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狐鬼故事，自然首推《聊齋志異》。
志怪小說是中國古典小說形式之一，以記敘神異鬼怪故事傳說為主體內容，產生于魏晉，如東晉的《搜神記》等。那時道、佛兩教開始流行，時代又是處于一個非常不安的動蕩狀態，玄學風氣更彌漫于文人之間，這時大家就開始注意各種傳奇及鬼怪故事了。
不過，蒲松齡的聊齋還是跟六朝時期的志怪小說不同，也不太像后來唐朝的傳奇小說。
唐傳奇在藝術形式上，篇幅加長，“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唐傳奇更加偏重于人間世態，如：《李娃傳》(白行簡），哪有什么鬼怪神話的身影，妥妥是一幅世態炎涼的寫實。有錢時大家都巴結，沒錢時各種伎倆擠兌，還好李娃是一位既明事理又仗義的女子，雖是樂籍但比很多人都明白知恩圖報的道理。
蒲松齡一點也不隱瞞自己喜歡的鬼神故事，這在正統的文化世界中是不入流的，不過，老百姓還就是喜歡他的那些故事。在蒲松齡生前，大家都爭著傳抄聊齋，在蒲松齡去世后的50年里，市面上看到的都是手抄本，蒲松齡的聊齋手稿一直放在蒲家祠堂里。現今，聊齋手稿已經成了遼寧省圖書館的“鎮館之寶”，但這部手稿不完整只剩下了半部。
那么，這其中又發生了什么故事呢？
話說，蒲松齡在聊齋上投入大量的精力，寫完故事后，就講給村子里的人聽，他再將大家給出的建議整合，繼而修改了這些故事。這種做法很像唐朝的白居易，寫完一首詩，就讀給不識字的老太太聽，老太太都能聽明白，其他人自然都能聽懂了。
蒲松齡寫狐鬼故事，講究的就是接地氣，他通過這些故事，折射了當時很多社會現狀。差不多在咸豐年間，蒲松齡的七世孫不知何故和家族鬧翻了，就帶著這部聊齋還有《雜著》等手稿來到了沈陽定居，此后，他將這部分遺產傳給了兒子蒲英灝。
后來，蒲英灝借出半部聊齋手稿，但不知什么原因，借的人就一直沒有再歸還，至今都不清楚這半部手稿究竟在哪里。
蒲英灝去世后，剩下的半部手稿就傳給了他的第五個兒子蒲文珊。蒲文珊是個文化人，相當重視聊齋手稿，他從來不出借給任何人。甚至，這期間還有日本人高價收購，他更是拒絕了。只是，在后來的土改中，這半部手稿也沒了蹤影。
時間到了1947年的冬季，在西豐縣政府工作的劉伯濤來到元寶溝村檢查工作。一天，他在農會的一堆舊書中看到了一函兩部藍布皮的線裝書，封皮已經褪色。劉伯濤有點好奇，就翻開書頁瞧了瞧，“聊齋志異”四字立馬跳入了眼中。
劉伯濤很是仔細，他認真的檢查了這兩本書，用的是很久以前的竹制紙，他就猜想這極有可能就是蒲松齡的手稿。劉伯濤將這件事放于心上，一番打聽后得知蒲文珊是蒲松齡的第九世后人，并且，還做過西豐縣圖書館的館長。
到了第二年六月，劉伯濤找到了蒲文珊，請他鑒別這兩本書。經過蒲文珊的辨認，確認這兩本書就是蒲松齡的手稿。只是，當年土改蒲文珊丟失的是兩函兩部手稿，而劉伯濤手中只有一函兩部，另外的一函兩部又是去了哪里？對此，劉伯濤繼續打聽手稿的下落，后來聽說它已經被一位王姓女士帶到了哈爾濱。
得知消息的當夜，劉伯濤就給哈爾濱政府寫了一封信請求幫助，幫助他找到這位王女士的相關工作地址，將這一函兩部書要回。劉伯濤等了五個月后，聊齋的手稿從哈爾濱寄回。可以說，若沒有劉伯濤的盡心尋找，聊齋的手稿在當時真有可能就被當成舊書處理了。萬幸的是，雖然經歷了一番曲折，這半部手稿終于回到了蒲氏后人手中。
1950年，蒲文珊將半部聊齋手稿捐給了政府，此后收藏于遼寧省圖書館至今，這樣的結局應算完滿。該版本除《考城隍》篇首行標有“聊齋志異一卷”外，其余各冊各頁都沒有卷次，由于稿本的歷次重裝和古代以冊作卷的習慣提法，致使該書卷數頗為混亂。為尊重作者和原稿的實際情況，該版書一直被稱“不分卷”。
當初，若是手稿依舊保存于蒲家祠堂，在后來的動蕩中能否保存完好不好定論。
蒲松齡當年創作聊齋時，沒人理解他，就是認為他不務正業，還勸他趕緊停筆。對此，蒲松齡有自己的想法，他寫的那些故事看似荒誕不經，但是細細讀來，哪一個沒有社會的寫照。在真實和虛幻的情境交雜中，花妖狐鬼有了人情，他們一樣通人情世故，一樣明事理，和世間的人相比，他們似乎還多了些仗義。
當然，也不是個個故事都精彩，膾炙人口的也就是那么幾個，但是，這已經足夠了。只是遺憾，還有半部手稿依舊下落不明。
參考資料：
【《三借廬筆談》、《聊齋志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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