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zhu)(zhu)葛亮(liang)的(de)(de)軍事著作有《便宜十六策(ce)》，還有《出(chu)師表(biao)》、《誡子書》、《誡外(wai)甥書》、《將苑》（又(you)名(ming)《心書》）等。我是由衷的(de)(de)佩服他。諸(zhu)(zhu)葛亮(liang)的(de)(de)隆(long)中(zhong)對(dui)策(ce)輔佐劉(liu)備創立(li)了基業，鼎足而三。
其(qi)實，關于諸(zhu)葛亮才(cai)能(neng)，并(bing)非是在現在有爭(zheng)議。在西晉就已經開始(shi)了(le)。如(ru)陳壽在西晉朝奉(feng)命(ming)撰定(ding)了(le)諸(zhu)葛亮《故事》，在給晉武帝的上言(yan)中論(lun)諸(zhu)葛亮云：“然(ran)亮才(cai)，于治(zhi)戎為(wei)長，奇(qi)謀為(wei)短，理民之干，優(you)于將略(lve)”。并(bing)在三(san)國志蜀(shu)志的諸(zhu)葛亮傳(chuan)(chuan)的傳(chuan)(chuan)評(ping)中說：“然(ran)，亮連年動眾，未能(neng)成功(gong)，蓋應變將略(lve)，非其(qi)所(suo)長歟(yu)！”此論(lun)一出，爭(zheng)議迭(die)起；同書裴注引吳大鴻臚張儼《默(mo)記·述佐篇(pian)》和晉袁準《袁子(zi)》，就已經記住了(le)，魏晉時(shi)人對諸(zhu)葛亮“將略(lve)”優(you)劣的一些爭(zheng)論(lun)。
諸葛(ge)(ge)亮(liang)作為人(ren)們記憶猶存的(de)(de)一代形象，其(qi)形象越加光彩奪(duo)目(mu)。于(yu)是對于(yu)諸葛(ge)(ge)亮(liang)人(ren)品功業的(de)(de)評價，就越來(lai)越多(duo)的(de)(de)滲入感情因(yin)素，逐漸發展到(dao)了，以對諸葛(ge)(ge)亮(liang)的(de)(de)態度定是非(fei)、論褒(bao)貶(bian)的(de)(de)程(cheng)度。由(you)于(yu)陳壽(shou)首開諸葛(ge)(ge)亮(liang)“將略(lve)(lve)非(fei)長”之(zhi)議(yi)，所(suo)以這(zhe)千(qian)年對諸葛(ge)(ge)亮(liang)軍事才能(neng)都有爭議(yi)，并非(fei)我們現在才有。平(ping)心(xin)而論，陳壽(shou)的(de)(de)話并非(fei)貶(bian)議(yi)。即便是一個全(quan)才，各方面總(zong)是有長有短(duan)。陳壽(shou)只(zhi)是說諸葛(ge)(ge)亮(liang)的(de)(de)將略(lve)(lve)次于(yu)理明之(zhi)干，奇謀短(duan)于(yu)治(zhi)戎之(zhi)方，并沒有說諸葛(ge)(ge)亮(liang)的(de)(de)將略(lve)(lve)就不(bu)及其(qi)他人(ren)。現在確(que)實某(mou)些營銷號(hao)把諸葛(ge)(ge)亮(liang)貶(bian)的(de)(de)一無是處，這(zhe)就有點過(guo)了。
其(qi)實諸葛(ge)亮戰(zhan)(zhan)略(lve)是(shi)非常厲害的(de)，他(ta)的(de)戰(zhan)(zhan)略(lve)集中分(fen)(fen)三(san)(san)個部分(fen)(fen)：第(di)(di)一(yi)(yi)形(xing)勢(shi)分(fen)(fen)析(xi)。隆中對(dui)(dui)策(ce)指(zhi)出：曹操雄據(ju)中原，實力雄厚。又(you)擁有(you)(you)先天子而令諸侯(hou)的(de)政(zheng)治優勢(shi)，故不能與其(qi)爭(zheng)一(yi)(yi)日(ri)之(zhi)短長；而孫(sun)權據(ju)有(you)(you)江東已歷三(san)(san)世，舉賢任能，國險而民附，統治亦相當穩固，荊益(yi)二州具(ju)有(you)(you)立國的(de)自然地(di)理條件，無民主，是(shi)劉(liu)備集團擴張勢(shi)力現實可能的(de)唯一(yi)(yi)目標(biao)。第(di)(di)二，近(jin)期戰(zhan)(zhan)略(lve)目標(biao)。對(dui)(dui)策(ce)認(ren)為(wei)(wei)：“跨有(you)(you)荊洲，保其(qi)巖阻，西(xi)和諸戎，南撫夷(yi)越(yue)，外結(jie)好孫(sun)權，內(nei)修政(zheng)理。”