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名 : 加味十奇散
處方 : 當歸（酒浸）、桂心（不見火）、人參、土芎、香(xiang)白(bai)芷、防風（去蘆）、桔梗、厚樸（去粗皮，姜(jiang)汁炒）各等分，甘草5文、乳香(xiang)（研）、沒(mei)藥（研）。
制法 : 上為末。
功能主治 : 內(nei)護固濟，去舊生新，成(cheng)(cheng)者(zhe)速潰(kui)，未(wei)成(cheng)(cheng)者(zhe)速散。主(zhu)癰(yong)發已(yi)成(cheng)(cheng)或未(wei)成(cheng)(cheng)，服內(nei)消藥3-5日不效，或年(nian)40以上氣血衰弱者(zhe)。
用法用量 : 方中(zhong)乳香、沒藥用量原(yuan)缺。
摘錄 : 《得效》卷十九
公元280年，三國歸晉，結束了“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漢晉春秋輯本》卷一。的分裂局面。司馬昭為統一全國作出重大貢獻。他是三國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是西晉王朝的開創者之一，在歷史上的作用可與曹操相媲美，然而長期以來由于受到封建正統歷史觀的影響，司馬昭被世人視為篡奪皇位的奸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了人們描繪一切野心家、陰謀家的口頭禪。我認為這種評價實際上是對儒家綱常倫理、君臣名分不可顛倒觀念的完全肯定，是極不公允的，因此很有必要來澄清事實，重新評價司馬昭這個歷史人物。
1.三國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
司馬昭字子上，乃曹魏名臣司馬懿之子。青年時期追隨其父司馬懿西拒蜀漢，東御孫吳，北伐遼東。長期的戎馬生涯，造就了他非凡的政治和軍事才干。執政后，政績卓著，甚得民心。下面，我們將他的主要政績分五個方面來論述。
一、對政治、經濟制度的改革。
公元255年，司馬師病逝，司馬昭繼兄輔政。他勵精圖治，對魏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作了一系列改革。在政治上，改定律令。“諸禁網煩苛及法式不便于時者”，他“皆奏除之”《晉書》卷二《文帝紀》。，并且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科網本密”，令賈充、鄭沖、羊祜、杜預等十四人，本著“蠲其苛穢，存其清約”的原則，《晉書》卷三十一《刑法志》。正式制定新律。到晉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完成，頒布全國。《晉律》的內容比《漢律》大為精簡，從漢律和說解七百七十三萬字省約到十二萬字，在法律編纂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就相對減輕了人民動輒觸犯刑律、處置輕重無準的弊端。同時律文“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去捕亡、亡沒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少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同上。在某種程度上，《晉律》可以說是“刑寬禁簡”《晉書》卷四十《賈充傳》。。
在經濟上，司馬昭關心農業生產，注重民心，“值魏明奢侈之后，帝蠲除苛碎。不奪農時，百姓大悅”《晉書》卷二《文帝紀》。。他還提倡節儉，“敦尚純樸，省繇節用，務穡勸分”同上。，使經濟獲得進一步發展。
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司馬昭“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三國志》卷四《陳留王紀》。，開始廢除民屯制度。屯田制度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它對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過一定的作用，但屯田客的地租負擔很重，到魏末租率提高到“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晉書》卷四十七《傅玄傳》。。因此屯田客生活十分困苦，生產情緒日益低落。而且屯田客的身份地位很低，是被用軍事編制強制在土地上的勞動者，故在屯田初期，就有屯田客逃亡之事。為了緩和屯田客的反抗和逃亡，整齊劃一編戶，便于國家的統治和管理。在新的情況下，司馬昭罷掉屯田官，廢除民屯制度，將民屯的國家佃農改變為國家的編戶齊民即自耕農，使他們的經濟負擔有所減輕，身份地位有所提高，這對生產力的發展是大為有利的。
