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號巽齋，別號乙盫，晚號寐叟晚稱巽齋老人、東軒居士，又自號遜齋居士、癯禪、寐翁、姚埭老民、乙龕、余齋、軒、持卿、乙、李鄉農、城西睡庵老人、乙僧、乙穸、睡翁、東軒支離叟，浙江嘉興人。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以“碩學通儒”蜚振中外，譽稱“中國大儒”。沈曾植以草書著稱，取法廣泛，熔漢隸、北碑、章草為一爐。碑、帖并治，尤得力于“二爨”，體勢飛動樸茂，純以神行。個性強烈，為書法藝術開出一個新的境界。
沈曾植的書法藝術影響和培育了一代書法家，為書法藝術的復興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如于右任、馬一浮、謝無量、呂鳳子、王秋湄、羅復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師皆受沈書的影響。
﹡作品賞析﹡
名人祠有以下等：
倪天增故居：倪天增祖居，即倪宅，位于浙江省嘉興，西塘系西塘典型的明清民居風格倪天增（1937——1992），祖籍嘉善縣西塘鎮，前上海市副市長，為上海市建設作出了貢獻。
沈曾植故居：嘉興城內姚家埭1號。坐北朝南，系清末建筑四合院式三進兩層樓住宅，磚木結構。內為走馬堂樓，有廳堂、花園等。
沈曾植歷官總理衙門京章、外務部員外郎、江西南昌知府、安徽布政使等職，書法融漢隸、北碑、章草為一爐，成就卓著。作為公舉的江南文化領袖，其藝術成就杰出，門生故舊眾多。臨終時靈光返照，將畢生功力傾注在此五尺宣紙上。“岑碣熊銘入甄選，金砂繡段助裁紕”是對其一生嗜古如命，摯愛藝術的總結。觀其聯語，平靜如常，以學論藝，用典蘊藉，措詞舒緩而雋永，是無我胸懷。觀其書法，由帖融碑，獨標高格，曾熙所言：“工處在拙，妙處在生，勝人處在不穩”也，乃是書法大雅最高境界，至為難得。
馬一浮在邊跋題寫道：“此寐叟臨遷化日所書，蓋非定慧力不能爾。”當年整理先父作品時，沈曾植的兒子沈慈護將此聯留在海日樓(沈曾植齋號)中，作為對于父親永遠的紀念。之后，其廣邀乃父生前好友、學生弟子題寫邊跋：計有沈金鑒（時任浙江省省長）、周善培、王甲榮(王蘧常父親)、馬一浮、王蘧常、謝無量、盛沅、莫永貞、呂渭英、錢熊祥、胡樸安、寶璇、諸宗元、高振霄、葉恭綽、金兆藩、夏敬觀、江庸、陳家棟、朱奇等20人，皆為一時俊彥，對這位一代鴻儒的書藝和人生作出高度總結，并廣為贊譽沈慈護的孝思。
況周頤號蕙風，一生坎坷不遇，晚年居上海，鬻文為生。民國十二年（1923），于病中自制挽聯云：“半生沉頓書中，落得詞人二字；窮居海上十年，未用民國一文。”不仕二朝的遺民情結不言而喻，鼎革之際，這樣的選擇也許平常。而令人感喟的是“落得詞人二字”，以蕙風淵博飽學，大抵是不甘心于此。這正如姜白石《玲瓏四犯》“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贏得，天涯羈旅”，蕙風《高陽臺》“紅箋枉費珍珠字，甚江關詞賦，不抵金貂”，說的無非是文章無用為世所輕。
