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
(一九二五年冬)
有些人說:國民黨現在又分離出去一個右派，這是黨里左派分子的操切，這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國民革命的不幸。這個意見是不對的。半殖民地中國的國民革命政黨，在今日應有這個分裂。這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我們雖不必以此為喜，卻斷不是什么不幸的事。要知道這個理由，只要一看近代的時局，只要一看從興中會到現在的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就可以完全明白。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中期歐、美、日本資產階級反抗封建貴族階級的民主革命，與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合作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官僚、軍閥、買辦、地主階級的國民革命，性質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與現在的革命，性質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本各國資產階級的革命，乃資產階級一階級的革命。其對象是國內的封建貴族；其目的是建設國家主義的國家即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其所謂自由、平等、博愛乃當時資產階級用以籠絡欺騙小資產、半無產、無產階級使為己用的一種策略；其結果是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建設了國家主義的國家；其終極是發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現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這三個階級合作的革命，大資產階級是附屬于帝國主義成了反革命勢力，中產階級是介于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動搖不定，實際革命的乃小資產、半無產、無產這三個階級成立的一個革命的聯合。其對象是國際帝國主義；其目的是建設一個革命民眾合作統治的國家；其所號召的民權民生主義并不是某一階級籠絡欺騙某一階級使為己用的一種策略，而是各革命階級一種共同的政治經濟要求，由他們的代表者(孫中山先生)列為他們政黨的綱領；其結果是要達到建設各革命民眾統治的國家；其終極是要消滅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建設一個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聯盟(即孫先生所主張的人類平等、世界大同)。再看辛亥年的革命與目前的革命不同之點。辛亥年的革命，雖然其本質應該是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然因當時多數黨員還沒有看清此點，黃興、章炳麟、宋教仁[1]等一班右傾的領袖們只知道國內清朝貴族階級是敵人，革命的口號變成簡單的“排滿”，黨的組織和內容是極其簡單，作戰的隊伍是極其孤弱。這是因為當時還沒有有組織的工農群眾；當時國內還沒有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國際的局面是幾個強國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壓迫階級反革命的聯合，沒有被壓迫階級革命的聯合，只有資產階級的國家，沒有無產階級的國家，因此中國當時的革命沒有國際的援助。現在的局面與辛亥年完全兩樣:革命的目標已轉換到國際資本帝國主義；黨的組織逐漸嚴密完備起來，因為加入了工農階級的分子，同時工農階級形成了一個社會的勢力；已經有了共產黨；在國際又突現了一個無產階級國家的蘇俄和一個被壓迫階級革命聯合的第三國際，做了中國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參加革命的人，現在只剩下了少數革命意志強固的還主張革命，大多數都因為畏懼現在的革命把革命事業放棄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隊伍里同著現在的國民黨作對。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著革命的發展和國民黨的進步，如筍脫殼，紛紛分裂。我們要完全明白這分裂的原因，還要看本黨從興中會以來本黨黨員的社會階級的屬性。我們知道領袖農村無產階級向清朝貴族及地主階級作農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孫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淵泉。興中會的組織，完全是收集游民無產階級的會黨。同盟會的組織，一部分是海外華僑工人，一部分是內地的會黨，另一部分則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學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內地學生及自耕農子弟出身的內地學生，總之同盟會的成分，乃無產階級(會黨)、半無產階級(僑工)、小資產階級(一部分內地學生)、中產階級(留學生及一部分內地學生)這四個階級的集合體。此時領袖中國大地主階級的康有為派保皇黨[2]，與領袖中國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的孫中山派同盟會，成了對抗。