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十月的時候，朝中發生了一件挺大的事情:兩位宰相雙雙被降職，向敏中罷為戶部侍郎，張齊賢則責授太常卿、分司西京洛陽。說起緣由，實在有點不光彩，竟是因為這兩位堂堂宰相爭娶一位寡婦而起。
這位寡婦，是左領軍衛將軍薛惟吉的遺孀柴氏。薛惟吉之父是宋太祖時期的宰相薛居正，薛居正還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二十四史中《舊五代史》的主編。
這位才子娶了個“妒悍”的妻子，沒給他生兒子，也不準他接近婢妾，結果只得收養惟吉為假子。薛居正對惟吉十分溺愛，使得惟吉變成了一個整天跟問題少年們混在一起摔跤踢球、縱酒玩樂的不肖子弟。
薛居正死后，宋太宗親自吊唁，特意問:“不肖子安在，頗改行否？恐不能負荷先業，奈何！”薛惟吉在旁邊“懼赧不敢起”，由此改過自新，“能折節下士，輕財好施，所至有能聲”。但他跟父親一樣，御家無法，結果死后家里便鬧出沸沸揚揚的“寡婦門”事件來。
柴氏是薛惟吉的后妻，年紀輕輕做了寡婦，又沒有兒子，而且平時就跟薛惟吉的兩個兒子薛安上、薛安民不和，她就想改嫁。柴氏擇定的人選是當時著名的大肚宰相張齊賢，這位相爺“體質豐大，飲食過人”，特別喜歡吃肥豬肉，每頓都要吃好幾斤。
他跟柴氏暗中商定婚約，還派人派車來接她。這一來薛安上不干了，一狀告到開封府，說后母要卷走祖父、父親兩代累積的大筆家產。開封府一聽涉案的包括宰相，不敢自作主張，趕緊匯報宋真宗。宋真宗不愿把事情鬧大，就派有關部門悄悄審問柴氏，哪知柴氏的說法與薛安上的狀詞大相徑庭。不得已，真宗只好把這事下發御史臺審理。
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柴氏拋頭露面，擊登聞鼓反告一狀，告另一位宰相向敏中花低價買下薛家舊宅，又曾向自己求婚，自己沒答應，向宰相惱羞成怒，遂指使薛安上誣告自己。此前因為薛安上兄弟素來不成器，真宗曾下詔不許他們賣掉父祖的產業。
既然向敏中卷了進來，真宗只得質問他。向敏中承認確實花了錢500萬買薛氏宅第，最近確實也遭遇喪妻，但并沒有再婚的想法，更沒有向柴氏求婚。向敏中買薛氏舊宅，顯然屬于違詔，但真宗想息事寧人，不打算深究。哪知柴氏不肯罷休，又擊鼓提出訴訟，于是此案再度由御史臺審理。
這一問不要緊，案情變得越來越復雜。鹽鐵使王嗣宗一向跟向敏中不和，這時也跳出來揭發，說向敏中最近議娶已故駙馬都尉王承衍的妹妹，“密約已定而未納采”。真宗詢問王氏，得知確有此事，就對向敏中很不滿，把他找來當面批評，說他不誠實，明明私下里緊鑼密鼓地安排再婚的事，居然騙皇帝說沒有這種想法-在真宗想來，向敏中說他并沒有向柴氏求婚，這說法恐怕也靠不住。
但另一方面，張齊賢也并沒有打成如意算盤，御史臺調查發現，柴氏的狀詞原來是張齊賢之子、時任太子中舍的張宗誨教她寫的，張齊賢顯然脫不了干系。進一步審問柴氏的心腹仆人，還發現她埋藏了金貝財寶約兩萬緡（一緡即一貫）。
不久，經真宗親自過問，審理結果出來了:向敏中罷為戶部侍郎，出知永興軍；張齊賢責授太常卿，分司西京；張宗誨被貶為海州別駕；薛安上因為違詔賣房宅，被判笞刑，賣掉的房宅讓他們贖了回去，還吩咐御史臺、開封府以后隨時監督。對宰相的處理意見須以真宗的名義出一份制書，偏巧起草制書的翰林院學士宋白跟向敏中也有點舊怨-他曾跟向敏中借十錠銀子，而向敏中沒借。
于是，宋白起草的制書下筆就很嚴厲，有“對朕食言，為臣自昧”之語，向敏中“讀制泣下”。至于柴氏，自然也沒辦法如愿嫁給張齊賢。她還被罰款銅八斤，并且贖回薛氏舊宅的錢就是用她埋藏的那些金貝，可謂“賠了丈夫又折金”。不知道柴氏究竟還有別的什么優點打動了兩位宰相，但很顯然，他們爭著娶她，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她有錢。理學家程頤就毫不客氣地說，兩位宰相爭娶一妻，無非“為其有十萬囊橐故也”。
說明：這位寡婦柴氏究竟多有錢呢？從延伸閱讀文章中考證可知：熙寧五年(1072年)，出賣京師（汴梁，今開封）等地官方淤田（經過灌淤改造的良田），第一等的赤淤地每畝3貫至2貫500文；開封房屋租賃比之相當貴，超過外郡，天禧元年店宅務租賃價為每間每天平均164文，每月4貫491文。以上以土地價和房屋租賃為參照物，可知僅柴氏埋藏的2萬貫“私房錢”就足以購買6666畝良田了。
延伸閱讀:宋代物價考察 作者:程民生 原載《漆俠先生紀念文集》