蕙風晚年收趙尊岳、陳蒙庵為弟子，也曾襄助劉世珩校曲多種，寫給劉的信中自言：“杜少陵贈斛斯六官句云：‘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荊扉深蔓草，土銼冷疏煙。’乃目前之賤狀也。”又：“日來催租期屆，正在詠‘滿城風雨近重陽’也。”系以杜甫、潘大臨之典自嘲困窮潦倒。王國維民國六年（1917）八月寫給羅振玉的信里也說他在滬頗不理于人口，尚有志節，文采遠在繆荃孫之上。鄭孝胥民國十一年（1922）日記中也提到況夔笙向他求助安葬母親的費用，他托朱祖謀轉交。蕙風逝世后，陳三立作《挽況夔笙先生》：“賣文為活孤芳在，抱古何求萬恨真。倘起陶公詠貧士，名垂成就甑生塵。”
幾生修得到無情，最難消遣是今生
民國十四年（1925），姻親馮開示舊作，蕙風讀至“亂世人才比落花”句，為之泣涕不已。同年他將自己一生的詞作選定123首，收入《蕙風詞》，上卷29首（作于民國之前），下卷94首（作于民國之后，其中6首為少作，曾收入《存悔詞》），弟子趙尊岳為刊行。趙尊岳的《蕙風詞史》后來被看做是對蕙風詞作最重要的解釋，盡管其中錯漏很多。《蕙風詞》不只是況周頤對一生創作的重新審視，更是對自己人生最后的檢閱。而我以為“幾生修得到無情，最難消遣是今生”（《減字浣溪沙·綠葉成陰苦憶閶門楊柳》），作為這部詞集的注腳，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因著古典的節制，在詩詞的世界里，自言是無情的，常常正是最多情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與草木之不同即在于此，姜白石《長亭怨慢》：“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許。”錢鐘書《管錐編》引鮑照《傷逝賦》：“惟桃李之零落，生有促而非夭；觀龜鶴之千祀，年能富而情少。”又云：“謂無情之物，早死不足悲，不死不足羨耳。”
《滿路花》：“浮生何益，盡意付消磨。”這般哀感在《蕙風詞》中并不少見，《傾杯》曰：“浮生事未信，全是似月難圓，比云更幻。”《蕙風簃隨筆序》云：“‘悲回風之搖蕙兮，心憂郁而內傷。’蒙自己未南轅，眴更十稔。所處之境，誠如靈均所云：‘不為可已之事，何以遣不得已之生？’”不禁讓人想起項鴻祚《憶云詞》自序中所說的“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暗隱著垂垂老矣的心態。然而在晚年對于人世已有更多體悟，內心的取舍也早已分明，那些看似無用的東西，卻在漫長歲月中更為從容篤定。
蕙風一生，經歷了太多親人的離去。光緒十年（1884），蕙風離鄉，此前原配夫人趙氏已逝世；光緒十六年（1890），桐娟過世；光緒十八年（1892），其子小羊已經過世；光緒二十三年（1897），次兒額兒克殤；民國八年（1919），又逢喪女之痛；民國十三年（1924），卜娛過世。只剩下他自己，《西江月》：“何處傷心不極，此生只恨難休。”而人生暮年，知交零落。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祥齡去世；民國八年（1919），繆荃孫過世；民國九年（1920），梁鼎芬、易順鼎先后辭世；民國十一年（1922），沈曾植離世。至晚年，蕙風人生中最重要的師友幾乎只剩下朱祖謀和馮開。此時只有追憶過往，所以在《蕙風詞》中，懷人之作尤其多。上卷詞中，憶及昔年游賞及四印齋夜話，懷念曾與王半塘等人素心晨夕，只可惜“吟賞忒匆匆”。下卷詞中，雖有與程頌萬唱和的《臨江仙》八首，也極多贊美梅蘭芳表演的詞作，卻更多傷感情調，如《八歸》題張祥齡的《半篋詞》，此時張祥齡已經過世十二年；《繞佛閣》懷半塘，此時王鵬運已過世近十五年；《鶯啼序》題王定甫《媭砧課誦圖》，此時王拯也已離世四十年。
