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龍（1562年～1626年）明代文學家、政治家，東林八君子之一。初字云從，更字存之，別號景逸。南直隸無錫（今屬江蘇）人。萬歷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因疏論輔臣王錫爵，謫官廣東揭陽縣典史。后卸職歸故里，與顧憲成修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世稱“高顧”，為東林學派的代表人物。天啟元年，入朝為光祿寺少卿，后因彈劾宦官魏忠賢，削籍為民。天啟六年因錦衣衛追捕東林黨人，從容赴水而死。崇禎初年得以昭雪。
高攀龍生平
高攀龍祖父靜成，被舉為孝廉，曾任浙江黃巖縣令。生父繼成，生有五個子女，高攀龍是老二。靜成的弟弟靜逸無子，于是將高攀龍過繼為嗣子。
高攀龍從小喜讀書，非常懂禮節。六歲開始讀書，十二歲學寫八股文，二十一歲中舉。萬歷十四年（1586年），無錫知縣李元沖聘請江右學派的羅懋忠和顧憲成到黌宮講學，高攀龍受其影響，開始潛心研究程朱學說，確定了治學方向。萬歷十七年（1589年）中進士，不久，嗣父去世，他回家為嗣父守制三年。
萬歷二十年（1592年），高攀龍服滿，被任命為行人司行人，開始了曲折坎坷的政治生涯。行人司行人執掌傳圣旨、行冊封等禮儀性的事務，比較清閑。高攀龍大量閱讀了行人司中豐富的藏書，尤其是仔細研讀了二程、朱子的著作和明朝山西大儒薛文清的《讀書錄》，并親手摘抄。他尤其贊賞薛文清“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的處世態度，以后行事必自求無愧于這一原則。他還編寫了《日省編》，將先朝大儒的語錄附在《大學》章句之下，作為初學者的指南。高攀龍又將先朝大儒有關儒、釋差異的言論匯集成《崇正編》，以抵制王陽明心學所提倡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主張。也就在這一時期，高攀龍感覺自己讀書雖多，但心得較少，于是采取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的方法，涵養德性。此后幾十年，從未間斷。可以說，高攀龍之所以能不以自身的進退為懷，坦然面對政治生活中的腥風血雨，達到崇高的道德境界，與他長期的修身養性是分不開的。
此時的明王朝已經進入了衰敗期，神宗長期不理政務，朝中黨派紛爭，宦官橫行，致使朝政混亂，國力日衰。高攀龍從政不久，就上了一道《今日第一要務疏》，提出要改變明王朝岌岌可危的形勢，首先必須正本，即端正“人君之心”；其次要“除刑戮”、“舉朝講”、“用諫臣”、“發內帑”，以革新政治。但這道奏疏被皇帝留中不發。后來，首輔王錫爵等權貴在六年一度考察京官的過程中，大肆排斥異己，被貶削者總計達六十余人，朝廷上正直的官員為之一空。高攀龍的同年御史袁可立上疏針砭朝政，王錫爵慫恿明神宗將之削職為民。高攀龍為此憤激不已，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以臻至治疏》，對神宗無故罷免大臣深表不滿，并對王錫爵為泄私憤而斥逐異己的行為進行了嚴厲批評。這道奏疏激怒了王錫爵，也得罪了神宗，結果高攀龍被貶為廣東揭陽典史。高攀龍由水路從家鄉前往廣東就任。在揭陽，高攀龍每天在官衙內教授生徒，培養了不少學生。他還四處察訪民情、吏弊，懲治地方惡霸。在揭陽停留的半年內，高攀龍結識了陸粹明及其老師蕭自麓，以及明道先生、李材等人，對他的學術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人生境界也有很大的提高。
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高攀龍回到無錫，居家不仕近三十年。他在漆湖之畔（今蠡湖東岸）建造了一座“水居”，取名“可樓”，作為自己讀書靜坐的處所。“水居”坐落在湖山環抱之中，環境十分幽雅，他常常在此一住就是一個月。在讀書靜坐中，他的學術思想日漸成熟，成為當時的儒者宗師。他在學術思想上的最大貢獻，在于提倡“治國平天下”的“有用之學”，反對王學末流的“空虛玄妙”之學。他認為“無用便是落空學問”，“立本正要致用”，把“治國平天下”看做是格物致知和個人道德修養的必然結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他畢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因此后人評價他“居與游無出乎家國天下”。
高攀龍回到家鄉，除了讀書靜坐外，他的另一個重要活動就是講學。他與家鄉另一位進士出身的學者顧憲成志同道合，交誼頗深。為了有一個講學的場所，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鳳和無錫知縣林宰的支持下，高攀龍與顧憲成等人發起，在北宋著名學者楊時（龜山）的講學之所重建了東林書院。重建后的東林書院由顧憲成主持，萬歷四十年（1612年）顧憲成去世后，由高攀龍主持，直到天啟五年（1625）書院被拆毀為止。
