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怎么教太子的?4問4教顯示《帝范》精髓!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著小編一起看一看。
唐太宗武治平定了天下，文治以人為本，民貴君輕，高度的歷史意識。僅有思想當然不夠，唐太宗之所以成為史上文治武功出色帝王，成為中國古代封建帝王的楷模。是貞觀君臣們審視自己的坐標，在歷史意識的推動下，從歷史經驗中看到歷史責任和機遇，是貞觀時期理性行政的集中體現。
帝王納諫，理性運用權力，行使權力，貞觀時代典范可稱。明代的皇帝，抗拒臣下的不同意見，使用“賣直”來攻擊大臣時有發生。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唐太宗說治國若治病。理解納諫問題，魏徵善于“以禮制主之情”，把納諫的形成制度化，納諫不是限制君權，而是支持君權，是使權力運行更加合理的一種保證。唐太宗和他的大臣們，不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對這一點都是清晰明白的。
唐太宗看來，他曾向大臣們介紹他是怎么教兒子的。四問四教可謂史上經典。
一是太子吃飯，他對太子說，你知道種地這件事嗎?太子說，不知道。然后他給太子講，種地是怎么回事，春天一顆種，夏天一棵苗，到秋天收上來多不容易，所以應該珍惜糧食，還要注意節約民力。農時很重要，你要是亂役使百姓的話，農事耽誤了，你沒得可吃了。教兒子要重視農時這個問題，尊重農業發展的規律。
二是太子騎馬時，他問，你知道馬嗎?太子說我不知道。他說，這個馬是能帶你走路的，你要注意節約你的馬力，你不能一下把它的力量用光了。使用老百姓也是這樣的，要注意節約，這都是以民為本。
三是坐船，唐太宗又問，你知道船嗎?太子說，我不知道。他說，一般比喻民是水，朝廷是舟，水可以載舟，水也可以覆舟。你要想使船能夠安穩地劃下去，要好好對待那個水，要不然水給你翻船麻煩大了。
四是太子站在一棵歪樹下，太宗問，你知道這個樹嗎?太子說，不知道。太宗說，那我給你講這個樹是怎么回事吧。別看樹是歪的，但是按照尺子量還是可以取直的。帝王沒有天生的，他一定是有錯誤的，所以要聽大臣們正確的話，要聽從他們的教導，來改正自己。這樣天下有希望了，只能這樣治理下去才好。
唐太宗這么教導太子。李世民還寫過一本叫《帝范》的書，講的是怎樣做一個好的帝王。核心是以人為本和自我否定。這一點而言，唐太宗是前有古人嗎?沒有的。“貞觀之治”在中國古代中也是僅有的。為什么后人崇拜他，崇拜他原因，是我們每個人都認為他這樣做，一般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作為一個皇帝，他的主要目標無非是人民，注重人民的名義，注重人民的利益。在古代，這已經是難得_表現了;對于大臣們來說，聽取他們的正確意見，可以用他們的力量。這樣部下們會無私的、盡力，、敬業的輔佐朝廷。
對唐太宗而言文治方面，兩個方面突出，其水準之高是空前絕后的，以人為本，克己納諫。民為邦本，是先哲的觀點，在中國漫長的古代歷史中，真正高舉這個旗幟，并努力付諸實踐的要數貞觀時代。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也是孟子的思想。唐太宗多有闡發，他輕徭薄賦的政策，建立在治國必先養民的前提下。這個以人為本的思想也叫民本主義的思想，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一種重要的、閃光的思想。它雖然建立在君主制度的體制之上，但是在那個時代，已經算是好的一種理論了。
民貴君輕理論上自然不用說了，像“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不聽，則易位”的金玉良言等等，有誰能說出來的。現今看來無不令人拍案叫絕，無不令人欽佩的文字。太宗說到做到，難能可貴。唐太宗的貞觀時代給歷史交出了一個完美的答案。
唐代是中古士族社會由盛而衰的關鍵時期，士族名門的家風、家訓和家法對新舊士族的興衰有著重要意義。唐朝宰相崔祐甫云：“能君之德，靖人于教化，教化之興，始于家庭，延于邦國，事之體大。”顯然，傳統社會的家庭教化包括家風、家訓、家法，它們在社會教化、國家治理方面有著重要作用，不僅關乎家庭之興衰，也影響著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
家訓、家風、家法與士族的興衰
