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jiang)(jiang)撫(fu)，唐代術士，宋州人。自(zi)言通仙人不死術，隱(yin)居不出。開元(yuan)末年(公元(yuan)741年)，太(tai)常卿韋絳(jiang)祭名(ming)山(shan)，兼訪民間隱(yin)逸之士，聞(wen)聽姜(jiang)(jiang)撫(fu)已滿百歲，特向皇帝推薦。后將(jiang)姜(jiang)(jiang)撫(fu)召至洛(luo)陽，安置在集賢院，授銀青光祿(lu)大夫，號“沖和先生”。姜(jiang)(jiang)撫(fu)向皇帝獻長(chang)青藤(teng)、終(zhong)南山(shan)旱藕，并言食之可延年益(yi)壽，此事被右饒衛將(jiang)軍甘(gan)守誠(cheng)識破，因民間飲用以酒(jiu)漬長(chang)青藤(teng)者，很多人暴死。姜(jiang)(jiang)撫(fu)慚(can)悸，請求(qiu)到嶗(lao)山(shan)采(cai)煉仙藥，遂逃出洛(luo)陽。
據《冊府元龜》卷(juan)三(san)三(san)六載：“裴耀(yao)卿為左(zuo)丞相(xiang)，開元二十五年，逸(yi)人姜撫獻(xian)長(chang)春(chun)酒(jiu)，玄宗分(fen)賜年衰朝(chao)官，兼與方(fang)法……時士庶競(jing)服長(chang)春(chun)酒(jiu)，多有暴卒者，帝懼而(er)止(zhi)。”照這樣看(kan)，姜撫所獻(xian)之(zhi)酒(jiu)喝下去雖不能長(chang)壽，也不至(zhi)于(yu)死人，而(er)民間依照姜方(fang)自行制造藥酒(jiu)的就(jiu)很(hen)危(wei)險了(le)。玄宗因懼而(er)止(zhi)，姜撫趕緊逃(tao)走(zou)，都不失為明智之(zhi)舉。
《新唐書》卷204《方技傳·姜撫(fu)(fu)傳》載(zai)：“姜撫(fu)(fu)，宋州人，自言(yan)通仙人不(bu)死(si)術，隱居(ju)不(bu)出(chu)(chu)。開(kai)元末(mo)，太常(chang)卿韋縚祭名山，因訪逸民(min)，還(huan)白撫(fu)(fu)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she)集賢院。因言(yan)：‘服長春(chun)藤(teng)，使(shi)白發還(huan)鬒，則(ze)長生可致。藤(teng)生太湖(hu)最良，終(zhong)南(nan)(nan)往(wang)(wang)往(wang)(wang)有之，不(bu)及也。’帝(di)遣使(shi)者(zhe)至太湖(hu)，多取以(yi)賜(si)中朝老臣。因詔天(tian)下，使(shi)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觴上(shang)千萬歲壽，帝(di)悅，御花萼樓宴群臣，出(chu)(chu)藤(teng)百奩，遍(bian)賜(si)之。擢撫(fu)(fu)銀青光祿大夫(fu)，號(hao)沖和先(xian)生。（姜）撫(fu)(fu)又言(yan)：“終(zhong)南(nan)(nan)山有旱藕，餌(er)之延(yan)年(nian)。”狀類葛粉，帝(di)作(zuo)湯餅(bing)賜(si)大臣。右驍(xiao)衛將(jiang)軍(jun)甘守誠能銘藥石(shi)，曰：“長春(chun)者(zhe)，千歲?也。旱藕，杜蒙也。方家久不(bu)用(yong)，撫(fu)(fu)易名以(yi)神之。民(min)間以(yi)酒(jiu)漬藤(teng)，飲者(zhe)多暴死(si)。”乃止(zhi)。撫(fu)(fu)內(nei)慚悸(ji)，請求藥牢山，遂逃去。 ”。
