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1](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
為著進一步鞏固邊區，發展抗日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以達堅持長期抗戰增進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見，中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特于邊區第二屆參議會舉行選舉之際，根據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總理遺囑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原則，向我邊區二百萬人民提出如下之施政綱領，如共產黨員當選為行政人員時，即將照此綱領堅決實施之。 (一)團結邊區內部各社會階級，各抗日黨派，發揮一切人力、物力、財力、智力，為保衛邊區、保衛西北、保衛中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戰。 (二)堅持與邊區境外友黨、友軍及全體人民的團結，反對投降、分裂、倒退的行為。 (三)提高邊區武裝部隊的戰斗力，保障其物質供給，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務的動員制度，增進軍隊與人民的親密團結。同時加強抗日自衛軍、少先隊的組織與訓練，健全其領導系統。 (四)加強優待抗日軍人家屬的工作，徹底實施優抗條例，務使八路軍及一切友軍在邊區的家屬得到物質上的保障與精神上的安慰。 (五)本黨愿與各黨各派及一切群眾團體進行選舉聯盟，并在候選名單中確定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民意機關之活動與邊區行政之管理。在共產黨員被選為某一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時，應保證該機關之職員有三分之二為黨外人士充任，共產黨員應與這些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 (六)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2]，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除司法系統及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其職務外，任何機關、部隊、團體不得對任何人加以逮捕、審問或處罰，而人民則有用無論何種方式控告任何公務人員非法行為之權利。 (七)改進司法制度，堅決廢止肉刑，重證據不重口供。對于漢奸分子，除絕對堅決不愿改悔者外，不問其過去行為如何，一律施行寬大政策，爭取感化轉變，給以政治上與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殺害、侮辱、強迫自首或強迫其寫悔過書。對于一切陰謀破壞邊區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處置辦法仿此。 (八)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同時實行俸以養廉原則，保障一切公務人員及其家屬必需的物質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娛樂生活。 (九)發展農業生產，實行春耕秋收的群眾動員，解決貧苦農民耕牛、農具、肥料、種子的困難，今年開荒六十萬畝，增加糧食產量四十萬擔，獎勵外來移民。 (十)在土地已經分配區域，保證一切取得土地的農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經分配區域(例如綏德、富縣、慶陽)，保證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及債主的債權，惟須減低佃農租額及債務利息，佃農則向地主繳納一定的租額，債務人須向債主繳納一定的利息，政府對東佃關系與債務關系加以合理的調整。 (十一)發展工業生產與商業流通，獎勵私人企業，保護私有財產，歡迎外地投資，實行自由貿易，反對壟斷統制，同時發展人民的合作事業，扶助手工業的發展。 (十二)調節勞資關系，實行十小時工作制，增強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紀律，適當地改善工人生活。 (十三)實行合理的稅收制度，居民中除極貧者應予免稅外，均須按照財產等第或所得多寡，實施程度不同的累進稅制，使大多數人民均能負擔抗日經費。同時健全財政機構，調整金融關系，維護法幣，鞏固邊幣，以利經濟之發展與財政之充裕。 (十四)繼續推行消滅文盲政策，推廣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規學制，普及國民教育，改善小學教員生活，實施成年補習教育，加強干部教育，推廣通俗書報，獎勵自由研究，尊重知識分子，提倡科學知識與文藝運動，歡迎科學藝術人才，保護流亡學生與失學青年，允許在學學生以民主自治權利，實施公務人員的兩小時學習制。 (十五)推廣衛生行政，增進醫藥設備，歡迎醫務人才，以達減輕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時實行救濟外來的災民、難民。 (十六)依據男女平等原則，從政治經濟文化上提高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發揮婦女在經濟上的積極性，保護女工、產婦、兒童，堅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十七)依據民族平等原則，實行蒙、回民族與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區，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與風俗習慣。 (十八)歡迎海外華僑來邊區求學，參加抗日工作，或興辦實業。 (十九)給社會游民分子以耕種土地、取得職業與參加教育的機會，糾正公務人員及各業人民中對游民分子加以歧視的不良習慣，對會門組織實行爭取、團結與教育的政策。 (二十)對于在戰斗中被俘之敵軍及偽軍官兵，不問其情況如何，一律實行寬大政策，其愿參加抗戰者，收容并優待之，不愿者釋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殺害、侮辱、強迫自首或強迫其寫悔過書。其有在釋放之后又連續被俘者，不問被俘之次數多少，一律照此辦理。國內如有對八路軍、新四軍及任何抗日部隊舉行攻擊者，其處置辦法仿此。 (二十一)在尊重中國主權與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則下，允許任何外國人到邊區游歷，參加抗日工作，或在邊區進行實業、文化與宗教的活動。其有因革命行動被外國政府壓迫而來邊區者，不問其是宗主國人民或殖民地人民，邊區政府當一律予以懇切的保護。 根據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新中華報》刊印。 注釋 [1]這個文件的絕大部分是毛澤東加寫和改寫的。他還為這個文件改擬了題目《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和題下注“（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一日，中共邊區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 [2]這里的“政權”，指政治權利。
在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下，“雙擁”運動在延安和整個陜甘寧邊區廣泛開展，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革命史上一項嶄新的創造，譜寫了一曲軍政民團結一心、戰勝困難、奪取勝利的恢弘交響曲。
早在邊區政府成立之初的1937年12月，邊區政府就頒布了《陜甘寧邊區抗日軍人優待條例》，規定對抗日軍人及家屬實行優待：免納邊區一切捐稅；住公房免繳租金；公家商店購貨享受1%的減價優待；子弟讀書免繳一切費用；因傷病修養，費用由公家供給，缺乏勞動力，由邊區人民代耕等。1939年4月，《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第二十五條莊嚴地將“優待抗日軍人與工作人員之家屬”寫入邊區的這部大法之中。同年12月10日，中共陜甘寧邊區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關于擁護和擴大八路軍的決議》。《決議》要求地方黨政工作人員和民眾增強對八路軍的愛護，充分保障八路軍糧食和被褥的供給，堅決正確執行優待抗屬條例；同時還要求邊區部隊加強紀律性，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并積極幫助地方進行生產勞動和文化、衛生運動，建立軍民聯系制度等。1941年5月，《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進一步提出“增進軍隊與人民的親密團結”（第三條），“加強優待抗日軍人家屬的工作，徹底實施優抗條例，務使八路軍及一切友軍在邊區的家屬得到物質上的保障與精神上的安慰”（第四條），并于翌年1月由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銘聯名簽署施行。 由于邊區較長時期處于相對和平的環境和國民黨當局對邊區實行經濟封鎖，擁軍觀念在不少干部和群眾中逐漸淡薄，片面考慮自身困難，對軍隊的支持援助相對減少，優抗工作也有所松懈，甚至被動應付和埋怨軍隊。軍隊方面也出現不尊重地方，侵犯群眾利益的現象，個別同志的軍閥主義傾向、本位主義觀念依然存在。
為了增進軍政民之間的團結，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召開了西北局高干會議和軍政干部會議。軍政民各方以整風的精神，進行公開的自我批評，互相尊重，互相體諒。總結了經驗教訓，提出了改進措施。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指出：“要在全黨中說明，假如軍隊削弱，假如戰爭失敗，則根據地無法存在，黨政軍民都會塌臺，因此，黨委、政府、民眾團體以及全體人民，都有鞏固軍隊，加強其戰斗力的任務。”“在軍隊本身、則應深深了解，沒有黨、政府、民眾團體的配合，光靠軍隊是一天也不能支持抗戰的。因此，必須加強部隊中的教育，做到能愛惜根據地，愛惜人力物力，尊重黨政，加強軍紀，給黨政民以必要的幫助。”深刻闡述了軍民、軍政之間的密切關系，為加強彼此間的團結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嚴格要求。中共中央決定在邊區開展一個軍隊“擁護政府、愛護人民”（簡稱擁政愛民），黨政機關、群眾團體“擁護軍隊、優待抗日軍人家屬”（簡稱擁軍優抗）的運動。
