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漢歷史問題不僅是歐亞大陸上民族史、邊疆史、文化史、語言史的前沿研究，也是中國歷代王朝與域外周邊國家以及西亞、地中海沿岸之間往來互動的敘事，從廣闊無垠的草原到茫茫無際的戈壁，從峻嶺奇峭的大山到河川交叉的平原，都留下胡漢碰撞演繹的歷史與胡漢融合的文化遺痕。
一個世紀以來，中古胡漢演進圖冊不斷被考古新發現所補充，喚起了人們從歷史記憶中醒來。人類的記憶常是文化的記憶，人類的歷史也是依靠文化的鏈環銜接與延續。千年前的中古時代已經離我們的記憶十分遙遠了，但是這個消失于歷史深處的隋唐文化又距離我們很近很近，豐富精彩的唐詩常常吟詠朗誦隨口而出，斑斕多彩的唐服常常飄忽在人們眼前，風剝雨蝕的唐窟佛像不時展現在人們面前，花紋精美無比的金銀器不斷出現在各類奢侈品的海報上……今人借助隋唐大國的文化遺產仍然可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出國展覽的大唐文物成為中華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號，其中的胡俑、壁畫、金銀器、紡織品等更是精美的藝術品。
書寫胡漢歷史就是書寫我們民族的心靈史，是提高民族思想境界的人生之學。胡人形象的陶俑、壁畫等載體不是一幅幅威武雄壯的“群星譜”，但卻是能夠進入那個時代歷史譜系的一組組雕像，彰顯著那個時代的民族形象和藝術魅力。發現唐代社會多元文化的民族正面。
中古隋唐時代藝術的魅力在于給人遐想，這種遐想不是瞎想，而是一種文化語境中的力量之感，是一種活著的文明史。藝術來源于真實，也高于真實，當那些千姿百態、造型各異的胡人蕃人形象文物擺在我們面前時，我常想這是不是一種活態的文化生物，它不是玄虛文字描寫的，卻是從點滴微觀的真實細節做起的可信典型，從而使久遠的人物又有了活生生的呼吸，以及有血有肉的生命。一個個造型各異的胡服蕃俑，不僅調動了我的想象力，而且要再現重要文獻記載的史實，像斷片的串接活現出有歷史依據的外族形象，力求還原或接近歷史。
唐代留給我們的不是到處可見的能夠“申遺”的遺址，更多的是無形卻融入血液中的制度和文化，三省制使得參與政府管理的官員互相制約不能為所欲為，科舉制度最大限度地打破門閥固化，釋放富有天才的青年人的活力，使他們有了上升通道，他們遠赴邊塞為博取功名不惜獻出熱血和生命，使所有年輕人獲得一種尊嚴和榮譽感，就自己的所長而展現才華。
如果說國都長安社會環境容易產生“光芒萬丈”的詩人，或是濃縮很多的“高才”“天才”的文人，那么唐代也是一個盛產傳奇的時代，洛陽、太原、成都、廣州、揚州等城市譜寫的傳奇正是與外來文化有關的人和事。朗朗上口的描寫胡漢族群與藝術的詩歌俯拾皆是，司空曙《校獵曲》“數騎胡人獵獸歸”，鮑方《雜感》“胡人歲獻葡萄酒”以及“胡歌夷聲”“胡啼蕃語”“胡琴羌笛”“胡云漢月”等，過去被認為對周邊種族有貶低歧視之意的“胡”，越來越成為今天國際公認的中性詞，演變成為我們熟悉的對等文化交流的代名詞。
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長河里，胡漢融合鼎盛時期不過幾百年，但是留下的反思值得我們幾代人體察省悟，一個多元融合的民族不能總是被困在民粹單邊的囚籠里。隋唐時代作為多民族匯聚的移民國家，正是鐫刻下了大國自信和文化優越的紋理。
胡漢并存的統治方式保障了一個時期內的社會安定與政權穩定。目前學界興起用“全球史”視野看待歷史進程中的事與人，打破民族國家疆界的藩籬，開放包容的學術研究當然是我們的主張，我贊成對過去歷史進行宏大的敘事，但同時也執著于對個體命運的體察，對歷史細節的追問，對幽微人心的洞悉。我要感恩漢唐古人給我們留下如此壯闊的歷史、文學、藝術等文化遺產，使得我們對“漢唐雄風”的寫作不是跪著寫，而是站著寫，有種俯瞰強勢民族的英雄主義崇拜;念漢賦讀唐詩也不是坐著吟，而是站著朗誦，有股被金戈鐵馬沖擊的歷史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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