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秉(bing)忠（1216—1274）元代政治家、作家。初名(ming)侃(kan)，字仲晦，號藏(zang)春散(san)人(ren)，邢(xing)州(zhou)（今河北邢(xing)臺市）人(ren)。曾(ceng)祖于金朝(chao)時在(zai)(zai)邢(xing)州(zhou)任職，因此移居(ju)邢(xing)州(zhou)。蒙古王朝(chao)滅金后(hou)，劉秉(bing)忠出(chu)任邢(xing)臺節度府令史，不久就歸隱武安山，后(hou)從浮屠禪師(shi)云(yun)海(hai)游，更名(ming)子聰。元世(shi)祖忽必烈即(ji)位前，注意物色人(ren)才，他(ta)與云(yun)海(hai)禪師(shi)一起入見(jian)，忽必烈把他(ta)留在(zai)(zai)身邊，商議軍國大(da)事(shi)。即(ji)位后(hou)，國家典章制度，他(ta)都參與設計草定。拜光祿大(da)夫(fu)太保，參領(ling)中書省事(shi)，改名(ming)秉(bing)忠。
《宋史 辛仲甫傳》的翻譯
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后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為經術不可施于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 ，最方今之所急之。"上以為然。于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并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余輩，頒行分下。
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為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為巽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為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為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為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奸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為，于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為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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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神宗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皇上對他說：“人們都不了解愛卿你的才能，都以為你只懂得經理學術，不懂的政治事務。”王安石回答說：“經術學問正是用來處理政務世事的，但后來很多所謂“大儒”，大部分都是才能庸俗之人，因此世上俗人才都以為經學不能輔佐治世罷了。”皇上又問：“既然這樣那么你最先開始的施政措施是什么？”王安石答道：“改變劣習風俗，樹立法規，是現在最亟需的了。”皇上認為是這樣的。于是開設增置三司條例司機構，任命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一并負責。而后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等變法相繼開始實施，號稱新法，派遣提攜推舉各類官員四十余人，分派頒布執行新法。
御史中丞呂誨論述王安石十大過失，皇上因此貶呂誨外出任官，王安石推薦呂公著代替他擔任原職。韓琦的規諫上疏承到皇上那兒，皇上有所感覺醒悟，想聽從他的意見，王安石自己請求離開。司馬光代皇上答復他的辭官詔書，上面寫有“天下士人大夫群情洶涌，黎民百姓紛紛騷動”的話，王安石大怒，抗拒詔書自我申辯，皇帝謙恭的安慰辭謝他，命令呂惠卿頒布旨意，韓絳又勸皇上留下王安石。王安石入朝答謝，因此借機向皇上進言說朝中內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拉幫結黨的狀況，并且說：“皇上想要靠先王的正道來戰勝天下流習惡俗；因此與天下惡俗做個輕重權衡，如果流俗惡習占上風，那天下人就都從流習了；如果陛下您的權力大，那天下人將都會歸順陛下左右的。權力與東西互相為輕重權衡，即使千鈞重的東西，增加損失的不過是寫錢財罷了。現在奸邪之人想敗壞先王治世正道，來阻礙陛下的行動，于是皇上您與流俗惡習爭權的時候，增加金錢開支，發揮的作用很小，而天下的權力將轉移道流習惡俗一邊了。這才是新法紛紛擾擾的原因。”皇上認為