辛亥革命初成，同盟會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贊成孫先生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見之于實行，結果解散革命的同盟會，改組不敢革命的“國民黨”，并合了許多代表小地主階級利益的政團，使小地主階級在國民黨中成了絕對多數的支配者。雖然此時與代表大地主階級的進步黨(進步黨為清末諮議局化身，諮議局乃各省大地主機關，與現今各省省議會之為大地主機關完全一樣)還是立于對抗地位，但革命性幾乎沒有了。孫先生因此大憤，決志改組中華革命黨，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了黨的名稱，不惜與小地主階級領袖黃興等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統。黃興一派小地主領袖們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華革命黨，脫離了孫先生之后，另外成立了歐事研究會[3]。不久加以擴張，招引許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學會。我們只要看政學會中人幾乎無一個不是地主階級，即可知道他們何以必須脫離孫先生，何以必須放棄革命，何以漸漸與代表大地主階級由進步黨蛻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視莫逆，何以到近年竟組成了聯治派(聯治派乃南方各省地主階級近四年來欲組織而未成形的政黨)，擁護趙恒惕、陳炯明、唐繼堯、熊克武[4]把持西南各省的政權，以省議會縣議會及團防局的武裝為其工具，向農村中自耕農、佃農、雇農，都市中工人、學生、小商施行極大的壓迫，完全站入反革命地位。中華革命黨改成中國國民黨時，又加入一批中產階級的非革命派，此時而且有一部分代表買辦階級的分子混了進來，他們站在黨的支配地位，孫先生及少數革命派領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黨的全國大會，明白決定擁護工農階級的利益，從工農階級中擴張國民黨的組織，并且容納共產派分子入黨。當去年一月孫先生在廣州長堤亞洲酒店招宴全國大會代表時，茅祖權[5]起持異議，反對容納共產黨分子。孫先生起立作長篇之演說，謂二十年以來，黨員總是阻撓我革命，總是丟掉民生主義，跟隨我的很多，但總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來革命的，如汪精衛先生一樣的人不出二十個，今日還要阻撓我容納革命的青年!到了第一次全國大會的人，都聽見孫先生的話。然而此舉首先得罪了代表買辦階級的領袖們，馮自由、馬素等首先與帝國主義、軍閥勾結，脫離了國民黨，另外組織同志俱樂部。國民黨左派兩年來在廣東的工作，為了擁護工人的團結與罷工，得罪了帝國主義、買辦階級；為了擁護農民的團結與減租，得罪了地主階級；為了保持革命根據地，用嚴厲手段對付反動派，得罪了帝國主義工具買辦、地主階級的代表魏邦平、陳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激動了一班新右派，他們已在北京開會，圖謀脫離左派領袖的國民黨，另外組織右派的國民黨。惟聞在北京的會議[6]中，代表小地主及華資工商資產階級的一派與代表買辦階級的一派意見不合，前一派有會議未終即離京南下之說。我們覺得這種現象也是必然的。中國現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一面是帝國主義為領袖，統率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等大資產階級組織反革命聯合戰線，站在一邊；一面是革命的國民黨為領袖，統率小資產階級(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半無產階級(半自耕農、佃農、手工業工人、店員、小販)，無產階級(產業工人、苦力、雇農、游民無產階級)組織革命聯合戰線，站在一邊。那些站其中間的中產階級(小地主、小銀行家及錢莊主、國貨商、華資工廠主)，其欲望本系欲達到大資產階級的地位，為了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的壓迫使他們不能發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現在的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猛勇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他們對之不免發生恐懼，又懷疑各階級合作的革命。中國的中產階級(除開其左翼即中產階級中歷史和環境都有特別情況的人，可與其余階級合作革命，但人數不多)，到現在還在夢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還在夢想國家主義之實現，還在夢想由中產階級一階級領袖、不要外援、欺抑工農的“獨立”的革命，還在夢想其自身能夠于革命成功后發展成壯大的資產階級，建設一個一階級獨裁的國家。他們革命的出發點，與其余階級革命的出發點完全不同:他們的革命是為了發財，其余階級的革命是為了救苦；他們的革命是為了準備做新的壓迫階級，其余階級的革命是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將來永無壓迫自己的人。這班中產階級“獨立”革命派(小地主出身的最多)，現在還在冒了孫先生的牌，說孫先生的“主義”、“遺教”是代表了他們。其實孫先生絕非如此。孫先生的主義、遺教，絕對是為了“救苦”，絕對不是為了“發財”；絕對是使人類從壓迫階級解放出來，絕對不是為了準備做新的壓迫階級。無論將孫先生的主義、遺教如何曲解，這個意義絕對不能變動。他們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間，自以為可以獨立革命，其實沒有這回事。他們疑忌工農階級之興起，他們疑忌國內及國際無產階級政黨之援助，他們丟棄了群眾，丟棄了幫手，在二十世紀半殖民地內外強力高壓的中國，決沒有做成革命的道理。