1943年，新年伊始，邊區政府便頒布《關于擁護軍隊的決定》。《決定》指出：“擁護軍隊是各級政府與全體人民應有的責任和義務”，要求各級政府充分認識擁軍的深遠意義和重要性，積極改善和加強擁軍工作，并定期進行檢查，成績優良者予以獎勵，對此工作漠不關心毫無成績者給予批評、指責和懲罰。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元月15日《解放日報》上撰文《造成擁軍熱潮，增強擁軍工作》，強調“軍隊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血肉相聯而不可分開的”，“擁護軍隊的利益實際上也是擁護人民自己的利益。”同時宣布邊區政府把每年的1月25日至2月25日定為百年區的擁軍運動月，隨后邊區政府還發布了《擁軍月具體辦法》，掀起了新的擁軍高潮。
駐陜甘寧邊區的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部和政治部，也于1943年1月25日發布了《關于擁護政府愛護人民的決定》、《關于擁政愛民運動月的工作指示》。2月1日，八路軍留守兵團公布《擁政愛民公約》十條，并決定2月5日至3月4日為“擁政愛民運動月”，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賀龍同志在《解放日報》發表評論文章《開展擁政愛民運動》，揭開擁政愛民運動新的一頁。這些文件和專論的發表，確定了擁軍優屬和擁政愛民運動的方針、政策和具體做法，成為“雙擁”運動成熟完善的正式標志。邊區政府又相繼頒布了一些法規，如《新訂陜甘寧邊區優待抗日軍人家屬條例》、《優待抗日工作人員家屬暫行辦法》、《邊區動員潛逃及逾期不歸戰士歸隊暫行辦法》、《陜甘寧邊區抗屬離婚處理辦法》、《陜甘寧邊區調整軍政民關系，維護革命秩序辦法》、《邊區優恤優待條例》等，邊區政府委員會還在通過的《簡政實施綱要》中具體規定了擁軍工作的5條方針，并通過了《加強榮譽工作案》，使這項運動更加制度化、法制化。“雙擁”運動日趨深化。
1943年10月1日，毛澤東親筆起草了題為《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的黨內的指示。他指出“各根據地黨委和軍政領導機關，應準備于明年陰歷正月普遍地、無例外地舉行一次擁政愛民和擁軍優抗的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軍隊方面，重新宣布擁政愛民公約，自己開檢討會，召集居民開聯歡會（當地黨政參加），有損群眾利益者，實行賠償、道歉。群眾方面，由當地黨政和群眾團體領導，重新宣布擁軍優抗公約，軍性熱烈的勞軍運動。”同日，《解放日報》全文發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減租生產擁政愛民及宣傳十大政策的指示》。“雙擁”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1943年春節前后，邊區各級政府領導人民普遍開展了擁軍優屬活動。從分區到縣、區、鄉政府，都分別舉行了擴大的政務會議，邀請駐軍代表參加，開展自我批評。1月，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銘將62300余元（邊幣）慰勞金，送給延安駐軍、干部醫院、休養所、抗日軍人家屬和退伍軍人。2月，林伯渠主席率慰問團來到八路軍一二0師三五九旅駐地南泥灣勞軍，受到王震旅長和全體指戰員的熱烈歡迎，該旅特地舉行了閱兵式和軍事表演。在慰問部隊的同時，各地、各單位還通過各種方式慰問抗屬。如送賀年錢、賀年物，舉行抗屬、退伍軍人聯歡會，邀請抗屬會餐等，據延安等9縣統計，1943年慰問抗屬的現金、物品折價達103000余元（邊幣）。邊區各部隊認真開展了擁政愛民教育，采用各種會議主動進行了自我思想檢討與反省。普遍進行登記舊案工作，清理過去軍政民關系上的案件，發現有損害政府和群眾利益的行為，即堅決予以賠償、退還、道歉。舉行多種聯歡活動，增進與人民群眾的感情。軍隊努力增加生產，減輕政府和人民負擔，并熱情幫助人民群眾發展經濟，解決日常生活困難，訓練民兵，自覺維護和執行政府法令，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軍民關系日益密切。
1944年，隨著全國抗戰形勢的好轉和邊區各項工作長足進步，“雙擁”運動也如火如荼。元旦，西北局發出《關于擁軍愛民及擁軍工作的決定》要求更加深入地開展“雙擁”運動，使之“更加成為部隊中和廣大人民中真正的自覺群眾運動，成為廣大群眾的思想教育運動”；在楊家嶺大禮堂舉行的新年干部晚會上，朱德總司令員發表“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講話。6日，《解放日報》發表陜甘寧邊區擁軍公約。 抗戰勝利后，隨著新的歷史時期的到來，邊區的“雙擁”運動也轉入新的歷史階段。 1946年1月8日，西北局發出《關于擁政愛民和擁軍優抗的指示》，強調軍民更加團結，同心協力，消滅敵人，爭取自衛戰爭的勝利。此次擁軍月活動成了當年區政府進行自衛戰爭動員的重要環節。11月11日，中共中央召開保衛邊區、保衛延安干部動員大會。朱德和彭德懷號召全邊區60多萬名青壯年以“搶我一粒糧，還我一滴血”的精神參軍參戰，徹底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進攻。陜甘寧邊區人民由此掀起參軍參戰熱潮。
據統計，從1946年7月至1948年1月，陜甘寧邊區共有50705人參加人民解放軍，另有1.4萬余人加入我地方干部隊伍。邊區人民還竭盡所能，支援前線。據不完全統計，1948年至1949年，邊區人民動員支前單擔21708副，支前民工總工數11772432個，支前畜力總工數1746326個，運輸車輛工數487751個，各界婦女共做軍鞋929000多雙。“雙擁”運動在保衛延安、保衛邊區、轉戰陜北的烽火里，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軍民關系進一步加強，魚水之情更濃。
