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第三次“左”傾路線(節選)(一九四一年)
一 據我們歷來的想法，所謂對于情況的估計，就是根據我們對于客觀地存在著的實際情況，加以調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們腦子中的關于客觀情況的內部聯系，這種內部聯系是獨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觀之外而不能由我們隨意承認或否認的。它有利于我們也好，不利于我們也好，能夠動員群眾也好，不能動員也好，我們都不得不調查它，考慮它，注意它。如果我們還想改變客觀情況的話，那就可以根據這種真實地反映了客觀情況內部聯系的估計，規定行動方針，轉過去影響客觀情況，把它加以改造。這時，如果客觀情況是有利于我們前進的，我們就向群眾說:你們前進吧!如果是不利于我們前進的，我們就向群眾說:你們暫停吧(近乎“等待主義”)，或說:你們退卻吧(大有“機會主義”嫌疑)!據我想，這就叫做馬克思主義的起碼觀點呢!二 必須明白，在日本人與國民黨有鞏固統治的一切地方(這種地方占全國十分之九以上的區域)，絕對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裝斗爭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爭形式。 和平斗爭也有兩種，一種是合法的公開的斗爭，又一種是非法的秘密的斗爭，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動的、非武裝的斗爭形式，二者統一起來，就是在敵人統治區域的策略路線。 一切日本人及國民黨有鞏固統治的區域都必須采取合法的公開的斗爭形式。中國雖然不是民主的法治的國家，人民沒有政治自由，尤其在日本統治區域對人民壓迫得更厲害；但是政府的法律、社會的習慣，依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間隙、漏洞是可以被我們利用的。必須采取合法的能夠公開的各種各色的斗爭形式，才有人來，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與解散，才能保全力量與積蓄力量。臨時中央[1]卻是拼命反對這種形式。有許多本來是非法的斗爭，也要采用公開合法的形式才有勝利可能。例如罷工，是非法的，如果我們要爭取勝利，避免失敗，就必須利用當時當地各種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條件，可罷則罷之，不可罷則已之，罷而不勝則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實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才能存在與勝利。而臨時中央則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下令“用一切力量組織反日罷工”。又如反日，是非法的，但亦可以利用社會的輿論與各種政治間隙去進行某些工作。臨時中央卻只是高叫一頓，亂撞一頓，結果是任何稍為廣大的、稍為持久的反日運動也做不起來。 公開工作之外，還要有秘密工作與之相配合，這就是黨的秘密組織工作，群眾的秘密組織工作(作為群眾公開組織的核心)，黨派的秘密聯合行動，秘密的情報工作，公開組織與公開斗爭的事先秘密準備等。沒有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敵人統治區域的，公開工作也失了靈魂。臨時中央則不但不愿意進行公開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認真進行秘密工作，凡事愛暴露，愛顯勁，愛稱英雄，愛在明天早上勝利，結果在三年多的時間內，在敵人統治區域把黨鬧個精光，一點群眾力量也鬧個精光。 由此看來，臨時中央的所謂“各種形式”，只是一句空話，其實他們只有一種形式，就是打、鬧、叫，此外一點也沒有。他們完全不知道中國的特點是武裝斗爭與和平斗爭的統一，在和平斗爭方面，又是公開斗爭與秘密斗爭的統一。這是極復雜的政治科學的一整套，中國共產黨人如不學會這一整套政治科學，是無法勝利的。照臨時中央的單純的片面的冒險的干法，怎么能夠“使工人階級成為反日運動的骨干”，“使無產階級成為中國民族的領導者與組織者”呢 不，是使工人階級成為無用的長物，使無產階級成為中國民族解放的空喚者與束手無策者。為什么有些同志連民族二字都不敢提呢 老爺[2]們既然提倡打倒一切，采取極端狹隘的關門主義與極端冒險的盲動主義，還吹什么民族呢 提了民族二字又有什么用處呢 三 請問老爺們: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給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機會主義的觀點”，叫做“完全忽視無產階級領導權”呢 咳，我倒要叫老爺們聽訓了!你們一點什么都不懂，根本脫離農民群眾，硬把所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錯誤路線強迫推行于蘇區，自封為“明確的階級路線”，而把南方如像江西等地的農民群眾所贊成所擁護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分配法，名之曰“富農路線”，“十足機會主義”，強迫取消，是何道理呢 你們也知道嗎 地主不分田者，肉體上消滅地主之謂也，這是出于哪一條馬列主義的 你們在理論上，既不主張破壞地主們的消化器，就得讓他們吃飯。聽說十月革命后，列寧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亞搬木頭，給他們以勞動與吃飯的機會，這是真正的列寧主義。我們的“列寧主義者”則不然，既無木頭叫地主搬，又不給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種，其結果，便是迫著他們去當綠色游擊隊，手執武器向蘇維埃拼命，這有什么好處呢 富農分壞田，把富農降到赤貧，讓這一部分農民也反對我們。