二、平淮南，“能以德攻”。
司馬懿消滅曹爽集團后，曹魏政權雖已歸司馬氏控制，但曹爽集團的垮臺，不等于司馬氏和曹氏之間的矛盾已經解決，新的斗爭在醞釀、在發展。特別是淮南地區在司馬懿、司馬師執政時期就先后爆發了兩次叛亂。司馬昭執政不久，諸葛誕據淮南再次作亂。諸葛誕是忠于曹魏的軍事將領，公元257年，他殺死揚州刺史樂琳，起兵反對司馬昭。同時又遣其子入吳為質，“稱臣請救”，吳國派將軍全懌等，“將三萬眾，與文欽同救誕”。《資治通鑒》卷七十七。諸葛誕與孫吳聯合，聲勢甚大，對司馬氏集團構成很大威脅。司馬昭聞變，當機立斷，親自督軍二十六萬南征。
由于諸葛誕鎮守的壽春是曹魏的軍事重鎮，城防極其堅固，再加上諸葛誕位據方面，握有重兵，又有吳軍為援，故欲取勝，絕非容易。根據這一情況，司馬昭制訂了圍而不攻、使其坐斃的作戰計劃，他認為“壽春城固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里受敵，此危道也”。因此他決定“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也，乃命諸軍按甲而守之”。《資治通鑒》卷七十七。司馬昭的這個戰略方針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吳國的援軍被司馬昭擊敗，只得退歸江東。諸葛誕外無救兵，內乏糧草，壽春成了一座孤城。司馬昭又乘機展開攻心戰術，他遣廷尉何禎“使淮南，申明逆順，示以誅賞”《晉書》卷二《文帝紀》。，以瓦解叛軍。又行反間計于駐守在城中的孫吳將領，結果吳將“(全)懌等帥其眾數千人開門出降”同①。。
在司馬昭重兵圍困下，叛軍內部又發生內訌，諸葛誕殺死同黨文欽。欽子文鴦、文虎走投無路，請降于司馬昭。文欽是司馬氏政敵，其子投降后，“軍吏請誅之”，司馬昭不但不殺，反而“表鴦、虎皆為將軍，賜爵關內侯”。同①。叛軍見“文欽之子猶不見殺”，紛紛投降，已呈土崩之勢。司馬昭見時機成熟，“乃自臨圍，四面進兵”，發動猛攻。諸葛誕突圍逃跑，被魏軍擊斬，淮南悉平。
戰事結束后，有人建議“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司馬昭不同意，他說“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結果“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淮南將士吏民為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資治通鑒》卷七十七。司馬昭此舉確有政治家的氣魄，和曹操采取的“圍而后降者不赦”《三國志》卷十四《程昱傳》注引《魏書》。的屠城暴行形成鮮明的對比。其“以德攻之”的懷柔政策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使得“吳眾悅服，江東感之”《三國志》卷二十八《諸葛誕傳》附《唐咨傳》。，對爭取吳國民心的歸服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就為以后晉武帝平吳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東晉史學家習鑿齒對司馬昭平淮南的用兵方略和采取的寬容政策甚為欽佩。他贊道：
君子謂司馬大將軍于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眾，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鴦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眾，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同①。
可見司馬昭是一位智勇兼備，特別是以謀略見長的軍事家。司馬昭迅速平定淮南之亂，不僅鞏固了司馬氏集團的統治，而且使人民免遭兵災戰禍，其功績應予肯定。
三、滅蜀，為統一全國奠定基礎。