有道理。于是王安石急需負責政事，韓琦的進諫沒有成功。
<<劉秉忠傳>>的譯文
劉秉忠——大元帝國的設計師
劉秉忠（1216－1274），祖籍遼國瑞州（今江西高安），今綏中縣前衛鎮。元朝初年人，原名侃，字仲晦。曾為僧，法名子聰。元代政治家、作家，也是我國古代著名的建筑師。元世祖忽必烈對他言無不聽，寵任益隆，曾經位至三公，官居太保。他向忽必烈倡導創建大元國號和皇帝年號，營建元大都（北京城的前身）作為國都，創建元朝的官制，制定朝廷禮儀、章服和俸祿制度，參與選拔官吏和推薦人才，使不少漢族知識分子參加到元朝政權機構之中，對元朝政體設計作出很大的貢獻，對元朝政權的建設和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劉秉忠不僅是元朝初年的大政治家，他學問功底深厚，也是一個非常著名的學者、使人和散曲家，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詠自適。一生在天文、卜筮、算術、文學上著述甚豐，計有《藏春集》六卷、《藏春詞》一卷、《詩集》二十二卷、《文集》十卷、《平沙玉尺》四卷、《玉尺新鏡》二卷等。
劉秉忠曾祖于金朝時在邢州任職，因此移居邢州（今河北邢臺)。蒙古王朝滅金后，劉秉忠出任邢臺節度府令史，不久就歸隱武安山，后從浮屠禪師云海游，更名子聰。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注意物色人才，他與云海禪師一起入見，忽必烈把他留在身邊,商議軍國大事。即位后,國家典章制度，他都參與設計草定。拜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改名秉忠。劉秉忠曾經建議忽必烈，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將蒙古更名為“大元”，忽必烈采納了，這就是元王朝命名所由來。劉秉忠的作品有詩、詞和散曲。他的詩流露出三種思想感情：一是歸隱，如《寓桓州》、《癡坐》、《謾成》。二是有用世之心，如《對鏡》、《秋感》。三是在政治斗爭尖銳時，感到進退兩難，如《蜀先主孔明》、《留燕》。《元史》稱他的詩作，蕭散閑淡，和他的人品、風度一樣。劉秉忠的詞表現的思想感情，和他的詩作基本是一致的。不過更加清冷，在《好事近》中說：“一曲竹枝歌罷，滿襟懷冰雪。”劉秉忠敬仰元好問,他有《讀遺山詩》10首,其中有兩句說：“自古文章貴辭達，蘇黃竟不在新奇。”其實這也是他的創作追求,明白曉暢而不追求新奇,正是他的詩歌的特點。但同時也帶來平淡而缺乏詩味的缺點，他的有些詩作還給人以詩句粗厲之感。元中葉時虞集和蘇天爵等人批評中統、至元年間詩歌有粗疏笨厲之病，當是針對包括劉秉忠在內的一些作家而言的。劉秉忠的詞宗豪放派，但偏于直露，這也是元代早期詞作存在的普遍性弱點之一。劉秉忠著有詩集《藏春集》6卷,另有散曲12首，其中較好的有〔南呂〕《乾荷葉》和〔雙調〕《蟾宮曲》。《蟾宮曲》是吊古傷今之作。《乾荷葉》保留著初期散曲的民歌風味：“乾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蕩。減了清香，越添黃。都因昨夜一場霜，寂寞在秋江上。”專門著錄元代曲家的鐘嗣成《錄鬼簿》把劉秉忠列為“前輩名公樂章傳于世者”，可見他也是元代早期的著名散曲作家。
邢州在1220年即歸蒙古政權統治，劉侃十七歲時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1238年，辭去吏職，先入全真道，后出家為僧，法名子聰，號藏春散人。1242年，他受到北方禪宗臨濟宗領袖海云的賞識，被推薦入藩王忽必烈(即元世祖忽必烈)的幕府。子聰博學多能，善於出謀劃策，深受忽必烈重視，時年二十七歲。1250年，他向忽必烈上萬言策，提出:“治亂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主張改革當時的弊政，建立制度。如定百官爵祿，減賦稅差役，勸農桑，興學校等。他的主張對於忽必烈采用“漢法”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1253年，從忽必烈出征云南。1259年，又從征鄂州(今湖北武昌)。1260年，忽必烈稱帝，命子聰制定各項制度，如立中書省為最高行政機構，建元中統等。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命子聰還俗，復劉氏姓，賜名秉忠，授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同知樞密院事。至元六年，訂立朝儀。至元八年，忽必烈以大元為國號，也出於劉秉忠的建議。劉秉忠還主持了元朝首都大都和陪都上都的營建。1251年，蒙哥即大汗位，以忽必烈管理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忽必烈將營帳移到金蓮川，并在1256年命他在當地建立一座新城。1258年，新城建成，定名開平，忽必烈稱帝后改為上都。至元三年，劉秉忠又受命在原燕京城東北設計建造一座新的都城。新城規模宏偉，工程浩大，在劉秉忠和張柔、段楨等主持下，進展很快。至元九年，忽必烈根據劉秉忠的建議，命名新都為大都。至元十一年正月，大都宮闕建成。同年八月，劉秉忠去世。
