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片里一個常見的“豪氣橋段”，就是“大俠下館子”：經常是熱熱鬧鬧的酒店里，滿臉橫肉的“大俠”吃飽喝足，竟連“多少錢”都不問，隨手放一塊銀子在飯桌上，然后瀟灑飄然而去。“豪橫”一幕，也叫多少“武俠迷”連呼身不能至，紛紛心向往之。
那這“豪橫”場面，放在真實的歷史上，究竟有幾分靠譜?首先，倘若這類場景，放生在明朝中葉(16世紀)之前的中國古代世界里，可以說嚴重不靠譜。倒不是“大俠”們沒錢，而是在明朝中葉以前，“用銀當錢”這事兒，屬于嚴重不合法。就算大俠“敢放”，店家也未必敢收。
有多不合法?中國人使用白銀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甘肅玉門火燒溝墓地出土的銀鼻環，公認中國境內最早的銀制品。戰國時代的墓葬也告訴我們，那時的白銀，已被國人用于“武器”“首飾”等各個領域。但“當錢用”的歷史，卻顯然短得多——明朝弘治元年起，征稅才開始用銀。嘉靖四年起白銀大量在市場流通，隆慶元年明朝正式宣布“凡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使”。白銀這才算完成“上位”，成為法定貨幣。
而在這之前，“拿白銀當錢用”會有多麻煩?就看號稱富庶的唐代，其實哪怕是盛唐年間時，大唐也常為“貴金屬原材料不足”苦惱。別說白銀了，鑄錢的銅都是年年稀缺，唐朝曾限制商人帶銅錢出境，甚至禁止民間買賣銅料。銅都如此貴，用白銀當然更奢求：唐代倒是把白銀做成“銀挺”，然后就是用來做各種金銀器，或是當饋贈禮品。直接拿來當錢用?幾乎是沒有。大額的貨幣支付，在唐代多是用綢緞布帛。
那到了傳說中“商品經濟發達”的宋代呢?白銀“當錢用”的時候，倒是比較多了。比如宋朝“花錢買和平”的《澶淵之盟》，每年就是要支付“銀十萬兩”(后來增到二十萬兩)來“買和平”。宋高宗“臣構”靠“必殺飛”換來的《紹興和議》里也規定，南宋每年要“上貢”給“金大伯”二十五萬兩白銀。此外南宋官府采購糧食茶葉等物資，也經常“出銀十萬兩”，發軍餉時也經常“犒軍銀”，看似“白銀當錢用”的時候不少。
但事實上，除了“買和平”“孝敬金大伯”外，宋朝日常用銀，哪怕是官府行為，也往往是把白銀兌換成銅錢后再支付——白銀距離“法定貨幣”，那時還是很遠。
所以，就算是傳說中“大俠很多”的兩宋年間，大俠們行走江湖，花錢時也不用白銀。比如宋初江湖上的知名豪俠，亦后后來“發明紙幣”的一代名相張詠，早年在江湖上行俠仗義時，也常接受“粉絲饋贈”，比如仰慕他的湯陰縣令，就饋贈給他“萬錢”。他在江湖上大殺南北，住過不少酒館客棧，但結賬的時候也是用銅錢。“扔下一塊銀子就走”的豪邁事兒?那是真沒干過!
為什么會這樣?根子上還是白銀太少。中國本身就不是產銀國，銅礦本來就少，銀礦當然更少。唐朝年間，中國每年的白銀產量也不過一萬五千兩。宋代時手工業大發展，但“賺白銀”最多的北宋年間，白銀的最高產量也只有每年88萬兩，正常年景只有二三十萬兩。就這么點白銀，每年還要“刨出去”幾十萬兩“買和平”“孝敬金大爺”，這宋朝的“積貧積弱”，看這“缺銀”，就知道有多嚴重。
所以北宋靖康之恥時，金兵獅子大開口，要北宋“孝敬”一千萬兩白銀。號稱“豐亨豫大”的汴京城翻了個底朝天，從皇宮到老百姓家，家家白銀掏干凈，最后也只湊了一百萬兩白銀，只是五百多年后李自成在北京“追餉”所得的七十分之一。到了南宋給“金大伯”送孝敬時，由于產銀地都“割”了出去，南宋白銀產量銳減，每年的二十五萬兩白銀“孝敬”，也是勒緊褲腰帶都常湊不齊，每次過去“交割”，都常惹得金國官員罵娘。
看過這類景象就知道，網絡上流傳甚廣的“宋朝白銀收入過億”“宋朝白銀遠超元明清”的“高論”，多是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放在這樣的年代里，哪位“大俠”能在飯館里“吃完飯放下一塊銀子就走”，分明是“來錯了時代”。
而明朝中期起，白銀扶搖直上的地位，以及最終成為“法定貨幣”的上位史，也同樣得益于白銀的大量涌入。隨著“航海時代”的到來，明清的外貿水平遠超唐宋，單是16世紀的幾十年里，明朝就像葡萄牙西班牙賣出了二百萬件瓷器。另外明末每年僅從澳門一地賣出的絲綢，就多達六千擔。還有白糖、鐵鍋等“中國制造”，全憑著硬核的工藝水平，年年在國際市場大賺。