聯吳抗曹鼎足三(san)(san)分(fen)(fen)。第(di)(di)三(san)(san)，遠期戰(zhan)(zhan)略(lve)目標(biao)。對(dui)(dui)策(ce)認(ren)為(wei)(wei)應(ying)當是(shi)一(yi)(yi)旦天下(xia)有(you)(you)變，時機成(cheng)熟，劉(liu)備集團則命(ming)一(yi)(yi)上將將荊州之(zhi)軍向宛、洛，而劉(liu)備“身率益(yi)州之(zhi)眾(zhong)出于秦川”，成(cheng)就霸業，復(fu)興漢時。
當時，關羽的(de)北(bei)(bei)伐已經把(ba)(ba)曹(cao)(cao)操(cao)主力(li)都吸(xi)引過(guo)淮水一線來，如(ru)果這個時候劉(liu)備(bei)(bei)從(cong)漢(han)(han)(han)中出(chu)兵(bing)曹(cao)(cao)操(cao)是(shi)(shi)(shi)否會更應接(jie)不暇呢？劉(liu)備(bei)(bei)當時正鞏(gong)固漢(han)(han)(han)中于巴(ba)蜀(shu)(shu)，關羽偏這個時候北(bei)(bei)伐，由于兩(liang)人沒有協(xie)調好(hao)選(xuan)擇最佳時機的(de)情(qing)況下用(yong)兵(bing)，所以(yi)失敗是(shi)(shi)(shi)必然的(de)。《隆中對》的(de)精(jing)髓在(zai)于兩(liang)軍(jun)成鉗形(xing)攻(gong)(gong)(gong)(gong)勢向曹(cao)(cao)魏(wei)進(jin)(jin)軍(jun)，以(yi)協(xie)同作戰的(de)模式向北(bei)(bei)推進(jin)(jin)，漢(han)(han)(han)中和荊(jing)(jing)州(zhou)進(jin)(jin)可(ke)(ke)攻(gong)(gong)(gong)(gong)，退(tui)可(ke)(ke)守。也是(shi)(shi)(shi)蜀(shu)(shu)漢(han)(han)(han)的(de)兩(liang)個戰略(lve)重地，從(cong)漢(han)(han)(han)中可(ke)(ke)以(yi)北(bei)(bei)出(chu)潼關，攻(gong)(gong)(gong)(gong)打長安(an)和洛陽；從(cong)荊(jing)(jing)州(zhou)北(bei)(bei)上可(ke)(ke)荊(jing)(jing)襄陽攻(gong)(gong)(gong)(gong)打許昌，東(dong)下可(ke)(ke)以(yi)直搗吳國的(de)腹(fu)地。如(ru)果據守，如(ru)曹(cao)(cao)魏(wei)向漢(han)(han)(han)中出(chu)兵(bing)，蜀(shu)(shu)漢(han)(han)(han)荊(jing)(jing)州(zhou)兵(bing)可(ke)(ke)攻(gong)(gong)(gong)(gong)襄陽以(yi)策應減輕漢(han)(han)(han)中軍(jun)事壓力(li)，相反如(ru)曹(cao)(cao)魏(wei)攻(gong)(gong)(gong)(gong)荊(jing)(jing)州(zhou)，可(ke)(ke)從(cong)漢(han)(han)(han)中出(chu)兵(bing)攻(gong)(gong)(gong)(gong)關中隴右，以(yi)解荊(jing)(jing)州(zhou)之危，漢(han)(han)(han)中和荊(jing)(jing)州(zhou)可(ke)(ke)遙相呼應，互(hu)為犄角，用(yong)不了多久(jiu)就能把(ba)(ba)曹(cao)(cao)魏(wei)折(zhe)騰的(de)元氣大傷，可(ke)(ke)以(yi)說這計(ji)劃非常完美，但(dan)有個致命問題，劉(liu)備(bei)(bei)諸葛亮太(tai)過(guo)于理想化(hua)，川蜀(shu)(shu)離荊(jing)(jing)州(zhou)有千里(li)之遙，怎么配合很難(nan)，另(ling)外一個就是(shi)(shi)(shi)東(dong)吳孫權，其實兩(liang)國的(de)矛盾也是(shi)(shi)(shi)因荊(jing)(jing)州(zhou)的(de)歸(gui)屬問題，曾一度兵(bing)戎相見，最后(hou)還是(shi)(shi)(shi)達(da)成了協(xie)議（湘水之盟(meng)）…
