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1](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
過去我們的黨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后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蘇維埃運動后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這是因為這些主觀主義者自稱為“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是假馬克思主義。 在蘇維埃運動后期，五中全會[2]的精神，提倡搞社會主義革命，否認革命發展不平衡，認為當時的斗爭是兩條道路[3]的決戰。這些都比立三路線的“左”傾在政治上表現得更完備。 在軍事上，立三路線尚未完全影響蘇區，而蘇維埃運動后期的“左”傾機會主義則完全影響蘇區，使紅軍遭受更大的失敗。 在組織上，蘇維埃運動后期打擊干部、胡亂肅反等等，比立三路線更厲害。 主觀主義者提出不合實際情況的任務，如要求擴大百萬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等。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共三年多的黨的路線，尚未作總結，現在要準備在黨的七大作總結。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蘇區中央局的決議[4]，是完全主觀主義的東西。 一九三三年反鄧、毛、謝、古[5]“右傾機會主義”的一篇文章，實際上是指雞罵狗的。當時認為“羅明路線”[6]在福建，在江西，在建黎泰[7]，整個中央蘇區都弄成是“羅明路線”。這篇反“羅明路線”的綱領性的文章，認為江西“羅明路線”的主要錯誤是:(一)取消反帝運動，(二)放棄蘇區，(三)富農路線，(四)官僚主義。 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后，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 六中全會[8]對主觀主義作了斗爭，但有一部分同志還存在著主觀主義，主要表現在延安的各種工作中，在 延安的學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這種主觀主義同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是相對抗的。它的來源是: (一)中國的傳統，“左”的傳統。 (二)外國的傳統，過去共產國際如布哈林、季諾維也夫[9]等人的影響。 (三)中國是科學不發達的、存在廣大小資產階級的國家。 現在，延安的學風存在主觀主義，黨風存在宗派主義。 克服這些不正之風的辦法是: (一)要認識主觀主義的嚴重性。延安處在和平環境的后方，主觀主義表現嚴重，但在全國也存在著主觀主義。 (二)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 (三)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 (四)我們反對主觀主義，是為著提高理論，不是降低馬克思主義。我們要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 (五)對于理論脫離實際的人，提議取消他的“理論家”的資格。只有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研究實際問題、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才算實際的理論家。斯大林說，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10]。我認為空洞的理論是荒謬絕倫的理論。 對研究實際問題的文章，要多給稿費。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教員，才算好教員，要多給津貼。 (六)宗派主義現在也有。在延安，首長才吃得開，許多科學家、文學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義是排擠非黨干部的一種風氣，即排外主義。同時也排內。鬧獨立性、不服從決議、沒有紀律的現象，必須整頓。 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 過去衛生部門一個負責人違反對專家的政策，本位主義，違反共產主義道德，所以被撤職。 (七)對宗派主義、本位主義，必須從原則上開展斗爭。要實行兩條路線的斗爭，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和事務主義。 (八)報紙上要多登文章，獎勵辯證唯物論的文章，反對主觀主義的文章。 (九)實行學制的改革，把過去的一套徹底打碎。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以《聯共黨史》[11]為學習的中心，多看反對主觀主義的言論。 組織思想方法論的研究組，首先從政治局同志做起。 以思想、政治、政策、軍事、組織五項為政治局的根本業務。 政治要注意時局動向，中央委員必須增加政治知識。 軍事是目前戰時必須研究的業務。 掌握思想教育是我們第一等的業務。 (十)要用分析的方法來解決問題。這是過去資產階級提出的科學方法，但還要綜合。我們要用分析和綜合的方法，從整個事物中抽出問題來作分析，再加以綜合。 (十一)研究六大至七大的中央決議。 中央研究組一方面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論，一方面研究六大以來的決議，毛澤東為組長，王稼祥為副組長。 (十二)教育委員會(以洛甫[12]為首)的工作，先進行調查，再進行改革。 (十三)延安開一個動員大會，中央政治局同志全體出馬，大家都出臺講話，集中力量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 (十四)打倒兩個主義，把人留下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把犯了錯誤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來。 (十五)電告少奇、恩來，征詢他們的意見。 (十六)實行全黨動員，除增強黨性決定、調查研究決定[13]外，再寫些文章。 根據《文獻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2]指一九三四年一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 [3]指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 [4]指《蘇區中央局關于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周的決議》。 [5]鄧，指鄧小平，一九三二年冬任中共會昌中心縣委書記，一九三三年三月時任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毛，指毛澤覃，一九三一年六月任永（豐）、吉（安）、太（和 ）中心縣委書記，一九三三年三月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秘書長。謝，指謝唯俊（一九○八——一九三五），湖南耒陽人，一九三三年三月時任江西省軍區第二軍分區司令員兼獨立第五師師長。古，指古柏（一九○六——一九三五），江西尋烏人，一九三三年三月時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委員、裁判部長和黨團書記。一九三三年三月起他們被指責為“江西羅明路線的創造者”，后受到撤職等處分。 [6]羅明（一九○一——一九八七），廣東大埔人。一九三三年在擔任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時，曾因提出閩西上杭、永定等根據地邊緣地區的工作條件比較困難，黨的政策應當不同于根據地的鞏固地區，而受到黨內“左”傾領導者的打擊。當時這些領導者把他的意見錯誤地說成是“悲觀失望的”、“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并且開展了所謂“反對羅明路線的斗爭”。 [7]建黎泰，指福建的建寧、泰寧和江西的黎川。當時在這里建有中共中心縣委。 [8]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 [9]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季諾維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曾是共產國際的主要領導人。自一九一三年三月共產國際成立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季諾維也夫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布哈林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布哈林接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 [10]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第三部分。 [11]即《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12]洛甫，即張聞天，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 [13]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和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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