發展到清朝雍正年間時，單是在廣東一省，每年紛至沓來的“夷船”都不帶洋貨，每艘船都是滿載白銀，上岸就拼命掃貨。單是享譽中外的佛山鐵鍋，每年就要賣出兩萬多斤。可以想象，有多少白銀因此“蜂擁”入中國。以十七世紀西班牙殖民當局的報告，單是每年從菲律賓涌入中國的白銀，就在200萬比索以上。日本學者小葉田淳斷定，明末從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保守估計在七千萬兩以上。甚至許多外國學者認為，這一時期，全世界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白銀，都進入了明清時代的中國市場……
以這個意義說，白銀“法定貨幣”的“扶正”過程，正是古代中國外貿“賺世界錢”的縮影。
這樣的大趨勢下，“下館子掏銀子”也成了明清生活的日常，豪氣的大俠們，自然也有可能“豪氣”一把。但“放下一塊銀子”在桌上，在明清年間能有多少購買力呢?明清年間的白銀，最大的有五十兩一錠的銀錠，另外還有“二十五兩”“十兩”等各個級別。更小的還有“銀錁子”。
這些大大小小不等的“一塊銀子”，都能在飯館里吃到什么?可以看看物價：以萬歷年間《宛署雜記》統計，1錢6分白銀可以買8斤上等豬肉，1錢白銀可以買5斤鯉魚，4分白銀可以買一只活肥雞。明代小說《金瓶梅》里，西門慶的女兒女婿妻妾等九人，花一兩銀子就辦了桌“燒鴨兩只雞金華酒配菜”的上好酒席，九個人連吃帶喝吃了一天。至于五十兩的大銀錠?《三言二拍》更告訴我們，可以買套“墳邊左近”的低檔房了。
再可以看看工資，明代縣衙里的馬夫，年薪是40兩白銀，但縣衙里的更夫，年薪只有3兩6錢。“鋪兵”的年薪也不過9兩六錢。放在清代的官員階層，乾隆年間巡撫的“年俸”是150兩，總督的年俸是180兩。
所以說，無論比物價還是比工資，如果哪位大俠真的“放下一塊銀子就走”，哪怕是幾兩銀子的銀錁子，那也能叫店家樂開了花。能這么干的大俠，必然是“土豪級”。
特別是放在鴉片戰爭前夜，“一塊銀子”的購買力，那要比之前更高：和明末清初年間“火熱外貿”的景象不同，乾隆年間時，一批批傳教士“學習”走了中國的造紙、瓷器、紡織。種茶等產業技術，外加西方工業革命的推廣，“中國貨”的優勢早已不在，反而海外洶涌而來的鴉片，卻讓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19世紀的前三十多年，英國向中國走私了四十多萬箱鴉片，保守估計賺走了三億多銀元。
如此一來，就帶來了惡性循環，一邊是白銀大量“流出”，中國境內白銀銳減。白銀的價格也飆升。乾隆年間時，中國的一兩白銀兌換八九百文銅錢，但道光年間時，一兩白銀卻要兌換一千七百多銅錢。而老百姓完糧納稅，卻還要把手里的銅錢兌換成白銀，等于是多一道盤剝。鴉片戰爭前夜，以林則徐的嘆息說，蘇州漢口等昔日的商業重鎮，都是“各種貨物銷路皆疲”，缺銀的困境，困擾近代前夜的大清上下。
而另一方面，民間無比重要的“一塊銀子”，放在鴉片戰爭前夜的官場上，卻是越來越不值錢。以《道咸宦海見聞錄》記載，當時的清王朝，已是越窮越腐敗，民間難得見白銀，官場上卻一切白銀開路：在當時經濟相對不發達的陜西，每年給西安將軍家的門子，都要多次送禮，每次“門包”至少四十兩。給西安將軍的“三節兩壽禮”，每次至少八百兩白銀。給當地其他“同級高官”，也基本是這待遇……
甚至，剛就任陜西糧道的張集馨，當時進京活動，單是給京城各級官員送“別敬”，前后就送出一萬九千兩。這“手筆”，放在當時的清代官場，還都是“摳門”級別。卻足以叫武俠小說里“豪橫”的大俠們，“放下一塊銀子”后自嘆不如。
看過這樣“銀子不值錢”的怪現象，就能夠理解：不久后的鴉片戰爭，大清為何會這樣慘?
“一塊銀子”的學問，如一面歷史的鏡子，照出了古代中國曾經的輝煌，也照出了多少發人深思的歷史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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