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山巨源絕交書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于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膻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

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則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托，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佳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于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機，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煩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術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木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途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于溝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愿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愿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時為歡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

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愿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譯文

嵇康謹啟：過去您曾在山嵚面前稱說我不愿出仕的意志，我常引為知己之言。但我感到奇怪的是您對我還不是非常熟悉，不知是從哪里得知我的志趣的？前年我從河東回來，顯宗和阿都對我說，您曾經打算要我來接替您的職務，這件事情雖然沒有實現，但由此知道您以往并不了解我。您遇事善于應變，對人稱贊多而批評少；我性格直爽，心胸狹窄，對很多事情不能忍受，只是偶然跟您交上朋友罷了。近來聽說您升官了，我感到十分憂慮，恐怕您不好意思獨自做官，要拉我充當助手，正像廚師羞于一個人做菜，要拉祭師來幫忙一樣，這等于使我手執屠刀，也沾上一身腥臊氣味，所以向您陳說一下可不可以這樣做的道理。

我從前讀書的時候，聽說有一種既能兼濟天下又是耿介孤直的人，總認為是不可能的，現在才真正相信了。性格決定有的人對某些事情不能忍受，真不必勉強。現在大家都說有一種對任何事情都能忍受的通達的人，他們外表上跟一般世俗的人沒有兩樣，而內心卻仍能保持正道，能夠與世俗同流合污而沒有悔恨的心情，但這只是一種空話罷了。老子和莊周都是我學習的人，他們的職位都很低下；柳下惠和東方朔都是通達的人，他們都安于賤職，我哪里敢輕視議論他們呢？又如孔子主張博愛無私，為了追求道義，即使去執鞭趕車他也不會感到羞愧。子文沒有當卿相的愿望，而三次登上令尹的高位，這就是君子想救世濟民的心意。這也是前人所說的在顯達的時候能夠兼善天下而始終不改變自己的意志，在失意的時候能夠獨善其身而內心不覺得苦悶。從以上所講道理看，堯、舜做皇帝，許由隱居山林，張良輔助漢王朝，接輿唱著歌勸孔子歸隱，彼此的處世之道是一致的。看看上面這些人，可以說都是能夠實現他們自己志向的了。所以君子表現的行為、所走的道路雖然各不相同，但同樣可以達到相同的目的，順著各自的本性去做，都可以得到心靈的歸宿。所以就有朝廷做官的人為了祿位，因此入而不出。隱居山林的人為了名聲，因此往而不返的說法。季札推崇子臧的高尚情操，司馬相如愛慕藺相如的氣節，以寄托自己的志向，這是沒有辦法可以勉強改變的。每當我讀尚子平和臺孝威傳的時候，對他們十分贊嘆和欽慕，經常想到他們這種高尚的情操。再加上我年輕時就失去了父親，身體也比較瘦弱，母親和哥哥對我很嬌寵，不去讀那些修身致仕的經書。我的性情又比較懶惰散漫，筋骨遲鈍，肌肉松弛，頭發和臉經常一月或半月不洗，也不感到特別發悶發癢，我是不愿意洗的。小便常常忍到使膀胱發脹得幾乎要轉動，才起身去便。又因為放縱過久，性情變得孤傲散漫，行為簡慢，與禮法相違背，懶散與傲慢卻相輔相成，而這些都受到朋輩的寬容，從不加以責備。又讀了《莊子》和《老子》之后，更助長了自己的狂放不羈。因此，追求仕進榮華的熱情日益減弱，而放任率真的本性則日益加強。這像麋鹿一樣，如果從小就捕捉來加以馴服養育，那就會服從主人的管教約束；如果長大以后再加以束縛，那就一定會瘋狂地亂蹦亂跳，企圖掙脫羈絆它的繩索，即使赴湯蹈火也在所不顧；雖然給它帶上金的籠頭，喂它最精美的飼料，但它還是強烈思念著生活慣了的茂密樹林和豐美的百草。

