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詩論著述·石林詩話詩詞研究·詩論著述·石林詩話

詩話著作。宋葉夢得撰。該書據宋人著錄，有作一卷者，有作兩卷者，可能當時已有不同的本子。今傳通行本為三卷，九十則。其寫作年代，一說在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禁元祐學術之前，一說已入南宋，但書中基本上沒有涉及南渡以后的詩人。其主要詩學觀點，是要求自然工巧，反對雕琢仿真。故對鐘嶸“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詩品序》)之說極表贊賞，并進而指出：“‘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難者，往往不悟。”書中對前人“初日芙蕖”(湯惠休)、“彈丸脫手”(沈約)、“藍田日暖，良玉生煙”(戴叔倫)等關于詩境的喻說，也都表示稱許。而對于詩人“自以為工處著力太過”、“用巧太過”，則認為是作詩之“忌”。書中對具體詩人詩作的評論，正是從這樣的詩學觀點出發的。如推崇杜甫、王安石，主要是認為他們的詩符合自然工巧、含蓄渾成的藝術要求。對于歐陽修，書中既肯定了他“始矯崑體”之功，又指出他的詩平易疏暢，不夠含蓄，“學之者往往遂失于快直，傾囷倒廩，無復馀地”。對于蘇軾和黃庭堅，書中也肯定了他們的佳句，所不滿意的是他們牽于用事、損害詞意的毛病。此外，書中引用禪宗語來形容杜詩的三種境界，“其一為隨波逐流句”，“其二為截斷眾流句”，“其三為函蓋乾坤句”，也反映了宋人喜以禪喻詩、以禪論詩的風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責葉夢得“本為紹述馀黨，故于公論大明之后，尚陰抑元祐諸人”，未免囿于偏見。郭紹虞指出：“石林論詩所以推重(王)安石而譏歐、蘇者亦自有因，固不僅如《提要》所云出于門戶之見”，“平心而論，書中議論尚屬公允，正不必從黨爭角度視之”(《宋詩話考》)此說較為中肯。有《歷代詩話》本。

列舉我國文學史上著名的詩話，詞話。并說出作者。1、《歲寒堂詩話》
宋·張戒撰。
《歲寒堂詩話》是南宋詩話中最富有理論價值的一部，在整個中國詩學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該詩話舊存一卷，如《學海類編》本。原本久佚，自明清始見大量著錄，清乾隆間，逐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歷代詩話》續，《四庫全書》本等均分為兩卷。上卷為詩歌總論，著重討論詩歌創作理論，兼評歷代詩人佳作；下卷為杜甫專論，屬于作家作品論。
張戒《詩話》上最為突出的理論價值在于著重探討了詩歌藝術的審美特征等問題。首先，在思想內容上強調情真；其次，在藝術表現上要求“中的”。所謂“中的”，實包括抒情和寫景兩方面內容，既要求詩人抓住事物的基本特征，將難寫之景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又要求詩人將內心深處難以言傳的情感，借助景色描寫傳達出來。
2、《滄浪詩話》
南宋嚴羽撰。
《滄浪詩話》是嚴羽所著的一本中國古代詩歌理論和詩歌美學著作，約寫成于南宋理宗紹定、淳祐間。它的系統性、理論性較強，是宋代最負盛名、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一部詩話。全書分為《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等五冊。
《滄浪詩話》是宋代最負盛名、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一部詩話，也是著名的漢族詩歌理論著作。全書系統性、理論性較強，對詩歌的形象思維特征和藝術性方面的探討，論詩標榜盛唐，主張詩有別裁、別趣之說，重視詩歌的藝術特點，批評了當時經文字、才學、議論為詩的弊病，對江西詩派尤表不滿。又以禪喻詩，強調“妙悟”，對明清的詩歌評論影響頗大。清馮班不滿其說，撰有《嚴氏糾謬》一卷。今人郭紹虞有《滄浪詩話校釋》，為各家注中最詳備者。
3、《人間詞話》
《人間詞話》是著名國學大師王國維所著的一部文學批評著作。接受了西洋美學思想之洗禮后，以嶄新的眼光對中國舊文學所作的評論。表面上看，《人間詞話》與中國相襲已久之詩話，詞話一類作品之體例，格式，并無顯著的差別，實際上，它已初具理論體系，在舊日詩詞論著中，稱得上一部屈指可數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詞論界里，許多人把它奉為圭臬，把它的論點作為詞學，美學的根據，影響很是深遠。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晚清以來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

鐘嶸的詩品極為推崇陶淵明的詩歌重新發現其藝術價值鐘嶸《詩品》以其思深而意遠深從六藝溯流別為后人所重視，然而歷代詩論家對《詩品》所評詩人的品第問題多有微詞，如所謂品陶不公，第謝不允的指責。《詩品》中被歷代評論家所非議者，大約有魏武帝、魏文帝、宋征士陶潛、宋臨川太守謝靈運、梁左光祿沈約等幾條，其中最甚莫過于陶潛條。《詩品》對所評詩人的品第安排問題與那個時代的文學觀、鐘嶸的文學觀以及后來《詩品》和陶淵明分別被接受的情況都有或多或少的聯系，故于此略申拙見。