《太平廣記(ji)》卷二八(ba)八(ba)《辯疑志》載：有(you)荊巖(yan)(yan)(yan)(yan)者(zhe)，于太學四十年(nian)不(bu)(bu)第，退居嵩(song)少(shao)（按指少(shao)室(shi)山），自稱(cheng)山人(ren)，頗通南北(bei)（朝(chao)(chao)）史，知(zhi)近(jin)代人(ren)物。嘗謁(ye)撫，撫簡踞不(bu)(bu)為(wei)之動。荊巖(yan)(yan)(yan)(yan)因進而(er)問(wen)曰(yue)：“先(xian)生(sheng)年(nian)幾何(he)(he)(he)？”撫曰(yue)：“公(gong)非信士(shi)，何(he)(he)(he)暇(xia)問(wen)年(nian)幾？”巖(yan)(yan)(yan)(yan)曰(yue)：“先(xian)生(sheng)既不(bu)(bu)能言甲子，先(xian)生(sheng)何(he)(he)(he)朝(chao)(chao)人(ren)也(ye)？”撫曰(yue)：“梁朝(chao)(chao)人(ren)也(ye)。”巖(yan)(yan)(yan)(yan)曰(yue)：“梁朝(chao)(chao)絕(jue)近(jin)，先(xian)生(sheng)亦(yi)非長年(nian)之人(ren)。不(bu)(bu)審先(xian)生(sheng)，梁朝(chao)(chao)出仕(shi)，為(wei)復(fu)隱居？”撫曰(yue)：“吾為(wei)西梁州節度。”巖(yan)(yan)(yan)(yan)叱之曰(yue)：“何(he)(he)(he)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ren)！梁朝(chao)(chao)在江南，何(he)(he)(he)處得西梁州？只有(you)四平、四安、四鎮、四征將軍(jun)，何(he)(he)(he)處得節度使(shi)？”撫慚恨(hen)，數日而(er)卒。
【按】：從諸多(duo)記載中(zhong)可以看出，雖(sui)然姜撫一(yi)開始只是號稱自己通方術，其實并不然；最終(zhong)被官員(yuan)舉薦到皇帝那(nei)里，不得不施行(xing)更多(duo)欺(qi)瞞，以致最后慚愧而終(zhong)。可以算是假道士(shi)的代表了。
隋唐時期是中國飲食文化的重要時期，標志著中華飲食文化的進一步繁榮和發展。在這個時期，飲食文化不僅僅是一種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更是一種文化遺產和經濟支柱。
一、隋唐飲食文化的特點
1.多樣性
隋唐時期的飲食文化多樣豐富，以米飯、雜糧、面條等主食為基礎，配以各種蔬菜、水果、肉類、魚蝦等食材，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飲食文化體系。
2.考究
隋唐時期的人們對食品的質量和口感有著極高的要求，對烹飪技巧和調味方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在這個時期，烤、煮、蒸、炸等多種烹飪方式逐漸形成，同時，各種香料、調味料也開始被廣泛應用于菜肴中。
3.禮儀性
隋唐時期的人們非常注重飲食的禮儀性，認為飲食不僅是一個人的需求，更是一種社會交往的方式。人們在用餐時要注意儀態、謙遜，而宴席上更是有著許多繁瑣的禮節和規矩。
4.區域性
隋唐時期的飲食文化在不同地域間也有著較大的差異性。南方人以粳米飯、餃子、粽子等為主食；北方人則以面食、饃饃、餃子等為主食，同時也大量食用牛、羊肉等。民族間的區別也顯而易見，如突厥人以羊肉為主食，藏族人則以酥油茶為代表。
二、隋唐人飲食文化的影響
1.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隋唐時期的飲食文化不僅豐富多樣，而且講究考究，需要大量的商品經濟來支撐。從食材的生產、加工到銷售，都推動了中國的商品經濟發展。
