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一場關乎民族興亡的危機隨著西伯利亞的寒流竄入中國東北三省，行將就木的大清朝廷處理好了，還能茍延殘喘一段時間；處理不好，中華民族就將面臨亡種的危險。這危機在歐洲有個臭名昭著的名字：黑死病。
黑死病，曾經席卷歐洲的大鼠疫，整整奪走了2500萬人的生命，歐洲人口因此銳減三分之一。即便是經歷過戰場慘烈程度堪稱“絞肉機”的世界第二次大戰，歐洲人口也才失去5%，可見當時黑死病的感染率和致死率有多么恐怖。
鼠疫在東北肆虐6個月，卷走了6萬人的性命。風雨飄搖的清廷已經到了極限，再面對虎視眈眈的西方列強，一旦鼠疫從東北三省擴散出去，中國將無可御敵之兵，大明的悲劇幾乎就要重演。
要知道一旦感染黑死病，長則五六日，短則半日，患者就一命嗚呼。因此當時的歐洲街頭上，人走著走著就突然倒地死亡的場景屢見不鮮，鼠疫在恐慌的加持下給患者、社會以生理和心理的攻擊。黑死病能以用極快的速度摧毀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戰斗能力，和戰斗意志。傳說中戰無不勝的蒙古大軍，在面對黑死病時也是匆匆撤軍。
值此生死存亡之際，清廷派去調查的官吏卻紛紛病倒在疫區，讀著四書五經考出來的官員顯然沒能力處理這種情況。嚴峻的疫情形勢和行將就木的清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中國土地上強取豪奪的列強諸國絲毫不擔心這個千年帝國的結局走向何處，他們擔心的事情是“黑死病”一旦在中國大地失控，他們在中國周邊的殖民地以及自己在華的人員會將黑死病帶回國內。
歐洲人聞“黑”色變，從他們的各類報紙上展現的內容，可以看出來他們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但歷史就像一個笑話，今天我們對此危機的了解知之甚少，因為我們挺過了那次危機，沉默理論告訴我們，越優秀的部門在眾人眼中越低調，因為他們的工作能力太強了，把大問題都扼殺在搖籃里了。
而這臨危受命，力挽狂瀾的人叫做伍連德。馬來歸國華僑，劍橋大學醫學博士頭銜。學成受邀歸國，時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因觀念先進，受到不少傳統學派的排擠。但在這危難之際，愿意且有能力挑起重擔的人，唯他一人爾。
1911年前后的伍連德博士
傅家甸，疫情的重災區。清廷官員避之不及的地方，伍連德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趕赴此處調查瘟疫原因。雖然伍連德是“奉旨行事”，但依舊困難重重，當地官員對于瘟疫的處理一無所知，并不完全配合伍連德的工作。伍連德幾乎是要錢沒錢，要人沒人，要物料沒物料的情況下工作。
1911年春節，傅家甸墳場焚尸，大火燒了三天。圖為伍連德指揮衙役焚燒發現疫情的住所。
伍連德的阻力不止于地方官員的無知，還在于千百年來中國“死者為大”的傳統。比較按照西醫的那一套，解刨尸體，尋找死因是必要的措施，但在中國這是堪比挖人祖墳的侮辱行為。伍連德只能偷偷摸摸的解刨。
伍連德發現此次在東北肆虐的“黑死病”是“肺鼠疫”，靠飛沫傳染，完全跟法國的“專家”結論相反。法國的“專家”把“黑死病”的那一套經驗拿來，認為只要把老鼠剿滅，就能夠阻止黑死病的傳染。
而伍連德卻要求將患病者隔離，健康者在接觸病患的時候需要帶口罩。好在清廷在咨詢過外使后，知道伍連德劍橋大學博士的分量，選擇了伍連德的處理方案。
伍連德的措施很快被實行，但是瘟疫卻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越來越多人患病，越來越多的人死亡，他再次被質疑。伍連德對于這個結果，同樣困惑，他把自己的措施實行再從頭到尾檢查了一番，發現了問題所在。
原來東北的冬天太冷，土地完全動起來了，因此患病死者的尸體難以掩埋，而日本的專家說瘟疫在低溫下無法存活，因此尸體不著急掩埋。伍連德斥了此觀點，要求立即處理這些尸體。既然沒法掩埋，那就都燒掉。
解刨已然是侮辱，伍連德再次挑戰中國人”入土為安“的傳統。當地官員考慮此舉可能會引發嘩變，趕緊上報清廷。清廷回復：燒！
大年三十，在伍連德的指揮下，瘟疫中死者的尸體被集中起來火化，很多尸體甚至是在棺材中扒出來的。幾天后，東北三省的瘟疫死亡人數逐漸下降，很快0死亡的捷報傳到北京。
中國人，戰勝了黑死病。同時也為這個古老文明留下了喘息的機會。歐洲在經過黑死病之后，經過150年的時間才會緩過來。而中國在這內憂外患的局面下，根本沒有可能有150年的時間來修養生息。
盡管伍連德未寫進人教版的教科書，但今日官方給他的評價是“國士無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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