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萬歷初即帝位時，是一個比較勤勉、善于納諫的年輕帝王。在老師張居正的指導下，講學、親賢、愛民、節用。他喜愛讀書，張居正認為自古帝王雖有神圣的天資，但仍要加強學習，明朝也有為皇帝開經筵日講的傳統，請求為神宗開設經筵日講，他欣然同意。神宗每逢三六九日上朝，其余時間在文華殿設經筵講讀，有專門的講讀官給皇帝講經史，只有遇到大寒大暑才會輟經筵，上朝的那天也會免講讀。張居正認為太倉(明朝政府儲放銀錢物資的倉庫)入不敷出，請求神宗量入為出，減少不必要的開支，神宗雖不情愿，但大多聽從他的，裁剪或禁止了一些宮中的用度、服飾、賞賜。然而，在張居正去世后，神宗年紀漸長開始掌握皇權之后，卻變得懶惰怠政，他的怠政有哪些表現，這其中的緣由又是什么?
神宗的怠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不親郊廟，不御朝講，不上朝，不見大臣，奏章留中不發。
不親郊廟。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非常重視祭祀活動，“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務未逞，首開禮、樂二局，廣征者儒，分曹究討。洪武元年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擬祀典。乃歷敘沿革之由，酌定郊社宗廟以進”，祭祀宗廟、天地本應由皇帝親自舉行，神宗以身體有恙，派大臣代替他。史書上記載，十九年(1591年)，“享太廟，遣官攝行，自后以為常”，到四十一年(1613年)，“二十余年不躬親”，神宗在位的半數時間里，都是遣官代他祭祀。二十四年(1596年)，嫡母仁圣陳太后去世，神宗也稱病不去。
不御朝講。十八年(1590年)取消了日講，之后就再也沒有開過經筵日講。不上朝。從十四年(1586年)開始，神宗多次免除早朝，或許是身體原因，他自稱“一時頭昏，眼黑，四肢乏力，己諭卿等暫免朝講數日，以為靜養服藥，使之產生功效。但近日連服藥物，還是身體虛弱，頭暈未止”。到四十六年(1618年)，神宗“不視朝己三十載”。
奏章留中不發。對于大臣上奏的奏章，神宗也不批閱，到后期，中樞權力機構運行己經非常困難了，首輔葉向高感慨，“御前之奏犢，其積如山，列署之封章，其沉如海”，“更有朝端事體千古未見者。如，閣臣羈棲于荒廟己及三年，部、卿候命于近郊亦經數月，公車不報之疏積于丘山，言路無職之官多至百十”。
對皇帝的怠政直接牽動了統治政權中其他力量的態度：
一、大理寺等監察機關。大理寺評事錐于仁曾上疏，指出神宗怠政的原因就是“酒”、“色”、“財”、“氣”，“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栽生”。嗜酒。一日，在宦官孫海客用教唆下，神宗出宮去喝酒，狂飲不止，醉酒后竟滋事打人。戀色。大婚后，神宗開始沉溺后宮，萬歷十年(1582年)，一日封九殯，后來最受寵幸的鄭貴妃也在這之中，一次，神宗去李太后宮中請安，又臨幸了慈寧宮宮女王氏，王氏懷孕，生下皇長子朱常洛。不僅有妃殯在側，又寵幸了十余個小宦官。貪財。神宗本質上是一個貪財的人。張居正死后，有人告發他貪污受賄，稱張府中藏有寶藏，神宗對傳聞中的巨額財富很是心動，將張居正和他的幾個兒子兄弟都抄家，共查出萬兩黃金、十多萬兩白銀。皇宮中的奢侈生活花費了大量白銀，在全國大量開礦，派宦官到各地當稅監礦監，搜刮民脂民膏。尚氣。神宗脾氣差，喜怒無常，時常無故打罵宮女宦官，有人被打死于杖下。一些直言進諫的大臣，因違背神宗心意而獲罪。應當戒色、戒酒、戒財、戒氣。看到錐于仁的奏疏后，神宗震怒，并不承認自己的錯誤，將其罷免。再則確實是有病，嗜酒和好色使得神宗的健康出現問題。萬歷十四年(1586年)，二十四歲的神宗開始出現頭暈體虛的癥狀。
