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英法憑借著堅船利炮敲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開始，外國的勢力就以不可阻擋之勢沖進了東方的土地。我們被掠奪，被欺辱，被奴役，被殺戮，苦難從那時起就一直伴隨著這片土地上的人民。

國有大難匹夫有責，將有報國志，士無偷生意，位卑未敢忘憂國。無數先烈們用自己獨有的方式在挽救這這個國家，無論被保皇派的康有為、梁啟超，還是革命先驅孫中山、黃興，亦或是學識報國的李四光、竺可楨、梁思成這些大師們，他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續著這個民族不屈的脊梁。

而在此期間，民國時期這些人才顯得格外集中，他們要么是曠世的奇才，要么是悲天憫人的圣人，今天就著重介紹一位教育救國的傳奇人物——馬相伯。

馬相伯出生于1840年，伴隨著珠江口岸的炮聲他來到了這個苦難的國家。馬相伯出生于一個富裕的家庭，由于其父信奉天主教，馬相伯從小便接觸到了與這個國家絕大多數兒童都不同的教育方式，不僅能夠熟讀四書五經，更是對天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年僅12歲就考入了法國耶穌會辦圣依納爵公學（后改稱徐匯公學，今徐匯中學），繼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讀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哲學、神學、數理和天文等學科。

光緒年間他出訪日本、朝鮮、美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從事洋務運動和外交活動，外國的改革領他耳目一新，外國先進的科技更令他嘆為觀止。回國后馬相伯深感“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材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決定大力興學。

1900年他將自己的全部家產——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畝田產，捐獻給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為創辦“中西大學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獻家產興學字據”，規定該產業供作中西大學建成后的學生助學金。

1903以“中西大學堂”的理念，創辦震旦大學院（“震旦”為梵文，“中國”之謂，含“東方日出，前途無量”之意），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和張鼎丞等名人均是在這學校學習過。

1905年創辦復旦大學，后購置呂班路（今重慶南路）土地100畝，建造新校舍（后改為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即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

辛亥革命后，已經70高齡的馬相伯老先生又與章太炎、梁啟超等發起創辦“函夏考文苑”，與英華（字斂之。后為輔仁大學校長）創辦輔仁社（即后來的輔仁大學）和培根女校。

“九·一八”事變時馬相伯已91歲高齡。他深感國難深重，為救亡呼號奔走，發表《為日禍告國人書》，主張“立息內爭，共御外侮”。身無余財的他為了籌措抗日捐款上街替別人寫對聯賣錢，或30一幅，或50余副，共籌集10萬余元全部支援抗日義勇軍。

1939馬相伯老先生百歲壽誕之時仍不忘激勵后輩學生，在他給復旦大學同學的信中有這樣一句話：國無寧日，民不聊生，老朽何為，流離異域。正愧無德無功，每嫌多壽多辱！他把收到的壽禮全部轉交給了前線的傷兵。他在病重之時憂國憂時之情更深。他說：“我只是一只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10月20日，他得知湘北大捷，興奮異常，夜不能寢，病勢加劇，11月4日溘然長逝。

老先生一生致力于創辦教育，他深知挽救這個國家必先喚醒民智，要喚醒民智首重在于辦學，只有先武裝頭腦才能讓這個國家有振興的希望。

民國時期是動蕩的，苦難的，但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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