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瑯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將領,他一生最為人所知的功績就是平定明鄭政權、克復臺灣。
《施瑯大將軍》:演員吳京安飾演的施瑯
邱毅教授對“施瑯模式”的解讀為“武統開始,和統結束”,不過仔細想想,這種方式在歷史上不乏先例,魏滅蜀漢、宋平南唐等不都是以武力統一開始,以后者的投降結束,具體到康熙帝平臺灣的戰爭,施瑯的所作所為確有一些經驗可以為今人所借鑒。
(筆者始終認為,康熙帝命施瑯攻取臺灣是中央政權統一地方政權的戰爭,本文的所有觀點均建立在這一基礎上,施瑯的個人品行亦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招撫之策的流產,沒有可能的和統1662年,剛剛收復臺灣的鄭成功壯年離世,其子鄭經在政權爭奪戰中取得勝利,成為了新一代的延平郡王,此時的天下形勢已經有了質的改變。
鄭經畫像
早在1645年,弘光帝于南京即位時,南明并非沒有希望,但是不斷的內耗使得南明連偏安一隅都成了奢望,到鄭經即位時,明朝殘余勢力在大陸的軍事力量基本已經耗竭。
在鄭經時代,金廈作為臺灣的屏障,在清廷和明鄭之間幾經易手,三藩之亂時,鄭經曾趁尚、耿與清廷對峙時,拿下了漳州、泉州與潮州、惠州,但是尚、耿旋即被康熙帝平定,后又經歷了幾次對大陸沿海的爭奪,終因實力不濟,只得退守金廈,到了康熙十九年(1680年)鄭軍水師副提督朱天貴領船300艘,水兵兩萬余眾投清,此次之變使得明鄭的水上優勢喪失殆盡,鄭經只得撤離金廈退守臺灣,從此沉湎酒色,不久便離世了。
《康熙王朝》:演員高蘭村飾演的納蘭明珠
鄭經時代,清廷和明鄭數次展開議和,但是雙方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因為每次議和時,雙方所占的優勢不盡相同,具體條款幾乎是一次一變,但是這其中的根本分歧是在“剃發易服”這一條上。在康熙九年(1670年),納蘭明珠赴臺與鄭經和議時,鄭經和明珠就此進行了一番爭論。
鄭經言道:“茍能照朝鮮事例,不削發,稱臣納貢,尊事大之意,則可矣”明珠則道:“許其藩封,世守臺灣”。但“朝鮮系從來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臺灣乃中國之領土。若不薙發易服,則難歸順悃誠,以何為據?”—《明清史料》 鄭經的堅持可能會讓很多現代人不解,為什么雙方都已經談到如此地步了,最后卻糾結于看似最簡單不過的東西,其實這和古代人一個重要的思維有關,那就是“身體發膚受之父母”,而且中國的歷史就是一朝穿一朝的衣服,一代有一代的發型,每一朝都有自己專屬的服飾和發型,鄭經的堅持其實就是希望自己還能奉明正朔。正如朝鮮王朝一樣,一直用明朝衣冠直至滅亡。這也是鄭經對自己人生功業的最后一點堅持。
然而,清廷則認為,朝鮮與臺灣可謂有著本質的區別,朝鮮素來只是中華的藩屬國,本質上仍然是外國,而臺灣本就是中華之領土,鄭經此舉是希望臺灣變成朝鮮那樣的藩屬國,其實質就是脫離中華之領土,自成一國,所以這一點成為二者之間的根本分歧就不足為奇了。
爾后幾次,清廷對臺灣的態度有所放松,連“削發”一例都不再強烈堅持了,鄭經卻借此獅子大開口,提出了諸多苛刻要求,致使和平統一成為不可能,鄭經逝世后,馮錫范、劉國軒毒殺了頗有才干的大公子鄭克臧,擁立馮錫范的女婿二公子鄭克塽為延平王,其實鄭經早該想到,鄭克臧是明鄭重臣陳永華的女婿,陳永華和馮、劉積怨很深,而陳永華又在自己之前離世,自己身后怎么會風平浪靜呢?