司馬昭“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晉書》卷二《文帝紀》。，積極準備消滅蜀、吳，統一天下。對司馬昭來說，統一天下的關鍵是消滅蜀國。蜀雖偏據西南一隅，軍事、經濟力量均不如曹魏，然而其地勢險要，易守難攻。蜀漢前期有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治國，他內修農戰，嚴明法令，外伐曹魏，以攻為守。故蜀漢乃曹魏之勁敵，當諸葛亮北伐中原之時，連足智多謀、善于用兵的司馬懿也“畏蜀如虎”，“閉軍固壘，莫敢爭鋒”。《晉書》卷一《宣帝紀》制曰。但自諸葛亮死后，蜀漢國力日趨衰落。姜維對魏連年用兵，敗多勝少；劉禪不理朝政，昏庸無能，以致“蜀人愁苦”，“百姓疲弊”《華陽國志》卷七《劉后主志》。，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與蜀漢情況相反，司馬氏集團不僅在政治上比較清明，而且大力推行軍事屯田，取得十分顯著的效果。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中原地區的社會經濟有了很大恢復和發展，不僅洛陽地區墾田增多，而且邊緣地區荒田亦被開墾。淮河流域到司馬懿執政時已是“倉庾相望”，關中地區到司馬師掌權時已有大批余糧，這就為司馬氏統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在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的形勢下，敢不敢于發動戰略進攻，趁蜀漢衰弱之際，發兵消滅之呢?曹魏朝廷中很多人沒有看出滅蜀條件已經成熟。他們對蜀漢軍事力量估計過高，又認為巴蜀天險難以逾越，故“朝臣多以為不可”伐蜀。《資治通鑒》卷七十八。甚至連名將鄧艾也“以為蜀未有釁，屢陳異議”同上。。但司馬昭力排眾議，他知己知彼，洞悉局勢，看出蜀漢已是“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同上。。在對吳、蜀二國的政治軍事形勢、地形、氣候條件作出全面分析后，他及時把握戰機，制訂了先滅蜀后平吳的戰略計劃。其部署是“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并進，此滅虞定虢、吞韓并魏之勢也”《晉書》卷二《文帝紀》。。可見司馬昭對伐蜀戰役，早已運籌帷幄，成竹在胸了。
在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之前，司馬昭又采取聲東擊西的策略，來迷惑吳、蜀二國。他下令“青、徐、兗、豫、荊、揚諸州，并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為將伐吳者”《三國志》卷二十八《鐘會傳》。。這就使孫吳不敢輕舉妄動，發兵救蜀。公元263年，司馬昭派智勇雙全、善于用兵的大將鐘會和鄧艾率兵伐蜀。魏軍的軍事行動完全按照司馬昭的戰略步驟。結果姜維被鄧艾牽制在漢中，鐘會就乘機“出其空虛之地”，一舉攻克蜀漢戰略要地——漢中。接著，魏軍勢如破竹，直逼成都。正如司馬昭所預料的。蜀漢這時“邊城外破，士女內震”《晉書》卷二《文帝紀》。，朝野上下一片慌亂。最后劉禪投降于鄧艾，蜀漢至此滅亡。
司馬昭用兵前后不過三個月，便一舉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三國志》卷二十八《鄧艾傳》注引《袁子》。。這是因為他看準了形勢，及時組織了戰略進攻，故取得了勝利。正如吳人張悌所分析的，“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疲，兢于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三國志》卷四十八《孫皓傳》注引《襄陽傳》。。事實證明，張悌的這個評論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如何來評價司馬昭的滅蜀戰爭呢?我認為三國鼎峙雖較之東漢末年軍閥割據的局面要好些，但三國之間干戈不止，天下無一日之寧，這不僅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給人民帶來很大痛苦，所以當鄧艾兵“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三國志》卷四十二《譙周傳》。。蜀漢統治者雖欲抵抗，但人民都不愿繼續作戰，來延長國內的割據局面。由此可見，要求統一不僅是司馬氏集團的愿望，同時也是人民的迫切要求。從歷史發展的潮流來看，司馬昭滅蜀是繼承了曹操的事業，它結束了三國鼎峙的局面，為統一事業奠定了基礎。