阮籍從不議論別人的過失，我常想學習他但沒有能夠做到；他天性淳厚超過一般人，待人接物毫無傷害之心，只有飲酒過度是他的缺點。以致因此受到那些維護禮法的人們的攻擊，像仇人一樣地憎恨他，幸虧得到了大將軍的保護。我沒有阮籍那種天賦，卻有傲慢懶散的缺點；又不懂得人情世故，不能隨機應變；缺少萬石君那樣的謹慎，而有直言不知忌諱的毛病。倘若長久與人事接觸，得罪人的事情就會每天發生，雖然想避掉災禍，又怎么能夠做得到呢？還有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間都有一定的禮法，國家也有一定的法度，我已經考慮得很周到了，但有七件事情我是一定不能忍受的，有兩件事情是無論如何不可以這樣做的：我喜歡睡懶覺，但做官以后，差役就要叫我起來，這是第一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喜歡抱著琴隨意邊走邊吟，或者到郊外去射鳥釣魚，做官以后，吏卒就要經常守在我身邊，我就不能隨意行動，這是第二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做官以后，就要端端正正地坐著辦公，腿腳麻木也不能自由活動，我身上又多虱子，一直要去搔癢，而要穿好官服，迎拜上級官長，這是第三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向來不善于寫信，也不喜歡寫信，但做官以后，要處理很多人間世俗的事情，公文信札堆滿案桌，如果不去應酬，就觸犯禮教失去禮儀，倘使勉強應酬，又不能持久，這是第四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不喜歡出去吊喪，但世俗對這件事情卻非常重視，我的這種行為已經被不肯見諒的人所怨恨，甚至還有人想借此對我進行中傷；雖然我自己也警惕到這一點而責備自己，但是本性還是不能改變，也想抑制住自己的本性而隨順世俗，但違背本性又是我所不愿意的，而且最后也無法做到像現在這樣既不遭到罪責也得不到稱贊，這是第五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不喜歡俗人，但做官以后，就要跟他們在一起辦事，或者賓客滿坐，滿耳嘈雜喧鬧的聲音，處在吵吵鬧鬧的污濁環境中，各種千奇百怪的花招伎倆，整天可以看到，這是第六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生就不耐煩的性格，但做官以后，公事繁忙，政務整天縈繞在心上，世俗的交往也要花費很多精力，這是第七件我所不能忍受的事情。還有我常常要說一些非難成湯、周武王和輕視周公、孔子的話，如果做官以后不停止這種議論，這件事情總有一天會張揚出去，為眾人所知，必為世俗禮教所不容，這是第一件無論如何不可以這樣做的事情。我的性格倔強，憎恨壞人壞事，說話輕率放肆，直言不諱，碰到看不慣的事情，脾氣就要發作，這是第二件無論如何不可以這樣做的事情。以我這種心胸狹隘的性格，再加上上面所說的九種毛病，即使沒有外來的災禍，自身也一定會產生病痛，哪里還能長久地活在人世間呢？又聽道士說，服食術和黃精，可以使人長壽，心里非常相信；又喜歡游山玩水，觀賞大自然的魚鳥，對這種生活心里感到很高興；一旦做官以后，就失去了這種生活樂趣，怎么能夠丟掉自己樂意做的事情而去做那種自己害怕做的事情呢？

人與人之間相互成為好朋友，重要的是要了解彼此天生的本性，然后成全他。夏禹不強迫伯成子高出來做官，是為了成全他的節操；孔子不向子夏借傘，是為了掩飾子夏的缺點；近時諸葛亮不逼迫徐庶投奔蜀漢，華歆不硬要管寧接受卿相的位子，以上這些人才可以說始終如一，是真正相互了解的好朋友。您看直木不可以做車輪，曲木不能夠當椽子，這是因為人們不想委屈它們原來的本性，而讓它們各得其所。所以士、農、工、商都各有自己的專業，都能以達到自己的志向為快樂，這一點只有通達的人才能理解，它應該是在您意料之中的。不能夠因為自己喜愛華麗的帽子，而勉強越地的人也要去戴它；自己嗜好腐爛發臭的食物，而把死了的老鼠來喂養鴛雛。我近來正在學習養生的方法，正疏遠榮華，摒棄美味，心情安靜恬淡，追求“無為”的最高境界。即使沒有上面所說的“九患”，我尚且不屑一顧您所愛好的那些東西。我有心悶的毛病，近來又加重了，自己設想，是不能忍受所不樂意的事的。我已經考慮明確，如果無路可走也就算了。您不要來委屈我，使我陷于走投無路的絕境。

我剛失去母親和哥哥的歡愛，時常感到悲傷。女兒才十三歲，男孩才八歲，還沒有成人，而且經常生病。想到這些就十分悲恨，真不知從何說起！我現在但愿能過平淡清貧的生活，教育好自己的孩子，隨時與親朋好友敘說離別之情，談談家常，喝一杯淡酒，彈一曲琴，這樣我的愿望就已經滿足了。倘使您糾纏住我不放，不過是想為朝廷物色人，使他為世所用罷了。您早知道我放任散漫，不通事理，我也以為自己各方面都不及如今在朝的賢能之士。如果以為世俗的人都喜歡榮華富貴，而唯獨我能夠離棄它，并以此感到高興；這樣講最接近我的本性，可以這樣說。假使是一個有高才大度，又無所不通的人，而又能不求仕進，那才是可貴的。像我這樣經常生病，想遠離世事以求保全自己余年的人，正好缺少上面所說的那種高尚品質，怎么能夠看到宦官而稱贊他是守貞節的人呢！倘使急于要我跟您一同去做官，想把我招去，經常在一起歡聚，一旦來逼迫我，我一定會發瘋的。若不是有深仇大恨，我想是不會到此地步的。