清廷的三步走戰略,以武促和的經典案例1681年冬,清軍攻占昆明,三藩之亂結束
康熙二十年冬(1681年),三藩之亂徹底平息,此時的康熙帝把目光投向了臺灣,在三藩之亂平息的次年,施瑯在李光地等人的舉薦下再度擔任福建水師提督。在此之前,姚啟圣已經奪得了臺灣的屏障—金廈。
啟圣分遣總兵趙得壽、黃大來從賴塔擊破陳洲、馬洲、灣腰山、觀音山、黃旗諸寨。興祚復與喇哈達等逐錦兵至潯尾,遂克廈門、金門。—《清史稿》
臺灣海峽圖
這是清廷的第一步戰略,從地圖上大致可以看出,金廈是明鄭防守臺灣的第一道屏障,它所起的作用其實是了望和阻擊,金廈的地理位置十分優越,占據著福建地區的優良港灣,明鄭掌握金廈時,既可以就近劫掠福建沿海,也可以對清軍的進軍意圖了如指掌,更為重要的是,金廈實質上也是澎湖的屏障。金廈一旦失守,清軍不管從哪個地方出發進軍澎湖都無險可守,而且明鄭短時間內甚至無從得知清軍進兵的詳盡消息。
澎湖是明鄭防守臺灣的第二道屏障,也是最重要的屏障,施瑯決定先拿下澎湖,進而虎視臺灣,其實這也是當年鄭成功收復臺灣時所采用的戰略。
六月,瑯師乘南風發銅山,入八罩嶼,攻澎湖,擊沈錦師船二百,斬將吏三百七十有奇、兵萬馀。國軒以小舟自吼門走臺灣。—《清史稿》
東山島—澎湖列島
施瑯在進軍澎湖時從銅山(東山島)出發,順著夏季風一夜抵達八罩嶼(馬鞍山嶼),其實施瑯是走了一步險棋,他所進軍的農歷六月,正是臺風季,而明鄭守將劉國軒雖然初戰小勝施瑯,但是他所期盼的臺風卻一直沒有到來,最終施瑯殲滅了劉國軒部,明鄭所倚賴的水師瞬間蕩然無存,清廷的第二步戰略宣告完成,而此時,一個重要的抉擇擺在了雙方面前。
此時的施瑯雖然占盡優勢,但是他深知臺灣登島作戰之難,當年鄭成功收臺時,前后用時八九個月,且他內心深處希望以最小的代價攻取臺灣,這樣既可以收臺灣民心,又可以減少部隊的傷亡。施瑯的謹小慎微是極有道理的,據施瑯《靖海紀事》所說,此時的臺灣總人口不及十萬,如此少的人口是根本經不起一場大戰的折騰的,真像鄭成功那樣打八九個月,所付出的人力和財力成本要比當年高得多。
明鄭這邊更是別無他法,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場注定失敗的戰爭,到底是現在降還是支撐幾個月被施瑯殲滅,這個選擇似乎比起施瑯要簡單的多。于是在這樣的兩難之間,明鄭向清廷請降,清廷也適時把第三步進軍臺灣本島的戰略改為和平收取。
七月,克塽使請降,瑯疏聞。上降敕宣撫,克塽上降表,瑯遣侍衛吳啟爵持榜入臺灣諭軍民薙發。八月,瑯督兵至鹿耳門,水淺不得入,泊十有二日,潮驟長高丈馀,群舟平入。臺灣人咸驚,謂無異成功初至時也。—《清史稿》 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明鄭投降了,清國最終統一了臺灣,此時距施瑯發兵澎湖,不過一月而已,回想當年荷蘭入侵臺灣,而鄭成功驅之,歷三世22年,最終再次與大陸連為一體。站在今人的角度,不禁感慨,原來歷史如此相似。
回顧清廷攻臺過程,先取金廈屏障,再取澎湖,以強大的軍事壓力迫使明鄭不得不主動請降,在戰端已開之際將戰爭的最后損失降到最少,雖不能以不戰而屈人之兵贊之,但是這樣的解決方式比起直接的武力統一還是有很多可取之處,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減輕了戰爭對民眾的影響,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邱毅教授所言的施瑯模式大抵便是如此。
臺灣存棄之議,施瑯的功勛諫言
施瑯進軍圖
有一點可能很多人無法理解,那就是清廷統一臺灣后,朝廷內部竟然出現了一陣放棄臺灣的風波,這一爭論和后世發生的新疆存棄之爭可謂交相呼應,前者乃是海上是要沖,后者乃是陸上之要沖,當然,左宗棠不僅用言論駁斥了棄疆派,也用實際行動橫掃入侵新疆的敵寇,捍衛了新疆。