諸(zhu)葛亮(liang)北伐(fa)(fa)失敗(bai)的(de)(de)原因，主要(yao)原因是(shi)(shi)曹(cao)魏(wei)(wei)(wei)已經在(zai)關(guan)隴地(di)區建立(li)了(le)一個穩固的(de)(de)軍(jun)事(shi)體系，反(fan)(fan)魏(wei)(wei)(wei)勢(shi)力(li)基本(ben)已清(qing)除，根(gen)基很穩定，諸(zhu)葛亮(liang)結交東吳目(mu)的(de)(de)只(zhi)有一個，那就(jiu)(jiu)是(shi)(shi)希望(wang)孫權能(neng)配合(he)(he)諸(zhu)葛亮(liang)的(de)(de)北伐(fa)(fa)，作為盟友孫權任務是(shi)(shi)吸引曹(cao)魏(wei)(wei)(wei)淮水一線的(de)(de)兵力(li)，只(zhi)要(yao)孫權能(neng)阻擋張遼，李典(dian)等人(ren)合(he)(he)肥軍(jun)，就(jiu)(jiu)能(neng)給諸(zhu)葛亮(liang)大軍(jun)北伐(fa)(fa)減輕壓力(li)，這個戰略《隆中對》就(jiu)(jiu)是(shi)(shi)對孫權期(qi)望(wang)太高了(le)，而第一次北伐(fa)(fa)成功性(xing)并非不(bu)可(ke)能(neng)，當時的(de)(de)曹(cao)魏(wei)(wei)(wei)焦點根(gen)本(ben)沒有關(guan)注蜀漢，諸(zhu)葛亮(liang)為什么后(hou)期(qi)越(yue)打越(yue)難，就(jiu)(jiu)是(shi)(shi)因為曹(cao)魏(wei)(wei)(wei)以關(guan)中為基地(di)展(zhan)開反(fan)(fan)擊。畢(bi)竟蜀漢的(de)(de)國(guo)力(li)就(jiu)(jiu)在(zai)那擺著，如果(guo)出其不(bu)意(yi)，趁著曹(cao)魏(wei)(wei)(wei)的(de)(de)重心(xin)不(bu)在(zai)關(guan)中，奪取了(le)敵人(ren)的(de)(de)關(guan)中地(di)區，就(jiu)(jiu)具備劉邦(bang)爭(zheng)天(tian)下(xia)的(de)(de)形勢(shi)，中國(guo)的(de)(de)歷史統一天(tian)下(xia)的(de)(de)模式是(shi)(shi)北勝(sheng)南，西勝(sheng)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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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司馬良撰文論述諸葛亮謀略及其缺失。文曰：
諸葛亮自從27歲出山，輔佐劉備，重整漢室，到54歲時病逝五丈原，一直掌握著蜀漢大權，實際上處于決策的中心地位。他多謀善斷，謹慎廉明，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贏得后人的稱贊；但“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也反映了諸葛亮謀略的缺失。
諸葛亮本來是十分重視選拔人才的。他在《將苑》中提出，考察人才有七個方法，“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他還指出：“治國之道，務在舉賢”，“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之所以傾頹也”。諸葛亮還具體地提出賢才的標準：“柱以直木為堅，輔以直士為賢”，官吏應當“忠”、“直”、“勤”、“謹”，“奉職循理”。循此標準，他提拔了姜維等一批“忠直之士”。然而，諸葛亮的人才大多為謹小慎微、循規蹈矩的循吏，而對有膽有識、有棱有角、有開拓精神的人才諸葛亮則往往求全責備，“察之密，待之嚴”，棄而不用，造成“無以自全而或見棄”，“加意收錄，而固不任之”，特別是諸葛亮死后，蜀漢后繼無人的局面。
諸葛亮之對待魏延就是典型的一例。史書稱贊魏延“謀略出眾”，“善養士卒，勇猛過人”，“數有戰功”，名聲顯赫，威震敵國，然而他性情高傲，不茍合于人，官員見他“皆避下之”。對于這樣一個人才，諸葛亮不是大膽使用，幫助他克服缺點，而是從拒絕接受他的正確主張，如北伐曹魏時屢次否決他的分兵進擊的建議，發展到棄其人不用，如街亭之戰情愿用言過其實的馬謖；再進一步發展到聽信孫權的挑撥離間，懷疑魏延謀反，默許楊儀、姜維等人在自己死后置之于死地。仍然期望擔當北伐重任的一代名將魏延就這樣蒙冤被斬。