山野里的人以太陽曬背為最愉快的事，以芹菜為最美的食物，因此想把它獻給君主，雖然出于一片至誠，但卻太不切合實際了。希望您不要像他們那樣。我的意思就是上面所說的，寫這封信既是為了向您把事情說清楚，并且也是向您告別。嵇康謹啟。

作者介紹

嵇康（223年—262年，或224年—263年），字叔夜，譙郡铚縣（今安徽濉溪西南）人。“竹林七賢”之一。三國曹魏時曾為中散大夫，世稱“嵇中散”。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學問淵博，為人優游適意，性格剛直，疾惡如仇，志向高遠。因拒絕與當時掌權的司馬氏合作，對他們標榜的虛偽禮法加以譏諷和抨擊，直接觸犯了打著禮教幌子的謀奪曹氏政權的司馬昭及其黨羽，結果遭誣被處死。他臨刑的時候：一是有三千名太學生請求以他為師，可見他在當時社會上的聲望；二是奏《廣陵散》一曲，從容赴死。嵇康早年喪父，家境貧困，但仍勵志勤學，文學、玄學、音樂等無不博通。魏末玄學興盛，向往返歸自然。嵇康向往超然自適的生活，把玄學的精神境界變為人間境界，他的文學創作，主要是詩歌和散文。他的詩今存50余首，以四言體為多，占一半以上。代表作有《贈秀才入軍》18首以及《幽憤詩》。嵇康往往在詩中抒發他強烈的憤世嫉俗心情，因此他的一些詩作寫得比較直露，語含譏刺，鋒芒畢現，表現出清峻警峭的特點。而他的另一些詩作夾有談玄的成分，如“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之類。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他詩歌形象的生動性。不過總的來說，嵇康的詩歌，特別是四言詩，在文學史上還是有相當地位的。他的散文長于辯論，思想新穎，析理綿密，筆鋒犀利，往往帶有憤世嫉俗的情緒。嵇康著作，《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集13卷，又別有15卷本，宋代原集散失，僅存10卷本。明代諸本卷數與宋本同，但篇數減少。明本常見的有汪士賢刻《嵇中散集》（收入《漢魏六朝二十名家集》中），張溥刻《嵇中散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等等。1924年，魯迅輯校《嵇康集》,1938年收入《魯迅全集》第9卷中。戴明揚校注的《嵇康集》196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此書除校、注外，還收集了有關嵇康的事跡、評論材料。

賞析：清峻意超俗，龍性不可馴

魏晉之際，活躍著一個著名的文人集團，時人稱之為“竹林七賢”，即：嵇康、阮籍、山濤、劉伶、向秀、阮咸、王戎。當時，政治上正面臨著王朝更迭的風暴。“七賢”的政治傾向親魏，后來，司馬氏日興，魏氏日衰，勝負之勢分明，他們便分化了。山濤與嵇康都是“竹林七賢”中的人物，原來是好朋友，但是山濤并不是真心當隱士，老死山林。年輕時他就曾對妻子說：“忍饑寒！我后當作三公，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后來他因與宣穆后（司馬懿之妻）有表親之裙帶關系，所以當上了司馬家的官。景元二年（261年）在就任吏部侍郎這一要職后，為了進一步穩固地位，山濤不但忠心耿耿地效忠于司馬昭，而且還同司馬家的重要軍政官吏裴秀、鐘會（時任司隸校尉）“并申款昵”，而鐘會正是在景元中殺害嵇康的關鍵人物。高貴鄉公甘露年間，司馬昭篡奪曹魏政權的野心已是路人皆知。嵇康當然知道司馬懿是如何誅殺曹爽的，也目睹了景元元年（260年）成濟殺害高貴鄉公的慘狀。而就在景元二年（261年），山濤升任吏部侍郎后，又欲舉嵇康以自代。眾所周知，吏部郎的職責乃是為司馬準備篡權后隨同登基的官員，不干傷天害理的事是不能勝任此職的。因此，“剛腸疾惡”的嵇康對“非吏非隱”（孫綽語）的山濤，便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于是奮筆寫下了這封表明自己態度，抒發對山巨源的鄙夷和對黑暗時局的不滿的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