高攀龍在講學過程中，除了學術上的傳授與交流外，更強調立志做人。他提出做人要真，要老老實實，強調做人要有氣節。針對當時士風日下、追名逐利的情況，他指出讀書不是為了求取功名富貴，而是為了正心修身。高攀龍等人在講學的過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標準來評議朝政，裁量人物，與他們志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聞風響附，紛至沓來。在朝的李三才、趙南星、鄒元標、楊漣等正直官員也與他們互通聲氣，遙相應和，東林書院實際上已成為社會輿論的中心。他們的反對派對此十分忌恨，誣之為“東林黨”，污蔑他們是假借講學以結黨營私。
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去世，皇太子即位，是為光宗。光宗在位僅二十九天便一命嗚呼。其后，他的長子朱由校即帝位，是為熹宗。熹宗即位后，東林黨人因擁戴有功，重新崛起。天啟元年（1621年）三月，高攀龍重獲起用，被任命為光祿寺丞。九月，到京就任。這時，他已經是一位六十歲的老人了，長期的修身養性，使他早已超脫了名利甚至生死。
天啟二年（1622年）正月，關外重鎮廣寧（今遼寧北鎮）失陷，明軍被迫退縮到山海關一線。消息傳來，朝野震驚，人心惶惶。高攀龍接連上書要求革新政治，以挽救國家瀕危的命運。他在《破格用人疏》中提出要破格用人，加強戰守之備，并推薦禮部右侍郎孫承宗擔任防御大臣，負責處理戰事。他的意見得到了皇帝的首肯，而孫承宗也不負眾望，收復了廣寧和遼河以西的土地，邊境平靜了四年之久。同時他還上疏追論三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要求懲治鄭養性、李如楨、崔文升等人。他還上了《恭陳圣明務學之要疏》，向明熹宗闡明讀書的重要性。由于在疏中涉及到三案，觸怒了熹宗，結果反而被罰俸一年。
天啟二年九月，高攀龍轉任大理寺右少卿，十一月，升任太仆卿，次年晉升為刑部右侍郎，四年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此時，以宦官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勢力日益擴張，控制了內廷和外廷的行政事務。東林黨人向來嫉惡如仇，反對他們利用權勢，擅作威福，翦除異己，荼毒內外，紛紛上書參劾。雙方的斗爭進入了白熱化階段，高攀龍站在了這場政治斗爭的風口浪尖。
高攀龍擔任左都御史后，就著手清除貪官污吏。他首先命令五城御史在九門張掛《禁絕書儀》。不久，又上《糾劾貪污御史疏》，彈劾御史崔呈秀。疏中揭露崔呈秀在巡按淮揚地區時，貪贓枉法，鋪張浪費，要求將崔呈秀從重處分。吏部尚書趙南星經過認真復查，認為事實確鑿，提議將崔呈秀遣戍。崔呈秀得知后，連夜投奔魏忠賢，認魏忠賢為義父。
高攀龍認為，要治理好天下，地方官是否賢良十分重要，因此擬了一道《具申嚴憲約疏》，對地方官的職責作了“課農桑”、“興教化”、“育人才”等共55條具體的規定，府、州、縣據此層層考核。他在給登萊巡撫袁可立的書信《答袁節寰中丞》中說道：“今天下難聯者人心，難得者人才，難鼓者士氣，得老公祖（袁可立）一點真精神不難矣。”此時，魏忠賢、崔呈秀等人正借會推山西巡撫一事大肆迫害東林黨人，結果高攀龍奏疏還未來得及呈上，就被借故罷斥了。高攀龍等人被罷黜后，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全面控制了朝廷內外大權。他們竊國亂政，大興冤獄，開始對東林黨人進行更大規模的迫害，編派了《縉紳便覽》、《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等黑名單，將不依附于魏忠賢的官員開列在內，統稱為東林黨人。高攀龍作為東林黨的核心人物，自然成為閹黨迫害的重點對象。
天啟五年（1625年）四月，閹黨誣蔑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受賄，將他們送到北鎮撫司詔獄，嚴刑拷打，楊漣等五人死于獄中，顧大章自殺，史稱“東林六君子”。八月，魏忠賢下矯旨，將全國的書院全部拆毀，首先就從東林書院拆起。當東林書院被魏忠賢閹黨拆毀時，他寫下悲憤激昂的詩句：“縱然伐盡林間木，一片平蕪也號林。”
天啟六年（1626年）二月，魏忠賢指使其黨羽假造浙江稅監李實的奏本，誣告高攀龍、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李應升、周宗建、黃尊素七人貪污袍價十余萬兩，企圖將東林黨人一網打盡。高攀龍得知消息后，自知不免，卻十分鎮靜。三月十六日一早，他整冠束帶，衣袍整齊，去拜謁了先賢楊龜山祠。回家后與弟高士鶴及兩位門生賞花于后花園池畔，談笑自如。談興正濃時，有人叩門而入，告知閹黨要抓他的確切消息，頓使高家滿門驚惶，惟有高攀龍神情泰然，微笑著對親人說，“吾視死如歸耳”，叮囑兒孫“無貽祖羞”。還說：“如果貪戀殘生，豈不辜負了平生的學問！”當天晚上，全家款敘，高攀龍說笑無異平日。深夜，風聲更緊，高攀龍悄悄起床至書齋，寫《別友柬》，并提筆向熹宗皇帝奏最后一疏。書畢，即換上朝服自沉于后花園池中，以示不愿受辱于閹黨。高攀龍在《遺疏》中寫道：“臣雖削奪，舊系大臣，大臣辱則國辱，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愿結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高攀龍在痛苦無奈之際曾留言同年摯友袁可立道：“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高攀龍《高子文集·答袁節寰中丞》）”，其言猶未盡之厚望可見于筆端。
