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一般一提到他應該是這樣：唐太宗那個不成器的兒子，或者是那個讓老婆篡奪了自家天下的窩囊男人；他是李世民“貞觀之治”光芒下一星微光，他是李隆基“開元盛世”的背景板；他的寬厚被說成了怯懦，他的低調被當成了庸弱。但實際上，真實的他不遜于歷史上任何一位有為的帝王！
一、從擺設到親政——皇權與相權的博弈（一）架空皇權的長孫無忌。永徽六年之前，青年皇帝李治發現，大唐帝國的最高權力不在皇帝手里，而在首席宰相、托孤大臣、三朝元老和自己的親娘舅長孫無忌手里，不管是殺伐決斷、人事任免的國家公務，還是立儲的帝王家事，自己幾乎沒有任何發言權。李治很沮喪也很無奈：他的太子之位名義上是舅舅給爭來的，他的皇位是舅舅擁立的，這個舅舅從大唐開國一直為自己家“不辭辛勞”地“忙前忙后”……從這個角度來講，他似乎得感激舅舅。但是細一想不對，大唐姓李，現在卻怎么看都像是姓“長孫”。而且，長孫無忌不僅獨霸朝綱，還干涉李治的帝王家事（立儲），李治的底線一點一點地被打破。終于，緊接而來的那起著名的“房遺愛謀反案”讓李治坐不住了。永徽四年年底，房玄齡兩個兒子引發的一起普通家庭糾紛，被長孫無忌當成了政治清洗的工具，荊王李元昌、吳王李恪、駙馬房遺愛、開國宿將薛萬徹等政敵被一網打盡，到永徽五年二月份結案的時候，朝堂之上已經盡是長孫家的勢力。以宰相班子為例，九個人當中，除了李勣是李治的人、于志寧首鼠兩端外，褚遂良、韓曖、來濟、崔敦禮等其余六人竟全是長孫一黨。雖然長孫無忌僅僅是貪戀權力，并無伊、霍擅行廢立甚至是王莽謀篡之心，但是，相權對皇權的侵蝕和冒犯已經到了讓李治無法忍受的地步了。
長孫無忌（二）李治的政治反攻。權力的道路上永遠不允許兩人并肩同行，皇權更不可以。李治性格寬厚但卻不傻，政治上更是繼承了祖、父的強大基因。所以，當發現自身已經具備一定實力的時候，他就開始反擊了。第一步，皇后廢立。這是李治和長孫集團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博弈，李治說：我的老婆我作主。長孫集團說：（王）皇后無過，不能廢。雙方你來我往互不相讓，李勣的加入讓本來處于下風的李治實現逆轉。永徽六年十月，李治一紙詔書，王皇后被廢黜，理由是“謀行鴆毒，廢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嶺南。”當月十九日，根據文武百官的文武百官聯名上疏，高宗李治冊立武昭儀為皇后。李治第一次行使皇權。第二步，沖破鐵幕。所謂“鐵幕”，即長孫無忌在朝廷內外多年以來結成的盤根錯節的官場關系網。在這張大網中，長孫集團的勢力遍布各個角落，帝國每一項任命、每一道指令都深深地烙上了長孫無忌的印記。這種形勢首先在皇后的廢立過程中被撕開了一個角——永徽六年九月，也就是在廢立前一個月，長孫無忌的死黨、同樣老資格的褚遂良被貶出朝廷，長孫集團的末日號角開始吹響。第三步，太子廢立。顯慶元年（公元656年）正月，由長孫集團擁立的太子李忠被廢為梁王，年僅四歲的李弘（和武后所生）被立為太子，長孫無忌節節敗退。第四步，長孫倒臺。顯慶四年，東都洛陽發生了一起所謂的韋季方、李巢朋黨案。長孫無忌本來與此案毫無瓜葛，但是，在李治的直接授意下，此案的性質不僅變成了謀反，主角也變成了長孫無忌——這和幾年前長孫無忌構陷吳王李恪等人時如出一轍。《舊唐書·長孫無忌傳》記載到：“帝（李治）竟不問無忌謀反所由，惟聽（許）敬宗誣構之說。”縱橫大唐官場三十余載的長孫無忌就此垮臺。在這場皇權與相權的博弈中，李治完勝。
李治二、皇權的漸次旁落——“二圣臨朝”的大唐夫妻店居家過日子，是老婆近，還是朋友近 當然是老婆。因為老婆怎么著也是自家人，而朋友關系再好理論上也是外人——大唐第三任領導人李治也是這么想的。
事情開始于一個意外。唐高宗顯慶五年四月，長孫無忌伏法，李治實現親政。但他的意氣風發僅持續了半年，十月，李治或者說大唐的轉折點來了——他中風了。雖然沒有半身不遂，但精神頭卻一落千丈，年僅三十三歲的他實際上已經提前進入老年。但是，朝議還得進行，政務還得處理，咋辦 剛剛扳倒專權宰相的李治再也不信任朝臣，望著案牘上如山的奏折，他把目光轉向了后宮。
武后的政治春天從此到來。