但是，過去有些論者對司馬昭的滅蜀功績評價不高。他們分析三國統一的原因，往往比較強調客觀條件。即認為三國后期，中原地區經濟的發展已超過吳、蜀，這就為統一創造了條件。其實客觀條件即使已經具備，但如果不發揮人的主觀積極作用，統一還是不能實現。例如，戰國后期盡管秦對東方六國已占絕對優勢，但如果不出現秦始皇這樣雄才大略的帝王，統一進程也勢必延緩。同樣，我們也可以認為，三國后期如果不出現司馬昭這樣卓越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要迅速實現全國的統一，也是不可能的。對司馬氏統一全國的功績，習鑿齒作了高度評價，他說：“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廓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漢晉春秋輯本》卷一。綜觀三國歷史，習氏的這一見解確是中的之論。
四、迅速平定鐘會的叛亂，防止蜀地的重新割據。
鐘會伐蜀成功后，“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遂謀反”《三國志》卷二十八《鐘會傳》。。面對鐘會叛亂的嚴重局勢，司馬昭毫不驚慌。他對此事其實早有估計。早在司馬昭遣鐘會伐蜀時，謀士邵悌“言于帝曰：鐘會難信，不可令行”《晉書》卷二《文帝紀》。，建議司馬昭另選伐蜀元帥。司馬昭答道：
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眾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并竭，智勇并竭而強使之，適為敵禽耳。惟鐘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后，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辦耶?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只自滅族耳。同②。
可見司馬昭高瞻遠矚，料事如神，已把鐘會控制于手掌之中。當鐘會除掉鄧艾后，自以為得計，認為司馬昭對他十分信任。但這時司馬昭已親自率軍十萬屯駐長安，并令中護軍賈充領軍入斜谷，隨時準備鎮壓鐘會的叛亂。
鐘會發覺司馬昭對他已有防范，慌忙詐傳郭太后遺詔，公開打出討伐司馬昭的旗號，但其部將都不愿隨他作亂，鐘會只得把他們都關押起來，“嚴兵圍困欲盡殺之”。不料其謀泄漏，魏兵得知情況，起兵攻打鐘會，鐘會措手不及，和姜維一起被殺。這場叛亂遂以失敗而告終。
鐘會起兵反對司馬昭，其性質雖是統治階級內部爭奪統治權的斗爭，但鐘會的打算是“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三國志》卷二十八《鐘會傳》。。如其謀一旦得逞，勢必重建割據政權，分裂局面又將延續。但正如司馬昭所預料的，蜀亡之后，遺民寧肯歸于晉，也不會擁護鐘會再行割據。北方將士各自思歸，更不會隨他留在蜀中。所以鐘會作亂，得不到人民的擁護，只能是自取滅亡。由此可見，由于國家長期分裂給人民帶來了痛苦，統一確實是人心所向，司馬昭采取果斷措施，迅速平定這場叛亂，穩定了蜀中的局勢，這是符合歷史發展和人民要求的。
五、實施正確的治蜀政策。
司馬昭平蜀以后，面臨如何治蜀的問題。因為蜀漢政權雖遭覆滅，但益州地主集團尚有相當的力量；而且此時蜀之南中、巴東等地還在繼續抵抗，不肯降服。“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非步卒所涉，魏師之來，褰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三國志》卷四十二《譙周傳》注引“孫盛曰”。作為政治家的司馬昭懂得如果單純使用武力，采取軍事壓服手段，并不能迅速消滅蜀漢殘余勢力。因此他根據蜀中的狀況，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來鞏固他在巴蜀地區的統治。
首先是緩和蜀地的社會矛盾。蜀中百姓在劉禪統治下，賦役負擔極其沉重，當時全蜀“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可是“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三國志》卷三十四《后主傳》注引王隱《蜀記》。平均九個人負擔一個“戰士”，七家民戶養活一個“吏”，這樣沉重的剝削，當然壓得人民喘不過氣來。司馬昭平蜀伊始，就立刻下令，“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以蘇民困。他還“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三國志》卷四《陳留王紀》。，用經濟上的優待政策，鼓勵益州士民遷徙到中原地區去。