清廷內部出現的棄臺言論無非是嫌保留臺灣與“閉關鎖國”之策相左,治理成本過高等,施瑯和姚啟圣等攻臺之將深知臺灣島于中國的重要性,現在想來,施瑯的格局已經突破中國古代那種天下一統皆賴陸戰的思維,他在《恭陳臺灣棄留疏》中言道:
“臺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 且必須指出,無論施瑯力陳保臺之舉是出于何種目的,他對中國海防的構想放在今天絲毫沒有過時,而康熙帝最終也采納了施瑯的建議,駁斥了棄臺派,這也使得臺灣永久保留在中華領土之內。
公元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瑯率領清軍水師2萬余人、各種戰艦二百多艘,直逼澎湖。清軍奮勇大戰,擊毀鄭軍戰艦一百九十艘,殲滅鄭軍主力一萬二千余人,迫使鄭軍四千二百余人投降。鄭軍主帥劉國軒見大勢已去,狼狽的只帶剩下戰船二三十艘,殘軍數百人,狼狽逃回臺。臺灣內部震動。七月十五日,臺灣地方當局派人獻上地圖名冊和投降書。八月十三日,施瑯率清軍登陸臺灣島。后清廷納用施瑯建策,在臺灣設縣、府、巡道,派軍駐守,加強統治。
是這樣的:鑒于以往的教訓,施瑯把選擇出兵的季節、時間、風向等條件作為一件大事,派專人查閱氣候資料并進行了海情和風向、風力的實地觀測。攻臺之前,清軍制定了詳細的作戰計劃,但在選擇北風還是南風的風向出兵這個關鍵問題上,軍內存在不同意見。施瑯認為:臺灣地區高溫多雨,特別是在偏南風向下,風速和緩順暢,因而有利于舟師橫渡海峽。他多次向皇帝上書陳述自己的意見,就南風和北風對航海軍事的影響優劣做了比較。他說:“乘夏至南風成信,當即進發搗巢。蓋北風剛硬,驟發驟息,非常不準,難以預料;南風柔和,波浪頗恬,故用南風破賊,甚為穩當。”他的理由最終說服了康熙帝和其他將領。
施瑯于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收復臺灣,為祖國統一作出了極其重大的貢獻。 而另一個貢獻是他向清政府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臺方略。 清政府剛收復臺灣,清廷內部就產生了臺灣去留問題的爭論。施瑯也像力主收復臺灣那樣,堅持保留臺灣為中國領土而不可遺棄。康熙采納了施瑯的意見,遂于臺灣置臺灣府,隸屬福建省,下設諸羅、臺灣、鳳山三縣,使臺灣從此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臺灣歸復后,面臨的就是如何治理的問題。對如何治理臺灣,施瑯將他的主張都以給朝廷上疏和其他的文字形式表達出來,這便是那些保存至今的《靖海紀事》。 施瑯首先從戰略的眼光出發,提出了對臺灣實行駐軍管理的重要措施。他分析了臺灣所處的軍事地位,指出了鄭氏歸降后可能還存在的馀慮,何況臺灣一度曾為荷蘭占據,“原為紅毛住處,無時不在涎貪,亦必乘隙以圖”。如果放棄了對臺灣駐軍鎮守,各種勢力相集結,今后沿海一帶便會不得安寧,到那時再進行遠征,“兩涉大洋,波濤不測,恐未易再建成效”。將來要進一步開發臺灣,促進經濟繁榮,軍事的強盛,環境的安定,這才是使它得以鞏固發展的首要條件。所以,他向朝廷建議“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師參將二員,兵八千,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通共計兵一萬名,足以固守。”(《恭陳臺灣棄留疏》)只有有了強大的軍事實力為保障,“雖有奸萌,不敢復發。”這樣才能達到長治久安的目地。而在治軍方面,他也是軍紀嚴明,治理有方:“官兵不許占住民居,弁目不許包贌鄉社。樵蘇采捕,載運米谷、蔬菜,出入港澳,均聽民便。農商工賈,經營市肆、鄉村,騷擾強買,各嚴差巡。”(《諭臺灣安民生示》)。 施瑯不僅是一位軍事家,同時也是一位有頭腦的政治人物,一個安邦治國的棟梁。他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只有給百姓實惠,民心安定了,才能贏得人民的擁護,政權才能得以鞏固。