2.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和傳承
隋唐時期的飲食文化不僅是一個社交方式，更是一種文化的傳承和交流。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食材和烹飪方法在隋唐時期得到了廣泛地交流和傳承，形成了更加豐富的飲食文化。
3.彰顯了中國飲食文化的魅力
隋唐時期的飲食文化被傳承至今，不僅是因為它的多樣性和美味，更是因為它的考究和禮儀，以及其所擁有的文化價值和歷史魅力。
三、結語
隋唐時(shi)(shi)期(qi)是中(zhong)國(guo)飲(yin)(yin)食文(wen)化的(de)繁榮期(qi)，其飲(yin)(yin)食文(wen)化的(de)特點、影(ying)響及其所彰(zhang)顯出來的(de)文(wen)化魅力，都(dou)為中(zhong)國(guo)的(de)飲(yin)(yin)食文(wen)化發(fa)展奠定了(le)堅實基礎(chu)。隨著(zhu)時(shi)(shi)代的(de)演變，飲(yin)(yin)食文(wen)化也不斷(duan)地發(fa)生(sheng)變化和(he)創新，但可以肯定的(de)是，歷史留下的(de)文(wen)化瑰寶(bao)永遠不會被遺忘和(he)淡(dan)化。
摘要：隋唐時期中國佛教發展到達了一個極盛狀態，佛教的中心轉移到了中國。受到政治形態的影響，佛教在中國不斷本土化。在這一時期中國佛教興起多家宗派，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立宗經典。佛教發展的興盛也體現在佛經翻譯上，在翻譯規則上，有彥琮提出的“八備”和玄奘的“五不翻”作為翻譯律例，同時又有官方力量對譯場給予支持，使隋唐漢譯佛經水平也到達了一個巔峰。本文通過從時代背景、翻譯規則和譯場的設置幾個角度進行梳理，分析隋唐時期佛經翻譯的水平發展。
關鍵詞：隋唐；佛經；翻譯律例；譯場
在佛教創立之初，釋迦牟尼所說義理并沒有寫成文字加以記載形成系統的經典，后經過佛弟子們不斷流傳并加以補充，“直到公元前一世紀以后才出現成文佛教典籍”。印度佛教自兩漢時期傳入中國以來，不斷與我國本土文化進行融合和發展。到東晉之初開始逐漸興盛，形成了南北兩大區域，漢譯佛經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鳩摩羅什就是東晉佛教北方區域的代表人物。到了隋唐時期，中國佛教的發展到達了一個極盛的狀態，唐中期著名的不空三藏曾說“一乘典誥，興在中華”，其指的就是佛教的中心轉移到了中國，由此可見隋唐時期佛教在中國發展之盛況。
一、隋唐時期的中國佛教
中國歷史上崇佛皇帝諸多，他們對佛教的推崇一部分是基于個人信仰的偏好，但更多的則是出于政治目的對佛教加以利用，起到維護社會穩定的政治目的。隋朝誕生于“三武一宗”毀佛運動中的第二次——北周武帝毀佛運動之后，備受打擊的佛教亟需新的王朝能夠成為佛教復興的寄托，新生的隋朝成了最好的選擇。隋朝的統一，促進了各地區的文化交流，也促進了南北朝時期原本南北分割的不同宗派開始互通有無，進行教義方面的交流。隋文帝楊堅在隋朝成立后對佛教界采取了許多積極政策，這一行為傳說中與楊堅自幼由比丘尼智仙撫養成人或有一定的關系，但背后反映的更多是他的政治考量。佛教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到南北朝時期已具有相當的社會影響力，宋代宋敏認為，楊堅這種對佛教推崇的行為，是為了達到“大崇釋氏，以收人望”的目的。由于他推崇佛教使得僧人匯集長安，由此長安成為佛教聚集地，后又新建舍利塔，推行佛儒融合，雖其所做行為具有明顯的政治意義，但不可否認是的從根本上推進了佛教的發展，使佛教逐步走向強盛和穩定。煬帝楊廣尊崇智顗，稱之為“智者大師”。智顗建立天臺宗并在隋朝時期處于主導地位。天臺宗依《法華經》立宗，結合南朝的義理和北朝的禪定而提出止觀雙修的說法。《法華經》譯自鳩摩羅什，是翻譯文學史上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從我國古代僧人將其奉為“經中之王”中足以窺見他的重要性，《法華經》也成為了一門專門的學問。魏晉南北朝時期對《法華經》進行的注疏就已多達70余種。在文學、哲學、佛教史上都具有著重要的地位。后傳入日本后流傳更為廣泛，高麗僧人也從隋朝回國后傳播天臺宗。