劉秉忠長於詩詞，沉郁豪邁，在元代文學中別具一格。其作品有《藏春集》六卷傳世。
十三世紀初，崛起于漠北草原的成吉思汗揮師南下，趕跑了黃河北岸的女真人，在邢州設立大元帥府。這時候，勾畫大元帝國的劉秉忠降生了。
時逢亂世，劉秉忠感慨“大丈夫懷才不遇，應當隱居起來尋找機會”，于是放棄官職上了武安山。過了幾年，天寧寺高僧虛照禪師聽說劉秉忠是個人才，派弟子請他下山：“不要在那里作道士了。”于是劉秉忠在天寧寺當了和尚，做了虛照的徒弟，法號子聰。其實道士也罷，和尚也罷，對于劉秉忠來說，出家是假，尋求機會是真。師徒二人游歷山西大同，他看南堂寺是個好地方，就居留了下來。
1242年，高僧海云印簡（1202----1257）奉召前往和林漠北王府覲見忽必烈，路過大同，聽說劉秉忠博才多學，邀其同行。有機會接近蒙古親王，劉秉忠自然很高興地答應了。忽必烈召見二人，問：“佛法里有沒有安天下的辦法呢？”海云回答道：“應該在天下大賢碩儒中求問古今治亂興亡的事情。” 劉秉忠于書無所不讀，尤精于易經，至于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術，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為賞識，于是把劉秉忠留在幕府，參與軍政大事，令其還俗，賜名秉忠。和林之行，劉秉忠得遇明主，自此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改變了蒙古帝國的命運。
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在金蓮川設置王府，管理漠南地區，廣招漢族人才，開始施展“大有為于天下”的抱負。劉秉忠、姚樞等人輔佐忽必烈在金蓮川制定了“廣招天下英俊，講論治道”的用人方略及施政方針，藩府舊臣，四方文士，大批有識之士迅速云集到忽必烈的王府，由劉秉忠薦引，他的同學、學生、故交如張文謙、張易、李德輝、劉肅、李簡、張耕、馬亨、王恂、劉秉恕（劉秉忠弟弟）等，先后進入王府，為忽必烈獻計獻策。1251年，受封邢州的答剌罕（蒙古貴族稱號）上表忽必烈，陳述情況說，邢州連年天災人禍，百姓逃散，沒有多少戶人家了，快派有能力的官員來治理吧。劉秉忠與張文謙一起向忽必烈推薦熟悉邢州情況的燕趙名士張耕和劉肅，忽必烈采納了他們的意見，在邢州設立安撫司，派近侍脫兀脫帶張耕和劉肅前往。邢州吏治，是忽必烈潛邸中漢臣的初步貢獻，也是劉秉忠向事業成功邁出的第一步。
蒙哥汗六年（1256年），忽必烈為便于統治中原地區，命劉秉忠在恒州東、灤河北岸的龍崗（今內蒙古多倫附近）興建都城，三年竣工，命名開平。1259年蒙哥汗在南伐南宋中戰死，忽必烈聽從張易計策，搶在其弟阿里不哥行動之前，從武昌出發，帶著劉秉忠、姚樞、郝經、廉希憲、阿合馬、董文忠兄弟等重要謀士，日夜兼程，輕騎奔回北方；公元1260年6月4日，忽必烈在開平即大汗位，設開平府，年號“中統”，取“中原正統”中兩字，大有囊括天下之意。1264年又改年號為“至元”，取自《易經》中“至哉坤元”。
至元三年，劉秉忠受命在原燕京城東北設計建造一座新的都城，命名新都為大都，郭守敬負責都城水系和建筑材料的運輸問題，這就是明清兩朝的皇城，今天的北京。公元1271年的舊歷十一月，劉秉忠領銜給忽必烈上了呈文：“元正、朝會、圣節、詔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禮。”就是說按照忽必烈認可的方案，制訂典章朝賀禮儀制度以及命名國號行朝儀的一系列策劃工作已經完成，蒙古大汗可以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原正統的至高尊者。
至元十一年（1274年），劉秉忠隨元世祖到上都避暑度夏。同年八月，劉秉忠在南屏山別墅無疾而終，時年五十九歲。元世祖得到喪報，非常吃驚，悲痛不已，他對群臣說：“秉忠事朕三十多年，小心縝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只有朕知道，別人是不會了解的啊。”于是委派禮部侍郎趙秉溫護喪，厚葬大都，最終改葬邢州祖塋（今邢臺縣賈村）。劉秉忠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死后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成宗時，贈太師，謚文正。仁宗時，又進封常山王。在有元一代，漢人有這樣尊貴榮譽的人，僅劉秉忠一人。