其次，為了防范蜀漢政府卵翼下的殘余勢力在益州東山再起，同時也為了滿足益州土著集團驅逐外來勢力的要求，在公元264年，司馬昭把蜀漢政權中非益州籍的重要文武官吏，全部召回中原地區，給他們官做，有的還賜以爵位，如“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秘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并封列侯”《三國志》卷三十四《后主傳》。。因此也可以說，他們的勢力已隨著蜀漢的滅亡而撤出益州了。
復次，為了爭取益州地主集團的歸附，司馬昭對蜀主劉禪采取了安撫籠絡政策。因為劉禪雖系亡國之君，但其統治蜀漢已達四十余年，在益州地主集團中尚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例如蜀漢南中都督霍弋聞“成都不守，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阻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茍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耶。’”《三國志》卷四十一《霍弋傳》注引《漢晉春秋》。由此可見，對劉禪如何處置，關系到益州地主集團人心之向背，一旦蜀主受辱或被殺，蜀漢士大夫則不但不會與司馬氏集團合作，反而有可能與之為敵。司馬昭洞察其情，故對劉禪十分禮遇。他奏請魏帝封劉禪為安樂公，其“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又予以優厚之俸祿，“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并以魏帝名義下詔褒獎劉禪道：“公恢崇度德，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三國志》卷三十四《后主傳》。司馬昭還設宴招待劉禪，又問他“頗思蜀否?”禪答道：“此間樂，不思蜀。”此事誠然確實反映了劉禪昏庸駑下，忘掉了亡國之恨，但從另一角度來看，不也表明了由于司馬昭對劉禪的“歸命之寵”，使其在政治和經濟上得到了較好的待遇，故劉禪才有“樂不思蜀”之謂。
由于司馬昭實施了正確的治蜀政策，蜀漢各地郡守紛紛歸降。霍弋“得后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士”請降，并向司馬昭表示，“是以委質，不敢有貳”。《三國志》卷四十一《霍弋傳》注引《漢晉春秋》。司馬昭不煩刀兵，就平定了南中。蜀巴東太守羅憲“得后主委質問之”，亦感恩懷德，放棄死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王”。后來當孫吳大軍“起兵西上”，欲乘機兼并蜀地之時，羅憲“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誓死堅守，并表示寧愿效忠司馬昭“畢命于此”，而“寧能為吳降虜乎”。《三國志》卷四十一《霍弋傳》注引《襄陽記》。最后終于打退了吳軍的圍攻，保衛了疆土，為司馬昭立了大功。這樣，益州地主集團就完全被司馬昭爭取過來了。由于他們的歸附和全力支持，巴蜀地區以后成了西晉伐吳的基地。司馬氏憑借天府之國的人力和物力終于滅掉了孫吳。由此可見，司馬昭的治蜀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2.司馬氏、曹氏集團優劣論
綜上所述，司馬昭無疑是一個應該肯定的人物。但是由于司馬昭殺死魏帝曹髦，冀圖奪取曹魏政權，故封建統治者和史家都稱其為弒主篡逆，而予以痛斥。解放后，史學界對司馬氏集團也貶多于褒。在這里有必要予以辨析。
我認為司馬昭殺死曹髦，絕不能作為他的罪狀，更不能把其說成是“奸臣”，封建史學家是站在正統主義立場上來評論司馬氏代魏之事的。中古社會，忠君是封建倫理的核心，不忠就是叛逆，故司馬昭千百年來為千夫所指，萬人唾罵。然而歷史唯物主義早就批判了這種封建正統史觀，更不以傳統的君臣綱常倫理為是非準則。毫無疑問，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主要是看他的所作所為，是否對社會、對歷史發展有利，是否對經濟、文化發展有利。從這個基本點出發，司馬昭取代曹魏政權，不僅不是什么“過”，而是順應歷史潮流的“功”，因為曹魏后期的統治已經腐朽，司馬昭消滅它，是歷史的進步。為了說明問題，在此將曹氏和司馬氏這兩個集團之優劣作一比較。
