中，就出現了像熊念劬編選的《宋代如話詩選》，凌善清編選的《白話宋詩五絕七絕百首》，這樣一些規模較大、學術質量較高，流傳較廣的宋代白話詩總集，這在前此的宋詩總集中是較少見的。宋詩總集編撰的轉型于此或見端倪。
二
民國時期，尤其是三四十年代，學界對宋詩整體地位與價值的評價，主要表現出兩種彼此不同的意見：其一是主張唐宋詩持平論，主要見于繆鉞的《論宋詩》（1940年）及錢鐘書的《談藝錄》（1948年），此為人耳熟能詳，茲不贅述；另一種觀點以來自宋詩研究圈外章炳麟、魯迅及聞一多等在思想界、文學界有重大影響的人物作出的不利于宋詩研究健康發展的表述為代表。早在民國前的宣統二年（1910），國學大師章炳麟在其《國故論衡》卷中《文學·辨詩》中評價唐代以后的詩歌說：“宋世詩勢已盡，故其吟詠情性，多在燕樂（詞）”，“唐以后詩，但以參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語則不足誦。”太炎先生認為，宋代詩勢已盡，宋人所作詩只能視作史料，了無情性。這無疑給包括宋詩在內的唐后詩歌判了死刑。魯迅的舊學功底深厚，對唐詩相當熟稔，其七律重理，偏向宋詩一路，然受章太炎的影響，他在1934年12月20日致友人楊霽云的書信中說：“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圣，大可不必動手。”顯然與乃師章炳麟的宋詩觀一脈相傳。二人皆道出了宋人的尷尬處境，即宋人并非文學才華不及唐人高或情感不及唐人豐富，而是詩的時代已經過去。著名詩人聞一多在《文學的歷史動向》一文中則曰：“從西周到宋，我們這大半部文學史，實質上只是一部詩史。但是詩的發展到北宋實際也就完了。”（載《當代評論》第四卷第一期，1943年12月）只肯定北宋詩，將有著輝煌成績與愛國精神，且數量兩倍于北宋的南宋詩一棍子打死。在西南聯大中文系，聞一多主講《詩經》及唐詩，朱自清講宋詩，這或許是聞一多對宋詩不太熟悉而心存偏見的原因。
如上可見，聞一多畢竟還承認北宋詩，其他兩人則將整個宋詩一筆抹殺。值得幸慶的是，晚清民國以來，學界對宋詩研究，特別是對宋詩總集的編撰并未受到這種文化霸權更多的影響。桐城詩派、南社中部分成員對宋詩仍然一往情深，特別是“同光體”后勁的積極倡揚，眾多研究者發揚光大，其間的宋詩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出現了陳衍、高步瀛、王文濡、熊念劬、胡云翼、呂思勉、柯敦伯、梁昆、繆鉞、錢鐘書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宋詩研究學者，產生了《宋詩派別論》《宋詩研究》《談藝錄》（主要研究宋詩）等一批里程碑式的宋詩研究著作。民國時期宋詩總集編撰的數量雖不算多，但在編輯思想、選錄原則與著述體例、方法等層面與傳統宋詩總集比較，既有承繼，又有了很大的發展與變化，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將民國時期稱為宋詩總集編撰的轉型時期。
三
民國間新編宋詩總集約十部左右，數量不多，然內容、形式均有可圈可點之處。其中熊念劬編選的《宋人如話詩選》、王文濡評注的《宋元明詩評注讀本》融選、注、評于一集，或彰顯詩旨，或指導初學，是民國時期出現的兩部頗有新特點的宋詩總集。
《宋人如話詩選》采用新式標點，分體編排，其中卷一五言古詩150首、卷二七言古詩139首、卷三五言律詩300首、卷四七言律詩319首、卷五五言絕句83首、卷六七言絕句398首，凡錄兩宋白話詩1389首，是一部規模比較大的宋詩總集。該集針對當時一些詩歌流派刻意復古，學這學那，寫詩生澀古拗，語言流于秾艷華彩，故極力鼓吹宋代白話詩。關于《宋人如話詩選》的編選目的與緣由，編者熊念劬在序言中說：“因宋詩選本，為坊間所絕無”，“新游寓居滬瀆，見報刊所撰話體詩，輒興發，因探錄唐以來歷代詩之較為易解者，代為一編，名曰‘如話詩選’。”