陳寅恪先生認為所謂士族“實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于其他諸姓”；“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不同于凡庶，而優美之門風實基于學業之因襲”（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魏晉隋唐時期，士族之家普遍重視家風、家訓、禮法和家法，注重傳承家學教育子弟，逐步形成所謂“雅有家風，政事規為”的名門士族（《授大理卿李坰黔中宣慰使制》）。“家法備，然后可以言養人”（《新唐書·柳公綽傳》），成為社會共識。顏之推在開皇末作《顏氏家訓》，開啟世家大族重視編撰家訓的風氣。唐代士人編撰家訓的風氣很盛，如王方慶作《王氏訓誡》，柳玭作《戒子孫》等，唐太宗作《帝范》也可視作帝王之家的家訓。
唐代名門士族家風的形成和延續，離不開優秀的家訓、嚴明的家法。開元中宰相韓休以“家訓子侄至嚴”著稱。穆寧“居家嚴，事寡姊恭甚”，他“家法清嚴”，其子贊、質等“兄弟奉指使，笞責如僮仆，贊最孝謹”。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有“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的說法（《舊唐書·穆寧傳》）。又博陵崔邠，其父倕，“三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新唐書·崔邠傳》），他兄弟四人進士及第，一人位至宰相，“邠、郾、鄲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宣宗聞而嘆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中晚唐時期，京兆柳子溫家法嚴明，“以禮法自持”，專門和苦藥丸，讓子弟公綽等在夜間學習時含之，提神醒腦，“以資勤苦”（《南部新書》卷丁）。在這種教育下成長的柳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理家甚嚴，子弟克稟誡訓”。后來，牛僧孺贊嘆柳仲郢良好的家教：“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因此，史稱“言家法者，世稱柳氏”（《舊唐書·柳公綽傳》）。
家訓內容與家風、家法的形成
唐代家訓最為突出的特點，就是開啟了中國古代“詩書傳家”的文化傳統。大一統的隋唐王朝采取了削弱士族勢力的策略，“以文取士”，富貴、財產不再恒久，“讀書便是隨身寶，高官卿相在朝廷”，以詩書傳家，求取功名的觀念，成為士人的最高追求。杜甫作《宗武生日》，勸勉兒子：“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韓愈勸誡子弟：“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余。”他還強調人生來賢愚相近，“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的天壤之別，關鍵在于是否讀詩書。元稹訓誡子侄，“吾家世儉貧，先人遺訓，常恐置產怠子孫，故家無樵蘇之地”，激勵子孫勤勉學習，通過“佩服《詩》《書》，以求榮達”，而且要“千萬努力，無棄斯須”。苦讀詩書是貧寒子弟通向富貴最有效的途徑，“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話在唐宋成為現實。王安石便勸勉子孫，“讀書不破費，讀書利萬倍”，“男兒不讀詩書”，“恰似園中肥地草”。
唐代家訓總體以“忠孝”教育為主。唐太宗也說：“百行之本，要道惟孝。”《太公家教》云：“事君盡忠，事父盡孝。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孝子事父，晨省暮參。”以韻文的形式，簡明扼要地將《孝經》中有關忠孝思想進行概述，方便子弟在日常生活中嚴格踐行，養成合乎禮法的行為舉止。很多士族把“忠孝”作為家訓的核心內容。穆寧撰家令訓諸子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要求贊等四子，“播禮樂，務忠孝，正名器，導人倫”。柳玭《家訓》云：“講論家法，立身以孝悌為基，以恭默為本，以畏怯為務，以勤儉為法。”忠孝與勤儉在家訓中經常相提并論，如“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