再者，諸葛亮一生勤勉謹慎，事必躬親，特別是受托孤之命后，“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而對他人則不放手使用，往往代替包辦，這也影響了人才的培養，更不利于開拓型人才的成長。史書載，諸葛亮“罰二十以上必躬覽焉”，甚至于“躬自校簿書”，弄得“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流汗竟日”。主簿楊喁曾進諫，力言各司其職、上下不相侵的道理，還引用邴吉、陳平不問細事的例子，說明賢臣不必每事躬親，可是，諸葛亮聽后，并不以為然。
“出(chu)師未捷(jie)身先死(si)，長(chang)使(shi)英(ying)雄淚滿襟”。諸(zhu)葛亮一(yi)生(sheng)大(da)智大(da)謀，治蜀有方(fang)，但功虧一(yi)簣(kui)，后繼乏人，終至國滅人亡，豈不令人涕泣、深思！
諸葛亮志存高遠，他躬耕南陽之時自比管、樂，很可能僅是其追求的較低目標。以三國當時形勢而言，不排除諸葛亮亦有爭奪天下、建立王霸之業的雄心。可惜的是，由于諸葛亮出道太遲，漢朝十三州之地已被各路諸侯瓜分殆盡。諸葛亮已失去自樹大旗，成為獨霸一方諸侯的最佳時機。胸懷濟世之才，欲圖王霸之業的諸葛亮要想攀上權力的高峰，唯一的途徑只能是擇主而事之，這對諸葛亮而言，雖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但與司馬懿相似，仍是實現其政治目標的重要契機。
一 借刀除關羽
諸葛亮攫取權力的最大障礙是誰，毫無疑問，是關羽。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發動襄樊戰役，雖然水淹七軍，威震華夏，但最終卻導致荊州失守，自身也為孫權所殺。
諸葛亮對襄樊戰役采取了壁上觀的態度，致使關羽兵敗臨沮，蜀中卻無一卒往援。而曹操親統大軍屯駐摩陂，并不斷調遣于禁、龐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規模巨大的軍事行動，蜀漢方面也絲毫沒有采取任何對策，最后當關羽敗走麥城，全軍覆沒之際，蜀中援軍還是遲遲不至。最終關羽被東吳擒殺。
關羽鎮守荊州，手握重兵，驕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劉備死后）之后將難以對付，即使劉備健在之時，諸葛亮也很難越過關羽這道障礙，而攫取更大的權力。所以諸葛亮寧可丟失荊州，也要借吳人之手除掉關羽。
二 操控后主掌政權
諸葛亮執政時并沒有被時人視為事君以禮、謀國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漢政權中，李嚴、廖立、來敏、魏延等人對諸葛亮專政攬權頗多微詞，諸葛亮在世時，迫于其權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諸葛亮甫卒，丞相參軍、安漢將軍李邈即上書后主劉禪，曰：
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歿，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
蜀漢政權中不僅李邈有此看法，甚至連尚書令李嚴亦猜忌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國志·李嚴傳》注引《諸葛亮集》云：“（李）嚴與（諸葛）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
自王莽始，權臣易代，奪取帝位，必先封王，加九錫，然后再龍袍加身，登上九五。漢末，曹操欲加九錫受漢禪，遭到心腹荀彧的堅決反對，“荀彧素為操謀主，亦以其阻九錫而脅之死”。李嚴亦是劉備臨終時的托孤重臣，難道他的天良已盡，會容忍異姓篡奪劉氏江山？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勸諸葛亮受九錫，只有一種解釋合乎常理，即表面上尊崇諸葛亮功高蓋世，當賜以殊禮，而實際上是在試探諸葛亮是否將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錫，建國封王，進而代蜀漢稱帝。