可見，熊念劬選注是編，一則倡揚宋詩，改變當時市面缺少宋詩選本的失衡格局；二則受當時上海新詩寫作與刊載的啟發，鼓吹宋代白話詩。何為“如話詩”？什么樣的詩才算“如話詩”？編者在該集《凡例》中開宗明義：“本編選輯宋詩以明白如話為主，故格調不厭其高，惟語取淺易，務令婦孺都解，但字句雖極淺易，而意味索然者仍不采錄。”在他看來，語言明白如話、通俗易解，但須格調高雅不俗，意味深長雋永，才是“如話詩”。從選目來看，宋代楊萬里（241首）、陸游（157首）、范成大（92首）、戴復古（82首）、蘇軾（53首）入錄詩的數量居于前五甲，最合他對“如話”的標準。在詩歌的內容與品味上，熊念劬要求既要符合傳統詩歌的繩尺，又須與時代的步伐合拍，故“措辭命意雖合本編體裁，而尊王頌圣，事屬獻諛、談神、說怪，語近迷信及一切不合近代思想者概不闌入。”應該說，這些詩學主張在當時詩壇復古之風甚熾的環境下，是積極健康，值得稱揚與肯定的。從嗜好如話的語言，又融入時代的審美趣味出發，他敢于打破詩歌批評史上的傳統看法，對一些過去不受重視，甚至名不見經傳的詩人寄予高度評價，特別是張九成、汪元量、戴昺詩均因自然天成、通俗淺易，沒有藻飾與做作，從而得到他的贊譽與表彰，其中戴昺的詩入錄多達16首。李覯、陳造詩名均不大，亦分別入錄42首、19首，居兩宋詩人第六名、第十四名。方外之中，惠洪最受推重，各體皆有入錄，總數達27首之多，數量超過江西詩派三宗中任何一位。注釋與評點是該集的又一成績，對一部規模如此龐大的宋詩總集來說，尤其如此。他的注釋長于典故的交待與語詞的出處。惟其內容多，任務重，故所得所失均在于此。
王文濡與王懋、沈伯經等合作，編撰《歷代詩評注讀本》與《歷代文評注讀本》，以為初學入門者之用，其中前書包括《古詩評注讀本》《唐詩評注讀本》《宋元明詩評注讀本》《清詩評注讀本》等四種。《宋元明詩評注讀本》六卷，初版于民國五年（1916）十月，后經十次以上重印，足見流傳廣、影響大。是集正文詩題下有詩人簡介，詩旁有圈點、注釋，詩末附評語。全書按詩歌體裁分五古、七古、五絕、七絕、五律、七律六卷，共選詩292首，其中宋詩138首、元詩61首、明詩93首，是一部規模偏小的宋元明三代詩合選本。宋詩入選43家，其中五古16首、七古18首、五絕6首、七絕38首、五律25首、七律35首。從選目來看，編者于北宋推重蘇軾，南宋推重陸游，分別入錄29、22首，王安石、范成大次之，各選8首；在宋代詩歌各派中，他偏嗜江湖詩派與永嘉末流，而對專事模擬、缺乏性情的江西詩派，特別是西昆派與永嘉四靈卻不甚看重。南宋后期江湖詩派代表詩人戴復古的詩選7首，位居兩宋詩人第五名，“后四靈”之一的薛嵎詩選6首，入選數量僅次于排名第五的戴復古，而江西詩派“三宗”中，黃庭堅詩入選5首、陳與義詩僅選1首，陳師道詩則未能入王文濡的法眼，西昆體代表詩人楊億、劉筠、錢惟演三人之詩，永嘉四靈之詩均亦一首未選，榜上無名。編者似對淺易通俗的詩不感興趣，故于北宋，不選邵雍，于南宋，楊萬里的詩亦僅一首入選，而在五年后，1921年出版的熊念劬編選的《宋人如話詩選》，楊萬里入選241首，高居榜首，所錄之詩在兩宋詩人中占百分之十七強，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反差。王文濡在卷首“編輯大意”中指出：“宋明兩代，朝廷分朋黨，詩家亦爭門戶，主此奴彼，毀譽失真。本編選輯，并無成見，理求其是，派惟其備，斟酌去取，煞費苦心。”他原本注重選詩的全面性，要求能概括一代詩歌之面相，但從實際效果來看，卻不盡如人意，取舍之間，隨意性太大。該集融詩選、詩注、詩評于一爐，其中選、評兩項工作由王文濡親自進行，注釋則由汪勁扶、沈镕兩人完成。其所評點，或發掘詩歌蘊含，或申論社會時事，或品鑒佳句技藝，或考析句式結構，凡此皆能原原本本、細致周密，彰顯他通觀、進化的詩學觀與偏重情致深婉、寫景如畫的審美觀。
