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代帝王中，朱元璋是對貪污腐敗最深惡痛絕的一個。這種痛恨，既源于血液，又源于理智。作為一個前貧民，疾惡如仇是因為自己底層生活的痛苦經歷；作為一個帝王，他的痛恨則來自對自己家業的愛惜，他生怕這些碩鼠咬壞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統治之網。
朱元璋采取了中國歷史上最嚴厲的措施來懲貪。他生性苛細，連多用一張信紙在他眼里都算貪污。翻開《大誥三編》，你會看見皇帝親自懲辦的貪污案里，有這樣一些贓物：“收受衣服一件、靴兩雙”，“圓領衣服一件”，“書四本，綱巾一個，襪一雙”。官員犯了別的錯誤尚可饒恕，惟有貪污，絕不放過。在反貪運動的開始，他規定凡貪污六十兩的，就剝皮食草，擺在衙門前示眾。按說這一規定已經殘酷至極，不想他后來公布的政策更為極端：“今后犯贓的，不分輕重都殺！”
朱元璋對貪污之官，寧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他規定，凡有貪污案件，都要層層追查，順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將貪污分子一網打盡為止：“比如六部之中有人貪污受賄，則必深究贓款自何而來。如果是布政司行賄于六部，則拘布政司來，審問這些贓款從何得來，如果他說是從知府那里得來，則拘知府至，問贓何來，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縣。縣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際，害民之奸，豈可隱乎?”這樣做固可使貪吏無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卻也易生流弊，審理者務為嚴酷以當上指，株連蔓引，往往累及無辜。從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數次轟轟烈烈的反腐敗運動。如洪武四年(1371年)甄別天下官吏，八年(1375年)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聲勢都極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與郭桓案的規模最大，兩案連坐被冤殺的達七八萬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由于誅戳過甚，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的行政官吏，從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沒有一個做到任期滿的，往往未及終考便遭到貶黜或殺頭。用朱元璋自己的話說：“自開國以來，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設所有司官，未嘗任滿一人。”
雖然懲貪措施如此嚴厲，腐敗卻從來沒有絕跡。大的腐敗案消失了，小的腐敗卻仍然層出不窮。監察官員和錦衣衛報上來的貪污案件，每天都堆了滿滿一桌子。
腐敗根源是什么
朱元璋沒有想到或者不愿想到的是，造成腐敗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懲貪措施不嚴厲，而是中國的貪瀆文化過于根深蒂固。在傳統中國社會，因為政治權力籠罩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對權力的制約乏力，腐敗機會遍地皆是。想讓官員不貪，幾乎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一樣不現實。事實上，幾千年來，貪污及灰色收入一直是官員們的主要收入來源。
而朱元璋的低薪制又加劇了腐敗的蔓延。史稱明代“官俸最薄”。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斗。合成銀兩，一個縣令月收入不過五兩，折換成現在幣值，一千元左右。我們要知道，這五兩銀子不光要負擔縣令個人的生活，還要供養家庭，支付師爺們的工資。因此，如果不貪污，大明王朝的官員們根本活不下去。
朱元璋卻從來沒有想到應該提高官員的待遇。他從道德高度出發，理直氣壯地認為官員們都是用孔孟思想武裝起來的人，理所當然地應該不計報酬，敬業奉獻。長期的軍人生涯使他相信暴力恫嚇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相信刀劍可以造成一個絕無貪污的純而又純的世界。因此，面對如此強大的腐敗傳統，朱元璋還是堅持著對懲貪工作的不切實際的高要求。然而，皇命也不能剝奪官員們糊口的權利，況且朱元璋一個人畢竟監督不過來普天下所有官員。隨著朱元璋懲貪力度的不斷加強，用“書四本，綱巾一個，襪一雙”之類標準衡量出的貪污“案件”暴露得越來越多，在朱元璋眼里，腐敗已經發展到了“無人不貪”的程度。
