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寄”說與唐詩題材詩歌理論與詩歌創作實踐，往往相互影響、相輔相成，共同作用并推進詩歌藝術的發展。唐代是詩歌題材類型各體完備的高度發展期，在“興寄”說的影響下，唐代各類題材的詩歌都顯示出了獨特的“興寄”特征。另外，唐詩各類題材的繁榮和發展，又為唐詩“興寄”說提供了堅實的創作實踐基礎。下面本章從唐詩各類詩歌題材類型的角度，選取典型題材類型總結歸納其“興寄”藝術特征，以較清晰地展現唐詩“興寄”風貌。

“興寄”作為唐詩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學術界已形成普遍共識，“興寄”特征已經深入到唐詩的各類詩歌題材類型之中。在唐詩的眾多題材分類中，四個題材（即本書選取的詠史、詠物、思婦、游仙四類）的“興寄”特征最為明顯。朱自清先生在《賦比興通釋》中曾說：“后世的比體詩可以說有四大類，詠史、游仙、艷情、詠物。”他所說的“比體”其實就是運用“比興”藝術手法創作的詩歌題材。我們前面論述過“比興”手法是“興寄”說的基本內涵特征之一，而詩歌的寄托意義的現實價值及審美價值也往往通過“比興”手法實現。這四類題材在現實價值、審美價值和藝術價值方面都充分體現了唐詩“興寄”的特征。

一、唐詩“興寄”的社會現實價值

這四類詩歌題材的社會現實價值都十分明顯，詠史詩“借史喻今”，具有政治功利性；詠物詩“寓物諷政”，具有現實批判性；思婦詩喻君臣遇合，感身世之悲；游仙詩反映現實，具有諷刺批判性。關于此四類詩的社會現實價值，古有論之：

論及詠史詩的有：

（1）“太白《古風》……其抒發性靈，寄托規諷……六十篇中，非指言時事，即感傷己遭，循徑而窺，又覺易盡。”（明代胡震亨評《古風》五十九）

（2）“詠史詩今人皆雜議論，前人多有案無斷之作。其諷刺勸意在言外，讀者自得之耳。”（清代方熏《山靜居詩話》）

（3）“子昂《感遇》，雄軼古今，然問其所感何遇，則皆不求甚解。……夫不求甚解，必在會意忘食之余；詩有別趣，不出愜心厭理之外。洄洑之下，必有淵潭；儻眇之辭，端非淺寄。”①（清代陳沆《詩比興箋》卷三）

論及詠物詩的有：

（1）“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豈專意于詠物哉？”②（宋代張戒《歲寒堂詩話》）

（2）“以言內之事，寫言外之重旨。……不然，賦物必此物，其為用也幾何！”③（清代劉熙載《藝概》）

（3）“詠物之作，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于其內，斯寄托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④（清代沈詳龍《論詞隨筆》）

論及思婦詩的有：

（1）“大凡宮詞之體，不淫不怨盡矣。唐人作宮詞，或賦事，或抒怨，或寓諷刺，或其人早負才華，不得于君，流落無聊，托此自況。若概以怨觀之，則失諷人之意矣。”⑤ [明代朱之藩輯《詩法要標》卷二，明代胡文煥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格致叢書》本]

（2）“放臣棄婦，自古同情。守志貞居，君子所托。”⑥（清代陳沆《詩比興箋》卷三）

（3）“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⑦（清代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

（4）“凡作宮閑詩者，每借物詠懷，詞多幽怨。此作僅言翠輦不來，質直言之，有初唐渾樸之格。殆以題為‘思君恩’，故但念舊恩，不言幽恨也。”⑧

論及游仙詩的有：

（1）“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鋪

②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3：449-477.

③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下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415.

④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全五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4043.

⑤徐有福著.唐代婦女生活與詩[M].北京：中華書局，2005：175.

⑥（清）陳沆撰.詩比興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95.

⑦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四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3777.