有商品就有價格。商品在市場上交易的價格，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它反映著供需關系狀況，可視為社會經濟的晴雨表。研究宋代物價，有利于了解宋代商品化程度，商品生產和消費狀況，有利于了解社會經濟和社會生活以及不同階層的家庭生活水平。由于過去的研究偏重于客觀考察①，本文則側重于考證具體商品的具體價格，也為其他斷代史研究提供了物價對比的參照。
物價有著明顯的時間性和空間性特征，同一商品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差距很大，必須根據史料對此予以正確的反映。同時也要排除極端情況的干擾，例如戰爭、災荒等特殊時期和個別特殊地點的某些物價，就不具備普遍的意義。宋代商品幾乎無所不包，難以一一列舉，只能就主要商品和勞動力價格做一考察。宋人混用的貫、千、緡等量詞，本文在論述中統一為貫。
一、土地
宋代所有商品中，土地恐怕是最主要的大宗商品。受自然條件限制，土地的肥沃與否，水利設施及地理位置的便利與否，直接決定著其價格。同時，當地人口密度、階級關系等社會因素也起著重要作用。
北方地區土地價格史料不多。京西路鞏縣因建造永定陵占地48頃，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估價錢70萬即700貫，每畝平均388文。熙寧五年(1072年)，出賣京師等地的官方淤田，分為兩等4級:第一等的赤淤地每畝3貫至2貫500文，第二等的花淤地每畝2貫500文至2貫。淤田是經過灌淤改造的良田，此價可視為當地良田之價。河東絳州正平縣的南董村，每畝地價原值2至3貫，經過熙寧時的灌淤改良，增產4倍，地價也一躍增長3倍，每畝達到6至9貫。這是目前知道的北方地價確切數字中的最高價。治平末年，陜西中上等良田每畝不超過2貫。同州沙苑擁有官牧地9000頃，其中良田約6000頃，大觀元年(1107年)，“以今陜西土田中價計之，每頃可值五百余貫。”每畝5貫余，比治平年間地價大大提高。至于偏遠地區，土曠人稀，地價十分低廉。如宋神宗時陜西慶州沿邊土地，“一頃才十貫余，宜其不好。”每畝僅值100余文。邊遠地區除了地理位置不佳、土質貧瘠等因素外，還應考慮到當地的生產方式不同。陜西沿邊土地多為少數民族所有，而“蕃部賤土貴貨。”地價低賤，是多種因素造成的，不可與內地相提并論。
湖北地價有南宋營田的資料。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湖北路安撫使曾逮言“營田不可出賣，利害尤明。蓋一頃歲入谷八十余碩，若出賣價錢止五十緡。”每畝平均500文。營田多屬無主荒田或拋荒田，土質自然不如農家多年墾種的私田。但湖北路“農作稍惰，多曠土”，其他地價也不會太高。此價可視為中下等土地價格。
江南東西兩路，“除平野上腴之外，水田多潦，山田多旱，畝直不過一二千
。”這是宋理宗紹定年間的中下等土地價格，而此類土地占當地墾田的多數。紹興三十年(1160年)，江西吉州出賣官田3650余頃，計值138萬余緡，“內已有人承佃一千三百七十頃，計值三十一萬緡”，“無人承佃荒田、山林、陂澤二千三百四十一頃，計直六十萬余緡。”經江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應聲復核，認為已承佃的土地價格原來的估價過高，“乞減價值三分”，無人承佃的荒田價格“乞別行估定。”所言已承佃和無人承佃的土地數字相加為3711頃，與其總數3650余頃不合，三個數字，當有傳抄刊刻之誤。以其原總頃數和原定價格計，每畝為3貫780余文，其中已承佃的土地價格為每畝2貫260余文，無人承佃的土地價格為2貫560余文，居然高于前者，顯然有誤不可信。重新估定的價格是將已承佃的1370頃原估31萬貫減去百分之三十，即217000貫，則每畝1貫580余文。此數與前引史料所言的“每直不過一二千”正相吻合，仍屬中下等土地的價格。至于膏腴之地，有江東江寧府的圍田為例。紹定年間，江寧府溧陽縣令陸子通曾強制將福賢鄉圍田6000余畝獻給時相史彌遠，史彌遠“以十千一畝酬之”。但陸子通卻以“一千一畝”的價格支付田主，結果引起軒然大波。所言圍田價格為每畝10貫，但以史彌遠之奸，當會以低于市價的價格支付所掠奪的圍田，所以其價應當在10貫以上。
福建有福州官莊的地價史料。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福州要出賣官莊熟田1375頃84畝，共估價35萬貫，每畝平均2貫544文。其中7縣的官田土質“中下相半”，5縣的官田“田色低下”，所以其價是以下等土地為主的中下等土地的平均價格。與江南東西路的同類地價相比，高出60％左右，原因在于福建地狹人稠，“畝直浸貴”。