按理來說，作為托孤重臣的諸葛亮對此應表示極大的憤慨，除嚴厲斥責李嚴外，也應鄭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漢室的心跡。但諸葛亮的答書卻并非如此，他回書曰：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及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曹）睿，帝還故居，與諸子并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錫）邪。
諸葛亮云“十命”，乃指“九錫”之外再加“一錫”，可見其“十命”之謂比李嚴勸進九錫更上一層。我認為諸葛亮這番話的口氣相當大，完全不像出自一個自詡“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人之口，說得難聽一些，反倒像一個亂臣賊子所言。眾所周知，九錫非人臣之常器。漢制，非劉氏不封王，曹操封魏王，加九錫，不臣之心路人皆知，諸葛亮難道不懂這個道理？漢魏之際，除曹操受九錫外，還有劉備自加九錫，稱漢中王。孫權受魏主曹丕九錫，稱吳王。曹操、劉備、孫權為三國之主，難道諸葛亮欲與他們比肩？
諸葛亮同劉備的君臣關系曾被世人贊不絕口，然而諸葛亮同后主劉禪的關系又如何呢？通過對有關史料的仔細分析，我認為，諸葛亮秉政后，根本就沒有把后主劉禪放在眼里。他頤指氣使，動輒教訓皇帝。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說：“誠宜開張圣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又告誡劉禪，“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進而特別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諸葛亮明確要求劉禪把宮中之事也要交給他的“相府”來管，如若后主不答應，那就是“內外異法”了。諸葛亮的這番話固然是出于治國安邦之需，但他一連講了這么多“宜”怎樣，“不宜”怎樣，其口氣之嚴厲，完全不像人臣之語，而猶如一個嚴厲的父親在教育不聽話的兒子。尤其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宮中的地位并列等同，而實際上則是凌駕于皇帝之上，這顯然嚴重違反了封建專制體制所規定的君臣名分。諸葛亮覺得這樣還不夠，繼要劉禪將宮中之事交給“相府”處理后，又舉薦將軍向寵“為督”，說只要“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此前執掌保衛皇室的禁軍統領是劉備的心腹大將趙云，而此刻諸葛亮將其帶走出征，換成了自己的心腹向寵，雖然從另一方面來說是人盡其用，但聯系《出師表》的前后語義和當時的形勢，不能說沒有一點其他用心在內吧！
盡管劉備臨崩時托孤于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為輔政大臣，而并非讓諸葛亮單獨執政，劉備除規定諸葛亮與李嚴并受遺詔輔政外，又“呼魯王（備次子劉永）與語：‘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這無疑是要劉禪兄弟與諸葛亮共同治理蜀國，因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須以父輩之禮尊崇之。但諸葛亮卻完全違背了劉備的遺詔。諸葛亮讓李嚴留在永安，自己則扶劉備靈柩回成都，辦完喪事，便開府治事。自此，諸葛亮獨攬了蜀漢全部的軍政大權，“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諸葛亮大舉北伐時，劉禪已是二十多歲，年富力強，正值青春有為之際。按漢制，諸葛亮應還政于后主，但諸葛亮不愿放權，甚至想都沒有想過讓劉禪“親政”。劉禪雖然對諸葛亮不滿，但也無可奈何，只得感慨嘆息：“政由葛氏，祭則寡人。”諸葛亮臨終前，在其接班人的問題上也獨斷專行，根本不同后主商量。而劉禪也不敢擅作主張，居然派尚書李福千里迢迢地從成都趕赴陜西岐山五丈原軍中，代表皇帝聆聽“相父”的指示。可見，劉禪當時的處境和漢獻帝毫無二致，是個十足的傀儡君主。
三 北伐的真正目的