魏明帝曹睿窮奢極侈，他不顧當時天下尚未統一，民力十分凋敝，就大興土木，盛修宮室，以致“力役不已，農桑失業”《資治通鑒》卷七十三。，百姓勞瘁。其后宮宮女多至數千，也給人民帶來沉重的負擔。他還在滎陽、宜陽等地圈禁民田，豢養麋鹿，并規定“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三國志》卷二十四《高柔傳》。。可見其統治之殘暴。曹睿死后，曹爽執政。他“日縱酒沉醉”，“飲食車服，擬于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為伎樂”，還“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何）晏等會其中，飲酒作樂”。《三國志》卷九《曹爽傳》。可見他驕奢淫逸到了何種程度。曹爽毫無才能，為了樹立個人威望，“立威名于天下”，他不聽司馬懿的勸阻，貿然率大軍伐蜀，結果大敗而歸，“關中為之虛耗”《資治通鑒》卷七十四。。曹爽還和何晏、鄧飏、李勝、畢軌、丁謐等“浮華派”結成死黨，實行任人唯親的用人政策，對廉潔耿直的官員排擠打擊。“群官要職，皆置所親”同①。，“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遷，違忤者罷用”同②。。曹爽還支持何晏等侵奪屯田土地，“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同①。。如果說曹魏政治在魏明帝曹睿時就開始走下坡路，那么在曹爽等“浮華派”掌權后則更為黑暗腐敗。
和曹氏集團相對立的是司馬氏集團。司馬氏集團屬于門閥地主中的事功派，他們大都在政治上頗有建樹，司馬懿不僅善于領兵打仗，而且很懂得治國之道。針對魏明帝時期人民徭役負擔過重，“百姓苦之”的弊政，司馬懿多次上疏，要求朝廷免除一部分力役，以蘇民困。司馬懿自遼東返回后，“役者猶萬余人，雕玩之物動以千計。至是皆奏罷之，節用務農，天下欣賴焉”《晉書》卷一《宣帝紀》。。在經濟上，司馬氏集團關心農業發展，注重興修水利和屯田事業的推廣。青龍元年，司馬懿在關中開成國渠，筑臨晉陂，灌溉田地數千頃，收到了“國以充實”《晉書》卷二十六《食貨志》。的效果。正始二年，他采納鄧艾在淮河南北大搞軍屯的建議。第二年，他“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于淮北”。同⑥。以后他又在河南開淮陽、百尺二渠，并修復一些舊的陂塘。這些措施都有利于生產的發展，并為統一全國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司馬懿死后，司馬師控制朝政，“命百官舉賢才，明少長，恤窮獨，理廢滯”，安排和重用一些司馬懿時期提拔起來的有才干的文武官員，在中央和地方發揮他們的作用，于是“四海傾注，朝野肅然”《晉書》卷二《景帝紀》。。司馬昭繼承父兄之業，更是力圖刷新政治，發展經濟，以統一天下。
司馬氏集團拔擢人才，也是任人唯賢，注重事功。如鄧艾“家貧”，“為農民養犢”，“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三國志》卷二十八《鄧艾傳》。但其很有才能，遂被司馬懿父子破格選用，后來成為獨當一面的大將，并率軍一舉滅蜀。羊祜有“經緯文武”《晉書》卷三十四《羊祜傳》。之才，他看透了曹爽等人的腐敗無能，故對曹爽的征辟推辭不就。司馬昭執政后，禮賢下士，拜他為相國從事中郎，掌機要，不久遷為中領軍。后來成為晉武帝滅吳、完成統一大業的主要謀臣和大將。其余如石苞、杜預、張華、王浚、衛瓘等都有治國理民之才，而為司馬氏所選拔，以后成為西晉王朝的開國功臣。
由此可見，司馬(ma)(ma)氏集(ji)團(tuan)(tuan)的(de)人大多擅長軍事謀略，重視發展經濟，善于(yu)治理國(guo)家(jia)，不(bu)務虛名而尚實(shi)干，這無疑(yi)優于(yu)曹氏集(ji)團(tuan)(tuan)。因(yin)此所(suo)謂司馬(ma)(ma)氏是魏國(guo)“一個(ge)極(ji)其腐朽的(de)集(ji)團(tuan)(tuan)”范文瀾：《中國(guo)通史(shi)簡編》第二編，268頁(ye)，人民出(chu)版(ban)社，1964。的(de)結論是站不(bu)住腳(jiao)的(de)。司馬(ma)(ma)氏能夠(gou)奪取(qu)曹魏政(zheng)權(quan)，不(bu)是偶然的(de)，正(zheng)是因(yin)為(wei)他們(men)在(zai)政(zheng)治上較(jiao)有(you)作為(wei)，較(jiao)為(wei)清明，才有(you)可能、有(you)條件最(zui)終(zhong)戰勝(sheng)曹氏，并且較(jiao)快地穩住了政(zheng)局，沒有(you)引起社會動亂。對此，甚至連(lian)司馬(ma)(ma)氏政(zheng)敵王(wang)凌之子王(wang)廣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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