他生莫作有情癡，人天無地著相思
從現存的詞作看來，蕙風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是桐娟和卜娛。馮開《墓志銘》：“配趙淑人，繼配周淑人、卜淑人。”其中“趙淑人”即蕙風原配趙氏，光緒五年（1879）歸蕙風，光緒十年（1884）之前就已經過世，具體時間不詳。所云“繼配周淑人”不知是誰，然因為蕙風于作品中未及周姓女子，故有學者疑桐娟或姓周，惜無確切證明。據《蕙風詞史》：“先生漸游廣州，回臨桂，再出由杭而蘇，于蘇納桐娟，始回京師。桐娟妍麗而不祿。《玉梅》一卷，大抵為桐娟詠。其署玉梅詞人，亦自此始。故卷中特多艷詞。”又“由杭而蘇，賦《壽樓春》《高陽臺》。其‘玉梅花下相思路，算而今不隔三橋。怨良宵。滿目繁華，滿目蕭條’（《高陽臺》），先生最喜誦之。此蓋其識桐娟之始，以艷詞而出以秋聲，所謂樂極而不自知其悵觸無端，此真詞心所流露，而筆力又足以勝之者也。”
桐娟逝世于光緒十六年（1890），《玉梅詞》作于光緒十七年（1891），故《詞史》以為“初識”時所作，是為誤記。《詞史》所云“于蘇納桐娟，始回北京”，蕙風何時納桐娟，具體時間不可考，現行說法多本《詞史》。而《青山濕遍》：“我亦哀蟬身世，十年恩眷，付與斜暉。況復相如病損，悲歡事、咫尺天涯。”似乎暗示與桐娟有十年深情，惜暫無其他佐證。《青山濕遍》為納蘭自度曲，悼念亡妻，蕙風選此調，并以漢武帝思李夫人之情來表現他對于桐娟的深刻眷戀。“念我青衫痛淚，憐伊玉樹香泥”（《青山濕遍》），這樣的痛徹心扉，卻只能感慨“十二回欄憑欲遍，海棠渾似故人姝。海棠知我斷腸無”（《減字浣溪沙》）。據說為女子思所歡不見，灑淚處生草開花，即斷腸花，又名秋海棠。可惜已無再見的可能，只能是“何日是歡期，他生重見時”（《菩薩蠻》）。
《蕙風詞話》卷五“蜀語入詞”條自注云：“桐娟浙產，生長蜀中，為余言之，不忍忘也。曩庚寅（1890）客羊城，假方氏碧琳瑯館藏書移寫。時距桐娟殂化，僅匝月而。有《鷓鴣天》句云：‘殯宮風雨年如夜，薄幸蕭郎尚校書。’半塘老人最為擊節，謂情至語無逾此者，偶憶記之。”惜檢蕙風詞集未見此句。這是蕙風現存筆記中關于桐娟事唯一明晰的記錄，但是也僅僅只能就此知道桐娟的籍貫和去世的時間。除了《詞史》中認定的為桐娟所作的幾首詞外，《錦錢詞》收錄《石州慢》（秋夜，檢書麓，得亡姬桐娟對聯稿本及手書昉格）：“棐幾分燈，長記翠閨，芳思清發。無端彩筆，香銷忍見，舊題花葉。（自注：有“蘭花手、柳葉眉”一聯）銀鉤鐵畫，想象弱腕能工，玉臺標韻今休說。（自注：昉格書《玉臺新詠序》“天情開朗，逸思雕華”數語）故紙忒禁秋，悵曇云一霎。凄絕阿侯嬌小，珠玉聰明，也拌摧折。斷墨零箋，夢里付伊收拾。青鸞問訊，莫也瘦損朱顏。西風回首塵生篋，僅未卜他生，奈坤靈鸞牒。”在這首詞里，大體可以推斷桐娟頗通文墨，也應蕙質蘭心。
盡管《詞史》對桐娟的記載有錯漏，蕙風其他著作中對桐娟也鮮少提及，而在晚年選定《蕙風詞》之時，仍選入這首《青山濕遍》，此時距《玉梅詞》創作已三十年，距桐娟過世已三十多年。這般念念不忘，白石所言“少年情事老來悲”，大抵如是。