劉秉忠精于周易，能知道前后事。據明朝首輔朱國楨歲著《涌幢小品》記載，明嘉靖年間，劉秉忠墓被盜，內有石刻寫明：為盜者李淮。事情傳到官府，盜墓者被捕，果然是李淮。古籍記載的準確性有待于考證，但劉秉忠生前博才多學，細查善斷，為歷來史料所公認證實，也是深受忽必烈信賴和重用的主要原因。
劉秉忠不愧為世界史上最偉大的設計師之一，他不但為元王朝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而且以《周禮·考工紀》關于都城建設為指導思想進行規劃修建的元大都，是我國封建社會歷代都城中最接近周禮之制的一座都城。元大都城的平面設計，皆以漢統治者建都思想為主導，即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之制。新建之城街巷規劃極有規律，大街寬24步，小街寬12步。除了大小街之外，還有384火巷、29弄通，頗為壯觀。元大都奠立了近代北京城的雛形，是當時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元大都從1267年開始修建，直到1285年才告完工，歷時18年之久。元大都城墻周長28公里多，宮殿巍峨，寺廟雄偉，園圃美麗，街道寬敞，規模宏大，規劃整齊。歐洲人馬可波羅在他的《行記》中對元大都的詳細描述，引起西方人對東方帝國的無限神往。
■建造開平府展現了劉秉忠卓越的才能，并為他日后規劃營建元大都打下基礎
1232年，劉秉忠17歲時，進邢臺節度使府中做令史，即秘書。不久，因不甘于埋沒在平庸乏味的文牘工作中，棄職隱居，后拜虛照禪師，出家為僧，法名“子聰”。
《元史·劉秉忠傳》說他“生而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八歲入學，日誦數百言……于書無所不讀，尤邃于《易》，及邵氏《經世書》，至于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
1247年，蒙古朝廷把邢州賜為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的封地。海云禪師聞知劉秉忠“博學多才藝”，把他推薦給忽必烈。劉秉忠的學問得到忽必烈的賞識，留他在身邊做了謀士。
1251年，忽必烈之兄蒙哥即位為蒙古大汗，蒙哥命忽必烈總治漠南漢地。忽必烈深知，要征服和統治廣袤的漢人地區，只靠打打殺殺那一套老辦法是不行的。忽必烈重用了劉秉忠及一批有才能的漢人。這一年，劉秉忠向忽必烈提出了一整套治理天下的綱領性建議。此后，忽必烈受命于1253年征伐云南大理，
于1259年征伐南宋鄂州，劉秉忠都隨從出征，并多次勸告忽必烈不要濫殺無辜。
1256年，蒙哥大汗想要選個適宜的地方建一座城市，忽必烈推薦了劉秉忠擔此重任。劉秉忠選址在恒州灤水之北的龍岡（今內蒙古多倫附近），用了三年時間，建成一座城市，即開平府。這次他展現的卓越才能，使他在日后規劃營建元大都時，成為忽必烈手下首選的人才。
■忽必烈采納劉秉忠的建議，把國都由上都開平府遷至燕京
1259年，蒙哥大汗死于征伐南宋合州（今四川省合州）的釣魚山之役。正在圍攻南宋鄂州（今湖北省武昌）的忽必烈聞訊撤軍返回草原，于1260年在開平府即位為蒙古大汗。忽必烈政權的內外官制，如朝廷的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地方的路、府、州、縣等機構編制，均出自劉秉忠之策劃。當時還建立了年號為“中統元年”，這是蒙古自成吉思汗開國以來首次使用年號。
1264年，劉秉忠建議忽必烈定都于燕京（金中都故地，今北京地區），并為忽必烈設計了新的年號“至元”。忽必烈言聽計從，下詔改當年的“中統五年”為“至元元年”，定燕京為“中都”，令劉秉忠赴燕京規劃營建。
忽必烈采納劉秉忠的建議，把國都由上都開平府（在北京以北約300公里）遷于燕京的動機，其實與當年金代完顏亮由上京會寧府遷都于燕京是頗為類同的：一是忽必烈即位為大汗，并未按蒙古慣例，經“庫里爾臺大會”推舉，而是憑實力自立,很多貴族不擁護他；二是忽必烈自1251年受命總治漠南漢地以來，針對漢人地區的特點，重用漢人，實行漢制，觸犯了蒙古貴族頑固派的利益，很多貴族反對他，甚至發動過武裝叛亂，他需要擺脫反對派的牽制；三是當時在中國北方，從金國手中奪得的疆土需要就近統治，在中國南方，對南宋政權尚有待于征服；四是燕京的地勢水土，遠勝于蒙古草原。
■不受舊城約束，劉秉忠決定在金中都故城東北方營造新都城
劉秉忠銜命在燕京相度踏勘的結果，是決定在金中都故城的東北方，以金代行宮大寧宮為中心（今北海公園），營建一座新都城。其原因一是金中都城已于1215年被成吉思汗的大軍摧毀，無法利用；二是大寧宮未遭破壞，忽必烈數次前來燕京時，都曾在瓊華島上的廣寒殿暫住；三是金中都故城缺少充足的水源，當年金中都的蓮花池和蓮花河水系即不敷使用，而新城址可以利用玉泉山和高梁河的水系，并且著名水利家郭守敬已在1262年著手規劃此事；四是另建新城，可以不受舊城束縛，能按理想放手規劃。