在民主革命時期，在民主革命還未勝利時期，在強大敵人進攻、革命誰勝誰負還未決定時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壞田的政策對待地主富農，這是屬于哪一條列寧主義的呢 你們的這一套，就可以叫做領導權嗎 否!這是毀滅權，這是毀滅無產階級領導作用的辦法，這是毀滅革命的辦法啊!在土地問題上，六次黨代表大會的決議認為:“在有很多失業和貧苦的農民的地方，必然發生‘平分土地’的運動，如果這一口號為大多數農民群眾所擁護時，共產黨應加以贊助，因為這是徹底肅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號，并且是直接動搖私有制度的。”這些話大部分是正確的，因為它適合中國這類地少人多的情況(在北方每人平均只有三畝地，在南方每人平均只有一畝地)。這一段話里，只有最后一句不妥當，因為“平分土地”的結果，并沒有動搖全部私有制，只動搖了封建主義的私有制，使之變為農民的私有制，而且在農村中仍然擺著走資本主義道路或走社會主義道路兩個前途，更不要說沒有動搖城市中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私有制了。六大決議又說，要向農民說明在現時條件下沒有實行真正平等的可能，因此不要把農民引向絕對平均主義(例如侵犯中農利益，分田后不允許土地買賣，即不允許新富農產生)。臨時中央違反六次大會，發明一條“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連同政治、軍事、組織路線的錯誤，結果鬧出一場革命的失敗，其亦可謂“完全正確”也已矣。 四 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人類歷史是人類自己造出的。但不認識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3]，這一方面，我們的老爺是茫然了。必然王國之變為自由王國，是必須經過認識與改造兩個過程的。歐洲的舊哲學家[4]，已經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認識”這個真理。馬克思的貢獻，不是否認這個真理，而是在承認這個真理之后補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據對必然的認識而“改造世界”[5]這個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認識”——這是舊哲學家的命題。“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命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世界中去認識世界，又從認識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中國中去認識中國，又從認識中國中去改造中國，就不是一個好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說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圖樣[6]。我們要建筑中國革命這個房屋，也須先有中國革命的圖樣。不但須有一個大圖樣，總圖樣，還須有許多小圖樣，分圖樣。而這些圖樣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在中國革命實踐中所得來的關于客觀實際情況的能動的反映(關于國內階級關系，關于國內民族關系，關于國際各國相互間的關系，以及關于國際各國與中國相互間的關系等等情況的能動的反映)。我們的老爺之所以是主觀主義者，就是因為他們的一切革命圖樣，不論是大的和小的，總的和分的，都不根據于客觀實際和不符合于客觀實際。他們只有一個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國或改造華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觀愿望，而沒有一個像樣的圖樣，他們的圖樣不是科學的，而是主觀隨意的，是一塌胡涂的。老爺們既然完全不認識這個世界，又妄欲改造這個世界，結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腦殼，并引導一群人也碰破了腦殼。老爺們對于中國革命這個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卻妄欲充當人們的向導，真是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了。 五 從“九一八”至遵義會議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領導者們的所謂兩條戰線斗爭是主觀主義的。這首先是因為他們拿了衡量一切的他們自己的路線，是不根據于客觀實際而僅僅根據于主觀愿望，胡亂制造出來的。以機會主義的思想去衡量別人的思想，于是到處都發現“機會主義”，正如有鬼論者到處見鬼一樣。第二，因為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觀主義的，既用這種方法造出了他們自己的主觀主義的政治路線，又用這種方法造出了他們自己的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于是對于凡不合他們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機會主義者”。他們對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辯證的方法，對于人自然也不用這種方法。而要作兩條戰線上的斗爭，如果離開了唯物的辯證的方法，就會只是胡鬧一頓，決無好結果可言。第三，他們連什么叫做“兩條戰線斗爭”也是一點不懂得。他們不知道兩條戰線斗爭，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就是對于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著的一定事物的過去與現在的發展狀態加以分析與綜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暫時安定性(即該事物的本質及其屬性)的一種方法。