再看四川地區。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成都的金繩禪院收到布施田地三宗:“鄧景亨者施十四畝有奇，直一百四十萬錢；成都李元有施二十六畝，直一百八十萬錢，潼川僧日道方施二十畝，直四十萬錢。”每畝價格依次為近100貫、69貫200文、20貫。四川尤其是成都府路“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之曠”，地價之高，勢在必然。但每畝高達100貫，難以置信。四川地區是鐵錢行使區，此價應是鐵錢的價格。紹定年間，成都府路官員徐朗離任前，曾“盡捐公錢七千余緡，市田一百六十畝以稟成都之府學。”每畝4貫375文。這一價格比較正常，當屬銅錢價格。
宋代地價資料集中在兩浙路。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知杭州蘇軾言:“體問民田之良者，不過畝二千”，良田畝值2貫。南宋紹定年間，有人以“二百萬易沃壤為畝二十有五。”每畝80貫，增長約40倍(可能是會子價)。平江府地價有4例:嘉泰四年(1204年)，州學用錢1908貫505文(99陌)買到長洲縣田136畝3角14步，每畝約14貫；另用錢1063貫375文(99陌)，買到長洲縣田86畝56角8步4厘，每畝約12貫200余文。端平年間，常熟縣“撥到官錢共二萬二千三百貫文官會，約可買田八百余畝。”每畝約官會27貫。數年后的嘉熙元年(1237年)，有人以緡錢8500貫，買田520畝，每畝16貫300余文。建康府2例: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府學以秦檜所贈錢1萬貫，買田1890畝，每畝5貫300文；淳祐十一年(1251年)，為立義莊，用錢52萬貫買到湖田7278畝3角28步⑾，每畝68貫余，價格奇高，乃是因為湖田實屬旱澇保收的肥沃之地。明州(慶元府)有5例:宋仁宗時，王安石言鄞縣“百畝之直，為錢百千，其尤良者，乃直二百千而已”⑿。每畝1至2貫。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同樣是鄞縣，“每畝常熟價直三十二貫官會。”開慶元年(1259年)有以下地產交易額:23畝2角49步，價錢60貫足，每畝約2貫600余文；8畝2角37步，價錢30貫(98陌，錢會各半)，每畝約3貫700余文。宋孝宗時，定海縣大部分地區的地價，每畝約20至30貫⒁。秀州有2例:宋仁
宗嘉祐七年(1062年)，秀州松陽涇有塊719畝余的土地，因爭訟連年不決，官府決定沒收，以600貫的價格賣給湖州州學，每畝834文。南宋紹熙四年(1193年)，秀州出賣一片柴蕩，官方估價每畝700文，但“貪民挾多貲，志于必得，增畝錢三千三百一十有一。”競價的結果使地價增長4倍多。官方所估價格肯定偏低，但最終的成交價每畝3貫300余文似乎也超出了實際價值。在紹興府，有紹興十二年(1142年)的地價，當時為一皇后買攢宮禁地，每畝3貫500余文足陌。常州無錫縣的省田，隆興元年(1163年)，每畝2貫。淳熙十三年(1186年)，湖州一陳姓人家施舍1000貫所買的100畝土地，每畝10貫。
依據上述史料，可知北方地區地價最高者約9貫(絳州)，最低者僅100余文(慶州)。北宋中期中上等土地價格在2貫左右。南方各地在北宋時，地價最高為2貫540文(福州)，最低為500文(湖北)，北宋中期中上等地價在1至2貫之間，與北方相差不多。南方地區地價資料主要集中在南宋時期，除四川地區可能是鐵錢外，最高為80貫(臨安府)，最低為834文(秀州)。南方地區南宋時的地價無法與北方時的北方地區地價相比，尤其是兩浙路。葉適曾指出:“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于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眾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值三倍于舊，雞豚菜菇、樵薪之鬻五倍于舊，田宅之值十倍于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數十百倍于舊”。前文所述杭州地價南宋時猛增約40倍，證明葉適之言是有根據的，因為人口劇增，物價上漲，兼并激烈。
