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宋慶齡的信(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
慶齡先生左右: 武漢分別，忽近十年。每從報端及外來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國的言論行動，引起我們無限的敬愛。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繼續孫中山先生革命救國之精神的，只有先生與我們的同志們。目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之呼聲雖已普及全國，然而統率大兵之蔣氏及國民黨中央迄今尚無徹底悔禍之心。這種違反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之行為，實為國民黨大多數黨員所不應容許而應立起糾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于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是尚有賴于先生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茲派潘漢年[1]同志前來面申具體組織統一戰線之意見，并與先生商酌公開活動之辦法，到時敬求接洽，予以指導。付上我們致國民黨中央的信[2]以作參考。同時請先生介紹與先生比較接近的諸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3]諸先生，與漢年同志一談，不勝感幸。 順問近安 毛澤東 “九一八”五周年紀念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注釋 [1]潘漢年（一九○六—一九七七），江蘇宜興人。當時是中國共產黨同南京國民黨當局談判的代表。 [2]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見本卷第424－433頁。 [3]吳稚暉（一八六五——一九五三），江蘇武進人。當時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孔祥熙（一八八○—一九六七），山西太谷人。當時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宋子文，見本卷第421頁注[1]。李石曾（一八八一——一九七三），河北高陽人。當時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北平研究院院長。蔡元培，見本卷第445頁注[1]。孫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廣東香山（今中山縣）人。當時任國民黨政府立法院院長。
宋慶齡小時侯，一天，全家要到伯伯家做客，走到大門時，宋慶齡突然停下腳步。“怎么了，孩子?”爸爸奇怪地問。“我不能去了。我已經答應過小珍，今天上午教她疊花籃。”宋慶齡答道。小珍是宋慶齡的同學。“哦，是這樣。”父親松了口氣。
“以后再教她吧，今天下午，或者明天，不都可以嗎?”“不行不行，我跟她約好的。”宋慶齡忙說。“不要緊，明天再向她解釋一下，要不，道個歉也可以嘛。”爸爸繼續勸說著。“不，你說過，做人要守信用。要是我忘記了約會，明天向她道歉是可以的。可是，我并沒有忘記呀，我不能言而無信。”宋慶齡堅定地說。
宋慶齡送家里人出門后，一個人回到房間里，耐心地等候起來。她一會兒拿起一本書看;一會兒又坐到琴凳上彈鋼琴，平時很熟的曲子，今天卻總是彈不準。可是，直到全家人吃過午飯回來，小珍也沒有來。媽媽心疼地說：“我的女兒一個人在家，該多沒意思啊!”宋慶齡仰起臉回答道：“一個人在家，是很寂寞。可是，我還是覺得很快活，因為，我心中坦然。”
宋慶齡信守諾言，寧可不去伯伯家看鴿子，也要等候小珍，而且空等一天也心中坦然，這是守信用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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