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解放日報》發刊詞(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
本報之使命為何 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一語足以盡之。 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也就是本報的使命。在目前的國際國內形勢下，這一使命是更加嚴重了。 現在的問題是:世界是帝國主義強盜互相屠殺的世界，還是世界人民和平的世界 中國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中國，還是中國人的中國 這些問題，在現在帝國主義戰爭變為世界范圍的戰爭，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最后滅亡中國之時，已經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了。 沒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不卷入戰爭(美國實際上已經參戰)，戰爭已以全球為屠場，全世界人民如不奮起反對戰爭力爭人民的和平，則世界有陸沉之憂，人類有毀滅之禍。現在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戰的斗爭已經發展起來，這是世界真正光明的所在，各國共產黨站在這一斗爭的前線，這一斗爭將援助著中國人民的斗爭，中國人民有與世界人民相聯系的任務。 日本帝國主義在四年戰爭中不能解決的中國問題，它現在企圖來“最后解決”了，一切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加以輕視的意見是不對的，在這種意見之下，就是國共磨擦，就是反共高潮，就是兩個戰爭。我們主張是國共團結，是消滅磨擦，是一個戰爭。須知只有一個戰爭，一個專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才能打退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與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中國的外交政策必須是親蘇政策，雖然同時不放棄對英對美的外交。中國的內政政策，必須是民主政策，一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動政策，必須取消。 現在是中國存亡絕續的關鍵，全國一切抗日黨派抗日人民必須團結起來，對付日本帝國主義這個主要的敵人。中國共產黨是站在這一斗爭的前線的，過去如此，現在還是如此，將來還是如此。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始終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國共產黨是與人為善的，一切在抗日戰爭中犯過錯誤的人，中國共產黨與以反省改悔的機會，僅僅對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絕對堅決不愿改悔的人，方才與以堅決的打擊。而這乃是完全必要的，對于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絕對堅決不愿改悔的民族叛徒，如不與以堅決的打擊，則民族抗戰必然遭到失敗。 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就是本報的使命，本報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與中國人民協力斗爭的結果，世界必然要變成一個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國必然要變成一個中國人民獨立自主的中國，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企圖，我們是能夠粉碎的。團結，團結，團結，這就是我們的武器，也就是我們的口號。今當本報發刊之始，愿掬至誠，以告國人。 根據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解放日報》刊印。
經查證資料確定：《上海報業：為孫中山革命活動鼓與呼》與《上海報業：為孫中山革命活動鼓舞與歡呼》是同一篇文章
上海報業：為孫中山革命活動鼓與呼
張駿/周楠 ? ?
2011年09月20日10:59來源：《解放日報》 ? ?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黨史頻道 截圖：
附原文：
辛亥百年。在這波瀾壯闊的歷史鉤沉中，我們試圖從一個并不為人熟悉的視角：上海報業與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來做一點小小的探究，尋找由種種細節所構成的歷史必然。