1949年后伴隨著人民軍隊向全國的勝利進軍，“雙擁”運動也以日益豐富的內容與形式，圍繞黨的中心工作在全國各地蓬蓬勃勃地發揚光大起來。
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就把組織軍民開展群眾衛生運
愛國衛生運動
動，搞好衛生防病工作，當作關系革命成敗的一件大事來抓。1933年，毛澤東同志在《長岡鄉調查》一文中指出：“疾病是蘇區中一大仇敵，因為它減弱我們的力量。如長岡鄉一樣，發動廣大群眾的衛生運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政府把開展全地區衛生運動列為施政綱領。1941年陜甘寧邊區成立了防疫委員會，開展以滅蠅、滅鼠，防止鼠疫、霍亂為中心的軍民衛生運動。
編輯本段運動進展1949年1949年，貫徹預防為主衛生工作方針，繼續開展群眾性衛生運動。1952年春，美帝國主義在侵朝戰爭中，對朝鮮和我國發動了細菌戰爭。在保家衛國的浪潮中，推動了群眾性衛生防疫運動的深入發展。人民群眾把這項偉大的運動稱之為“愛國衛生運動”。黨中央肯定了這
愛國衛生運動
個名稱并指示各級領導機構，以后統稱為“今后統稱為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在此同時，把“衛生工作與群眾性衛生運動相結合”定為衛生工作的一項原則。毛澤東同志號召：“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愛國衛生運動不僅受到全國上下的一致擁護和參與，而且受到國際上的贊譽。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顯示出它的“移風易俗，改造國家”的偉大作用，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1949-1952年在1949-1952年，即國民經濟恢復期間，為了改變舊中國不衛生狀況和傳染病嚴重流行的現實，在全國普遍開展了群眾性衛生運動。在抗美援朝，粉碎美帝細菌戰爭期間，在中央防疫委員會的領導下，各地迅速掀起了群眾性衛生運動的新高潮。運動規模之大，參加人數之多，收效之顯著，都是空前的。僅半年里，全國就清除垃圾1500多萬噸，疏通渠道28萬公里，新建改建廁所490萬個，改建水井130萬眼。共撲鼠4400多萬只，消滅蚊、蠅、蚤共200多萬斤。還填平了一大批污水坑塘；廣大城鄉的衛生面貌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1953-1966年在1953-1966年，即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時期，當時政務院發出繼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指示，要求著重抓好城市廠礦，并把突擊活動與經常保潔結合起來。隨著工作的開展，不少廠礦建立了清潔對，衛生掃除日等各種制度；保持車間、居室、食堂、廁所的內、外環境清潔整齊，從而使職工患病率逐漸下降，健康水平有所提高，促進了生產任務的發展。
1955年冬，毛澤東同志起草的一個通知說：把愛國衛生運動和“除四害”講衛生結合起來，對防治人畜疾病，保障健康起到很好的作用。1956年1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除四害》的社論，號召全國人民行動起來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將麻雀定為“害鳥”，是愛國衛生運動中走過的一段彎路，不過“除四害”活動對傳染病和流行病的防治，起到了積極有效的作用。[1]
1960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的《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把“除四害”講衛生列入“綱要”的內容。在黨中央及各級政府領導下，動員廣大群眾積極參加，同樣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許多城鄉清除了大量的垃圾、污物。“四害”大大減少，面貌煥然一新。
黨中央在1960年發出的《關于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中央現在提醒同志們，要重視這個問題，要把過去兩年放松了的愛國衛生運動重新發動起來。”并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口號：“以衛生為光榮，以不衛生為恥辱。”在1960年先后召開的全國農村和城市衛生工作現場會議上，又重點介紹、推廣了山西秸山縣、廣東佛山市兩個改造舊農村、舊城市衛生面貌的先進典型經驗。使各地愛國衛生運動有了新的發展。
1966-1976年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時期，許多衛生防保，包括各級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和其辦事機構被撤并，人員有的被裁減，有的被改行；有些工作被迫處于停頓狀態，致使許多城鄉的衛生面貌開始惡化，疫情回升。此種現象反映到黨中央，當時，周恩來同志多次指示，要繼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并親自組織指導防疫隊和支援西北地區的巡回醫療隊，控制傳染病流行，改善缺醫少藥和不衛生的狀況。這個時期，各地衛生防疫專業人員和愛國衛生運動工作者，深入實際，進行衛生科學知識宣傳，努力改善環境衛生面貌。在農村，解決好管水和糞這兩個基本問題，改造環境衛生條件所采取的各項措施受到農民群眾的歡迎，并概括為“兩管、五改”，即管水、管糞，改水井、改廁所、改畜圈、改爐灶、改造環境。“兩管、五改”已成為組織指導農村愛國衛生運動的具體要求和行動目標。