公元618年，李氏滅隋建立唐朝。唐朝佛教從政治方面來看，初期執政者對佛教的考慮普遍停留在政治方面，繼續學習隋朝采取了以“以儒學為核心，以佛道為輔助，協調三教為一合力的統治政策”。雖然儒學依然作為統治階層的官方價值觀，但佛教在唐朝作為一種重要的意識形態發展到了鼎盛。到唐太宗時期玄奘出使西域，不但帶回眾多經卷，而且在玄奘游學西域期間，受到列國國王及大眾的敬重，成為了溝通唐朝及其他國家之間關系的重要橋梁。玄奘自印度求學于瑜伽行派大師戒賢歸來后，根據其所翻譯的大量瑜伽行派典籍和《三十唯識論》，統一編寫成《成唯識論》建立唯識宗，使中國唯識論進入鼎盛時期。由于唯識宗思想異常煩瑣，導致很快消寂了，但玄奘及其弟子窺基在佛教譯經史上文學史上都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到了武則天時期，她極力推崇法藏所創的華嚴宗，曾請法藏在長生殿為朝臣講解《金師子章》。華嚴主真心緣起，認為人人皆有佛性，“四法界”為其根本宗旨。華嚴宗立宗于《華嚴經》，是大乘佛教修學的重要經典之一，在唐朝時期分別被傳入日本和朝鮮，對后世影響也極為深遠。
禪宗的形成，不論落足于當時的時代還是放眼于整個佛教史，都是極為重要的一件大事。禪宗的產生沒有詳細的記錄，“傳說的達摩一派禪師，自北向南流動，代表了隋唐之際禪宗發展的主要方向”。發展到四祖道信時期，禪宗逐步興起。五祖弘忍發揚道信大師成果，使得禪宗逐步成為遍及全國的最大宗派。在現世成佛，是禪宗關注的重點，其要義在于明心見性，頓悟成佛。五祖圓寂后禪宗分為兩派，以北宗神秀和南宗慧能各自為首。北宗神秀受到武則天禮遇，后被稱為“三帝國師”，主張漸修。慧能居于南方，去世后百年才被正式尊為禪宗第六祖，其主張頓悟。禪宗的立宗經典以五祖弘忍作為分界，五祖之前以《楞伽經》立宗，后圍繞《金剛經》發展壯大。《六祖壇經》則是記錄了六祖慧能的說法內容，奠定了禪宗一行一臥皆修行的基本思想。
綜上所述，不論哪個宗派，其產生和發展都與當時社會的經濟政治狀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佛教在隋唐時期之所以走上巔峰，兩朝的政治局勢統一穩定，經濟水平發展迅速，國內外文化交流廣泛都是其重要的條件。在這歷經三百余年黃金發展時期，中國佛教的迅猛發展突出體現在了兩個方面，除了前文所提到的佛教內部宗派的豐富，另一處便是佛經的翻譯事業有了重要的發展。
二、譯經與譯場
隋唐時期佛教不斷發展，逐步走上巔峰。但回看佛教傳入中國以來并非完全的順利，除了佛教原始教義與中國傳統儒道二家中的部分思想有悖之外，更重要的是傳統佛教經典所使用的語言文字——梵文與漢語大相徑庭，導致經典傳播出現了困難，從而也影響了佛教在漢地的發展。隨著時代的推進，佛教的本土化發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信眾的體量也逐漸壯大，對經文翻譯的需求也隨之提升。同時從東漢末年至發展到隋唐時期，佛經翻譯水平不斷發展進步，經過多年的梵漢來往以及對于佛經翻譯水平的積累，到隋唐時期，佛經的翻譯已經具備了較為成熟的技術。
“佛書翻譯首稱唐代”。隋唐時期不但是佛教發展的興盛時期，佛經的翻譯也到達了鼎盛時期。中國持續了十個世紀的佛經翻譯事業，翻譯過來的經律論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余部，六千四百二十余卷①。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成于隋唐時期，僅僅是唐朝時期而言，就有玄奘法師譯出經綸一千三八三十五卷，義凈法師譯經律五十部兩百多卷這樣龐大的數目。