桐娟過世后，光緒十八年（1892），蕙風納卜娛，即《墓志銘》所云“卜淑人”。《蕙風詞》中收錄的關于卜娛的詞僅有《祝英臺近》一首，選定詞集時，卜娛尚在身邊相伴，或許共同商定，也未可知。卜娛實則是陪伴蕙風最久的人，據《墓志銘》卜娛生子二：維琦、維璟；生女二，長女適陳巨來，次女適馮貞用。卜娛與蕙風三十二年間情深繾綣，不僅蕙風為其多有詞作，而這種深情，更體現在卜娛的《織余瑣述》中。雖然學者對于這部小書究竟是況周頤自作托名卜娛，還是卜娛所作多有討論，私以為當出自卜娛之手。
況周頤《織余瑣述序》云：“《織余瑣述》泰半蕙風之言。間有一二心得，蕙風容或弗克辦，是則關系性靈，于掌錄舌學曷與焉。溯昔壬辰春，清姒始來歸。綢發覆額，未能任織，何能有述。越數年，略能通雅訓諸字誼，耆讀稽神括異諸小說、唐宋名家詩詞。吾清姒近十年來然脂弄墨，能為數十數百言，而《瑣述》于是摩作。即吾清姒亦冉冉老矣。以二十余稔珠玉華茂之光陰，廑乃易此一知半解、薷星冷淡之陳跡，吾清姒感慨系之矣。環堵之室，圖帙四壁，同夢摩其中，百年猶不足，曷止偕老云爾。嘗戲語蕙風：‘吾二人誠比目魚，然而非鰈，適是蠹。’爾時或粉奩脂盂，羼雜入故紙堆，需之亟而弗獲，則相眠而笑。當是時，無論塵事淡忘，雖饑寒，曷嘗為意矣。”在這篇簡短的序言中，從卜娛初歸之“綢發覆額，未能任織，何能有述”，到漸漸“略能通雅訓諸字誼，耆讀稽神括異諸小說、唐宋名家詩詞”，最終“以二十余稔珠玉華茂之光陰，廑乃易此一知半解、薷星冷淡之陳跡，吾清姒感慨系之矣”。這其中固然有卜娛的聰慧好學，也離不開蕙風的悉心指導。在這篇序中，蕙風以優游容與的筆調細述了這三十多年來，二人在貧寒清苦時日中淡忘世事，默然相守。每讀至“即吾清姒亦冉冉老矣”“百年猶不足，曷止偕老”時，不禁感慨欷歔，想來卜娛初來時娉婷娟好，蕙風已過而立之年；而今卜娛已老，蕙風則更是垂垂老矣。言辭之間溫柔滿溢，情意綿延，尚覺不負一生情緣。
卜娛《織余瑣述》時時提及蕙風，如“《瑣述》之作，蕙風亟獎藉之。平時校讀群籍，見有艷字新誼，則必詔娛為之講解，俾筆之于書，增益其篇幅，伊茲事之可樂。”又“《玉照堂詞》宜雨亭詠千葉海棠云：‘紫膩紅嬌扶不起，好是未開時候。半怯春寒，半便晴色。養得胭脂透。’宋邵康節云：‘好花看到半開時。’此更于未開時著眼。豈稼軒詞所謂‘惜春長怕花開早’耶？蕙風外子句云：‘玉奴羯鼓悔催花，花若遲開應未落。’才人之筆，往往旨趣略同。而抒詞愈變愈工也。”如此這般，“以視歸來堂賭書潑茶，有過之無弗及也”。就是這樣的庸常瑣碎，卻有著清風朗月的美好。在這本女子的筆記里，時時可見她的聰慧淡然，對清貧的處境從無怨言，素心自處，亦絲毫沒有文人的酸腐。想來女子的世界不及男子的寬廣遼闊，但往往更為細碎厚重，沒有懷才不遇，沒有立言不朽。
民國十三年（1924）十二月，卜娛卒。兩年后，蕙風離世。晚年喪偶，其心情之沉痛可想而知，他致信程頌萬，程頌萬賦《法曲獻仙音·寄夔笙悼亡和草窗韻》以為慰藉。夏靜觀《忍古樓詞話》有云：“夔笙昔與予居為鄰，習知其妾甚美而賢，自其妾歿，而夔笙不數年亦下世。”
何曾修得到梅知，不辭人說是梅癡
