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完全保留了宋朝以前飲用團茶、餅茶的習俗。茶藝不如宋朝的雅致講究。斗茶、分茶的茶藝漸漸斂跡。進入明代，飲茶習俗由團茶、餅茶改為散茶。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皇帝朱元璋下詔，罷貢龍團鳳餅，改為進貢御茶芽(茶芽即散茶)。從此武夷茶遂改制探春、先春等蒸青或炒青綠茶，以散茶的形式進貢朝廷。這是茶葉制作技術的一次大改革。散茶突出保留了茶葉原有的色、香、形、味，因而提高了飲茶的情趣，推動了品茗藝術的發展。明代著名的“茶博士”田藝衡在《煮泉小品》中曾經大膽指責唐宋時煎茶多用姜鹽等調料。“皆水厄也”。意即破壞了茶水的清甘。田藝衡在書中嘉譽茶芽“蓋天真自勝耳!”據他辨悉：“以火作者為次，生曬者為佳。”由于制茶工藝的簡化，大大降低了茶葉成本，推動了茶業的發展，飲茶者增多，飲茶之風迅速普及。“崇禎癸酉，有好事者開茶館”(張岱《陶庵夢憶》)茶室、茶館、茶鋪出現于市井街巷，從前只能由達官顯貴、文人學士等有閑階層所專享的茗趣，很快地傳向民間，傳向庶士、平民，“飛入尋常百姓家”。飲茶趨于大眾化，雅俗共賞，老幼咸喜。崇安縣也開始出現了茶鋪。明代擅長于寫散曲并有“樂王”之稱的文人陳鐸，曾在散曲《茶鋪》中寫道：“武夷和雨采春叢，嫩葉蒙茸，佳名千古重。盧仝曾稱頌，七碗自清風……”人們不難想象，當年陳鐸就在山間的茶鋪里，一邊偕友品嘗武夷佳茗，一邊度曲抒情。清茶七碗品啜已畢，新曲一首即隨韻而發。

由于茶葉本身的變化，飲茶及茶文化的普及，原有的建盞已不適應品嘗新茶者的要求了。此時，武夷山飲茶的茶具開始使用宜興壺，即江蘇宜興縣用五色陶土燒成的紫砂陶，因其具有良好的保味功能，冷熱驟變時不易脹裂，傳熱緩慢而不炙手等優點而迅速崛起。“紫砂新品泛春華”，極得賞茶行家的青睞，提高了品茗之趣，而工藝大家所制做的寸柄之壺，往往被人們珍同珙璧，貴如珠玉。

明代改制散茶，品茗藝術隨之進步，貴人文士棄舊迎新，崇尚品飲真味;庶民農人則對舊飲團茶加以改進，雅俗共賞，新舊并存。例如宋、元時飲團茶的基本方式則傳入民間，并進一步演化普及成為獨具特色的擂茶。明朝劉基所撰的《多能鄙事》中，關于擂茶記述頗詳：“擂茶，茶芽用湯浸軟，脂(芝)麻炒熟去皮，用擂極細，入川椒末、酥、鹽、油餅，再擂，如干，旋添入浸茶湯。”至今武夷山區還流傳著擂茶的習俗，保留了唐、宋飲團茶的傳統，具有一定的歷史、民俗價值。

明代品茗藝術多元化、多層次的發展，使品茗不僅僅只是文人、權貴們所獨享的雅事，因而為清代功夫茶的興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清朝初年(一說在明中葉)，武夷山土民又在制作綠茶和小種紅茶的基礎上探索出進行半發酵的烏龍茶制作工藝，并日臻完善。這種烏龍茶既沒綠茶之苦澀，又沒有紅茶的濃烈，卻兼取綠茶之清香，紅茶的甘醇，因而頗得茶家和世人的好評。飲啜之除，雅興大發，品賞藝術也隨之高雅、細致,內涵也更加豐富。茶家們不僅講究茶、泉、烹，而且講究品茶器皿，講究品嘗飲用的方式。乾隆五十一年(1786)秋，大文人袁枚游武夷，當時僧眾道人多有敬茶獻盞，“杯小如胡桃，壺小如香櫞，每斟無一兩，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試其味，徐徐咀嚼而體貼之……”使用如核桃般小巧的茶杯，首先領略巖茶之馨香，而后再徐緩專注地細嘗茶汁的滋味，武夷山讓袁枚飽嘗了絕妙的品茗藝術，使他感慨良久：巖茶遠過于龍井、陽羨之茶，“頗有玉與水晶品格不同，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袁子才品茗得個中三味，歷史上傳為佳話，引為典范。棲息于武夷山茶區僧人道士，不僅精于制茶，而且更精于品嘗。天游觀的道士靜參不但把茶分為四等，而且還把茶品也形象地分為四等。第四等是最起碼的，即：茶值得一嘗，首要以香馨動人;第三等即：香還要求清純幽雅;等而上之還要求甘,“香而不甘，則苦茶也!”武夷山絕品的巖茶，可列入第一等茶品，即它還有更高的層次：活!“活之一字須從舌本辨之，微乎，微乎!”武夷巖茶獨特的巖韻，是其它名茶所沒有的，其中妙諦只可意會，難以言傳。

由于武夷巖茶的熏陶，逐漸在閩粵等地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功夫茶的品嘗體系，茶店林立，比屋皆飲，不分權宦平民，無不以賞茶為樂事，每年茶季一到，廣州、潮州、漳州、泉州、廈門等地的大商賈客，每每挾重金接踵而入武夷，把新茶囊括而去，武夷茶一旦運到，“至則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壯之爐”，甚至還講究“扇必官溪之蒲”(見《龍溪縣志》)。當時嘗茶、賞茶之具，不論是罐、是杯，或是爐、炭，甚至連煽搖炭火所用的蒲扇，都要求用名牌貨，其考究程度，由此可知，真有宋代斗茶之遺風。有些人為了爭奇斗勝，甚至不惜傾家蕩產，因而有“富家一盞茶，抵得窮人半年糧”之諺語。隨著烏龍茶制作工藝的出現，巖茶品質的提高，品嘗藝術也更加高雅，內涵更加豐富，奠定了喝功夫茶的基礎，茶家們不僅講究茶葉、煮水，而且講究水質、品質、器皿、品嘗飲用的方式。清人卓爾堪，號寶香山人，用大明寺泉烹武夷茶澆奠詩人雪帆之墓。詩云：“茶試武夷代酒傾，知君病渴死蕪城。不將白骨埋禪智，為寫清泉傍大明。寒食過來春可恨，桃花落去路初睛。松聲蟹眼消閑事，今日能申地下情。”此詩好像一篇祭文，傾注了詩人對朋友雪帆(宋晉之號、道光進士)的哀悼之情。其以武夷茶代酒，可見這兩位摯友對武夷茶的賞識。然而佳茗并非只為富貴者包攬。乾隆三十一年，曾任永安縣令的彭光斗在《閩瑣記》中記載：“余罷后赴省，道過龍溪，邂逅竹圃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爐活火，烹茗招待，盞絕小，僅供一啜，然甫下咽，即沁透心脾。叩之，真乃武夷也。客閩三載，只領略一次，殊愧此叟多矣!”堂堂的七品縣官大人，也僅能在野室里偶然一享武夷奇茗，也只能慨嘆于口福遠遠比不過野叟，可知若要真正享受武夷佳茗之妙諦，確實不易!

清代飲茶不僅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也成為人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功夫茶的興起為人們帶來了新的情趣，難怪有人這樣感嘆：“瓦屋紙窗，佳茗清泉，若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塵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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