⑧俞陛云著.詩境淺說·詩境淺說續編[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152.發，遂敘妙思，托配仙人，與俱游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漢代王逸《楚辭章句·遠游第五》）

（2）“君子重其志而緯其辭，謂其才可輔世而終不見諒于君，無所控訴而托配仙人，東南西北入無可有之鄉……”（清代朱乾《樂府正義》卷十二）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藝術的精神是現實精神的反映，有所寄托的詩歌往往以體現古代知識分子儒家“內圣外王”為終極價值追求。孔子提倡“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述而》），孟子提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這成為歷代知識分子的立身原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是他們努力追尋的人生目標。更通俗點說，古代文人自覺的社會角色定位，首先是政治參與者，然后才是詩人。這種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自覺的責任感，使他們在詩歌中寄托懷抱，表達對社會、對人生的關注。“興寄”特征詩歌往往包含詩人對國家政治的深切關懷，“修身、齊家、治國而后平天下”是我們常說的士人氣質，也是古代文人詩歌精神的核心。古代文人自覺地擔負著國家興衰的歷史責任，參政議政觀深入其心，所以詩歌中往往具有規諷之義，強調政治與文學的關系。這是出于政治上有補時政的考慮，提醒統治者引以為戒、改良政治，同時也是詩人積極參政、議政的表現，因而詩歌具有強烈的社會現實指導意義。

這四類詩歌題材中，“借古諷今”詠史詩與政治的關系最為密切，最具現實指導意義和價值。這是因為中國自古受“以史為鑒”的儒家史學觀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在唐代變得更為深廣。從“以史為戒”引申出的“借古諷今”，是唐代詠史詩“興寄”內容的最大特征。詠史詩直指唐代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傾軋三大政治弊病、上層階級腐朽生活及統治，以及一些關乎國計民生的社會問題。詩人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政治敏感性，針砭時弊、參政議政，顯現出詩歌“興寄”巨大的現實作用和價值。“寓物諷政”詠物詩，在表現思想內容上往往從個人角度出發，結合自身的政治際遇，對政治統治的一系列黑暗及不合理的現象進行犀利地諷刺。相對前兩種詩歌類型，思婦詩和游仙詩在寄托內容的現實價值方面不是十分突出，或者說此兩類題材的政治功利性不是十分明顯。思婦詩往往從個人的角度出發，發君臣難遇、懷才不遇之憂憤，立足點是詩人積極、進取的政治責任感和士人精神。游仙詩中絕大部分的作品，是詩人抒發政治理想情懷之作，其中飽含和寄托著詩人對現實世界的諷刺、批判，以及對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美好愿望。

二、唐詩“興寄”的審美價值

詠史詩、詠物詩、思婦詩、游仙詩的“興寄”特征還體現為“言有盡而意有余”的含蓄審美價值。具體來說：

詠史詩將歷史真實與理性思考、歷史真實與個人情感結合，提升了自身的審美價值。歷史與個人的對立一直存在于詠史詩中，而唐代以前的詠史詩歷史與個人的對立要相對明顯一些。從詩歌內容上而言，史實是史實，個人是個人，史實與個人思想情感的界限較為清晰；從詩歌結構方面而言，詩歌具有嚴謹的邏輯結構和完整的敘事功能。在“興寄”理論的影響下，歷史與個人對立的問題逐漸被解決。詩人以所“寄托”的主觀意志作為詩歌創作的主線，將歷史真實與個人情感相融合，詩人內心的情感包裹在歷史外衣下，從而體現出詩人對整個歷史的哲學觀照。此時出現了大量的懷古詩，詩人通過對古跡的游覽和對歷史人物的記憶，表達了自己對先賢的向往和對歷史興亡的悵惘，并以蘊藏了歷史經驗的情感為主線進行寫作，以情感變更交替帶動史實的時空轉換。詠史不應再重視史實，而更應該關注詠史背后所寄托的思想內容，至于所寄托的內容可能是偏重于政教功能的“言志”諷喻，也可能是偏重于抒懷的“緣情”寄慨，將“史”和“詩”進行融合。這種歷史的哲學思考，往往還包含著詩人個性化的審美體驗。

詠物詩展現了“物我交融，興寄深遠”的審美意境。唐代詠物在前朝的基礎上，克服了物我、主觀與客觀的對立關系，達到了心物感應、物我同一、情景交融。劉熙載在《藝概》中說：“詠物隱然只是詠懷，蓋個中有我也。”唐代的詠物詩往往以物詠我，詩人表面上是吟詠物象的品質、描摹物象的外貌，但其實通篇皆用比興之體，或比喻，或擬人，或借代，或象征，以達到擬物比德、因物喻志、借物抒慨的寄托之意，有時甚至物象成詩人自我形象的化身。詩人由物感興、自物發興，心物感應，托物寄情，所詠之物是詩人表達思想感情的寄托物，物我之間“不沾不脫，不即不離”，從而達到融我于物、“物我交融，興寄深遠”的藝術世界，開創了詠物詩全新的審美境界。