在人數上說，四萬萬人中，買辦、大地主、官僚、軍閥等大資產階級至多每四百個人里頭有一個(四百分之一)，計一百萬人。小地主、國貨工商業家等中產階級，大約每百個人里頭有一個(百分之一)，即四百萬人。此外的數目都屬其余的階級: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等小資產階級約占一萬萬五千萬；半自耕農、佃農、手工業工人、店員、小販等半無產階級人數最多約占二萬萬；產業工人、都市苦力、雇農、游民等完全的無產階級約占四千五百萬。依此分析，則中國為了救苦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眾有多少呢 有三萬萬九千五百萬，占百分之九八點七五。其敵人有多少呢 有一百萬，占百分之零點二五。中間派有多少呢 有四百萬，占百分之一。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毫不猶疑地斷定:代表中產階級的國民黨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礙國民黨的發展，并不足以阻撓中國的國民革命。他們的分裂，是基于他們的階級性，是基于現在特殊的時局，使他們不得不分裂，并不是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所謂左派(所謂左派，是指國民黨的左派，并非指共產黨，共產黨黨員在國民黨內乃共產派，不是國民黨左派)的操切，就是掃平楊、劉[7]，掃平鄭、莫[8]，掃平東江、南路、北江給了陳炯明、鄧本殷、熊克武以大打擊，堅持省港罷工給了英國帝國主義以大打擊這些革命的工作；然而這也是基于革命派的階級性，基于現在特殊的時局，不得不奮斗，不得不革命，奮斗和革命乃是他們唯一的出路，并不是什么操切不操切。像這樣緊迫的時局，不但無弛緩希望，而且將繼續緊迫。我們料到在不遠的將來情況之下，中間派只有兩條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萬萬沒有第三條路。而在現在，他們留在國民黨內，實在是汪精衛先生所說的“假革命派”，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為了他們的分出去，為了他們對于革命派(左派)的反動和攻擊，革命派將因此成功一個更大的團結。所以我們現在到處可以聽得見的口號，幾乎都是這樣的一句:“全國革命派團結起來!”
根據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周報》第四期刊印。
注釋
[1]黃興（一八七四——一九一六），湖南善化（今屬長沙縣）人。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重要領袖。一九○五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后，任執行部庶務，曾直接領導多次反清的武裝起義。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后，任湖北軍政府戰時總司令、南京臨時政府陸軍總長。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時任討袁軍總司令，失敗后去日本。一九一四年孫中山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黃興未參加，轉赴美國。章炳麟，即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一一九三六），浙江余杭人。一九○六年加入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府顧問等職。一九二四年后逐漸脫離民主革命運動，專門從事講學。宋教仁（一八八二——一九一三），湖南桃源人。一九○五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一九一二年中國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后任理事、代理理事長。一九一三年三月在上海被袁世凱派人暗殺。
[2]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失敗后，于一八九九年在加拿大組織保救大清皇帝會，簡稱保皇會，自任會長。其宗旨是保救光緒，實行君主立憲，反對民主革命。
[3]歐事研究會，是民國初年建立的政治團體。一九一四年七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召集一部分國民黨黨員組成中華革命黨。另一部分黨員同孫中山意見分歧，另組歐事研究會，參加者有李烈鈞、熊克武、鈕永建等百數十人。黃興雖已赴美，仍列名其間，會員隱以他為首領。該會反對以急進的革命手段對待袁世凱，而主張緩進。后改名政學會。在袁世凱公開進行復辟帝制活動時，亦參加反袁聯合戰線。
[4]趙恒惕（一八八○——一九七一），湖南衡山人。曾任湘軍總司令兼湖南省省長。陳炯明，見本卷第17頁注[2]。唐繼堯（一八八三——一九二七），云南會澤人。曾任云南省督軍、省長。熊克武（一八八五——一九七○），四川井研人。曾任四川討賊軍總司令。
[5]茅祖權（一八八三——一九五二），江蘇海門人。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6]指國民黨右派鄒魯、謝持、居正等十余人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開的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7]楊、劉，指楊希閔、劉震寰。見本卷第17頁注[3]。
[8]鄭、莫，指鄭潤琦、莫雄。見本卷第23頁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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