例如為要認識中國現存社會的性質是什么，就必須對中國社會的過去狀況與現在狀況加以科學的具體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獨。立的封建社會(第一條戰線上的斗爭)，也不同于獨立的資本主義社會(第二條戰線上的斗爭)，然后才可作出綜合的結論，說它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半獨立的)半封建的社會。又如要認識現時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什么，就必須從中國社會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這一點出發，加以科學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沒有民族壓迫只有封建壓迫而無產階級又未覺悟的國家，如像二百年前的法蘭西那樣，是由資產階級領導推翻封建階級專政、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革命(第一條戰線上的斗爭)，也不同于由于無產階級覺悟而在推翻封建階級之后社會條件與政治條件容許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時的俄國那樣，是由無產階級領導推翻資產階級專政、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第二條戰線上的斗爭)，然后才可作出綜合的結論，說現時的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對于每一件具體的事，每一個具體的人，如果要認識它的性質，就必須使用這種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加以具體的分析與綜合的調查研究，才能做出肯定的結論。稍一離開這種方法，稍一不合該事該人的實際，就沒有法子做出正確的結論。“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領導者們主觀地狂妄地采取所謂兩條戰線的方法，完全離開了具體的科學的研究工作，故其結論不能不是錯誤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領導者們的主觀主義的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把黨內對于這個方法的思想弄得極其混亂與模糊起來了。許多人都曉得要作兩條戰線上的斗爭，但許多人都不曉得究竟如何做法，成了一句不值錢的口頭禪。第四，“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領導者們的主觀主義的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亦即他們的亂斗法，自然就不能如《聯共黨史》[7]在其結束語中所說的，既要同“黨內機會主義集團——‘經濟主義者’，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義傾向者”作斗爭，并將他們加以粉碎(結束語第四條)；又要發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糾正黨與黨員在工作中所犯的錯誤(結束語第五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亂斗法，沒有可能將這二者(對付敵人和對付犯錯誤的同志)加以區別，而把用于對付敵人的方法來對付了同志，在黨內造成了一種亂斗的習慣，不分青紅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堅決無情的斗爭”，到處都是“仇恨”與“斗爭的積極性”，造成黨內離心離德、惶惶不可終日的局面。這種反科學的小資產階級主觀主義的亂斗法，如果不肅清，黨要達到真正的團結與統一是不可能的。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釋 [1]指一九三一年九月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在上海成立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 [2]指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 [3]見列寧《怎么辦 》第一章第四節（《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頁）。 [4]指荷蘭唯物主義哲學家斯賓諾莎和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家黑格爾等。 [5]參見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頁）和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一編第十一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頁）。 [6]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五章《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原文是：“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頁）。 [7]即《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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