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煙總督趙爾巽“清史”難留名（五）
尹昌衡。
《清史稿》。
趙爾巽公館被確立為沈陽文物保護單位。
欲逃莊叟人間世，來聽成連海上琴。
1913年秋，已交卸奉天都督一職的趙爾巽，隱居青島寧陽路。當時，青島人因其巷中多住清朝遺臣，遂叫“清官巷”。不久，王公大臣蜂擁而至，于是眾人又呼“贓官巷”。趙爾巽用大量資金在青島購置房產，并在高密路、天津路、海泊路修建了大批房產租售。
壹
與尹昌衡結怨
不甘寂寞的趙爾巽與陸潤序、勞乃宣等舊官僚組成“十老會”，以懷念過去的日子。隆裕太后駕崩時，遺老們在膠州海關舉行公祭，趙爾巽因悲傷過度，加上遭遇風寒，竟臥床不起。
窗外月兒皎潔，如同一把放在晶瑩冰塊上的刀，病中的趙爾巽時常夢見與趙爾豐攜手新政的日子，夢里的趙爾豐，常常孤獨一人馳騁雪原。每每醒來，趙爾巽老淚縱橫。憶過往，他最后悔，不該與尹昌衡結怨。
尹昌衡（1884年—1953年），原名昌儀，字碩權，四川彭縣（今彭州市）升平鎮人。曾任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總教習（相當于校長）、四川軍政府軍政部長，辛亥革命時期的四川名人。少年時因其身材高大，異于常人，當地人又親熱地呼之“尹長子”。
1910年，尹昌衡在廣西陸軍小學堂為張鳴岐不容，辭職回到成都。通過顏楷父親顏輯祜介紹，川督趙爾巽委尹昌衡任軍事編譯局總辦，后改任督練處會辦。時值四川已練成新軍第十七鎮，趙爾巽從東北調朱慶瀾充任該鎮統制官，其余高級職務也多由外省人擔任，由此引起川籍軍人強烈不滿，產生排走外籍軍人情緒。
尹昌衡排外尤其強烈，無形中成了川籍軍人領袖。每逢宴會場所，川籍軍人便使酒罵座，甚至指名叫罵外籍軍人無能。趙爾巽對尹昌衡很是忌憚，始終不派入第十七鎮任職，這讓尹昌衡很是不滿。兩人由此結怨甚深，趙爾巽一度動了殺心，終因無法羅列罪名而罷手。
1911年4月，趙爾巽調任東三省總督。藩司王人文代理四川總督，尹昌衡才升任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總教習。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為了向四國銀行團借款用來鎮壓革命，在郵傳大臣盛宣懷的策動下，宣布“鐵路國有”，將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四川修筑鐵路的股東，不僅有紳士、商人、地主，還有農民，而且農民購買的股份占很大比例。“鐵路國有”收回了路權，招致四川各階層反對，從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
6月16日，四川保路同志會在成都成立，推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各地紛紛成立同志會分會，至7月全省同志會員已達數十萬，各地群眾抗議活動一浪高過一浪。與此同時，同盟會員、革命黨人和四川各地的哥老會合流，正醞釀著一場推翻清王朝封建統治的大革命。
貳
了結一樁血仇
在此危機四伏的關頭，1911年8月3日，趙爾豐正式接任四川總督。
一開始，趙爾豐想和平解決此事，他8月4日便親臨川漢鐵路公司股東大會接見股東，聽取建議。但8月23日，川漢鐵路總公司股東大會決定：“從24日起全川一律罷市、罷課；一切厘稅雜捐，概不行納。”數日之間，成都以外各州縣迅速響應。
與此同時，四川各地的同盟會、革命黨人和哥老會領袖，正在籌劃發動遍及全川的武裝起義。這讓清廷感覺危如累卵——
9月4日，清廷向趙爾豐發出切實彈壓川人的上諭：“郵傳部奏干路收為國有，早經降旨允行，決無反汗為患。倘聽其藉亂滋事，以至擾害良民，貽誤大局，定治該督之罪。”
9月6日，清廷再次下達上諭：“查拿為首之人，解散同志會，如有不付捐稅者，即行拿辦，并掃除一切抗拒之舉”。
9月7日，趙爾豐以“閱郵傳部電文”為由誘捕了蒲殿俊、羅綸、張瀾等9名鐵路公司董事和保路會骨干，宣布解散同志會，查封了《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等宣傳保路報刊，查抄了蒲殿俊、羅綸等人的家。成都全城震動，數千名市民涌向督署要求趙爾豐釋放人質，督署士兵槍殺20余名群眾造成流血慘案。
“成都血案”成為武裝反清的轉折點，也將趙爾豐推向人生的終點。
12月8日，成都發生兵變，軍政府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慶瀾相繼逃遁，成都城內一片混亂。趙爾豐在軍民懇求之下貼出告示維持秩序，交出四川政權。
為了鞏固自己在新政權中的地位，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誘捕了已經交權的趙爾豐，并在成都皇城壩公審，當眾盡斥其罪，并令部下陶澤琨將趙爾豐斬首于皇城“明遠樓”。