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自從踏上“振興中華”的革命征途，便十分重視新聞輿論。而占據當時中國報業半壁江山的上海報業，尤其是其中的革命派報紙，也在辛亥革命前后紛紛追隨孫中山行蹤，廣泛傳播其革命思想，讓民族、民權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辛亥百年之際，記者就此采訪多位專家學者。他們的觀點一致：上海作為輿論重鎮，為辛亥革命提供了政治動員，更重要的是，對于孫中山本人及其思想的宣傳，進一步完善了革命理論，并鼓動起大批的革命追隨者，這些均成為辛亥革命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
革命準備期：宣揚孫中山之?“恢復中華，創立民國”
正彷徨無計間，傍晚而夢坡至，出語壯烈，較前頓若兩人。并毅然執余手曰：本報恣君為之，無所顧藉。余大喜過望。
——章士釗在?《蘇報案始末記敘》中回憶1903年《蘇報》轉向革命宣傳的過程
孫中山在海外時，經常“課余寫稿投港、滬各報刊，鼓吹改造中國政治”。1905年，《民報》作為同盟會機關報在東京創立，孫中山寫下發刊詞，明確革命報刊要作為“輿論之母”，應通過“斟時弊以立言”，成為“繕群”——即革命報紙要通過正確的輿論鼓吹，努力將體現時代精神的革命學說與理想灌輸到群眾的心中，使之成為群眾投身革命的內在精神動力。
與之遙相呼應，上海報業也在積極宣傳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位于吳淞的中國公學，內設同盟會機關，辦《競業旬刊》宣傳革命，并負責《民報》、《復報》等革命刊物的發行。
而在此前兩年，上海還發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1903年6月9日晚上，一向忠厚老實、思想也不算激進的《蘇報》老板陳范（字夢坡），興沖沖地找到報社新聘的主筆章士釗，讓他放手去干，表示完全支持激進的革命宣傳。就在這天早上，陳范還曾滿臉愁容來見章士釗，表示《蘇報》言論再這么肆無忌憚，恐怕自取滅亡。一天之內，陳范態度發生180度變化，章士釗自是“大喜過望”，后來回憶當時情景，才有陳范“出語壯烈，較前頓若兩人”的說法。
什么原因促使陳范對革命態度的變化？原來，那天陳范在張園遇到了“孫中山”。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敏在《蘇報案研究》中引述馬敘倫的回憶，張園集會，此人“躍而登臺，演說之時，創言主戰，自鳴當毀家紓難，并有徒可召而集者數千人”。當時去聽演說的陳范注意到了這個非常人物，有意無意與他接近，這位陌生人還告訴陳范，“劉寶恒”只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實身份是大名鼎鼎的“孫中山”，此番“秘密返國、策動革命”。
自此，原本以社會新聞、市井消息為主的《蘇報》突出宣傳革命，連續刊載《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殺人主義》、《讀革命軍》等文，積極宣傳鼓動革命，引起清政府恐慌，不到一月，便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蘇報案”（因刊登介紹鄒容的《革命軍》等文章，《蘇報》館被查封，鄒容、章太炎被捕）。事后查明，陳范遇到的所謂“孫中山”，實為鎮江人錢寶仁。
“《蘇報》的激進，歸結于章士釗的放膽；章士釗的放膽，歸結于陳范的放手；而陳范的放手，歸結于‘孫中山’的壯膽。”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熊月之認為，陳范接觸的“孫中山”雖是假的，但他對孫中山的崇拜是真的，孫中山在上海的影響也是真的。這也從側面折射出上海的革命大潮。
若說陳范只是無意卷入革命浪潮，此后同盟會系的《神州日報》等則更加自覺地宣傳孫中山思想，不遺余力讓民族和民權思想在君主專制氛圍下得以擴張。革命派還通過報紙警醒國人“即今不急思興起，此后內威外辱日迫年急，將無復振作之余地矣”。
《民立報》創于武昌起義前一年，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在發刊詞中大聲疾呼：“有獨立之民族，始有獨立之國家。有獨立之國家，始能發生獨立之言論。”提倡培植“國民獨立之思想”，輔助“國民進立于世界之眼光”。《民立報》在辛亥時期密切結合時局的變化，對共和政體和秩序多有探討，對提倡共和的民間社團多有報道，深入人心，激蕩心弦。后來毛澤東在延安回憶這段經歷時曾說：“在長沙，我第一次看到報紙——《民立報》，這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日報，登載著廣州反對滿清的起事和七十二烈士的殉難。這件事情是由一個叫黃興的湖南人領導發動的。我被這故事深深地感動了。覺得《民立報》充滿了富于刺激性的材料。”
武昌起義后：熱盼孫中山歸國當“總統”
此間輿論已主張一種主義，謂將來中國必立共和政體之新政府，其總統大約孫逸仙充之。
——1911年10月16日《民立報》刊載《歐洲關于中國變亂之要電》