唐代家訓對子弟的各種勸誡中還比較重視勤奮、節儉等作風的養成和堅守。唐太宗作《帝范》，訓誡太子“奢儉由人，安危在己”，希望太子力行節儉，做個明君。唐代科場競爭激烈，士人勤奮程度往往決定個人成敗。韓愈勸誡子弟：“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個人勤奮與否，將來就意味著公卿與奴仆之別。《太公家教》對勤勞和勤學做了形象總結：“勤耕之人，必豐谷食；勤學之人，必居官職……勤是無價之寶，學是明月神珠。”以家法嚴明著稱的穆寧也要求子弟“惟惠施之車，仲舒之帷，蘇秦之錐，三物畢具”，其家也因此而名聞當世。
唐代家訓還重視謙虛禮讓等美德。朱仁軌《誨子弟言》云：“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這是中國人謙讓的經典闡釋，一個人謙讓一生，其實損失不了多少，反而養成了優良品格，受人尊重。唐代家訓將禮讓、謙讓作為立身、修養之根本。《太公家教》云：“立身之本，義讓為先……與人共食，慎莫先嘗……路逢尊者，側立路旁……三人同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欲立其身，先立于人；己欲達人，先達于人……謙是百行之本。”此書用樸素的語言匯集了有關謙讓、禮讓的前賢錦句、諺語格言，旨在說明與人交往、為人處世的根本在于相互禮讓、謙讓，取人所長，在成就自己之前，先成就別人，把機會讓給別人，退一步海闊天空。此外，倡導“禮尚往來”等待人原則也是唐代家訓教育的重要內容。《太公家教》講：“風流儒雅，禮尚往來……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往而不來，非成禮也。”
家風、家訓和家學決定子弟的學風與成敗
家風、家訓和家學就是現在經常講的家庭教育環境，對兒童成長的影響至關重要。如《太公家教》所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玉投渥，不污其色。近佞者諂，近偷者賊；近愚者癡，近賢者德。”家庭環境與風氣的好壞，對兒童習慣和品行的養成非常重要，甚至從根本上決定了子弟教育的成敗，這也是孟母三遷的原因所在，唐代的很多例子也能說明這一問題。如中唐吳丹“生四五歲弄泥沙時，所作戲輒像道家法事，八九歲弄筆硯時，所出言輒類《詩》家篇章，不自知其然，蓋宿習儒、玄之業明矣。弱冠喜道書，奉真箓……”（白居易：《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并序》）。吳丹從小玩沙，竟然可以仿照道教法事堆道場，說明所住環境道教氣氛濃郁，以致弱冠之后，一度修習道家，好在后來苦讀《詩經》，并考中進士，功成名就。再如前揭柳公綽一家人才輩出，與柳氏家法嚴明，學風良好，并世代相傳有很大關系。
在傳統社會，士族之家優秀的家風是子弟接受良好家教的有效保證。如元稹的母親出身“五姓婚姻”的滎陽鄭氏，以家風嚴明著稱。鄭氏為少女時，就“事父母以孝聞”，嫁到元氏之后，“以豐潔家祀，傳為貽燕之訓”，二十五年間，“專用訓誡，除去鞭撲”；“常以正辭氣誡諸子孫，諸子孫其心愧恥”（白居易：《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志銘》）。元稹因其優秀的母教，并傳習了外祖父家良好的家法，從而成為唐代名相和文學名家。
家學傳統和淵源對子弟成才的影響尤為明顯。如顏氏一門自魏晉以來不僅以世儒著稱，而且多出書法家，有顏騰之、炳之、勤禮、真卿等許多名家，這應該與顏氏家族的子弟自幼就注重書法蒙訓有密切關系。這使其家年幼就擅長書法的人很多。如顏勤禮“幼而朗悟，識量宏遠，工于篆籀，尤精詁訓”；又顏惟貞“仁孝友悌，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以書法精湛，“判入高等”，“學精百氏，藝絕六書”。大書法家顏真卿亦出自是家，他“早孤，蒙伯父臮、允南親自教誨”。顏真卿成為著名書法家應該與他自幼就接受“尤工文翰”的伯父的啟蒙有很大關系。另一位大書法家歐陽詢之子歐陽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慕名甚銳，晝夜精力無倦，遂亞于詢”（《舊唐書·歐陽詢傳》）。相反，許多缺乏書法家傳的子弟，往往是“有知其門，不知其奧”，即便是家長“廣求名書，以教其子，察其所入，便遣習之”，其結果仍多“不能遂”（張文瓘：《六體書論》）。