劉備逝世后，諸葛亮雖獨攬朝中大權，但在蜀漢政權內還沒有建立起絕對的權威，諸葛亮治國理民的政治才能以及聯吳抗曹的外交之才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其軍事才能究竟如何呢？劉備在世時，亮僅以“撫民劃策見任”，從未單獨領兵作戰。眾所周知，三國乃爭戰之世，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國。曹操、司馬懿、孫策、周瑜、陸遜等人皆以其杰出的軍事才能而威震諸侯，聞名天下。諸葛亮若要代漢自帝，必須在蜀漢朝廷中樹立崇高的聲望和絕對的權威，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要建立顯赫的軍功。
對于蜀漢政權而言，不北伐必然坐以待斃，對于諸葛亮個人而言，不北伐就不能顯示其軍事才能，蜀中士人就不會心悅誠服，也無法樹立起個人聲望，最終也就不能達到登上帝王寶座的目的。諸葛亮前后《出師表》的主旋律就是兩個字：北伐。這是諸葛亮執政后，舉國上下推行的一以貫之、始終不變的政策，“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并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錫）邪”！在我看來，諸葛亮這番話并無任何矯情飾偽，反倒是心中隱私的真情流露。因為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諸葛亮將功高蓋世，無人可與之頡頏。屆時，其已功高不賞，他要廢掉“不才”的劉禪而“自取”，就有雄厚的政治資本。
蜀漢北伐的勝算到底有多少？其實諸葛亮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巴蜀之地雖號為“天府”，但畢竟僅一州之土，其戰士人民，只天下九分之一也。單憑蜀漢自己的力量欲收復中原、一統華夏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作為三國時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諸葛亮知己知彼，他對形勢的判斷洞若觀火，絕不可能看不到這一點。那么，為何諸葛亮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呢？對此問題，陳壽倒是作了很好的詮釋，壽云：“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諸葛亮想通過北伐來證明，蜀漢政權中能夠“蹈涉中原”，與強敵曹魏爭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這是其代漢稱帝過程中極其重要的政治砝碼。
四 打壓魏延
魏延善養士卒，勇略過人，是北伐時蜀中唯一一員超群絕倫的上將。劉備拔魏延為漢中太守，“一軍皆驚”。在北伐中，魏延曾率兵大敗魏國名將郭淮，立下赫赫戰功。然而諸葛亮對于魏延這樣一個難得的將才卻始終不肯委以方面之任。
魏延的軍事才干，諸葛亮不是不知，但為何不盡其才？個中之因值得探究。由于北伐是諸葛亮稱帝的本錢，故北伐的軍事指揮大權必須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戰功，但必須在諸葛亮的直接指揮下，是諸葛亮神機妙算的結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卻冀圖“如韓信故事”，單獨統率一支軍隊，獨當一面，這在諸葛亮看來，就是要擺脫他的領導，和諸葛亮爭奪北伐的軍功，這當然遭到諸葛亮的制而不許。
諸葛亮與魏延關于北伐路線之爭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濃厚興趣，為之爭論不休。
北伐的成敗既關系到蜀漢政權的安危，也關系到諸葛亮“禪代”的政治目標是否能夠實現，諸葛亮深知其中利害，故其用兵怎能不謹慎持重呢？其實，諸葛亮對北伐的期望值并不太高，以弱蜀主動攻擊強魏，這本身就創造了軍事史上的奇跡，只要能奪取曹魏的部分疆土，取得局部戰爭的勝利，就足以顯示諸葛亮杰出的軍事才能，并給其帶來崇高的政治聲望。若依魏延之計，諸葛亮即使奇襲長安得手，但不過二十日，魏軍就會重新集結，全力反撲（這是魏延本人的估計），蜀軍必然要在關中這一曹魏的心臟地區同魏軍主力展開殊死決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若戰事曠日持久，諸葛亮將長期不能返朝主政，則恐大權旁落于他人之手。若一旦失利，蜀軍損失慘重，諸葛亮不僅不能實現“自取”的圖謀，甚至連相位亦難保。事關個人政治命運的這一重大決策，諸葛亮當然是要慎之又慎。作為三國時期一流軍事家的諸葛亮，不可能不懂得出奇制勝的兵家常理。但是使用“奇謀”的風險是極大的，若“奇謀”不成，軍隊損失慘重，諸葛亮本人就將身敗名裂，稱帝則更無從談起。