武昌起義后，時隔6天，《民立報》就報道了西方對于中國事變的看法，并借外電之口提出“總統大約孫逸仙充之”。
在武昌首義后短短兩個月內，上海共有30多種小型報紙創刊。這些報紙宣傳、報道各地起義，也格外關注孫中山的行蹤。甚至一些商業報紙、立憲派政治背景的報紙等，也紛紛轉變立場，在革命浪潮和民心向背的推動下，開始“易幟”。孫中山同上海新聞界的不解之緣，自此更為緊密。
孫中山得知武昌起義的訊息，準備從海外返國，于1911年11月29日發表《致上海〈民立報〉電》，詳細披露自己的返國行程：“冬月初二可到香港……”第二天，《民立報》立即在醒目位置刊發此電，穩定人心的作用不言而喻。
1911年12月24日，聞悉孫中山由海外抵上海，《民立報》刊載《歡迎孫中山先生歸國辭》，盛贊孫中山“念同胞奴隸之慘，以三大主義為天下倡，言而能行，雖挫不衰，毅魄堅志，歷二十年如一日”，并衷心祝愿孫中山“為國珍重，是我中華國名與先生之名齊輝也。尤祝先生以屢年經歷，指導同胞為種種建設之準備”。
上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張元隆認為，當時這些言論，明確表達了上海報界對孫中山的熱切期望。
次日，孫中山剛抵上海，便分別向《民立報》記者和美國人在上海辦的英文《大陸報》主筆發表談話，詳細介紹了自己“武昌舉師以來，即由美旅歐，奔走于外交、財政二事”的過程，及建國的打算與理想。通過上海報紙，很快將籌組中華民國的消息傳播到國內外。
孫中山在滬數日內撰寫的信札、函電乃至向各界的談話和演說，都及時刊發于?《民立報》、《天鐸報》和《時報》等申城各報，其中尤其是《致袁世凱電》、《中國同盟會意見書》、《復南京各省代表電》等，都對籌組中華民國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國同盟會意見書》中，孫中山甚至明確表示：“欲造神圣莊嚴之國，必有優美高尚之民，以無良民質則無良政治，無良政治則無良國。”短短幾天的密切交往，使孫中山同上海報界結下了深厚情誼。
這些消息，通過電訊、報刊，迅速向全國各地發散傳播，有力地助推了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2月31日，孫中山為《民立報》題寫了四個大字——“戮力同心”。解放日報原高級編輯丁鳳麟對此評價說：“中山先生與上海報界之間休戚與共之情，在此一覽無余。”
1912年：傳播臨時大總統的重要政見
此次革命事業，數十年間，屢起屢仆，而卒睹成于今日者，實報紙鼓吹之力。……而報館記者卒抱定真理，一往不渝，并犧牲一切精神、地位、財產、名譽，使吾所抱真理屹不為動，作中流之砥柱。久而久之，人人之心均傾向于此正確之真理，雖有其它言論，亦與之同化。
——孫中山1912年4月16日在上海?《民立報》的致辭
今天的我們也許想不到，1912年1月1日至4月1日，孫中山在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期間發布的政令、通電、演說乃至信札、佚話等，大多是通過上海多家報紙及時公諸于世的。
丁鳳麟曾粗略統計：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期間，僅在《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內，便收錄《民立報》刊發孫中山文電達30篇；《天鐸報》刊發9篇，《時報》刊發1篇。此外，《孫中山集外集》中，還補錄在這3個月內，上海的《民立報》、《申報》、《天鐸報》與《時報》刊發的孫大總統文電、談話、委任狀等達32件之多，“這就有力證實，上海報紙成為當年出版的《臨時政府公報》之外，存錄孫大總統執政史料的主要載體，也從一個側面，如實反映上海報界對辛亥革命宣傳的盡心盡力，成效卓著。”
這一點，也在孫大總統于1912年3月1日頒給《天鐸報》的“旌義狀”文中，得到佐證：“《天鐸報》于中華民國開國之始，宣揚大義，不遺余力，應發給優等旌義狀，奕代后民，永多闕義。此旌。”“宣傳大義，不遺余力”八個大字，情真意切，既是對《天鐸報》的褒揚，更是對上海報界宣傳革命的充分肯定和由衷贊許。
在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位后的十多年里，孫中山依舊同上海報業關系密切，榮辱與共、心心相印。1912年4月4日，他剛辭職，立即發表“在上海答記者問”，表示“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償矣，后當竭力從事于社會上革命”。就是說，民國初建，當時的中山先生以為民族、民權兩大主義已基本實現，今后主要為民生主義而奮斗了。而1912年4月16日，孫中山在參觀《民立報》時的致辭中，所闡述的“作中流之砥柱”，使革命理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等值得珍視的言論，則透出他對報業啟迪民智、宣傳革命思想的肯定，對報紙從業人員的厚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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