所以他向朝廷提出蠲免百姓賦稅的建議,他所到之處則都采取撫優政策,安定百姓,約束官兵,保障了社會的平穩。他曉諭市民:“鎮營日用蔬菜,市肆買辦,照依民價無虧,斷不許借稱官辦應用,一絲一毫侵取民間。”答應百姓當年的谷稅酌減四成,每年該繳的正供,以后將從實際出發從輕酌定。他推行這些措施,緩和了清政府與臺灣民眾的矛盾,促進了當地經濟的恢復,自然也鞏固了清政府對臺灣的統治地位。這一切有利舉措,也贏得了施瑯在百姓中的名譽,無怪乎他的軍隊所到之處,無不深受百姓的擁戴,那是他的那些英明策略在起著作用。施瑯的這些政見思想同樣影響了他的后代,使他的次子施世綸在后來的為官仕途中承襲了他的這種清明的治世方略,成為歷史上的一代廉吏,其事跡一直流傳于民間。 臺灣收復之前,清廷對臺灣的反清勢力采取的是類似堅壁清野的政策,實施殘暴的“遷界”措施,將從山東至廣東沿海一帶地方的人民一律后遷三十至五十里,界外房屋全部燒毀,城堡拆除,形成無人區,以此達到孤立臺灣的目的。鄭氏歸降后。面臨如何安置鄭氏軍民人員問題。開始是采取移地安置的辦法,但這樣做給朝廷帶來許多不利。為穩定局面,安撫民心,施瑯上奏朝廷《移動不如安靜疏》,認為經過平定三番叛亂,又歷臺灣收復,國家的統治地位日趨鞏固,大規模的軍事征討已經完成,而連年征戰,國力消耗巨大,急切需要的是穩定和發展生產。如果仍采用類似遷界的行動,將會帶來不少麻煩。施瑯從這種思想出發,于是提出就地安置的辦法。“臣思自康熙十三年以后投誠各官,概荷隆恩,免其遷徙。”“若一行移駐,其間有眷口者不少,無眷口者亦多,遠涉長途,不堪艱瘁,逃匿生患,所不能無。”況且,大規模的遷徙,勢必帶來人夫之苦,浪費大量資金。“經過郡縣,官吏有備口糧之費,所到的地方,有動撥民房之擾,開墾耕作,有應給牛種農具之資。”建議朝廷“與其移而復動數省之煩難,曷若安之,可永保其無事。” 施瑯對臺灣實行的優撫策略,提出“減以應需之賦,則恩出自皇上,不在臣下,使海外諸國向聞天威而懾服。茲輕賦簿斂,益慕圣德而引領。”(《壤地初辟疏》)其目的是為了臺灣的安穩和發展,鞏固清廷對臺灣的統治,亦是為了進一步確立臺灣在國家未來發展中的的重要地位,不至于讓臺灣再度落入他人之手。施瑯對臺灣在軍事和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是很清楚的,它對外是個門戶,對內是提供大量物資的庫源。所以,施瑯請朝廷不可忽視臺灣這種特殊地位的重要性,要讓它既有利于對外開放,也要有利于對內的管束,使其發揮資源優勢,打開對外通商渠道。做好了臺灣的內外治理,“則民可以遂其生,國可以佐其用,禍患無自而萌,疆圉永以寧謐,誠為圖治長久之至計。”(《海疆底定疏》)。 對人材的使用上,施瑯也有他獨到的見解。他向康熙提出合理使用人材的建議,認為鄭氏歸降人員中,不乏優秀人材。雖然已經使用了一些,但仍然有未盡其用的情形。施瑯深知,充分發揮人材的作用,對國力的增強,對政權的鞏固都有好處,“一旦棄置之,未免屈其已效之力,而辜其歸命之心。”他認為,雖然國家每三年開一次武場選出一些人來,但他們沒有經歷過戰爭的磨煉,不夠成熟,倒不如使用投誠過來,久經沙場、有實地作戰經驗的“糾糾勇夫,”這樣做,“蓋措置得宜,其于國家未必無少裨益也。”這也是“籠絡人材,羅其尤而眾心自戢者也。”(《收用人材疏》)而且,施瑯在用人上還主張不因循守舊,不拘一格。他提出國家一年花一二萬金來養有用之人,“使新舊投誠,老弱者遂安處之榮,精銳者有功名之用。”也是值得的。他還主張將那些才略未必能勝任的安置下去,把能者提拔上來,以人盡其材,這種用人之道不是很能體現施瑯的思想境界的嗎? 歷史是一面鏡子。施瑯是三百多年前的歷史人物,但是,一個三百多年前封建王朝的官吏,在軍事和政治上能有如此的遠見卓識和胸懷,確實使我們深感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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