《詩品》因其致流別之體例，所面臨的第一個責難就是陶詩的淵源問題：其源出于應璩，又協左思風力。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云：（鐘嶸）論陶淵明，乃以為出于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于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為意，顧區區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仿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為，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明許學夷《詩源辨體》卷六亦云然。《江西詩派宗派圖錄》山谷云：淵明于詩直寄焉耳，絳云在霄，舒卷自如，寧復有派？夫無派，即淵明之派也。鐘記室謂其源出于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果何所見而云然耶？清人沈德潛對此亦有類似語。日本近藤元粹評《詩品》：陶詩實得詩人溫厚之旨，為千古一人，應璩、左思輩安得比擬哉。這些詩論家由于對陶淵明的推崇，表達出對鐘嶸這一推源溯流的不滿，仿佛應璩使陶詩大打折扣，而實際情況如何呢？應璩的五言詩以《百一詩》流傳后世，詩譏切時事，諷規之意正與陶詩同，所謂語時事則指而可想也。且陶詩風格上亦與鐘嶸所評應璩善為古語雅意深篤相類。《詩品》推源溯流之體例源于其所謂《七略》裁士，正如張伯偉所說：鐘嶸運用推源溯流法評論詩人時，其評語至少有兩部分組成，即淵源論推溯詩人風格的淵源所自；本文論考察詩人及作品的特色。胡大雷更進一步指出：鐘嶸淵源論是或有或無的，且推溯詩人風格的淵源所自，并不推溯至最源頭而只考察其最近。也就是說，鐘嶸溯源只是其體例的一部分，且所溯之源，取距離所評作者時代最近者，而不是將最上源也說出來，其說陶詩源于應璩，只是因為應璩詩中有與陶的共通處，且與陶詩有共通處之詩人以應璩距陶淵明時代最近，并不一定陶詩于應璩以上之詩人沒有相承處。這樣來看，葉夢得等人怕因應璩而抑制陶淵明進而對鐘氏進行責難就顯得沒有必要了。他們只關注到其源出于應璩，而忽略了又協左思風力之說，即鐘氏認為陶詩中另有一番剛勁之氣則非應璩所備，所以緊接一句又協左思風力，以左思之風力評價陶詩可謂恰合。

詩人風格本身就具有多樣化的特點，鐘嶸以其源出于應璩，又協左思風力評價陶淵明，正是切合實際的表現，所以后人也有為鐘氏鳴不平的，如王夫之評陶淵明《擬古迢迢百尺樓》時說：此真《百一》詩中杰作，鐘嶸一品，千秋定論耳。游國恩以為左思胸次高曠，筆力雄邁，與陶之音節蒼涼激越，辭句揮灑自如者，同其風力。許文雨支持此觀點，曰此論甚是。逯欽立亦同意此說，并說：鐘嶸之論，甚足玩味，未可慢然視之也。王叔岷《疏證》在分析鐘嶸所論之后言：后人非議鐘氏之評陶詩，但就其源出于應璩一語為說，而忽其所謂又協左思風力一層，此非鐘氏不知陶公，蓋由后人不解鐘氏耳。王運熙更是從應璩詩與陶詩具體內容入手，分析其風格體貌之相似，指出陶詩受應璩的影響是第一位的，左思是第二位的。此論在應璩詩不多見的今天看來未免有牽強附會之嫌，然思鐘嶸當時，恐怕亦確如王先生所言以兩人詩之具體內容作評，只是由于時代久遠，作品流失，我們無緣得見而已。由此可見，鐘嶸對陶詩的溯源論還是比較中肯的。

溯源之后，鐘嶸對陶詩風格特點的評語部分，有意見者幾無。至于最后鐘氏評陶淵明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胡仔、黃文煥以為隱逸之宗不足以盡淵明而嘆鐘嶸之陋，然考鐘嶸之意，并未以隱逸之宗盡淵明，二人之批判又從何說起？這一點，王夫之、陳衍、古直等均同意鐘嶸的看法。再者，當時陶詩多被認為是田家語，而鐘嶸質疑此說，以為田家語不足以盡淵明，故曰豈直為田家語？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見，正是鐘嶸擴大了陶詩的內涵。誠如朱東潤所說：彭澤之詩，仲偉稱為隱逸詩人之宗，推許至此，殆難復過。此正是鐘嶸對陶淵明推許之詞，而胡仔輩以此貶低鐘嶸，吾不知其于陶公，果揚耶？果抑耶？鑒于現在陶淵明為隱逸詩人之宗的觀點已為學界接受，茲不再論。

關于鐘嶸將陶淵明放在《詩品》三品之中品的問題，明閔文振《蘭莊詩話》說：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顧右于潛耶？論者稱嶸洞悉玄理，曲臻雅致，標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以上莫及也。吾獨惑于處陶焉。王士禎《漁洋詩話》曰：陶潛宜在上品。沈德潛《說詩晬語》云：陶公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詩自能曠世獨立。鐘記室謂其源出于應璩，目為中品，一言不智，難辭厥咎已。陳延杰同意王士禎的陶潛宜在上品說，并在《詩品注》中引《太平御覽》文部詩之類來證明陶詩在《詩品》中原屬上品，后來訛誤而居中品。馮開《論詩示天嬰》亦言：不解品詩鐘記室，卻將潘陸壓陶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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