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艾平
第746期
英國文豪培根曾言，沒有友情的社會，不過是一片繁榮的沙漠。人生在世，不能沒有友情。但又有誰的友情，會不起一點波折，始終甜蜜如初戀呢？認識到這一點，對于梅光迪與胡適，對于他們由少年期的相親相愛，到后來由于學術觀點的不同而發生爭執，直至后來天地懸隔、人事日非、交情漸淡，都不能不表示深切的理解與同情。
1910年8月16日，作為第二批庚款留美學生之一，胡適由上海登輪赴美。臨行前，他請求仿佛熱戀中的友人梅光迪“必以一言相贈”。受此重托，落榜的梅光迪，想起去秋以來兩人在滬上的相識相知，特別是為應考入都后那一段如膠似漆的交往，又聯想到庚子之役祖國遭受的奇恥大辱，以及用退賠的庚款所舉辦的留美事宜，大發感慨道：“以救國贖命之資易而為君等謀教育，在美人，好義之心固不可沒，而吾國人所責望于君等，則救國之材而四百兆同胞所賴以托命者也。”又言：“君奇士，茲其行也，直驅趨共和之祖國，暇時與彼士賢豪長者游處，究其道國之詳，異日學成歸來，焉知事功不能與華盛頓相映？其無負于吾國人之責望也必矣。”
這篇名為《序與胡適交誼的由來》，交代了作者自1908年寄跡吳淞江上，由慕名而相識，又由相識而相知胡適的過程。乍看題目，仿佛交往了很久，實際才不過兩年。兩年前，在復旦公學就讀的梅光迪，因室友胡紹庭介紹，得與胡適結交；一年前，在北上應游美之試的輪船上，與胡適巧遇舟中，彼此驚喜過望，“每浪靜月明，相與扺掌扼腕，竟夜不稍休止”；入都后，胡適數次前來梅光迪寓所拜訪，而梅光迪也“逾時不見君（胡適）而不歡”。顯然，這是少年期最美好的經驗，超越了利害，不摻雜絲毫虛假做作，而彼此欣賞、互為吸引，既緣于出眾的才華、高潔的性情，又離不開姣好的容貌、瀟灑的舉止。
留學哈佛時期與楊杏佛（右）、朱經農（中）合影
這篇短短的序文，寫在他們戀人般難分難舍的時刻，然而在對兩人交往略作交代后，立即轉入家國天下的宏大敘事，彰顯了晚清民初那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有出息青年的獨特精神風貌。從后來兩人有據可查的近二十年交往史，這種為了造就完善的個人，擔負起時代賦予的使命，互相幫助、互相勉勵、互相提醒，乃至不惜以諍言相勸、據理力爭的純真友情，始終彌漫在他們的日記、書信中，令人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1911年夏，經過一番努力，梅光迪實現留美目標。對于這份榮耀，在大洋彼岸的好友似乎更加喜悅。8月18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見北京清華學堂榜，知覲莊（梅光迪）與鐘英皆來美矣，為之狂喜不已。”9月5日又記道：“閱報知第三次賠款學生今日抵舊金山。”可見，關注與期待何其熱切。然而，剛到美國，因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欣賞和接受標準不同，兩人即在書信往還中發生激烈爭辨。胡適在日記中屢屢記道：“得覲莊一書”（1911年9月22日）；“作書寄覲莊，約二千言”（9月26日）；“得覲莊所寄《顏習齋年譜》，讀之亦無大好處”（10月3日）；“得覲莊一書，亦二千字，以一書報之，論宋儒之功，亦近二千言”（10月4日）；“得覲莊書，攻擊我十月四日之書甚力”（10月11日）。顯然，此番爭論，主要集中于對宋儒的不同看法。
胡適給梅光迪的信已無法見到，而梅光迪至胡適的信件，卻被胡適保存了相當一部分。即以胡適1911年10月11日所收到者（梅光迪10月8日信）為例，看他們到底爭些什么。
適兄足下：得來書，讀之如冷水澆背，誠初料所不及也。細觀尊意，其回護程朱與詆毀習齋處，皆強詞奪理，不能道其所以然。如習齋言行皆甚鄙陋，不知足下何所指？且即習齋一生言行觀之，其不合于圣人之徒者亦鮮矣。其萬里尋親骨，則為孝子；其不事科舉，則為高士（習齋雖曾應科舉，后仍棄而不為）；其慨念種族不忘故國，則無愧于亡明遺老；至其講經濟政治，亦不讓同甫、介甫。 顯然，與胡適回護程朱不同，梅光迪力挺顏習齋。