1978-1995年1978-1995年，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愛國衛生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1978年4月，國務院發出《關于堅持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通知》，要求各地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及其辦事機構，把衛生運動切實領導起來。同年8月在山東煙臺召開的全國愛國衛生運動現場經驗交流會議，以及其后在內蒙赤峰市、黑龍江哈爾濱市、山西晉城縣分別召開的城市和農村衛生現場會議，總結推廣他們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門前三包”（衛生、秩序、綠化）、“四自一聯”（自修門前路、自通門前水、自搞門前衛生、自搞門前綠化，統一規劃聯合集資）等行之有效的辦法，對各地工作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1987年2月，中央愛衛會、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共青團中央等9部門發出《在全國開展文明禮貌活動的倡儀》，經中央領導同意，把每年3月定為全民文明禮貌月。主要內容是“五講四美”，即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衛生是突破口。各地區、各單位的愛國衛生運動，都做出新的成績。1989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強愛國衛生工作的決定》。要求各級政府要把愛國衛生工作納入社會發展規劃，切實加強領導，使衛生條件的改善及衛生水平的提高與四化建設同步發展。多年來，通過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廣大人民群眾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同社會不衛生習慣和環境作斗爭，為改善和提高生活、環境質量，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
1990年，國務院批準對全國455個城市進行衛生大檢查，到1995年10月，共組織開展了三次大規模的檢查評比活動，共有155個城市被評為“衛生城市”，23個城市被命名為“國家衛生城市”城市的衛生質量有所提高，為勞動人民的生產、工作、學習、生活提供了清潔、優美、舒適的環境。
1980年我國政府決定參加由聯合國第35屆大會發起的《國際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十年》活動。多年來，在“政府領導，部門支持，民辦公助，多方集資”的方針指導下，在國際組織的支持下，各地發動群眾開展農村改水，大力興建農村自來水。至1995年底全國改水受益人口達79873.92萬，占農村人口的97.03%；其中43.51%的農村人口吃上了自來水。對預防疾病，保障健康，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民生活質量都發樣了積極作用。
農村改廁，難度更大。當時確定改廁工作要抓試點，以點帶面，點面結合，逐步推進，同時要求，改廁要與改水相結合；和解決能源相結合；與血吸蟲病相結合；與扶貧奔小康相結合。以上幾個相結合，工作開展起來就相當有力。用這些辦法，在河南省1994年新增改廁122萬個，累計數突破500萬個湖北、江蘇等地農村改廁進展也很快。
共產黨員、非黨左派進步分子、開明紳士、地方實力派的中間分子。
三三制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在根據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在人員組成上采取的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具體體現。
對于孤立頑固勢力，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打敗日本侵略者發揮了重要作用。
根據三三制的規定，在政權機構和民意機關的人員名額分配上，代表工人階級和貧農的共產黨員、代表和聯系廣大小資產階級的非黨左派進步分子和代表中等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地方實力派的中間分子各占三分之一。
為防止地主豪紳鉆進政治機關，規定基層政權的成份可以依據實際情況酌情變通。這一制度對團結抗日、推動全國的民主化，反對蔣介石的一黨專政起到了積極作用。
擴展資料：
“三三制”的由來：
1940年初，延安縣中區五鄉在突擊完成征糧工作中，為了達到改進和創新征糧工作的方式方法，鄉政府提出用民選方式組織征糧委員會，每十二三戶居民公選1名代表。
在全鄉選出的由27名代表組成的征糧委員會中，共產黨員只有9人，其余18人均系非黨人士。這些非黨人士中有富裕戶和紳士。征糧委員會在延安縣委、縣政府和延安工作團的領導與幫助下，充分發揚民主，在群眾中進行大量的宣傳解釋和動員工作，精確調查統計，積極組織糧食入倉。
全鄉原定340石公糧的計劃，不僅提前完成，而且超額了11石。全鄉各界人民都認為這年公糧出得公平、出得愿意。中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充分肯定了中區五鄉征糧委員會的新鮮經驗，并號召在邊區各地推廣運用。