總之，一個家族的興衰，與良好的家風、家訓，以及嚴格的家法有很大關系。正如柳玼所云：“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士族之家“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如果世家大族家教不嚴、家風不正、家訓不良，就很容易衰落，所以家風、家訓、家教和家法無疑是維護士族門第的重要手段，客觀上也為教化社會、繁榮文化，起到了積極作用。
很多人誤認為，唐朝政治的腐朽，是從玄宗后期開始，并因之引發了安史之亂。其實唐朝吏治腐敗、軍事弱小的根子，自貞觀年間便已扎下，禍延后世兩百多年。
李世民發動玄武門兵變，殺兄囚父，奪得了本屬于哥哥的皇位。由于是篡弒上臺，得位不正，太宗一直擔心遭到后人詬病，因此在登位后，施行了兩則手段，一方面篡改歷史，百般丑化老父和兄弟，夸大自己在開唐時的功績，為篡位奪權營造合理性；一方面則醉心于建立文治武功，試圖藉此證明自己治國有道，以塞天下悠悠之口。
為了坐穩龍庭，李世民在登位之后，施行了大量利己損國的弊政。在人事方面，他一方面任人唯親，提拔自己的班底，同時打壓、貶黜、殺戮開國時功臣、能臣，一面與關隴舊閥相互勾結，雖然讓他自己一時掌穩了權力，卻將國家推到了懸崖邊緣。
公正地說，在每個王朝建國之初，吏治都相對清明，之后則會越來越差，直至百姓們活不下去，亂世到來，然后改朝換代，非獨唐朝一家如此。然而，由于李世民出于私心，放縱門閥濫權，導致唐朝政治迅速腐壞，在短短三四十年間，便走完了其它王朝幾百年的墮落歷程。從貞觀中、后期開始，唐朝的吏治便一日不如一日，貴族們倚仗特權胡作非為，貪腐嚴重。到了高宗登基后，吏治敗壞的情景更加明顯，唐初詩人，太常博士裴守真在給高宗的上表中說道：“黠吏因公以貪求，豪強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濟，民無以堪”（《唐會要》卷83），清楚闡明了當時的吏治、民生情況。
貞觀二十三年，正是門閥勢力蓬勃發展的二十三年，在貞觀中后期，門閥坐大的惡果便已凸現，關隴貴族，北魏皇族后裔長孫無忌才智平庸，卻位高權重，連新君的人選都受其干擾。據《舊唐書》卷80記載：“史臣曰：太宗諸子，吳王恪、濮王泰最賢。皆以才高辯悟，為長孫無忌忌嫉，離間父子，遽為豺狼”。通過玩弄權術，長孫無忌借唐太宗之手，除掉了賢明的吳王、濮王，將身體孱弱、性情溫順的李治立為太子，為自己大權獨攬鋪平了道路。等到高宗李治繼位時，眾閥門已經勢力磅礴，非他所能駕馭，以長孫無忌、褚遂良為首的腐朽的關隴地主士族官僚們欺他威望不固，行事比太宗生前更加肆無忌憚，架空高宗，以長孫無忌為首的大貴族、諸閥把持朝政，恣意橫行，世風日下，百姓苦不堪言。
唐太宗留給兒子的，其實是一個隱患重重，強臣凌主的爛攤子，眼見國家走到了危亡之秋，而自己又大權旁落，唐高宗再也無法忍受，但他自己的能力、精力都不足以與之對抗，不得不放任武瞾專權，借其才能來鏟除諸閥，最終引發了統治集團間的激烈沖突。
在一些偏頗的歷史分析中，將武則天能夠竊取權力，歸因于高宗懦弱無能、耳根軟，惑于女色，腦子不夠數，卻對真正的歷史背景和內在原因只字不提，著實淺薄得很。事實上，武周滅唐的禍根，根本就是在太宗時期種下，將責任盡歸到高宗頭上，并不公平。由于唐太宗一手推行的坐大閥門的制度倒退文明，逆潮流而動，還以劣幣驅逐良幣，唐帝國才會衰敗得如此之快，并為當時的百姓們所唾棄。武則天一介女流，在男權社會，本來難受擁護，之所以能夠成功篡取國家，正是因為她矯正了唐太宗的錯誤，逆其錯誤國政而行，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給了平民階層出頭之日，得到了百姓的支持，而一大批沒有晉身機會的人才、基層官吏更是死心塌地對其效忠。武則天當政的數十年，雖然李唐宗室發動的叛亂不絕，但卻均輕松被其平滅，如果真像真如那些別有用心者的歪曲，是什么篡國女賊遭到唾棄，唐朝宗室一呼百應，百姓聞風景從，又怎會連大風浪都掀不起來，顯然武周還是深得人心。而武則天掌政時雖然宮廷爭斗腥風血雨，李唐余孽叛亂頻頻叛亂，對外戰爭接連失敗，卻百姓安居樂業，進入了唐朝三百年間少有的幸福生活，這種極不協調的現象，其實正是李唐代表了落后生產力的明證，唐太宗所推行之弊政的不得人心據此也一覽無余。