隋唐佛經翻譯達到一個盛況，首先取決于翻譯人才的增加。隋唐之前的翻譯學者或是梵不通漢、或是漢不通梵，在翻譯的過程中，往往需要假借他人之手。在這個轉換的過程中，容易丟失經文本身的意義和內容。而且許多梵語的自有詞無法在漢語里找到可以匹配的詞匯，使得佛經翻譯出現意義上的差漏。到隋唐時期，國家不斷發展，與外國的交流溝通也在不斷增多，在這樣的條件下，隋唐時期的翻譯學者尤其是翻譯大家們，都具有了梵漢精通的功底。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更加通達，翻譯出來的文字也更容易被信眾閱讀和接受。同樣，隨著與其他國家交往的增多，不斷有外國僧人進入中國，也有許多中國僧人前去西域求學，獲取經文原本的途徑和可能性不斷增多，頻繁有原本流入國內。相較早期翻譯建立在口述上而言，經由中國僧人帶回的原本再進行翻譯，無疑減少了文本失真的可能性。
?而隋唐漢譯佛經水平增長的關鍵在于提出了規范的翻譯方法，主要表現在隋僧彥琮在《辨證論》中提到的的“八備”和唐朝玄奘法師的“五不翻”。彥琮一生譯經二十二部，約達數萬卷，在譯經過程中提倡直譯的原則。結合多年翻譯之經驗，他認為翻譯人才須具有八備，一是誠心愛法，志愿益人，不憚久時，其備一也；二是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其備而也；三是荃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闇滯，其備三也；四是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其備四也；五是襟抱平怒，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五也；六是耽于道術，淡于名利，不欲高炫，其備六也；七是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其備七也；八是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其備八也。其中一、二、五、六著重強調翻譯人才所需具備的思想品行，三、四、七、八則強調了其所需具備的專業技能。“八備”這樣一個理論體系的提出，可以從側面反映譯經要求的提升，彥琮對翻譯者的要求不僅僅只著眼于對梵漢文字的熟識和對佛理的知曉，更是關照到了譯者的品行，將其列為翻譯人才的必要條件，從現在看來，這樣的譯者條件是具有先驗性的。“八備”作為我國翻譯史上第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也成為了佛經譯者的重要理論依據。
到了唐朝初期，玄奘法師出使西域回國后，帶回多部原本經典并完成翻譯工作，他又根據其翻譯經驗提出了“五不翻”的說法。此五不翻為：一秘密故不翻，陀羅尼是；二多含故不翻，如“薄伽梵”含六義故；三此無故不翻，如閻浮樹；四順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實可翻之，但摩騰已來存梵音故；五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此處不翻并非指不翻譯，而是指針對某些無法完美對應漢語的梵語詞匯和佛教的特有詞匯，采取音譯的手段而非意譯，以此避免產生誤解。除原文中所示例外，例如文殊師利，梵語音為Ma？ju？rī，意譯為妙德、妙吉祥等，取“五不翻”中的“順古故不翻”以為之；又如“菩提樹”，其梵文為Bodhi，其意為“智慧之樹”，取“五不翻”中的“此無故不翻”一項，直取其音以譯之。玄奘法師一生譯經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最著名的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大般若經》等。其所翻經卷皆遵循五不翻原則，對原始梵文經典盡可能保持了本意，在漢傳佛教譯經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回看彥琮所提出的譯者“八備”，在玄奘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展現。