民國間影響大、質量高、流傳廣的宋詩總集應屬陳衍編的《宋詩精華錄》與高步瀛編的《唐宋詩舉要》兩種。《宋詩精華錄》4卷，入選129人，詩690首。編者分宋詩為初、盛、中、晚四期，論詩不爭“唐宋之正閏”，認為宋詩“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有著與唐詩相似的重要地位。該集對宋詩的甄選首先體現了編者反對祧唐宗宋，力主唐宋互參的整體詩學觀，書中于宋詩各時段、各流派的代表作家作品均有選錄，既重學問之詩，又不忽視性情之作，較之那些于詩人取舍時畸輕畸重，往往失之偏頗的明清宋詩總集，其視野要通達、開闊得多。是集入選之詩達20首以上的作者有梅堯臣、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楊萬里、陸游、劉克莊等9人，入選一首詩的作者共56人。所選之詩雖未必盡精，但有很多是眾口傳誦、風格不同的佳作。《宋詩精華錄》所選部分詩的評語體現了編者較為豐富的詩學思想。第一，注重避熟避俗，主張生新求變，即語必生造，意必新奇。第二，推崇吐屬大方，感情真摯，不搬弄技巧的詩。第三，認為宋詩學唐而能自成一格，客觀地比較唐詩、宋詩各自的優劣得失，甚至認為宋人有推陳出新，后來居上，超過唐人之處。第四，陳衍相對忽略諸如說理、論禪及次韻、用典這些原本屬于宋詩特色的內容，不喜詞費語復，過于直露的長篇古體，是集中此類詩少之又少，評價亦低。《宋詩精華錄》是一部頗富學術水準的書，然編者也有老眼昏花，看錯弄錯的時候。此書甫出，朱自清、陳寅恪、程千帆等人或撰書評，或予批注，分別就該書反映出的詩學觀，對宋詩的評點及錄詩張冠李戴等問題批漏指瑕。
近人高步瀛選注的《唐宋詩舉要》編成于上世紀二十年代，是民國間又一部重要唐宋詩總集。該書凡入選唐宋兩代102家，詩804首，八卷，是一部規模偏大的詩歌總集。其中唐代84人，619首，宋代17人（附金元好問詩12首），197首，從詩人分布與詩歌數量來看，明顯唐詩顯得畸重，漏選的宋詩佳構自然不少。全書分體編排，以人系詩，所錄宋詩按入選數量，依次為蘇軾55首、黃庭堅39首、陸游25首、王安石21首、歐陽修16首、元好問12首、陳師道7首、陳與義6首、梅堯臣5首、宋祁2首、楊憶2首、賀鑄、劉筠、宋庠、蘇洵、曾鞏、王安國、劉季孫各1首。南宋除陳與義、陸游外，其他作者，包括范成大、楊萬里這樣的大詩人均未入選，足見其對南宋詩亦不甚看重。編者錄詩主要抄自王士禛的《古詩選》《唐人萬首絕句選》、姚鼐的《今體詩鈔》及吳闿生的《古今體詩約選》，實際上是以上選本的再選本，不免為其所囿。高氏不滿意方回的“一祖三宗”之說，以為方氏稱頌二陳太過，實不免門戶之見，但也肯定二陳“佳處自不可沒”，論點持平。所選詩人均為大家，偏重藝術性，尤愛帶有出世思想與感傷情調的作品。在編選宗旨上為桐城詩派張目，注釋大量引用姚范、劉大櫆、姚鼐、方東樹、曾國藩、吳汝綸等人言論。雖說作者編選是集的目的在于讀者誦習而不在反映唐宋詩的全貌，但也不免過偏。在詩體上，編者偏愛七言，所選詩歌數量明顯多于五言，特別是入錄2首及以下的詩人中，除賀鑄1首五律外，宋祁、楊憶、劉筠、宋庠、蘇洵、曾鞏、王安國、劉季孫等八人之詩均為七律。《唐宋詩舉要》的成績主要在于它的注與評。是集每卷卷首有詩體的源流發展勾勒及代表詩人風格分析；詩人名下有小傳與總評；詩前有題解，有時很長，類同一篇札記；詩后有集注，主要對歷史事實、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及難解詞語進行注釋，有助于理解原詩；詩歌正文中時有集評。題解、集注與集評引征廣博、資料豐富，對舊注訛誤間有訂正，有時參以己見，時有創獲。此書原為北京師范大學講義，1935年由北平直隸書局排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1974年版時，刪去了所謂的“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評語，這些評語被認為是“有不少迂腐甚至是反動的東西和封建性的糟粕”“大抵是毫無文學批評價值的空話”。
