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北宋冗官現象很感興趣的小伙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北宋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繁榮的時代。古人云：“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總結起來就是四個字：富國強兵。然而這句話對北宋卻完全不適用。當時的大宋王朝雖然在經濟文化方面高度繁榮，可軍事實力卻弱得一塌糊涂。北方強大的遼國它打不過，西北弱小的西夏它也搞不定。那么問題來了，北宋軍事實力為什么會這么廢呢?其實根源問題在于“三冗(rǒng)”，即冗官、冗兵、冗費。今天小編就先來和大家聊聊北宋的冗官現象為什么會越來越嚴重。
宋太祖趙匡胤通過兵變奪權起家，因此他生平最擔心的事情莫過于別人會以他為榜樣，奪取他老趙家的江山。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趙匡胤苦思冥想，終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設立一套多部門相互制衡的制度，從而降低權力過度集中在個人手中的風險。比如北宋最高軍事領導部門是樞密院，最高軍事指揮機關是“三衙”(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司、侍衛親軍步軍司)。前者有調兵之權，卻不能直接掌管軍隊;后者掌管軍隊，卻無調兵之權。通過“兵”與“權”的分離，基本杜絕了武將集團擁兵自重的可能性。當然，類似的相互制衡體制在整個北宋官僚體系中隨處可見，并不僅僅局限于軍隊中。
趙匡胤的這個辦法對強化中央集權自然有好處，可也隨之產生兩個新問題。一是官僚系統變得非常龐大，因為原本一個部門可以搞定的事情現在為了分權需要多個部門分工處理;二是各部門之間相互推諉的情況時常發生，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北宋冗官問題產生的根源便在于此。
不過話又說回來，后來的明朝、清朝也基本沿用了北宋這套多部門相互制衡的制度，可是冗官問題卻遠沒有北宋這么嚴重。由此可見，制度設計本身并沒有什么問題。事實上，真正造成北宋冗官問題日趨嚴重的另有原因。
到了宋仁宗執政時期，解決冗官問題已經到刻不容緩的地步了。宋仁宗請來幾位朝廷重臣商議解決之道，時任參知政事(副宰相)的范仲淹用6個字直指要害，這6個字是“明黜陟、抑僥幸”。
“明黜陟”指的是當時北宋官員的升遷制度。大宋朝官家為了籠絡士子之心，給出了非常寬泛的升官標準。文官三年一次，武官五年一次，只要期間不犯錯就可以官升一級。也就是說，考核官員晉升的條件不是看誰更優秀，而是看誰更少出錯。誰都知道，做事情就有可能出錯，不做事情則絕不可能出錯。于是大宋朝的官場就變得越來越佛系，“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成了絕大多數官員的處世之道。
范仲淹提出的解決辦法是改革晉升制度，將官員執政期間的政績納入考核標準。同時還完善獎懲條例，過去不犯錯就能得到晉升，但現在不作為便是錯。雖然不會因此被罷官，但卻會被調任到閑職部門，從此與權力無緣。
“抑僥幸”是指改革北宋近乎泛濫的恩蔭制度。從宋仁宗的父親宋真宗時代開始，北宋官員就對每年的南郊大禮，以及萬壽節(皇帝生日)充滿期待。因為這兩天皇帝要向臣子們廣施恩澤，從兩府大臣到各路(宋朝的路相當于現代的省)提點刑獄官以上，都可以向朝廷申請恩蔭名額。比如某位翰林學士每年可以恩蔭一位子侄當官，數十年下來，光這位翰林學士一人就可以帶出幾十個“官二代”，這樣的官場生態顯然是極不健康的。北宋冗官現象越來越嚴重，很大一部分原因便在于此。
范仲淹提出的“抑僥幸”正是要抑制這種極不合理的“僥幸”。他提議兩府并兩省官遇大禮只允許恩蔭一個親生兒子充任京官，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子侄都可以恩蔭;各路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到任二年后才可以申請恩蔭。
范仲淹提出的“明黜陟、抑僥幸”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北宋冗官愈發嚴重的問題。可也因此得罪了太多既得利益集團。結果，由他主持推行的“慶歷新政”在運行了一年零四個月后就宣告失敗。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改革派大臣也紛紛被排擠出了朝廷。由此可見，“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確實是千古不變的道理。
參考文獻：《宋史》、《答手詔條陳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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