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內爭與鴉片戰爭》（[美]詹姆斯·波拉切克 著，李雯 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
關于本書
鴉片戰爭的失敗為何沒能促使清王朝更加現實地審視西方的實力和中國的弱點？本書分析揭示了鴉片戰爭前后清朝內部的政治斗爭，這些政治斗爭不僅塑造了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外交決策，而且持續影響著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
本書詳盡地探究了尋求并獲得皇帝關注的文官網絡，這會讓人自覺地聯想到晚明時期。由于與其自身的國內政治議程關系更大的原因，嚴禁派主張與西方進行軍事對抗的政策。這本書通過將政治陰謀、學術爭論和外交事務聯系起來囊括廣州當地士紳和北京文人網絡，第一次將鴉片戰爭置于清朝內部的政治環境中加以考量。
關于作者
【美】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學博士，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著有《清朝內爭與鴉片戰爭》等。
關于譯者
李雯，天津市社會主義學院副教授，畢業于北京大學和荷蘭萊頓大學，譯有《1914—1945年的海上戰爭》（合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二戰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目錄
緒論
鴉片戰爭政策：一些解釋
文人：一種預期的概述
第一章文人再度崛起
文人是誰？
恩庇觀
對朋黨政治的束縛
宣南詩社作為文人宗派
作為官僚恩庇朋黨
作為審美鑒賞家的同業情誼
政治上的失敗
結果：林則徐的北方開墾計劃
第二章春禊派的興起
作為個人網絡
作為一個政治派別
儀式和象征
文學和哲學
清議政治的理想
第三章禁煙政治
反對禁運的個案
1836年合法化倡議
倡議的失敗
不妥協者掌舵
第四章廣東勝利的神話
林則徐和禁煙運動
林則徐對抗琦善
包圍廣州
三元里
準軍事的現實
第五章有關戰爭的爭論
琦善和天津談判
臺灣姚瑩案
魏源和防御戰策略
姚瑩和英國在南亞的弱點
第六章顧祠會祭
穆彰阿政府和文人的政治影響
顧祠會祭的政治組織
禮制和學術
尋找政治方案
第七章滿人外交的終結
廣州人的第二次勝利
一決雌雄
文翰之信
廣西的危機
召回林則徐
第八章結語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書 摘
本書重新探究了中國現代史學家長期關注的一個問題，那就是，1840年中英戰爭或鴉片戰爭中明確無疑的軍事失敗為何沒能促使中國對外交及對外軍事策略進行改革。為了尋求對中國與19世紀西方海上強國遭遇的第一個階段時中國保守主義邏輯的創新解讀，筆者將尤其關注自1835年至1850年的這十五年時間。這個時期見證著清帝國第一次與拿破侖戰爭后英國在東亞的商業利益和軍事實力有所增強而導致的一系列問題做斗爭，這些問題
諸如鴉片和白銀非法貿易不斷增長，中國抵御西方海軍滲透的河防日漸脆弱，以及大多數中國官員和士紳不愿認識到臨時和解的策略給中國避免軍事恥辱提供了唯一的機會。這個時期的特點還在于，外交政策第一次出現典型的晚清現象，即從嚴厲排外轉變為通敵式的機會主義，然后再回歸嚴厲排外——這種現象此后將令想要成為中國“保護者”和同盟者的外國人感到絕望。對想要重新解讀中華帝國對19世紀西方強國“不做回應”這個問題的人而言，“鴉片戰爭期間”（Opium War interlude）的這兩個特點（如果它可以如此歸類的話）——也就是，外交關系中新添的“海事”議題的新鮮感，以及晚清政府在外交政策問題上猶豫搖擺的最初預感——合在一起使之成為特別迷幻而且也是
成果豐碩的時期。
那么，如何研究這段時期？從哪些特別方面可以看出本書所嘗試使用的方法是新的？一方面，讀者在隨后幾頁讀到的內容似乎一點都不新鮮，而是或多或少地退回到一種更加古老的歷史流派：中西外交和軍事接觸的政治性敘述。誠然，這是以往研究中國“打開門戶”的著史形式。筆者之所以再次使用這種形式洞察這個時期，是因為我們所擁有的有關1835年至1850年整個時期的英文著述尚不詳盡——至少沒有一部著作收編20世紀50年代以來學者所能掌握的所有相關中文檔案和已出版的材料。因此，在馬士（Morse）、柯士丁（Costin）、費正清（John K.Fairbank）和張馨保研究鴉片戰爭時期的學術傳統之上重建一種最新的敘述似乎是適宜的，這正是筆者打算實現的目標。
然而，在分析主題而非形式方面，筆者在本書中有意偏離上述著作和其他研究晚清中國保守主義思想和政治根源的較新成果所歸納的觀點。上述大部分著作和觀點或者主要關注對外關系方面“中國”觀的不同尋常的存續，或者主要關注太平天國及其盟友
3削弱了鴉片戰爭期間清朝對外政策的影響，筆者則選擇另外的關注點。在這本書中，筆者將大部分注意力投入鮮為人知的主題，即中央政府的政治動態對清朝軍事和外交決策的影響。更確切地說，筆者關注外交政策的“朝堂政治”——換言之，關注清帝國政府對關鍵外交政策決策的制定，以及影響這些決策的角逐。筆者尤其認為，一致同意的必要性使清朝審議機制壓力過大，而且清朝審議機制太過公開，以致熱衷于宣揚個人聲名的政治冒險家們無法插手，無法催生出有效的外交政策或戰略方針。筆者將進一步指出，到1842年第一輪戰敗和條約勒索為止，這個國家的統治者逐漸敏銳地意識到一系列問題，盡管他們感知到了，但最終仍然不能克服已看到的弱點，于是導致上文提到的“政策搖擺”現象。何以會發生這種落差——雖然1840年中英交戰帶來相當可觀的變革動力，但中央政府的政治制度或者權力關系卻沒能重新調整——是筆者在本書中試圖回答的首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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