這封信分為五段，層次、脈絡分明。第一段從開頭到“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開門見山，說明絕交的原因，開篇劈頭就是“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足下故不知之”。交友之道，貴在相知。這里如此斬釘截鐵地申明與山濤并不相知，明白宣告交往的基礎不復存在了。接下去點明寫這封信的緣由：“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膻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這里“越俎代庖”的典故用得很活。此典出于《莊子·逍遙游》，原是祭師多事，主動取廚師而代之。嵇康信手拈來，變了一個角度，道是廚師拉祭師下水，這就完全改變了這個故事的寓意。嵇康特別強調了一個“羞”字：庖人之引尸祝以自助，是因為他內心有愧，因為他干的是殘忍、骯臟的事情。他就一下子觸到了山濤靈魂中敏感的地方。這個典故用在這里，具有“先聲奪人”之妙。行文用典，歷來有“死典”“活典”之別。像嵇康這樣，隨手拈來，為我所用，便屬成功的佳例。至此，與山巨源的基本分歧，明白點出，下面就進一步發揮自己的看法。

第二段，從“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到“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作者高屋建瓴，提出人們相處的原則。文中首先列舉出老子、莊周等十一位歷史人物，借評論他們的事跡闡發了“循性而動，各附所安”的原則。表面看來，嵇康這里對出仕、歸隱兩途是無所軒輊的，且以“并介之人”推許山濤，但聯系上文一氣讀下，就不難體味出弦外之音。既然在那樣的時局中，做官免不了沾染鮮血，那么出仕者的“本性”如何，自在不言之中了。于是，“并介之人”便為辛辣的諷刺。當然，這種諷刺是全然不動聲色的，而對方卻心中明白、臉上發燒。古人有“綿里針”“泥中刺”的說法，指的就是這種含蓄的諷刺手法，在闡述了“循性而動”的一般處世原則后，作者筆鋒一轉：“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托，不可奪也。”指出人們根據氣節本性選擇的人生道路是不可強行改變的。緊接著便描述起自己的本性和生活狀況來。他寫了自己極度懶散的一些生活習慣后，使用了一個比喻：“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佳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真是形象之極！禽即擒字。作者自比野性未馴之鹿，他對山濤說：不錯，出去做官可以得到“金鑣”“佳肴”——富貴榮華，但那代價我也是知道的，那要犧牲掉我最寶貴的東西——“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因此，我寧愿赴湯蹈火，不要這富貴的圈套。寫到這里，不必再作抽象的議論，作者就已把自己浩然正氣、大義凜然的人生態度以及不與惡勢力妥協的立場，生動地描摹出來了。然而，作者并不肯就此置筆。