《蕙風詞》關于親人師友的詞作之外，最令人注意的是他寫給梅蘭芳的詞作。僅《蕙風詞》中就有《塞翁吟》《八聲甘州》《西子妝》《減字浣溪沙·聽歌有感》（五首）等十首。王國維《人間詞話·附錄》云：“蕙風《聽歌》諸作，自以《滿路花》為最佳。”對于這首詞，《蕙風詞史》有很詳盡的解讀，不再贅言。蕙風寫給梅蘭芳的詞，多有小序。如《鶯啼序》序云：“梅郎自滬之杭，有重來之約，其信然耶？宇宙悠悠，吾梅郎外孰可念者，萬人如海，孰知念吾梅郎者。王逸少所謂取諸懷抱，因寄所托。《樂記》云：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唯是夢蝶驚鴻，大都空中語耳，不于無聲無字處求之，將謂如陳髯之賦云郎，則吾豈敢。”這里自謙他寫給梅蘭芳的詞不及陳維崧贈與徐紫云的。陳維崧曾作《賀新郎》：“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為我，再惆悵。”贈與新婚的徐紫云，其中悲涼傷感，低回曲折。又《塞翁吟》序云：“彊村（注：朱祖謀）屢聽歌鯫生竟弗與。雖曠世稀有，如《嫦娥奔月》一劇，不足以動其心，懶不可醫耶？抑興會不可強也。”這些詞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于梅蘭芳的喜愛和欣賞，如《塞翁吟》“憑闌見、嫦娥自昔，渾未肯、多情向人”，《八聲甘州》“便三生，愿為香土，費怨歌，誰惜翠眉顰”。《黛玉葬花》《嫦娥奔月》為當時梅蘭芳擅場之作，故詞中常以嫦娥來比擬，又時時化用《紅樓夢》故事，如《減字浣溪沙》：“碧海青天奔月后，良辰美景葬花時。誤人畢竟是芳姿。”《鶯啼序》：“人天幾劫，何曾換卻華鬘，葬花怕無香土。”
《秀道人詠梅詞》中蕙風亦云：“君如低唱，我便吹簫，香詞嬌韻，當不讓白石老仙夜泊垂虹時也。”白石《過垂虹》云：“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已過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其事詳見陸友《研北雜志》。蕙風以此自喻，不得不令人遐想。陳巨來《安持人物瑣憶》：“甲子以前，梅蘭芳數來上海演戲。……叔雍亦思以捧梅自彰，因資淺，故求況公合作。況公（本好男色者）遂欣然允之。其時珍重閣主（按：即趙叔雍）之捧梅文章，日見《申報》副刊，況公亦時填長調，捧之如狂，積近百闋。叔雍又為專刊一集（集名已忘，況公正式詞集中，似只留一首而已）。于是況、趙二人齊名矣（惜為專指梅黨南方二巨頭也）。”
《秀道人詠梅詞》序云：“庚申春暮，畹華重來滬濱，叔雍公子賦《清平樂》贈之，余亦繼聲，得廿一解，即以題《香南雅集圖》，博吾畹華一粲。”大有千金買笑之勢。這二十一首《清平樂》中，提及愿為梅蘭芳佩戴的白玉連環，贊美其種的牽牛花，珍愛的鴿子，甚至其中一首的自注中云：“近以秀盦自號，《驚夢》曲中之一字也”，原來“秀道人”即源于此。
《香南雅集圖》是當時梅蘭芳在上海演出時，何詩孫、吳昌碩合作贈送的，一時名流鄭孝胥等人多有題詠。以當時蕙風在詞壇之地位，為梅蘭芳這般填詞度曲，實為罕見；更邀王國維為其題詞，其推崇可見。據《餐櫻廡漫筆》：“何詩遜先生畫不輕作，或以重值求之，經歲猶不能得。辛酉暮春，畹華南下，香南雅集，僅越日而圖成。付裝潢竟，圖后有余紙，復為作《云山遠思》圖，寓惜別之意。并題《清平樂》一闋，先生與沈乙盦先生并齒尊望碩，深居簡出，連日為畹華蒞歌場，深坐逾子夜，未嘗有倦容。陳伯嚴先生亦從金陵命駕來滬，伯嚴亦不常聽歌者也。”鄭孝胥民國九年《日記》也多有記載。甚至他人提到梅蘭芳的劇作，蕙風也表示愿意為之作詞。