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桐梓縣有個小西湖，那里山清水秀、景致秀麗，是休閑旅游的絕佳地方，可是1946年的那個夏天，卻有一個人每天都在想著何時才能離開那里，這個人就是張學良，而此時距離西安事變，已經整整過去了十個年頭。
1937年1月4日，蔣介石無視諾言、背信棄義，一紙“特赦令”將張學良的人身自由徹底扼殺，后來隨著抗戰的爆發和發展，他一路輾轉，并在1946年來到了桐梓。不過，與往年不同，進入1946年后的每一天，張學良都是滿懷著希望的，當年軍委會判了他十年“看管”，而今十年之期已到，在他看來，或許這樣的日子總該結束了吧。
希望有時也是殘酷的，因為它總會讓人情不自禁的陷入幻想。這一年中，除了軍統沈醉來過一次，告訴了他戴笠已經遇難的消息外，并沒有再來什么人看望過他，更不要說那個讓他高興的“好消息”了，直到9月的一天，曾經的下屬莫德惠的到來，才終于讓他看到了一絲自由的曙光。
所謂“曙光”，并不是他自己憑空幻想的，莫德惠并不是第一次前來看望張學良了，卻只有這次，他們見面是沒有軍統特務“陪同”的，而且，莫德惠最先就告訴過張學良，這次他是帶著蔣介石的手諭來的。
這次見面，莫德惠的心情格外的好，兩人剛一坐定，他就迫不及待的告訴張學良：自由在望了！
對于這樣的消息，張學良不止盼了一天兩天，于是他頓時便來了精神，不過也許是被“看管”的久了，他雖然興奮卻并不敢高興的太早，只是讓莫德惠趕快說的具體些。
原來，自從張學良被限制自由后，社會各界中就始終有人為他不時發聲，特別值此“刑滿”之際，呼吁還張學良以自由的聲音就更加高漲。蔣介石迫于形勢就表示同意將張學良解除“管束”，不過卻要他先答應三個條件再說。
張學良默不作聲的聽著，莫德惠不緊不慢的說：一，承認西安的事是上了“他人”的當；二，交還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在南京給發給他的那封電報；三，自由后必須出洋。
聽完莫德惠的話，張學良的臉色已經變的異常難看，他早想到蔣介石不會輕易放他，條件也是可以談的，卻沒想到蔣的條件竟如此苛刻，隨后張學良幾乎是不假思索的便向莫德惠表示了拒絕，并告訴他：自由與我無緣了。
對于張學良堅定的表態，莫德惠頗感意外，盡管他也知道張學良不可避免的要承受一些委屈，可畢竟“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如果再過一個十年，張學良又會變成什么樣子呢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便不停地苦勸張學良一定要從長計議。
張學良當然知道莫德惠的苦心，不過自他聽了這三個條件，就已徹底的心灰意冷，為了使屬下也能了解他的心思，張學良轉而又開始開導起了莫德惠。
張學良告訴莫德惠，三個條件看起來容易的很，實際卻是要他背叛良心、背叛人格。其一，事變之前他沒有將消息透漏給楊虎城之外的任何人，純屬他的個人行為，栽贓的事他不能干；其二，早在1930年8月間中村事件發生后，蔣介石就電告他，稱無論以后日軍在東北如何挑釁，都不應予以抵抗。在九一八后的第二天，蔣又發來電報，告訴他日軍在沈陽的行動，要作為地方事件處理，一定要力避沖突，避免事態擴大，那么蔣介石現在要回電報又是什么意思 其三，他已經交出了所有權利，為什么非要將一個愛國者驅逐國門 外人又會作何解讀
聽了張學良的一番肺腑之言，莫德惠不得不中止了他的勸說，而張學良卻仍沒有說完，他繼續告訴莫德惠，蔣介石之所以讓他出國，無非是怕他召集舊部、重掌兵權。其實在這點上他早就表示過，出去后不帶兵，不問政，只做個純粹的閑人，哪怕做個教書先生也行，可現在來看，蔣介石連這點竟也容不下。
張學良唯一一次接近自由的機會就這樣被他斷然放棄了，之后兩個人一直交談了很久，從惋惜到理解，莫德惠的內心對張學良又多添了一分敬意，盡管他是高興而來失望而歸的，可此時他真正的失望，卻已不再是對張學良而的了，或許他也會想，蔣介石這三個條件里，到底又有幾分的誠意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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