第三段從“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到“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他進而舉出阮籍受迫害之事，指出自己與朝廷禮法的矛盾更為尖銳。嵇康把這些矛盾概括成九條，就是很有名的“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這九條排比而出，滾滾滔滔，一氣貫注，絲毫不容對方有置喙的余地。嵇康自己那種“龍性誰能馴”的傲岸形象也就隨之呈現到讀者的面前。這“七不堪，二不可”，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似乎狂得過分一些，而在當時，一則疏狂成風，二則政治斗爭使然，所謂“大知似狂”“不狂不癡，不能成事”，所以并不足怪。在這一大段中，作者渲染出兩種生活環境：一種是山濤企圖把他拉進去的，那是“官事鞅掌”“囂塵臭處，千變百伎”“鳴聲聒耳”“不得妄動”；一種是他自己向往的，是“抱琴行吟，弋釣草野”“游山澤，觀魚鳥”。相形之下，孰濁孰清，不言而喻。至此，已把作者自己的生活旨趣及拒不合作的態度講得淋漓盡致。特別是“非湯武而薄周、孔”一條，等于是和名教，以及以名教為統治工具的司馬氏集團的決裂宣言。這一條后來便成了他殺身的重要原因。原來中國古代凡在政治上想篡權奪位之人，莫不用湯武、周公來掩飾自己的篡權行為，莫不以順天應人、效法成湯、周武自居，這原是他們奪權篡位的理論根據和遮羞布。司馬昭殺害高貴鄉公之后，也還以“欲尊依周之權”“安社稷之難”來為自己辯解；阮籍為鄭沖寫的《勸晉王箋》，便是用“昔依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借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這樣的話來歌頌司馬昭而獲榮升并得以善終的。兩相對比，無怪乎“非湯武而薄周、孔”一語能如此觸怒司馬昭，激得他迫不及待地要殺害嵇康了。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到“足下無事冤之，令轉于溝壑也”為第四部分，轉而談對方，以交友之道責之。在列舉了古今四位賢人“真相知”“識其天性，因而濟之”之后，作者使用了欲抑先揚的手法。他講道：這個道理只有通達的人才能理解，當然您是明白的了。初看起來，是以“達者”相許，然而下面隨即來了一個大的轉折：“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這簡直就是指著鼻子在罵山濤了：我原以為你是夠朋友的“達者”，誰知道你卻像那強迫越人戴花帽子的蠢家伙，像那專吃臭尸爛肉的貓頭鷹一樣。這兩句話罵得真夠痛快，正是嵇康“剛腸疾惡”本色的表現。如果說開篇處的諷刺還是綿中之針的話，這里則是針鋒相對了。由此可以想見作者命筆之際，憤激愈增的心情。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凄切”到結尾，作者談了日后的打算，表示要“離事自全，以保余年”。這一段鋒芒稍斂。因為他是一時風云際會的領袖人物，是司馬氏猜忌的對象，故不得不作韜晦的姿態。但態度仍堅定不移：“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可說是寧死不合作了。而對山濤鄙夷之情，猶有未盡，故終篇處又刺他一筆：野人有以曬背為快樂，以芹子為美味的，想獻給君王，雖然一片誠意，但也太不懂事理了，“愿足下勿似之”。又是不動聲色，而揶揄之意盡出。劉禹錫說：“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與山巨源絕交書》正是魏晉之際政治、思想潮流的一面鏡子。《與山巨源絕交書》直觀地看，是嵇康一份全面的自我表白，既寫出了他“越名教而任自然”，放縱情性、不受拘羈的生活方式，又表現出他傲岸、倔強的個性。然而，《與山巨源絕交書》的認識意義并不止于此。一方面，我們可以從嵇康憤激的言詞中體會到當時黑暗、險惡的政治氛圍；另一方面，嵇康是“竹林七賢”的領袖，在士人中有著很高的威望和相當大的影響，因此，《與山巨源絕交書》中描寫的生活旨趣和精神狀態都有一定的代表性，部分地反映出當時的社會風貌和思想潮流。

作為一篇文學作品，《與山巨源絕交書》更為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它那獨特的文字風格。《文心雕龍·明詩篇》給嵇、阮二人的評語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鐘嶸的《詩品》也以“清遠”“峻切”評價嵇康詩作。足見是一時之通論。細味作品，這一裁斷實在貼切得很。而且，不唯嵇詩清峻，嵇文也以清峻而名家。何謂“清峻”？大體說來，就是立意超俗，行文精煉，詞義透徹。本文陳說自己的旨趣、好惡，居高臨下，旁若無人，嬉笑怒罵處，涉筆而成文。本來，這封書信是為辭謝薦引而作，但作者沒有黏滯在這一具體事情上，而是從處世原則，交友之道大處著眼，引古喻今，揮灑自如。所謂“清遠”者，正在于此。而從行文之法來看，道論處世原則，標出“循性而動，各附所安”的大義，次述自己生活習慣、精神狀態，繼而推論，自己必不堪為官，只宜退居。接下來轉向對方，也是先標出“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的交友之道，繼而責備對方對不起朋友的做法。表面上揮灑自在，筋骨中卻貫注著極強的邏輯力量。再輔之以“七不堪，二不可”那樣透徹、斬釘截鐵的言詞，自然可稱為“峻切”了。劉師培評論嵇康的散文是“文如剝繭，無不盡之意”，也是著眼于這種絲絲入扣的內在邏輯性。嵇文的清峻風格帶有明顯的時代印記。這一方面是漢末魏初講求名法之治，文章普遍趨向簡明透徹之故。另一方面，士人中高傲、放縱的思想潮流影響到文章，便出現了所謂“師心”“使氣”的創作態度，把主觀情性作為驅策筆墨的主導力量，于是把作者自己的形象熔鑄到了作品中，《文心雕龍》稱嵇康為“雋俠”。我們今天讀《與山巨源絕交書》，不是確確實實感到里面鼓蕩著一股“龍性”不可馴的俠氣嗎？像那隨手拈來的鴛雛斥鴟、美芹獻曝的故事，“七不堪”“二不可”的排比，都生動體現出嵇康居高臨下、笑罵任心的氣概。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講，有清峻之人格，方有清峻的文章風格。“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在司馬氏的屠刀之下，“竹林七賢”死的死，降的降，于是像《與山巨源絕交書》這樣令人悚然動容的清峻風格也就不多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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