二、李太后為代表的輔佐力量。神宗年幼時，李太后、馮保、張居正都對他管教很嚴格。神宗在經筵上讀《論語》時，將“色勃如也”讀作“背”，張居正聽見后，厲聲訓斥應讀作“勃”，神宗感到十分害怕。神宗結婚前，李太后搬來乾清宮與他同住，監督他讀書，稍有懈怠還會罰跪，遇到上朝的日子，李太后在五更天的時候叫他起床。一次神宗在宴會上飲酒，強迫一個內侍唱歌，內侍推脫不會，神宗用劍敲打他，李太后知道后，讓神宗罰跪，數落其過錯。馮保是司禮監秉筆太監，神宗小時候愛和宮中內侍玩鬧，每次馮保到他宮中，他總會正襟危坐，十分懼怕馮保。神宗性格中的叛逆因素也是他怠政的原因之一。幼年時，有張居正、馮保、李太后的管教，本來就貪玩的神宗還能勉強作出勤學勤政的樣子，當張居正去世、馮保被驅、李太后年老，正值盛年的神宗便自由了，幾乎可以為所欲為了。再一點就是在“國本之爭”中，神宗并沒有達到自己預期的效果，他與支持立皇長子為太子的大多數大臣的意見不一致，大量的奏章催促他應立即立太子，使得他煩不勝煩，他索性撒手不管了，不上朝也不批閱奏章，把立太子這件大事一直擱置，好像是在和大臣賭氣。
神宗長期怠政，對明朝政治統治造成了非常消極的影響。“時神宗怠于政事，曹署多空”。史書上記載，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吏部尚書孫不揚考察官員后認為“員缺數多”；二十四年(1596年)，“六科中見在止有掌科一人，署印五人”，“十三道中并無一人主印”；三十年(1602年)，“薊遼總督己缺兩月，延綏、陜西、河南、浙江、鳳陽等五巡撫官缺事廢，又天下兩司方面官缺至六十員，未經補足”；三十七年(1609年)，“大僚多缺”，“吏、禮二部既無尚書，也無侍郎”，
“兵部止一尚書，養病不出，戶、刑、工三部暨都察院堂上官，俱以人言注籍，通政、大理亦無見官……九卿俱曠”；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去世時，閣臣只有一人，尚書僅吏、戶、兵三部不缺，刑、工、禮三部皆由人掌署”。由此可以看出，神宗統治的中后期，從中央到地方、從高級官員到低級官吏，都存在著嚴重的缺官現象。缺官不補，也是神宗限制大臣權力的一種方式，即使皇帝幾十年不上朝、不批閱奏章，權力也要緊緊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神宗初即位時就說過，“若用舍予奪，不由朝廷，聯將何以治天下”，當時他僅是個十歲的小孩，就己經懂得操縱權力了。明朝中樞權力自上而下的混亂使得明軍在對外戰爭中失敗。
這一時期明朝的邊疆也時常被侵犯，如東南沿海的樓寇，東北的女真族。女真族首領努爾哈赤統一了女真各部落，建立了后金政權，是明朝的極大威脅。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明軍與后金在薩爾滸決戰，明軍大敗，后又接連失去開原、鐵嶺，明朝的北方門戶岌岌可危。外部威肋、己經開始危及明朝統治的存在。
在這樣內憂外患的重重壓力下，宦官的勢力不斷壯大。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纏綿病榻多年的神宗去世了，繼承皇位的是太子朱常洛，即光宗，短暫地當了一個多月的皇帝，朱常洛也離世了，他的皇長子朱由校登上了皇位，即熹宗。雖然從神宗去世到熹宗即位一個多月的時間內皇位三次更替，其中又發生了紅丸案、移宮案，但好在朝中還有楊漣、左光斗等正直大臣，熹宗順利地坐上皇位，政局也還算穩定。但好景不長，魏忠賢的崛起將晚明政壇將推向黑暗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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