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愛(上) 《墨子》
圣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
圣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注釋〕所自起:從那里產生。焉:乃。醫:醫師。攻:治。然:那樣。當:通“嘗”,試。起不相愛:起源于互不相愛。故:所以、于是。虧:損害。慈:慈愛。是何也:這是什么原故。亦然:也一樣。盜:竊賊。其室:自己家。其異室:“其”字衍;異室,別人家。賊:強盜。其身:自身。不愛人:不愛別人之身。賊人:傷害他人。賊,作動詞。相亂家:互相侵擾別人的家。其家:自己的家。異家:別人的家。亂物:亂事。具此而已矣:都具備在這里了。若:如果。兼相愛:互相關愛。若愛其身:如同愛護自己身體一樣。猶:還、仍然。視:看待。惡施不孝:從何去行不孝。惡,同“何”。亡有:沒有。惡得:怎得、怎么能。禁惡:禁止互相憎惡。勸:勸導、規勸。交:互相。交相惡:互相憎恨。
(燕永成)
〔鑒賞〕墨子的“兼愛”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所謂“兼愛”,就是普遍平等地相愛互助。“兼”字的本義是一手執二禾,引申為整體、無差別之意。墨家把“兼愛”又叫“盡愛”、“周愛”等,主張把“愛”擴展到人的外延的全部,認為人口的數量不妨礙兼愛,人的處所不妨礙兼愛,愛人口多和人口少的世代一樣,愛過去、現在、未來的人一樣,兼愛全人類不可分割,愛人包括愛奴仆、愛自己等等,這種愛是平等的,不因血緣關系的親疏遠近、身份等級的高低貴賤而有差別,與儒家的只愛君子、統治者的部分、局部之愛(別愛、偏愛)和“愛有差等”、“親親有殺(等級)”的學說相對立。
墨子的“兼愛”思想來源于中國人民在千百年的交往中所形成的傳統美德。《詩經·大雅》篇說:所有的言論都會得到回應,所有的恩德都會得到報答:你投給我一個桃子,我回敬你一個李子。墨子引此詩作為證明兼愛思想的重要論據,可見這種兼愛思想本是早已存在于民間的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的道德元素的升華。墨子的理想是進一步讓全社會所有的人們都按照兼愛的道德原則行事,并把兼愛的道德原則引申為治理國家的方針,醫治社會機體疾病的良方,“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見《魯問》)。治病要找病根,治國也要針對國家機體疾病的根源。墨子認為一切社會混亂都起源于不相愛。
在《兼愛》三篇中,墨子充分運用自問自答、模擬辯論的手法展開論說,使文章生動活潑,一波三折,層層遞進,以增強說服力。如模仿辯論對方的口氣說兼愛好是好,但有什么用呢?墨子設計兩場對比試驗,像演戲一樣,讓一士一君執兼(實行墨家兼愛說),一士一君執別(實行儒家別愛說),你有困難需人幫助時,一定會選擇兼士、兼君,這就是兼愛的用處。又模仿辯論對方的口氣說,兼愛即使符合仁義,但能辦得到嗎?墨子就用大量歷史文獻證明古代圣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曾經實行過兼愛說。最后又模仿辯論對方的口氣說,兼愛實行起來太難了。墨子則舉楚靈王、越王勾踐、晉文公上行下效的故事,說明只要上邊喜歡兼愛學說,加以鼓勵、提倡,人們就會像火就上、水就下一樣,以不可阻擋的力量來實行兼愛。
墨子把兼愛作為崇高的道德理想和奮斗目標,以身作則地實行。古語說“墨突不黔”、“墨子無暖席”,形容墨子救世之急。墨子裂裳裹足、走十日十夜以止楚攻宋的故事被傳為千古佳話。時人稱墨子是“獨自苦而為義”的賢圣人。連曾無理攻擊墨子的孟夫子也不得不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莊子·天下》稱墨子“真天下之好”,是“求之不得”的“才士”。可見墨子道德境界之高。
墨子在堅持兼愛說的同時,又以鮮明的是非、善惡觀反對盜賊和攻伐掠奪者,認為這與強調“一切人應愛一切人”的兼愛說并不矛盾。因為譴責、誅罰暴人是現實的急需,而兼愛是爭取實現的理想。不過一般認為墨子把“兼愛”作為理想和目標,讓廣大人群都不折不扣地實行,這是操之過急,要求太高,不容易辦到。特別是在中國長期封建社會中統治者奉行保護宗法制度的儒家思想,墨子“兼愛”的主張更是受到壓抑。墨子的“兼愛”說只在農民起義的某些階段,在極有限的范圍內實行過。但其“兼愛”說中所包含的深厚人文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珍貴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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