高攀龍死后，墓葬今梅園南華利灣。崇禎二年（1629年），高攀龍得到平反昭雪，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憲。到清朝順治三年（1646年）其墓遷粲山南麓，這就是后人常說的河埒口高攀龍墓，1985年又移建于無錫西郊青山。
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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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舉萬歷十七年進士，
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初義》，詆程、朱章句，請頒天下。攀龍
抗疏力駁其謬，其書遂不行。
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被訐去位，朝論多咎大學士王錫爵。攀龍上疏曰：
近見朝寧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
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斥矣。邇者李禎、
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
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后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
士彈冠，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
雖曰圣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群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己”，則
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賢否陳于左右；而陛下于
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為皆由圣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
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錄，何獨于諸臣不然？
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媢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
工反遺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為圣德累不小。
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于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于五
十步笑百步？即如諸臣罷斥，果以為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至
尊之過舉，得毋內泄其私憤，而利于斥逐之盡乎？末力詆鄭材、楊應宿讒諂宜黜。
應宿亦疏訐攀龍，語極妄誕。疏并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帝不許，
鐫應宿二秩，謫攀龍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吳弘濟等論救，并獲譴。攀龍之官七月，
以事歸。尋遭親喪，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屢薦，帝悉不省。
熹宗立，起光祿丞。天啟元年進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鄭養性，言：“
張差梃擊實養性父國泰主謀。今人言籍籍，咸疑養性交關奸宄，別懷異謀，積疑
不解，當思善全之術。至劉保謀逆，中官盧受主之，劉于簡獄詞具在。受本鄭氏
私人，而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失地喪師。于簡原供，明言李永芳約