在雄才大略的武則天的幫助下，高宗李治先后罷黜了褚遂良、韓瑗、來濟等權臣，最后還除掉了禍根長孫無忌，至此高宗才基本實現了君主集權。關隴貴族集團在此期間遭受了沉重打擊，自魏晉南北朝以來皇權不振的情況被改變，自魏晉開始的丑陋的門閥制度自此開始衰敗，皇權大為強化，科舉大興，國家也走上了正規，這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也為之后唐朝唯一真正強盛時期——開元盛世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在太宗掌政時，奴婢和部曲屬于賤民，按《唐律》的規定地位等同于牛馬，貴族王公占有大量家僮奴仆，可以隨意打罵甚至殺害。武則天上位后，沉重打擊了丑惡的奴婢部曲制度，以法令形式限制了奴婢的數量，同時規定不許人殺害奴婢部曲，奴婢死亡也要稟告官府，減弱了社會矛盾。汪錢先生認為武氏統治期間基本上消滅了關中地區的軍事貴族的部曲、佃客制，不僅是對門閥制度的沖擊，也解放了大量勞動力，大大利于社會進步。武則天鼓勵提倡奴告主，限制奴婢人數，又贖買奴隸當兵，在她任內，國家氣象一新，甚至連市民階級都開始形成。而李世民恰恰是最反對奴告主的，《貞觀政要》還作為政績記載下來，這也是太宗阻撓歷史進程的又一例證。
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在位23年，年號貞觀。名字取意“濟世安民”，隴西成紀人。唐太宗李世民不僅是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還是一位書法家和詩人。生于開皇十八年(599年)，早年隨父親 李淵 進軍長安于618年建立唐朝，他率部征戰天下，為大唐統一立下汗馬功勞，被封為秦王、天策上將。626年玄武門之變奪位登基后，開創了著名的貞觀之治，他虛心納諫，厲行儉約，輕徭薄賦，使百姓休養生息，各民族融洽相處，國泰民安，對外開疆拓土，攻滅東突厥與薛延陀，重創高句麗，設立安西四鎮，被各族人民尊稱為天可汗，為后來唐朝全盛時期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礎，“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為后世明君之典范，廟號太宗，謚號文武大圣大廣孝皇帝，葬于昭陵。
李世民生平
李世民(599年～649年)，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的名字意思是「濟世安民」。太宗是他死後的廟號。他還是唐朝軍事家，政治家、書法家。他開創了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將中國封建社會推向鼎盛時期。
唐太宗生於開皇十八年(公元599年)在京兆武功(今陜西武功西北)出生，是唐高祖 李淵 與竇皇后的次子。公元615年娶妻長孫氏，(登基後稱長孫皇后)。公元617年，李世民隨父親、劉文靜起兵反隋，攻入長安，并且滅隋。李世民被封為秦王。
此後，李世民經常出征逐步消滅各地割據勢力：破李軌，殺薛仁杲(薛舉之子)，敗宋金剛、劉武周。在虎牢之戰中，一舉翦滅中原兩大割據勢力：王世充和竇建德。李世民自此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戰後進入長安時，受到部分軍民以皇帝的禮儀招待。被 李淵 封為「天策上將」。
此後，李世民與自己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四弟齊王李元吉的猜忌日益加深。大臣間互相傾軋，分為兩派。宰相裴直、謀士王、魏徵、東宮衛士將領薛萬徹等跟隨李建成、李元吉為一派，謀士杜如晦、房玄齡，將領秦叔寶、尉遲敬德、段志玄、王君廓等跟隨李世民為一派。大臣長孫無忌等暗中支持李世民。將領李靖、徐世績、大臣宇文士及等保持中立。公元626年，李世民在長安城宮城玄武門發動政變，殺了李建成、李元吉和侄子，強迫高祖讓位，自己即位為帝，次年改年號為貞觀。在李世民統治其間，唐朝國力強盛，被稱為貞觀之治。晚年著《帝范》一書以教戒太子，其中總結了他一生的政治經驗，也對自己的功過進行了評述。
他在位期間，推行府兵制、租庸調制和均田制，并積極推行科舉制。
630年，擊敗東突厥，被尊為「天可汗」。641年嫁文成公主給吐蕃的松贊干布。
公元649年，唐太宗得了痢疾，醫治最終無效，命太子李治到金液門代理國事。李世民于649年5月病死於長安含風殿。葬於今中國陜西禮泉縣東北50多里的山峰上的昭陵。謚號為「文皇帝」。
唐太宗善於聽從大臣的批評和見解，魏徵直諫200多次直陳他的過失。
豐功偉績
不拘一格用人才，對人材的使用及領導達到了極高的境遇;
他獨具慧眼，看到了個人力量的不足，充分認識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問世，對大臣的各項進步之言豁達地予以采納;