顏習齋，名顏元，清初儒家代表人物之一，顏李學派創始人，一生以行醫、教學為業，繼承發揚孔子的教育思想，主張“習動”、“實學”、“習行”、“致用”幾方面并重，德智體全面發展，培養文武兼備、經世致用的人才，對程頤、程顥、朱熹等為代表的宋明理學家 “窮理居敬”、“靜坐冥思”的主張，給以猛烈批判。
梅光迪欣賞顏習齋，既在于他的教育主張，更在于他的核心價值觀，以及由核心價值觀驅使下的言行舉止，即上文所引述的“慨念種族不忘故國”（忠）、“萬里尋親骨”（孝）、“不事科舉”（節）、“講經濟政治”（義）。
然而難道程朱不是儒家正宗，不講忠孝節義？
梅光迪繼續寫道：
足下謂朱注為千古第一偉著，足下徒排除漢儒說經而推尊晦庵。迪以為晦庵（朱熹）說經之謬誤與漢儒兄弟耳。足下何獨薄于漢儒而厚朱子乎？吾今敢大聲疾呼，晦庵實為千古叛圣第一罪魁，其《綱目》尤刺謬不可思議，其知人論世尤荒謬絕倫。吾謂自有晦庵而儒學范圍愈狹，如晦庵之于管仲、晏子、張子房、孔明等，皆以雜霸之說或申韓之學抹殺之，不得與于儒者之列。 一個將其著作奉為“千古第一偉著“，一個批其為“千古叛圣第一罪魁”，儼然水火之勢，不可調和。
哈佛大學校園
胡適書信未見，其如何立論，如何回護程朱詆毀顏元，無法全面掌握。但解讀梅光迪回信，仍然可以揣摩兩人價值觀上的更多差異。
梅光迪說：
吾人論古當問其人之有功德于吾民與否，不當問其學術之純駁；其有功德于吾民者，皆圣人之徒也。故孔子亦極推重管晏。晦庵與介甫（王安石）不合，非但痛詆介甫，并丑詆其妻其子，造謠污蔑，使介甫蒙奇冤。晦庵與張南軒善，遂掩其父浚喪師之罪而鋪張其功。晦庵之言行如此，非鄙陋而何？介甫蒙奇冤三百年，后人以晦庵故不敢為之白，習齋獨毅然推重介甫，至今為介甫之學益明，非習齋之功乎？足下推尊同甫（陳亮）、介甫而獨毀習齋，夫此三人者固相似，皆有經世實用之人，皆與晦庵為大敵。知三人之學之有用，則知晦庵之學之無用，二者不可并立者也。 學術爭論本為尋常事，而且宋明理學雖長期被統治者推為一尊，但批判的浪潮也此起彼伏，不稍停歇，清初顏李學派的興起即為一例。在二十世紀初，兩個飽受中國傳統教育的二十歲左右年輕人，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為了一個本來爭論不休的學術問題，大打口水戰，不知情者難免會掩口發笑，然不能不令人起敬。顯然，他們的爭論是認真的，嚴肅的。當胡適指梅光迪為世俗所漸染，摒程朱之書勿書，梅光迪正色道：“不肖自七八歲時，家君即以程朱之書課讀；今其雖悟其非，然仍當讀其書，蓋正以讀其書，始能知其非，此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即將來有所撰述，凡關于排斥程朱者，亦必因證其言行事實，而后能折服程朱之鬼于地下，非徒造言污毀只顧痛罵者所能了事也。”
梅光迪是極具正義感的人，同時又十分固執，自己所認定的道理，尤其是非面前，絕不肯有絲毫茍且，作半點讓步。然而事過之后，往往能夠反省，主動認錯，因此而使友情得到進一步升華。
就在關于程朱、顏李爭論的同時，舊友胡紹庭、許棣棠（怡蓀）（皆胡適績溪鄉親），均有書信致胡適，并詢問梅光迪近況，令其大為感動。因為出國前，梅與此兩人曾生齟齬，不歡而散。他在致胡適信中說：“紹庭、棣棠，不以迪事介懷，甚所感激。”（1911年11月25日）“迪自去秋與紹庭別，即不相見至今矣。前在復旦時與紹庭本稱密友，因迪性僻隘，不能容物，又有童心，遂至齟齬，及今思之愧悔良深，望足下為仲連，俾兩人釋前衍、復舊好，迪亦將致函紹庭謝過也。”（1911年11月23日致胡適函）在25日的信中，對胡適真誠地指出其為人處世及做學問方面的毛病，感激地說：“迪一生大病，幸得良友道破，感激欲涕。”又進一步發揮說：“吾人一生成敗全在師友。得師固難，得友亦難。迪竊嘗思之，吾人擇友，志同道合，性情之際又能契合無間者固好；其有一于此不能強同者，正可藉以收他山之助，以長補短，彼此借鏡耳。”
顯然，這是十分成熟的世界觀。從后來若干年他們之間的相處看，尤其是那場所謂把胡適“逼上梁山”的關于文學革命的論爭，即使不免唇槍舌劍的激烈，也難掩這種交友之道的理性之光。也許正是出于這種理性，乃至所謂堅持“死理”，梅胡之交乃至之爭，在嚴肅的面孔下，透著一些頑皮與親切。