劉秉忠規劃的新都城，參用了儒家經典《周禮·考工記》中“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每邊開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城中干道九縱九橫），經涂九軌（縱向的干道可并行九輛馬車），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想描述。
1267年，劉秉忠首先營建皇城和宮殿。皇城以大寧宮太液池中的瓊華島為中心，西岸是太后居住的隆福宮和太子居住的興圣宮。東岸是“大內”。大內南部是以大明殿為中心的舉辦典禮朝會的外朝區，北部是以延春閣為中心的日常辦公和生活的內廷區。大內以北是御花園。太廟建在城東，即“左祖”，社稷壇建在城西，即“右社”。主要的市場設在城西北部積水潭北岸的“斜街市”，即“后市”。因積水潭是大運河的終點，是貨物集散地，適于交易。此外還有東市、西市。
1271年，忽必烈又采納劉秉忠的建議，將國號“蒙古”改為“大元”，忽必烈由蒙古
大汗成為大元皇帝，即元世祖。
1272年，忽必烈還將正在建設中的新都城由“中都”改稱為“大都”。
1274年，大都的宮殿建成，這年正月初一，忽必烈在新宮殿中舉辦大典，接受百官朝賀。而這朝賀的禮儀制度，也是劉秉忠制定的。
大都城繼續施工，至1276年基本建成。
■中心臺位于今天北京鼓樓，它為元大都四面城墻的定位提供標準
劉秉忠在相當于今北京鼓樓的地方，建立了一座中心臺，以此為四面城墻的定位提供標準。他規劃的大都城為南北向略長于東西向的長方形，周回60里，面積約為金中都城的2.7倍。共開有11個城門，北面是健德門、安貞門，東面是光熙門、崇仁門、齊化門，南面是文明門、麗正門、順承門，西面是平則門、和義門、肅清門。城門相對之間都有通衢大道，即《考工記》說的“九經九緯”，縱橫街道所分隔成的方格地塊，即為“坊”，坊內是居住區或衙署區。大都城共有50個坊，每個坊都有吉祥的名稱，如今天北京阜成門內大街東部地區，在元朝就屬“金城坊”。忽必烈曾下詔規定，原住在金中都舊城內的有錢人家和官員，可以優先在大都城內各坊領取地塊，每家八畝，建造住宅。不準超標準占地，也不準占著地不建房。不建房的人家，要把地塊讓出來交別人建房。這個詔書應是北京城里關于房地產規定的最早的文件。
明代《永樂大典》中收錄的元末熊夢祥所著《析津志》中說，“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謂之經，自東至西謂之緯。大街二十四步闊（一步約合1.54米），小街十二步闊，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即是今天說的“胡同”，出自蒙古語。
劉秉忠在主持營建元大都的工作中，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學。他不僅依據《周禮·考工記》制定了大都城的總體方案，還依據《易經》為大都各城門制定了寓意典雅的名稱（其中有些名稱，直至今天還被沿用作地名），例如：
麗正門：出自《易經·離卦》“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文明門：出自《易經·乾卦》“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安貞門：出自《易經·訟卦》“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不僅如此，就連元朝的國號和年號，也是劉秉忠依據《易經》制定的。國號“大元”，出自《易經·乾卦》“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年號“至元”出自《易經·坤卦》“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劉秉(bing)忠(zhong)所主持營建的(de)大(da)都(dou)城(cheng)(cheng)城(cheng)(cheng)墻，歷經700余(yu)年風(feng)雨，在(zai)今北(bei)(bei)京市(shi)的(de)北(bei)(bei)土城(cheng)(cheng)東路、北(bei)(bei)土城(cheng)(cheng)西(xi)路和薊門橋一(yi)線的(de)西(xi)土城(cheng)(cheng)路，還留有遺跡(ji)，已辟(pi)為元大(da)都(dou)城(cheng)(cheng)垣遺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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