趙爾豐的死，并未為尹昌衡帶來仕途上的飛躍。
尹昌衡雖然于1912年平定了康藏叛亂，但被袁世凱騙至北京，以“虧空公款”罪判刑9年，在獄中險些被殺害。
尹昌衡入獄，趙爾巽心境稍微平復，但斬首弟弟趙爾豐的劊子手陶澤琨依然“逍遙法外”，他要為趙爾豐“沉冤昭雪”。
袁世凱得知趙爾巽的意圖后，立即授意黑龍江護軍使朱慶瀾為趙爾豐議恤立傳，并派人赴川調查陶澤琨的行蹤。
1913年深秋，得知陶澤琨在重慶后，袁世凱密令四川都督胡景尹、師長周駿，將其逮捕殺害。
一樁血仇了結，也為袁世凱之后聘請趙爾巽出山，鋪平了道路。
叁
印書之意愈切
1914年初春，青島依舊是寒風呼嘯，趙爾巽沉重的病勢稍有起色。
3月10日，袁世凱的大總統令傳到趙爾巽府邸，袁世凱聘請趙爾巽為清史館館長，編修清史。為請趙爾巽出山，袁世凱親筆致函，奉承趙爾巽“學識淵深，諳習掌故”。
袁世凱還按當時北洋政府遠程接送貴賓的最高禮遇，特派“花車”——有豪華內飾的高級專列前往青島，接趙爾巽一家進京。
趙爾巽聘請前朝翰林院名流80余人，分任總纂、纂修、協修、提調等職，組成了修史機構。他還請袁世凱下令各地征選省、府、縣圖志以及私家傳記碑銘墓碣等送往清史館，以備修史之用。
由于經費充足，至1916年，進展順利，“纂稿尚多”。
到1926年秋，《清史稿》書稿初具規模。此時。82歲的趙爾巽健康狀況堪憂，因此，急切想在有生之年結束《清史稿》的編修工作。
經袁金鎧居中聯系，趙爾巽向張作霖等籌到一筆款項，預計用兩年審定完成全部書稿。但僅僅過了半年，到1927年春，趙爾巽突然提出，將全稿立即付印。由于當時清史館經費已近枯竭，部分編撰者也希望及早刊印，以稿費補發欠薪。如此情形下，盡管《清史稿》列傳主要審定者夏孫桐等人強調史稿錯誤疏漏太多，反對貿然付印、遭人嘲笑，但未能說動趙爾巽。
1927年夏，幾近燈枯的趙爾巽病倒了，“印書之意愈切”。此時，正好袁金鎧自奉天到京。趙爾巽便召集全館同仁至病榻前，將經費交付袁金鎧，囑托其負責刊印事務。
1927年，《清史稿》列朝本紀及部分志、表、傳共50冊刊印完畢，至1928年5月又印出其余部分81冊。至此，536卷、800余萬字的《清史稿》初步完成。趙爾巽在發刊詞中稱“此稿乃大輅椎輪之先導，并非視為成書也”，故名曰《清史稿》。
肆
“清史”終難留名
最初的《清史稿》分關外本與關內本。
《清史稿》先由金梁（1878年-1962年，滿洲正白旗瓜爾佳氏，光緒三十年進士，曾任京師大學堂提調，民國后曾任農商部次長）攜至關外，他利用負責刊印之便，私下給自己加了“總閱”的名義，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記》，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將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運往東北。運到東北的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稱為“關外本”。后來這個版本經過修改重印，故又稱作“關外一次本”。
金梁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有七百部留在關內，清史館的一些人發現了金梁的篡改，又將它改回來，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記”和《張勛傳》《張彪附傳》《康有為傳》，就形成了所謂的“關內本”。
時至今日，《清史稿》的版本已有關外本、關內本、金梁重印本、上海聯合書店影印本、日本印本等多種版本。
《清史稿》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是“急救之章”，有一定史料價值，但也為后人詬病。
一是，錯誤和遺漏比比皆是，包括但不限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訛誤；
二是，一方面極力諛揚清朝的功德，一方面極力避諱清朝的喪權辱國，并稱揚諸遺老、鼓勵復辟；
三是，興中會、同盟會的成立以及辛亥革命前的諸多起義活動，都是清末的重大歷史事件，但《清史稿》幾乎沒有記載，對于在革命中犧牲的先烈，一律以“匪黨”相稱。
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
趙爾巽未能親見《清史稿》刊印出版，先于1927年9月病逝。這一年，還有另外兩位重要的人離世，一是“戊戌干將”康有為青島病逝，二是國學大師王國維頤和園自沉。
三位離去，并不會有時代碰撞的回音，就像減弱的篝火，不時蹦跳出幾顆火星。而這一切，正如三島由紀夫所說：“身體與精神的最低層頑強燃燒的火旋即歸于止熄。”
封面新聞記者 仲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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