胡適就讀的康奈爾大學
1915年夏，梅光迪完成了西北大學的研究生學業，正待轉學哈佛過程中。而此時的胡適，也即將離開康奈爾，前往哥倫比亞大學深造。為了在新的學業開始前作一修整，并和在康奈爾就讀的胡適、任叔永、楊杏佛、唐鉞等新知故交作一暢敘，梅光迪來到風光秀麗的伊薩卡城。他們朝夕過從，相與縱談，而話題終不離中國文字和中國文學。胡適此前經過研究，早已認定“漢文乃是半死之文字”、白話才是活文字。而梅光迪正相反，絕不承認中國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任叔永力挺梅光迪，聯手論戰胡適。在后來回憶這段往事時，胡適寫道：
那個夏天，任叔永、梅覲莊、楊杏佛、唐擘黃（鉞）都在綺色佳（伊薩卡）過夏，我們常常討論中國文學的問題。從中國文字問題轉到中國文學問題，這是一個大轉變。這一班人中，最守舊的是梅覲莊，他絕對不承認中國文字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為他的反駁，我不能不細細想過我自己的立場。他越駁越守舊，我倒漸漸變得更激烈了。我那時常提到中國文學必須經過一場革命；文學革命的口號。就是那個夏天我們亂談出來的。（胡適《四十自述》） 那個夏天，朋友們為了學業，即將四處星散，彼此皆以贈詩為念。9月17日夜，想起多年的友誼，尤其革命尚未破題，同志尚需努力，胡適提筆給“最守舊”的朋友寫了一首長詩。他在詩中寫道：
“梅君少年好文史，近更摭拾及歐美。新來為文頗諧詭，能令公怒令公喜。昨作檄討夫己氏，倘令見之魄應褫。又能虛心不自是，一稿十易猶未已。梅生梅生勿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以此報國未云菲，縮地戡天差可擬。梅生梅生勿自鄙。” 這首名為《送梅覲莊往哈佛大學詩》，共六十句，四百二十字，在后來編訂《留學日記》時，胡適特自跋云：生平作詩，此為最長矣。可見當時感情的波濤洶涌，不可遏止。
顯然，這首送別詩的重要價值，在于首次提出了“文學革命”的概念，開啟了中國近代以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新文學航程；同時，也成為梅胡之間鐵桿哥們般友情的一個有力見證。
哈佛大學威登納圖書館
1917年夏，胡適完成哥大學業，即將歸國。臨別，作詩一首，取名《文學篇》，副題“別叔永、杏佛、覲莊。在題記中寫道：吾將歸國，叔永作詩贈別，有“君歸何人勸我詩”之句。因念吾數年來之文學的興趣，多出于吾友之助。若無叔永、杏佛，定無《去國集》；若無叔永、覲莊，定無《嘗試集》。感此作詩別叔永、杏佛、覲莊。
胡適自幼得慈母教誨，最懂得感恩圖報。他在行將與友人分別的情緒中，一一回想起人生路上、事業途中，和友人們相處、相知、互相提攜勉勵的美好往事，尤其1912年春由農科改文科大得梅光迪贊許支持，任叔永、楊杏佛來美后，屢于山城冬夜烹茶賦詩，1915年夏關于中國文字是死是活的爭論，催生中國現代第一本新詩《嘗試集》，以及1916年夏關于“作詩與作文”的激烈辯難，最終促成“文學改良”八事。往事歷歷在目，不堪回首，唯有詩歌聊可抒發胸臆。他在詩的最后寫道：
回首四年來，積詩可百首。做詩的興味，大半靠朋友。佳句共欣賞，論難見忠厚。如今遠別去，此樂難再有。暫別不須悲，諸君會當歸。請與諸君期，明年荷花時。春申江之湄，有酒盈清卮。無客不能詩，同作歸來詞。 友情是無比珍貴的。但歲月毫不留情。1917年夏，隨著胡適的歸國，過去那種一天一信片、三日一長函，每至假期不聚不快、有聚必爭的熱烈的交往，實際上已無法延續，而梅胡等人的少年情誼，也就此告一段落。此后，由于時空變幻，人事日非，彼此交往逐漸減少，也就成為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作者系宣城市文聯主席）
制作：童達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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