如楨內應。若崔文升素為鄭氏腹心，知先帝癥虛，故用泄藥，罪在不赦。陛下僅
行斥逐，而文升猶潛住都城。宜勒養性還故里，急正如楨、文升典刑，用章國法。
”疏入，責攀龍多言，然卒遣養性還籍。
孫慎行以“紅丸”事攻舊輔方從哲，下廷議。攀龍引《春秋》首惡之誅，歸
獄從哲。給事中王志道為從哲解，攀龍遺書切責之。尋改太常少卿，疏陳務學之
要，因言：“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
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升之藥，而從哲實左右之。力
扶其為鄭氏者，力鋤其不為鄭氏者；一時人心若狂，但知鄭氏，不知東宮。此賊
臣也，討賊則為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為先帝隱諱則為孝’，此大亂之道也。
陛下念圣母則宣選侍之罪，念皇考則隆選侍之恩，仁之至義之盡也，而說者乃曰
‘為圣母隱諱則為孝’。明如圣諭，目為假托；忠如楊漣，謗為居功。人臣避居
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惑于其說，孝也不知其為孝，
不孝也以為大孝；忠也不知其為忠，不忠也以為大忠。忠孝皆可變亂，何事不可
妄為？故從哲、養性不容不討，奈何猶令居輦轂下！”時從哲輩奧援甚固，摘疏
中“不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葉向高力救，乃奪祿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
元標建書院，攀龍與焉。元標被攻，攀龍請與同罷，詔留之。進太仆卿，擢刑部
右侍郎。
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楊漣等群擊魏忠賢，勢已不兩立。及向高去國，魏
廣微日導忠賢為惡，而攀龍為趙南星門生，并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
攀龍發其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賢所，乞為義兒，遂摭謝應祥事，
謂攀龍黨南星。嚴旨詰責，攀龍遽引罪去。頃之，南京御史游鳳翔出為知府，訐
攀龍挾私排擠。詔復鳳翔故官，削攀龍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名李實劾
周起元疏中，遣緹騎往逮。攀龍晨謁宋儒楊龜山祠，以文告之。歸與二門生一弟
飲后園池上，聞周順昌已就逮，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與夫人語，
如平時。出，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扃戶。移時諸子
排戶入，一燈熒然，則已衣冠自沈于池矣。發所封紙，乃遺表也，云：“臣雖削
奪，舊為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復別門人華允
誠書云：“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年六十五。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
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為徒。崇
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授世儒官。
初，海內學者率宗王守仁，攀龍心非之。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靜為
主。操履篤實，粹然一出于正，為一時儒者之宗。海內士大夫，識與不識，稱高、
顧無異詞。攀龍削官之秋，詔毀東林書院。莊烈帝嗣位，學者更修復之。
高子止水開放時間：8：00—21：00
高子止水景點介紹：
高子止水，即高攀龍投水自沉處，位于無錫市城內水曲巷后、今無錫市江南中學內。
明天啟六年(1626年)，魏忠賢竊國亂政、矯旨逮系迫害東林黨人，遣派心腹來江南緝捕同年3月14，已被削籍歸里都寮院左都御史、東林黨領袖高攀龍自度難免，深夜急寫《遺哀》一則及《別友柬》一通，置于桌上，凌晨赴后園，效屈原之志投池以終，享年65歲。清順治十七年(1660年)，高攀龍從子高世秦在高攀龍投水捐軀池上茸屋三楹，名曰："止水祠"，成為祭祀高攀龍的專祠。至解放前，止水池、祠均廢。
l953年，無錫市人民政府加強文物遺跡保護，鑿地建池使舊池得以恢復。同時請郭沫若題寫了"高子止水"四字，并刻石置于水池旁。"文革"期間，高子止水又遭受破壞。石刻被打斷，沉入水底。l978年在原址上重新清理整修，原池恢復舊貌。l957年8月16日無錫市人民委員會公布為市級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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