二、房屋
關于房屋的價格，本文所涉一為造價，二為賃價。
房屋的造價，因類型不同差異很大。有關北宋的幾例，全是營房。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臣僚言:“陜西、河北營房大率覆以茨苫，關右產林木，計一舍費五、七千。”陜西營房為木質結構，每舍(間)造價大約6貫左右。元祐八年(1093)，河北定州修蓋營房，河北第一將所轄禁軍4117間，造價17609貫680文省；合13559貫余足陌，每間約3貫290文足；河北第二將為3720間，造價15005貫81文省，合11553貫900文足，每間約3貫100余文足；振武第四十五指揮118間，“并合添井眼”，造價558貫167文省，合429貫700余文，每間3貫600余文足。平均每問3貫余。紹圣初，蘇軾估計若官方為廣東惠州的駐軍建造營房，“每間可用三貫省錢”。所言房屋為瓦房，每間3貫省陌，合2貫310文足陌，造價不及陜西一半并低于河北。
南宋時兩浙等地營房造價較高。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平江府建造瓦屋營房，“每問支錢一十貫文”；乾道六年(1170年)，兩浙營房“每間估計材植、磚瓦、蘆竹、蔑、石灰等價錢一十八貫二百九十文省”，折足陌為14貫83文．；開禧二年(1206年)，江西隆興府“合造屋一千五百八十六間，合約人工、物料錢二萬五十余緡，米七百余石。”每間約合錢12貫600余文、米0．44石。不同時期的3地營房，造價差距不大，每間在10至14貫之間。
廟宇、學舍的規模、質量與簡陋、狹小的營房不可相提并論，造價頗高。宋神宗時成都重建江瀆廟，“凡為屋百六十有九楹，用錢七百二十萬有奇。”每楹42貫600余文。隆興元年(1163年)，雅州人為死于成都府路提點刑獄任上的馮時行建廟，“斥七十萬緡縛屋二十五楹，中為堂，塑侯(馮時行)像，挾以兩廡”，每楹競高達2800緡，斷不可信。所言“七十萬緡”后為“七十萬錢”。如此則每楹約合28緡。另外還有一種可能，即此數為鐵錢數。宋孝宗時，成都府學增建學舍，“新為屋二十八楹，分為四舍，疏為四十八窗……總其費為錢一萬九千緡有奇。”每楹約678貫余，若以每窗為一間計，每間約395貫余。此數也有可能是鐵錢數。
宋代大部分地區的建筑材料是磚瓦，其價也值得一考。據黃榦言:“一萬三千磚瓦，所值十七千”，平均每塊磚瓦為13文。淳熙年間，成都修筑磚街，“以丈計者三千三百有六十，用甓二百余萬，為錢二千萬。”甓即磚，每塊平均10文，考慮到其費用可能包括人工費，每塊磚當不足10文。鋪地之磚價格應比較低廉。
每座宅第之費，因大小、豪華程度不同，價格差別很大。如宋徽宗時張根指出:“人臣賜第，一第無慮數十萬緡，稍增雄麗，非百萬不可。”所指為京師開封的豪華宅第。宋真宗時，胡旦在杭州欲向知州借2000貫“創立鑒湖別墅”。南宋初，有人委托兩浙婺州知州以2000貫“為起宅”。在地方州縣，2000貫造價的宅第應是上等規模。而普通百姓的宅院，參考南宋兩浙營房每間10余貫的造價，大約在60貫左右。
再看房屋的租賃價。蘇軾言，廣東惠州的士兵半數沒有營房，“只在民間賃屋散住，每月出賃房錢百五十至三百。”每間每月150至300文。在河北開德府(濮州)等地的城市中，政和年間，地段好的房屋每間賃錢100至200文足，地段差的“后街小巷閑慢房屋”，每間賃錢只有3至5文(未言是月價還是日價，似應為月價)⑩。熙寧五年(1072年)，日本僧人成尋一行在鄭州住宿一夜，店錢每人8文，隨行士兵住的房間差些，每人5文⑾。開封賃價相當貴。天禧元年店宅務有出賃房屋23300間，每年收賃錢140090貫，每間每天平均164文，每月4貫491文；熙寧十年，店宅務的破損房屋1192間，每年約收錢202貫527文足，平均每天每間約170文足，每月每間約5貫97文足。破損房屋賃價已高出天禧元年的價格，可見賃價上漲。元祐二年(1087)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時，租賃開封的一位三班奉職之第居住，每月賃值18貫。南宋紹興九年(1139年)，江西路江州州學前有岳飛所建造的房屋38間，“每日收賃屋錢一貫四百三十文。”每間每天平均37文，每月以30天計為1貫128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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