錢仲聯編撰的《宋詩選》（無錫國學專修學校1937年出版）雖流傳不甚廣泛，但規模適中，選目適宜，覆蓋眾體，佐以詩句圈點，復輯歷代詩話、筆記評語于詩末，可謂民國間又一部宋詩之佳選。全書不分卷，凡錄五古94首、七古83首、五律133首、七律142首、五絕50首、七絕211首，計713首。關于該集的成書過程，編者1936年12月序稱，1934年至無錫國專，“為諸生說詩”，“既畢授漢魏六朝三唐之作，復繼以宋詩”。為編講義，他遍檢前代總集，認為《宋詩鈔》《宋百家詩存》“卷帙既繁”，《宋詩類選》《宋詩略》《宋詩別裁集》“抉擇未精”，竟無一能入其法眼，“乃輯是編，不拘門戶，一以精嚴粹美為歸，宛陵、廬陵、半山、玉局、山谷、后山、簡齋、石湖、劍南、誠齋諸家，所錄甚夥，西昆、九僧、永嘉四靈暨諸小家，略及之而不暇求備”。可見“精嚴粹美”為該集之審美宗旨，突出大家，不棄小家，詳略得當，為是書之選錄特點。而“學者取徑于是，進而泛覽各家專集，以博其趣，宋人真面，不難全出，雖不足為瑰瑋而有余于琢煉”。說明導航點津，為宋詩初學者指明路徑，開辟不二法門則為是集的編選目的。在選目上，編者特別垂青于贈答酬和、寫景詠物、抒懷言別等作，藝術上偏嗜“精嚴粹美”之作，而不甚措意于家國政治、民生疾苦的作品。
民國間編撰的其他宋詩總集還有《太平天國野史》的作者凌善清選輯的《白話宋詩五絕七絕百首》（中華書局1921年版）、易大廠編的《唐宋三大詩宗集》（上海民智書局1933年鉛印本）、陳幼璞選注《宋詩選》（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朱自清的《宋詩鈔略》（1943年版）及吳家駒編的《宋詩三百首》（重慶經緯書局1947年版）等。《唐宋三大詩宗集》由著名書畫、篆刻家易大廠所編，上海民智書局1937年印行，收《杜審言集》《趙湘南陽集》《黃庶伐檀集》三家詩。《宋詩鈔略》系朱自清從吳之振、呂留良等編選的《宋詩鈔》中《宛陵詩鈔》《歐陽文忠詩鈔》《臨川詩鈔》《東坡詩鈔》《山谷詩鈔》等五集選鈔而成，凡詩140首，以接續其《十四家詩鈔》，也算是《宋詩鈔》的再選本。該集為朱自清1939年在西南聯合大學講授“宋詩”時的講義，既無注釋，也未出版。惜乎編者謝世過早，南宋諸家，不曾續鈔。王瑤《念朱自清先生》稱許該書“詮釋極詳精審”，浦江清的《宋五家詩鈔·附記》詳述是集的編選過程與整理出版情況，贊譽是集“用過一番搜輯功夫”，“豐富的參考資料，對于學者也是很有幫助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時，改題《宋五家詩鈔》。《宋詩三百首》的編者吳家駒，字嘉愚，無錫人，嘗師從陳衍，陳其昌、虞斌麟等作序，1947年在重慶出版，為民國間宋詩總集的編選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作者單位：湖南科技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與社會文化研究基地）
本文地址://n85e38t.cn/sici/53236.html.
聲明： 我們致力于保護作者版權，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無法核實真實出處，未能及時與作者取得聯系，或有版權異議的，請聯系管理員，我們會立即處理，本站部分文字與圖片資源來自于網絡，轉載是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來源標注錯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益，請立即通知我們(管理員郵箱：)，情況屬實，我們會第一時間予以刪除，并同時向您表示歉意,謝謝!
下一篇: 馮子振《鷓鴣天贈珠簾秀》詩詞選鑒賞
宋褧《菩薩蠻·兩歧流水清如酒》原文賞析.png)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