機會永遠屬于有準備的人。關鍵時刻，武后自幼所接受的良好教育和對政治的天生悟性和高度熱衷，使她在政務處理過程中得心應手、游刃有余。李治驚喜之余，不僅帶她臨朝聽政，還“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但是，這種夫唱婦隨的和諧景象并沒有持續多長時間，李治發現，在權力問題上，自己可能“前門拒狼，后門納虎”，因為枕邊這個女人的權力欲望比任何男人都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一，她在培植自己的勢力，李義府、許敬宗等第一批反長孫人士已經聚攏到武后的身邊。第二，她在暗奪宰相的權力，武后集結了一大批名士（所謂“北門學士”），借修書之名，卻行宰相之實處理各類奏折（“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第三，她開始垂簾聽政，“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于后，政無大小皆預 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圣。”
二圣臨朝在這整個過程中，相信李治是矛盾的：不放權身體不允許；放權的話又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因為老婆總比大臣值得信任。所以，在反反復復、猶猶豫豫中，武后一步步走向了前臺。但在這里，我個人堅信，李治雖然寬厚卻不昏庸，猶疑卻不糊涂，他甚至一直把握著分寸和尺度——但是，一是他身體做不了主，二是他還是低估了武后的欲望和野心！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李治駕崩于洛陽貞觀殿，享年五十六歲。一段歷史從此謝幕，一段歷史又從此開啟。
三、煌煌文治，赫赫武功——一段被嚴重低估盛世基業。
由于武后的篡唐以及“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巨大光芒，李治的文治武功被徹底淹沒。其實，當我們剝開歷史的層層迷霧，重新站在公元七世紀中葉的天空來審視那段歷史的話，就會發現，一段比之“貞觀”和“開元”也毫不遜色的盛世之花，曾在那個被傳庸弱不堪的唐高宗的治下燦爛地盛開過。
第一，永徽之治。整個貞觀年間，雖然號稱盛世，其實一直是憑借著驚人的戰力連續進行開疆拓土。由于得不到休息，整個帝國國力始終沒有恢復。高宗李治一繼位就立即下詔，“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 同時遵貞觀故事，廣開言路：“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 他尤其對百姓疾苦極為關注，先后通過減少制幣抑制通貨膨脹、通過國家收購控制糧價，并號召全民勤儉節約。在這些措施下，雖然多遇災年，但國民經濟還是得到很大恢復和發展。這一段史稱“永徽之治”。
第二，《唐律疏議》。中國第一部最為完備的法律，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頒行，它的重要意義在于，它確立了中國古代刑法的規范，后世如宋、元、明、清等朝立法，都沒有脫其窠臼。
第三，龐大疆域。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唐朝的軍事力量和國家威望的頂峰并不是貞觀，也不是開元，而是高宗一朝。顯慶二年，蘇定方曳咥河會戰，以一萬破西突厥十萬聯軍，平定阿史那賀魯之亂，大唐勢力進入中亞和西亞；龍朔三年(663年)，劉仁軌敗日本、破百濟；總章元年（公元668年），李世勣平定高麗。截至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高宗統治下的帝國疆域已達至極盛， 東起朝鮮半島，西臨咸海，北包貝加爾湖，南至越南橫山，這一狀況維持了32年。
高宗時期的大唐疆域這么一位創立千古偉業的帝王，千百年來竟然一直被弱化甚至抹黑，我們的歷史，有時真是太任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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