不獨斷專行、初步確立了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三個 *** 機構之間權力分立、互相監督的政治管理制度，規定法令甚至包括自己(影響國家政策的那一部分)旨意需門下省審查副署后方可生效發布，保證了政策的可行性、及時發現并糾正。在一定程度上杜絕了不良政策對國家及人民的危害與影響;
認識到人命至重、不可妄殺的法政政策，規定死刑需三復奏(外地五復奏)復審批準后方可行刑，這就不難讓人們想起貞觀四年(630年)全國判死刑才29人、貞觀六年(632年)全國死刑犯390人，太宗審查時令全部390人回家團年、待來年秋收后回來復刑，結果390人均準時到來、無一人逃亡。
太宗朝武功之盛，除對高句麗戰爭上沒有取得戰略勝利外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東突厥、吐谷渾、高昌、安西四鎮、漠北薛延陀等)，這與當時的國力、軍隊戰斗力、整體戰略、用人選將與配合默契、過程協調一致等重要因素是分不開的，因此在中華歷史上的名將名相中，貞觀朝占有相當的比例，在中華軍事史上，貞觀朝的戰例也多被引用;
氣吞天下的“天可汗”氣質，李世民多次以少勝多，經典之役就是在渭水單騎嚇退突厥10萬精騎，就對比宋真宗在寇準一再堅持和請求下才勉強在大軍護衛下到達澶州南城，而又要戰戰兢兢的馬上要回去是何等的天壤之別啊!
胸懷大局、四海一統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太宗朝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四海之內只要知道中國的均努力內附，以唐為榮，樂不思蜀，他們不但同唐人一樣可以自由自在的生存，還可以做官，著名的少數民族將領阿史那思摩、執思失力、契芯何力、黑齒常之、乃至后世的高仙芝、李光弼等都為唐朝做出了杰出貢獻，在他們身上正好反映出李世民民族政策的光輝，唐人、唐人街也正時那時繁榮富強、威甲四海、文禮之邦的生動寫照;
完善科舉制度、大力興辦學校、重視教育活動、普及官吏選聘、當時的國子學、太學之盛、地方也有不少學校，如此才不難想起當時的教化呢，同時當時的科舉也規范化、考選公平，以進士科最為杰出，如此才有太宗見新科進士魚貫而出，喜言“天下英雄、入朕彀夷”，唐朝的教育及科舉為政治上提供優秀人才同文化精髓——唐詩及經濟發展做出杰出貢獻;
工書法、富文詞，太宗皇帝個人修養及天賦極高，在書法同文詞上也頗有名氣，在他大力宏揚和鼓勵支持下，才有唐代書法、文學、藝術之盛;
倡導廉政、節儉、樸素、重視農田水利，太宗朝在廉政建設方面是相當成功的，他并沒有像朱元璋一樣嚴懲貪官污吏，而是建立一個廉潔奉公、遵紀守法的 *** 班子、重視地方長官選舉，當時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貧困，溫彥博、戴胄、于志寧、魏征、張玄素等等，再加上良好風氣的宣傳和行政監督，及時預防了官員犯錯，因此當時的官員相當奉公守法、廉潔自律;太宗皇帝也比較注意節儉，不濫用民力、注意與民休息，當時社會形成了一種樸素求實的作風;太宗皇帝也相當重視農業，京官外巡回京太宗先問及此事，因太子冠禮與農時違背而更改;
由于社會安定，商業經濟得到發展，全國新興了許多商業城市，城市業有相當的發展，廣州、杭州、揚州、成都、江陵、涼州等城市經濟發展相當迅猛，長安同洛陽作為世界經濟大都會就不言而喻了，這為古代封建經濟登頂奠定了基礎;
對玄奘佛學的支持同西游的肯定，打通并維護河西走廊-絲綢之路及東聯新羅、日本，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與經濟發展，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使吐蕃從奴隸制社會邁入封建社會，開發并促進了 *** 的發展;
綜上所述，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位偉大政治家、書法家，卓越的領袖、影響中華乃至世界進程的杰出人物，他為古代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受到人們的崇敬;筑東陽先生所說“他是繼孔子之后中國數一數二的偉人。
唐太宗能任用賢能，從善如流，聞過即改。視民如子，不分華夷。開創“貞觀之治”。是中國人千年稱頌的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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