其《餐櫻廡漫筆》：“北來者言畹華《太真外傳》，妙緒環生。鳳城士女，相率賞音。近又有花蕊夫人之制，摩訶清淺，玉骨冰肌，一代韻事，微畹華胡以傳？極盼其定場點拍，早付新聲，實則本事詞之可以作曲者，正復不少。但得慧心為之選訂，鯫生固亦愿預斯役者也。”蕙風一生為梅蘭芳賦詞極多，《浣溪沙·自題修梅清課》：“清課修梅五十詞，何曾修得到梅知。不辭人說是梅癡。癡不求知癡更絕，萬千珠淚一瓊枝，華鬘回首我誰伊。”頗多自嘲口吻。程頌萬《浣溪沙·題夔笙修梅清課詞冊》：“癡到無人見處真，有誰真見見花人。為羞花見奈詞新。幾許浮生能比瘦，寧知抵死要酬顰。云階月地總前因。”可為知己之論。
然而在梅蘭芳的《舞臺生活四十年》中，僅有一處提及況周頤，而且還是一次集體的回憶：“那時拜客的風氣，還沒有普遍流行。……鳳二爺只陪我到幾家報館去拜訪過主持《時報》的狄平子、《申報》的史量才、《新聞報》的汪雙溪。……我們還認識了許多文藝界的朋友，如吳昌碩、況夔笙、朱古微、趙竹君等。”梅蘭芳在這本回憶錄里多少有些回避的姿態，或者與建國后梅蘭芳的身份有關，彼時的梅蘭芳已是人民藝術家，而況周頤至死都是對清朝念念不忘的遺老。或許這種身份的差異與不和諧讓梅蘭芳難以在自傳中詳盡的記載與蕙風的交往，而實際上自從人生的初次相識之后，況周頤曾多次與梅蘭芳等人聚集，這般隱秘在歲月里，漸漸成了故事。
很難說蕙風對于梅蘭芳的喜歡，是因為梅蘭芳的演出令他想起了過去，還是因為梅蘭芳本身。毋庸置疑的是，蕙風以詞對梅蘭芳的大力追捧，在當時對提高梅蘭芳的聲譽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以其“目空一切”，殷勤如此，實屬難得。陳巨來《安持人物瑣憶》：“梅有一特點，不忘故人之恩者，每見必站立而恭詢況公后人情況善否，余告以甚好，始坐下談天。余嘗借故提及況公，則又必垂手侍立，而連稱是是了。”由此看來，對于況周頤對他的幫助與頌揚，梅蘭芳從來也沒有遺忘。蕙風嘗自言：“余為畹華作詞近百闋，翰墨因緣，不知其所以然也。”這句“不知其所以然也”，足以令人感喟，湯顯祖《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即謂此乎？
況周頤的哀感，不僅源于“重到長安景不殊，傷心料理舊琴書”，也因曾經“年時此日，笑語深閨”，可惜無以排遣，只能是“傷心一語抵天涯”。過往的種種已經逝去，不復存在，而當下難愜人意，回憶又徒增傷感。然而蕙風的特別，在于他對于人生的不幸看得更為透徹，《水調歌頭·落花》：“了他春事，不是風雨妒殘英。風雨枉教人怨，知否無風無雨，也自要飄零。”蕙風對此句頗為得意，屢屢提及。歷來文人寫風雨送落花，其中多有風雨妒花的怨念，蕙風以為春天的結束，不是因為風雨，那原本也是宿命般的結果。蕙風曾云：“吾觀風雨，吾覽江山，常覺風雨江山之外，別有動吾心者。”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沈曾植(1850～1922)，清末民初的大書法家。書法風格多樣奇特。曾熙的評語最為人稱道。曾熙評曰：「工處在拙、妙處在生、勝人處在不穩。」又曰：「惟其下筆時有犯險之心，所以不穩，字愈不穩則愈妙。」（見馬宗霍書林藻鑒）。章士釗評為「奇峭博麗」。沙孟海說：「開千古未有之書境，沈曾植是如何達到這種境界呢？」