隨著翻譯要求的不斷提高，隋唐時期逐漸產生了官方的專業譯場。根據典籍中有關記錄，最早的佛經翻譯應始于安世高，由于當時佛教剛進入中原之地不久，信眾數量不夠龐大，也并未被統治階級青睞進入政治中心，佛經翻譯也因此沒有受到政治的影響。當時“佛經翻譯還是一種自發的行為，譯場也多屬私人性質：譯者們因共同的宗教信仰組織到一起，由一些善男信女、富商大賈支持，從事佛經翻譯事業”。因此，當時大多的翻譯是由小規模私人組織而成。漢末魏晉時期雖不斷有部分官方譯場的出現，但礙于翻譯的對象不夠廣泛，缺乏完善的佛經翻譯方法，導致當時的譯場翻譯效率較為低下。到了隋朝，為了滿足彥琮“八備”要求，譯場分工細致，專業譯場的出現使“八備”的要求不再需要同時具備在一人身上，從而降低了因為譯者個人問題而帶來的對經典的主觀臆斷和錯誤解讀，提高了翻譯的準確性。
至玄奘西行之后，譯經逐步上升成為了國家行為，君王對其重視更甚，國家設立譯場作為政府部門，由高僧主導。譯場設有十個部門，這十個部門是：譯主，為譯場和翻譯的主持人，需熟悉佛教義理，兼通漢外語文，譯文中署其名以示譯者為何人；證譯，坐譯主左邊，跟譯主評量譯文的優劣；證文，坐譯主的右邊，聽譯主宣讀原文，驗定原文是否有誤；書字，對外文進行音譯，若譯主是外國人，又不太懂漢語，更不可或缺；筆受，將前四道程序產生的口頭譯文筆錄成漢文；綴文，因外語語法結構與漢語不同，對前五道程序后的譯文進行修改，使之符合漢語語法結構；參譯，把綴文寫成的譯文與原文加以對照，糾正可能出現的錯誤；勘定，對譯文進行刪減、修飾，使之流暢；潤文，其工作與勘定同；梵唄，在全文譯畢，并潤飾修訂后，高聲念誦經文，由眾人驗定是否念起來朗朗上口。可見譯經的制度和過程是在不斷完善的。
隋唐時期的佛經譯場也同時負擔著對外交流的特殊使命，據記載，在那里玄奘奉命將《老子》譯為梵文，對印度的思想文化起到了一定的影響。同時譯場還負責翻譯對外文書的工作，自玄奘西行之后加深了唐朝與西域國家的聯絡和往來。
三、結語
? ? ? 發展到隋唐時期的佛教和佛經翻譯事業之所以空前蓬勃，與王權對佛教的重視雖密不可分，也與佛教自身主動的融合與本土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在佛教的發展過程中不但雜糅了儒家和道教思想，順應中國傳統文化，同時雜糅了君主作為統治階級的需求。佛教的變化自然會體現在佛經的翻譯過程中，尤其是到了隋唐時期。雖然隋唐時期譯經量龐大，但對此杜繼文先生認為，從翻譯史上看，隋唐五代300年的譯經事業，遠遠落后此前的300年。隋唐時期的譯經事業完全掌控在了國家手里，使民間翻譯很難進行。隋唐兩朝時期翻譯卷數雖然增多，但類型上并未增加。
但(dan)毋庸(yong)置疑(yi)的是，隋(sui)唐時期漢譯(yi)(yi)(yi)佛經在我國漢譯(yi)(yi)(yi)佛經史上有著(zhu)重要的作(zuo)用和影(ying)響(xiang)，尤其是兩代(dai)高僧所建立的翻(fan)譯(yi)(yi)(yi)律例(li)，成為隋(sui)唐之后(hou)乃至現(xian)代(dai)翻(fan)譯(yi)(yi)(yi)的重要依據之一(yi)。不但(dan)對當(dang)(dang)時的佛經翻(fan)譯(yi)(yi)(yi)工作(zuo)有很大(da)的指引性作(zuo)用，同時也對當(dang)(dang)今的各類翻(fan)譯(yi)(yi)(yi)有著(zhu)深遠(yuan)的影(ying)響(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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