毛澤東對這個經驗很重視，批示指出：“共產黨員只有與多數非黨人士一道，真正實行民主的‘三三制’，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也才能使黨的生活活躍起來，如果由黨員包辦一切工作一定做不好，黨員也會硬化不進步。”這是最早出現的“三三制”提法。
中共中央關于“三三制”的原則提出后，首先在邊區的隴東、綏德兩個分區和富縣等新區試行。
1940年4月4日，邊區政府在《關于新區行政工作的決定》中明確指出：新區建立統一戰線政權時，“各級參議會與政府委員，必須包括各階級抗日黨派與無黨派之成分”，“無論任何一政黨之黨員所占議員或委員之總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按照“三三制”的原則，隴東、綏德分區和富縣經過民主選舉，分別建立了鄉縣兩級的臨時參議會和政府，許多有名望的紳士被選為參議員。
謝覺哉在《陜甘寧邊區的選舉與議會制度》一文中曾這樣評價：“綏德、隴東等地實行‘三三制’因為最早，并且創造了有益的經驗，所以被稱為新民主主義政權的試驗區。”
李鼎銘當時也不無感慨地說：辛亥革命至今29年，29年來號稱民國，但回頭想一想，人民獲得了什么民主權利？今天邊區政府真正給予人民以抗日的民主權利，使大家有了參政的機會。
1940年7月5日，毛澤東為紀念抗日戰爭三周年發表《團結到底》一文，進一步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權的主張。
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員在敵人后方消滅敵偽政權建立抗日政權之時，應該采取我黨中央所決定的‘三三制’，不論政府人員中或民意機關中，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張抗日民主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占三分之二。
無論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參加政府工作。任何黨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應使其在抗日政權下面有存在和活動之權。
12月2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論政策》的黨內指示：關于政權組織。必須堅決地執行‘三三制’，共產黨員在政權機關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廣大的非黨人員參加政權。
1941年1月30日，邊區中央局發出了給各級黨委的指示：“邊區詳細地研究了延安各地征糧委員會組織，及根據綏德、隴東、富縣各地參議會的經驗，認為邊區自鄉村起可以徹底地實行‘三三制’”。
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第五條規定：“本黨愿與各黨各派及一切群眾團體進行選舉聯盟，并在候選名單中確定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民意機關之活動與邊區行政之管理。
在共產黨員被選為某一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時，應保證該機關之職員有三分之二為黨外人士充任。”《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為“三三制”選舉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和法律依據。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大會隆重召開。毛澤東在開幕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就是要團結全國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和全國一切抗日的黨派、階級、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漢奸，都要聯合一致，共同奮斗”。
他指出：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
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毛澤東的講話，成為這次參議會的工作方針。
大會正式通過《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為邊區施政綱領的決議，并按“三三制”原則選舉了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員會委員和邊區參議會常駐議員等人選。林伯渠當選為邊區政府主席，李鼎銘為邊區政府副主席。
邊區政府委員選舉結果為：高自立、南漢宸、肖勁光、賀連城、劉景范、馬明方、柳湜、霍子樂、那素滴勒蓋（蒙古族）、畢光斗、肖筱梅、高步范、楊正甲、馬生福（回族）、高崇珊、徐特立等16人。
由于在包括邊區政府正、副主席在內的18名政府委員中，共產黨員占了7名，超過“三三制”的要求，共產黨員徐特立當即聲明退出，由非黨人士白文煥遞補。至此，陜甘寧邊區“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正式確立。
——三三制
人民網——“三三制”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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