決定一個書家成就的大小，大約可從三方面去認識：(一)學習碑帖的廣度。(二)對傳統體會的深度。(三)思想的高度。三者均強，發揮創造，必是杰出的大書法家。而其中思想的高度，決定了對藝術的認知，也影響了成就的高低。藝術的可貴在創造，沒有創造就沒有藝術生命。而創造要植基在傳統的基礎上，沈曾植的成就正是表現在創造上。古今書家風格樣貎往往只少數幾種。沈曾植的書風多樣，在書史上恐怕只有少數書家而已。
藝術的本質在抒情寫意，表達個性，有無獨特的風格是區別書家或書奴的標志。臨摹重復別人的個性就沒有自己的個性，有自己的風格，而重復自己的風格也是懶惰的行為。既是創造每件作品應有所追求。沈曾植不斷的自我突破，常注入新的書風，風格不斷的變化發展，這是沈曾植了不起的地方。
沈曾植學書的廣度，可以說無碑不學，無帖不臨，這可從他的書學主張「碑帖結合」看出來。碑帖各有特色，他融合古今，泯滅南北分歧。學的多如不能消化也無益，這就要有取舍，要有高度的思想見解。
沈曾植早年學黃山谷捍格不入，中年學鍾繇始得其法。因主張碑帖結合，而校官碑是溝通篆隸，敬使君碑是溝通南北的關鍵碑版，如果對傳統書學沒有深入瞭解，沒有認知的高度，空談碑帖結合是無益的。沈曾植以二爨的筆法一洗千年來寫章草的俗筆。認為二王行草，千年來已被寫爛了，必須另辟蹊徑才有出路，這種思想的高度是他成功的因素。他成功的創造了以北碑方筆側鋒入行草，創造了奇峭博麗的書風。馬宗霍說：「其如索征西所謂的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極繽紛離披之美。」沙孟海說：「開書壇古今未有之奇境。」
沈曾植思想的高度從何而來呢？沈曾植是清末民初的大學者，書法的成就與其治學有關。康有為、王國維是鼎鼎大名的人物，而他倆最推崇的人是沈曾植先生，其學問之淵博可知。王國維稱其「綜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王蘧常說：「師之書法，雄奇萬變，實由讀破萬卷而來。」書家的個性氣質與審美趣向影響書法風格很大。個性氣質受學養的影響。所謂「氣質變化，學問深時」，審美趣向也隨著學識增進有所變化提升。
沈曾植以治學方法治書，晚年治儒、玄、道、釋，其美學思想也受這幾家影響。儒家的「仁」、「中庸」、「中和」思想。魏晉玄學的「個人自覺」、「灑脫韻致」。釋家的「空」、「無」意識。禪宗的「靜」、「悟」觀念。道家的「無為」、「自然」、「消遙」等思想。互相參雜、滲透、表現出折衷融合的現象。貫眾法為我法。一旦頓悟，遂一空依傍，變化無窮。
沈曾植表現在書法作品上體現出多種風貌，表現出折衷融合的思想。異體同勢，古今雜形，起收筆用帖的筆法中段用碑的厚實。橫畫用內擫寫的細，豎畫用外拓寫的粗，捺筆帶有隸書、章草、漢簡的筆意，下筆犯險欹側刻意求生，字字獨立付與結字更大的造形自由。方筆本不利行草，然圓筆溫和喪失生命激情。沈曾植以北碑方筆入行草，可謂獨辟蹊徑。在尊碑的時代風氣下不隨流俗，主張碑帖結合，思想上更進了一步，可說一掃二王變法以來千年的行草書風，重振帶章草隸意的古行書書風。認為漢簡可溝通各種書體。
時至今日碑帖結合及以古為新之出土文物(秦漢簡帛)的書寫仍是書壇兩大創作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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