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加強皇帝中央集權制，商鞅變法圖強，晁錯削藩，都觸動了保守集團的利益，結局都不太好。

戰國初，各國先后皆進行了政治改革。魏文侯（前445年－前396年）先后任用魏成子、翟璜、李悝為相，經過改革，成了當時最強盛的國家。趙國在前403年任公仲連為相，也進行了政治改革。楚悼王（前401年－前381年）時，任用法家吳起進行了政治改革。韓昭侯在前355年任用法家申不害進行了政治改革。齊威王（于前357年）任用鄒忌為相進行政治改革。秦國地處僻遠，比較落后，孝公（前361年－前338年）時，深感“諸侯卑秦，丑莫大焉”，于是下令國中，要求政治改革。此時衛鞅（即商鞅，李悝的學生）入秦，前356年秦孝公就委任衛鞅為左庶長，開始進行變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商鞅變法，侵犯了貴族們的利益，因之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師公孫賈還教唆太子駟公開出來反對。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加強思想統治，新法得到推行。可是，前338年，孝公崩，太子駟繼位，是為惠王（前337年－前311年），公子虔等乘機發動反攻，誣陷商鞅以“謀反”的罪名，將他逮捕并車裂。秦惠王雖車裂了商鞅，但商鞅的新法仍未廢棄，繼續執行。因此秦國由落后而先進，從貧窮到富強，成為戰國七雄中實力最雄厚的大國，并開始進行兼并六國的戰爭。

晁錯（前200─前154），西漢政治家、政論家。早年學申商刑名之學，后以通曉文獻大典故任太常掌故。文帝時，被派往故秦博士伏生處接受《尚書》的傳授。詔以為太子舍人，歷任博士、太子家令。深得太子劉啟（即后來的景帝）寵信，號為“智囊”。景帝即位，任內史，遷御史大夫。景帝前元三年，晁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鞏固大漢王朝的千秋大業，向漢景帝上書《削藩策》。漢景帝為了漢朝的長治久安，聽從了晁錯的建議，開始了“削藩”。晁錯力主改革政治，法令多所更定，并倡儀削減諸侯封地，遭到諸侯王和貴族官僚的強烈反對和嫉恨，就在晁錯的政治理想就要實現之時，吳楚七國叛亂，他為政敵袁盎等所讒害，被腰斬于長安東市，死在了他的得意門生手里。他的蒙冤而死與文帝時代青年政治家賈誼的夭折，成為文、景時代最著名的兩大政治悲劇！

商鞅變法觸怒了權貴，因為他執法敢于不避貴勢，在秦國震動頗大，這也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而晁錯主張削藩，則也是觸怒了那些和他意見不同的政敵和意見相同的權貴，給了政敵誣陷他的機會。更為可惜的是，商鞅的改革還曾經得到了重用，商鞅在生前看到了自己政治理想的實現；而晁錯卻是在死后朝廷開始全面貫徹他的削藩政策，所以晁錯比商鞅更冤！甚至他死時都是直接被縛綁到菜市口問斬，連最后面圣、替自己辯解的機會都沒有！那么，為什么晁錯會得到如此的結果呢？“七國之亂”爆發后，朝廷的“削藩”政策，立即激起了各諸侯王的強烈不滿，吳王劉濞首先決定起兵反叛，用晁錯的觀點來說，他提出《削藩策》是因為吳王必反。因為當時的吳國地處長江中下游，富饒之國，魚米之鄉，富甲一方，勢可敵國，這樣下去，必有尾大不掉之勢，成為中央政權的隱患，因此必須削減其勢力。當漢景帝推行晁錯的削藩策時，吳王劉濞造反，這再次肯定了晁錯的削藩政策。對于《削藩策》，文景時代朝中大臣也曾提出削藩政策，但未被采納。很多人都意識到藩王的尾大不掉之勢。可當晁錯提出削藩的時候，幾乎遭到朝中一片反對，而到了最后，當提出要誅殺晁錯時，朝廷幾乎是一片喊殺，這其中，就不得不說有晁錯自身性格的問題。他的桀驁不遜讓他的人緣差到了極點，他的政敵也因為逮著這個機會終于有了咸魚翻身的機會。

新事物總是會受到舊事物的阻礙，歷史上每個事物的更新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商鞅和晁錯都是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死，都是為了新事物而勇往直前，他們的死在歷史上永遠留下了光輝的一頁，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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