思婦詩是男子代閨音的獨特審美現象。思婦詩的抒情主人公是宮女閨婦，但是詩歌的實際作者卻多為男性，她們的愁思怨情、感傷別離，皆由須眉男子捉刀。這種“越俎代庖”的獨特的詩歌現象，源于《詩經》及《楚辭》中香草美人的“比興”傳統。就思想內容而言，其借用人理倫常的夫妻關系比喻君臣關系，其根本目的在于寄托詩人自身的際遇感慨。宮女、閨婦的感情失意與寒士們的政治失落在情感體驗上有著共同之處，自然使詩人有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身世之感，于是出現借用君妃關系、夫妻關系寄寓君臣遇合的思婦詩。就藝術表現方面而言，男子代閨音的藝術表現手法，體現了唐詩以含而不露為原則，擅長曲折委婉的比興寄托的審美追求。從審美心理特質上而言，女性的情感表露往往比男子更為蘊藉含蓄、纏綿細膩。詩人以男子作閨音，深入刻畫女主人公的內心世界，以人寫我、以女比我。在此類“代言體”中，作為創作主體詩人與抒情主人公——宮女、閨婦，在心理上形成一一對應的關系，每一個心理和感情的變化都是同時同步的。詩人以我心觀人情、以我情馭人心，使詩歌完全呈現心靈化特征。詩人有時甚至將自己的個性特征負載于抒情女主人公身上，因而思婦的形象時時投射出詩人的自我意識，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廣度和高度表達詩人內心中最隱秘、細密、深隱、幽靜、凄迷的情感世界，觸及詩人靈魂與精神的深處。在閱讀此類有寄托的思婦詩時，往往必須揭開層層遮蔽，尋找隱藏在思婦情愛背后的詩歌真正的意蘊。思婦詩通過“代言體”，使得創作主體與抒情客體之間實現了心靈情感上的高度統一，詩人以情馭景，以心領物，一切物、象、景、境皆進入詩人的審美觀照，又運用借古喻今、對比反襯、比喻象征等多種比興藝術手法，營造出一個情景交融、含蓄蘊藉的藝術天地。

游仙詩是人生感悟、理想情懷的獨特審美感受。唐代游仙詩繼承了魏晉以來寄托政治抱負、理想情懷的傳統，運用多種比興藝術手法——豐富的聯想、想象以及奇妙的幻想，構建一個超乎于現實世界之外的理想世界。詩歌寄托著詩人的人生態度、理想情懷，以及對光明和美好的追求。其最終可以歸結為詩人對世界的整體觀照，折射出詩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宇宙觀，體現了超越詩歌本身文學之外的哲學意義和美學價值。另外，唐代往往將游仙與山水游歷緊密聯系，并創造出游仙詩與山水游歷詩相交疊的詩歌題材。詩人在游歷名山大川時有感而發，將現實中的美麗景色與想象中的理想境界相結合，達到情景交融的審美境界。

三、唐詩“興寄”的比興藝術

比興藝術在以上四種詩歌題材中的運用最為廣泛又頗具特色。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可以將詠史詩、詠物詩、思婦詩、游仙詩四類詩歸結為：運用比興藝術思維和比興藝術手法的“比興”體詩歌。比興藝術思維，簡而言之就是由此及彼、由他及我的藝術思維方式，在具體表現上為先言他物，而在他言、他物之后隱藏著詩人想要表現和希望表達的真實意圖、情感、思想、觀點。而且，在詩歌表現和詩歌內容之間豎起一道屏障，在詩歌表達和詩歌思想內涵之間形成終隔一層的藝術審美效果。詠史詩，借古喻今；詠物詩，托物起興；思婦詩，假婦人之言，寓胸中之志；游仙詩，借列仙之趣，抒坎壈詠懷。我們發現，以上四類詩歌的思維本質：詠史詩，由史及今；詠物詩，由物及我；思婦詩，由人及我；游仙詩，由仙及人的思維特征。在此比興思維的基礎上，比興藝術手法的運用就順理成章了，比喻、擬人、聯想、想象、意象象征在此四類詩體中的運用比比皆是，這是詩歌比興藝術思維的客觀要求、必然結果，同時也是形成“言外之意”“終隔一層”的含蓄委婉的審美效果的必需的手段、方式、方法。

綜上所述，本章遂從唐詩各類題材中選取詠史、詠物、思婦、游仙等四類題材，深入分析其現實價值、審美價值、比興思維、藝術手法等“比興寄托”的藝術特征，以揭示整個唐代詩歌“興寄”的整體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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