人的(de)欲(yu)望(wang)與追逐的(de)目標是(shi)會隨著主客觀條件(jian)的(de)變(bian)化而不(bu)(bu)斷改變(bian)的(de)。即如曹操“亦未遽有覬覦神器之(zhi)心(xin)。他在《讓縣自明(ming)本志(zhi)令(ling)》中曰(yue)：其(qi)初(chu)(chu)起(qi)兵時(shi)，僅“欲(yu)為國家(jia)討(tao)賊立功(gong)，欲(yu)望(wang)封侯(hou)作征西(xi)(xi)將(jiang)軍(jun)，然后題墓(mu)道言(yan)‘漢故(gu)征西(xi)(xi)將(jiang)軍(jun)曹侯(hou)之(zhi)墓(mu)’，此其(qi)志(zhi)也。操之(zhi)“不(bu)(bu)遜(xun)之(zhi)志(zhi)”，是(shi)在其(qi)“三(san)分天下有其(qi)二”時(shi)，才逐漸萌生的(de)。諸(zhu)葛(ge)亮遭逢亂(luan)世，幸遇明(ming)主，初(chu)(chu)必竭盡全力酬答(da)劉備的(de)知(zhi)遇之(zhi)恩(en)。然“后主時(shi)，諸(zhu)葛(ge)亮功(gong)德蓋世”。又掌(zhang)握了蜀(shu)漢全部的(de)軍(jun)政大權，其(qi)是(shi)否(fou)能(neng)心(xin)甘(gan)情愿地輔佐幼主，就很值(zhi)得懷疑。漢魏之(zhi)際，皇權衰落到極(ji)點，君臣(chen)名分的(de)綱常倫理亦遭到嚴重破壞，這就給權臣(chen)受九錫與禪(chan)代(dai)鼎(ding)革提(ti)供了政治(zhi)土壤(rang)與輿論導向。在此歷史(shi)背景下，一旦時(shi)機成(cheng)熟（比如北伐大獲全勝(sheng)），諸(zhu)葛(ge)亮效(xiao)仿“漢魏故(gu)事(shi)”，在蜀(shu)中筑起(qi)受禪(chan)臺代(dai)漢稱帝亦是(shi)極(ji)有可能(neng)的(de)。
諸葛亮雖然他是一個忠君愛國的人，但他畢竟還是一個人而不是神，因此他這樣一生也是有了許多的錯誤。當(dang)年諸葛亮(liang)北(bei)伐在街亭(ting)一戰之中，諸葛亮(liang)卻是錯(cuo)用了馬(ma)謖(su)，這就是諸葛亮(liang)的(de)第一個錯(cuo)、錯(cuo)用馬(ma)謖(su)。
因為馬謖他雖然熟讀兵法，甚至也在曾經的多次戰斗中屢立奇功，但是馬謖他畢竟還是一個小將，他對于一些東西并不能因地制宜地去做。而且更(geng)何況當時(shi)的(de)(de)街(jie)亭一戰，原本(ben)(ben)蜀國便是處于(yu)劣勢的(de)(de)，在(zai)街(jie)亭就是十分難以防(fang)守的(de)(de)。因此從當時(shi)的(de)(de)實際情況來(lai)說，諸(zhu)葛(ge)亮(liang)(liang)根(gen)本(ben)(ben)不(bu)應該(gai)選擇(ze)去讓(rang)馬謖(su)去防(fang)守街(jie)亭，但諸(zhu)葛(ge)亮(liang)(liang)在(zai)最(zui)后(hou)卻是選擇(ze)了馬謖(su)，這也就導致了最(zui)后(hou)諸(zhu)葛(ge)亮(liang)(liang)那次北伐的(de)(de)失(shi)敗(bai)，也導致了最(zui)后(hou)諸(zhu)葛(ge)亮(liang)(liang)的(de)(de)揮淚斬馬謖(su)。
而諸葛亮第二個錯誤就是他事事親為，因此諸葛亮他每日都是這樣的勞苦的話，就會十分的疲憊，這就導致了諸葛亮最后的早逝。其實諸葛(ge)亮還有一(yi)個錯誤(wu)，便是(shi)在劉(liu)備去討(tao)伐東吳的(de)時候，并沒有去選擇勸(quan)阻(zu)劉(liu)備。
如果當時諸葛亮勸下了劉備魯莽的行為，那么劉備就不會一意孤行的去討伐東吳，那么蜀國的有生力量也不會在夷陵之戰中全部喪失。可以說諸葛亮一生(sheng)犯(fan)的錯(cuo)誤(wu)(wu)很少(shao)，但他(ta)犯(fan)的僅僅就(jiu)這三個錯(cuo)便足以葬送了蜀國最(zui)后(hou)可以統(tong)一天下的機(ji)會了。可以說，在我們(men)后(hou)世人(ren)如今(jin)看來也是對他(ta)的錯(cuo)誤(wu)(wu)感到(dao)深(shen)深(shen)的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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