朱元璋越來越對整個官僚隊伍感到失望。通過堆積如山的案卷，他悲觀地判斷，他的官僚體系基本全爛掉了。從洪武十八年開始，在他的詔書里，他指控的對象從個別貪污官員變成了官員全體：“朕自開國以來，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無厭。”他的秘書代他做的《大誥后序》中說：“日者中外臣庶，罔體圣心，大肆貪墨……”洪武十九年，他又說：“我設各級官員，本來為治理人民。然而，過去所任命的官員，都是不才無籍之徒，一到任后，就和當地吏員、衙役、地方上的黑惡勢力相勾結，害我良民。”
對于官員如此不畏死，甘蹈法網，朱元璋在震驚之余，也曾苦苦思索原因。面對腐敗，毛澤東把它解讀為資產階級思想污染的結果。朱元璋的思路與此異曲同工。他把原因歸結于舊朝代不良思想的污染。他說，經過一百年的元朝統治，“天下風移俗變”，人心不古，導致“天下臣民不從教者多”。其中，官員們尤其如此。“過去元朝統治華夏，九十三年之治，使華風淪沒，彝道傾頹。讀書人只知道背書，對于思想凈化，毫不用力。所以做事之時，私心戰勝公心，以致往往犯下大罪。”這些人受“前代”惡劣風氣的“污染”，“貪心勃然而起，迷失真性”，所以“明知故犯”，大面積地貪污腐化，“終化不省（怎么也教育不過來）”。
家家戶戶供著一套“寶書”
既然腐敗的原因是因為元朝時的“精神污染”，朱元璋認為歸根結底的辦法是思想教育。雖然“難化”，他終還是不能眼睜睜看著這些人被錯誤的思想所吞噬。既然和風細雨式的“化民成俗”不起作用，他決定在全國范圍內興起一次強制性的深入的全民思想教育活動，用大量的血淋淋的案例來警示官員和百姓。
為此，他親自制作了《大誥》這一千古奇文，作為這次運動的學習材料。
所謂《大誥》，簡要地說，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匯編。朱元璋把他懲辦的大案要案，編成一冊，夾雜以大量的老生常談的說教。由于是朱親筆所作，所以這本書文辭鄙俗，體例雜亂，多語句不通之處。因為以威脅恐嚇百姓為目的，所以他選取的案例都是血腥殘忍令人發指者。
像文革時稱毛著為“寶書”一樣，朱元璋稱這本書是臣民之“至寶”。洪武十八年，即1385年，朱元璋下令說：這本大誥，“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十九年，又重申：“朕出斯令，一曰《大誥》，一曰《續編》。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寶，頒行天下，務必戶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遷居化外，永不令歸。”
終洪武年間，《大誥》三編共印數千萬本，成為文革前全球發行量最大的出版物。從城市到鄉村，每家每戶的正堂上，都供著一套《大誥》。
朱元璋還命令全國人民利用一切業余時間學習《大誥》：“令民間子弟于農隙之時講讀之（《明太祖實錄》）。”大明王朝初年，曾經一度出現過億萬人民學《大誥》的壯觀景象，從朝廷高官到偏僻的鄉野，人手一冊《大誥》，一有時間就拿出來念念有詞。
除此之外，朱元璋亦規定，“令天下府州縣民每里置塾，塾置師，聚生徒，教誦《御制大誥》”。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下令表彰了民間學《大誥》先進分子，“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并舉行盛況空前的“講用大會”，“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余人，并賜鈔遣還。”
“文革”時在路口設檢查站，不會背語錄不許去趕集。朱元璋則聲明，他的臣民不會《大誥》則罪加一等。頒行《大誥武臣》時，他嚴令：“各官家都與一本”，并要求“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賢的愚的都要省得。”并稱：“不聽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兒每不記呵，犯法到官，從頭兒計較將來。將家下男兒都問過，你記得這文書里幾件？若不說不省得，那其間長幼都治以罪。”
民可以抓官
為了徹底消滅腐敗現象，建設一支純而又純的官員隊伍，朱元璋想到了求助于廣大人民群眾。洪武中葉，大明帝國里發生了一件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號召底層民眾起來，造官僚階級的反。
朱元璋在《大誥三編》中發出了這樣的號召：
我設各級官員的本意，是為了治理人民。然而，過去我所任命的所有官員，幾乎都是不才無籍之徒。一到任后，他們就和當地吏員、衙役、地方上的黑惡勢力相勾結，千方百計，害我良民。現在，我要靠你們這些高年有德的地方上的老人以及鄉村里見義勇為的豪杰們，來幫助我治理地方。在《大誥》另一章里他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因為我高居九重之上，難以清晰地觀察帝國政治的每一個細節，“如果民眾們不親自動員起來揭露奸頑之人，明彰有德之官，朕一時難知。所以囑民助我為此也。”
一開始，皇帝付與百姓的是監督權。朱元璋告訴百姓，他們可以直接向他舉報官員們的違法行為。并且許諾，皇帝會根據普通民眾的意見來獎勵和懲罰官員。
因為對監察官員們的不信任，在另一章中，他說，如果好官被誣陷，百姓們有權直接向皇帝申辯（《大誥初編·耆民奏有司善惡第四十五》）：
今后各級政府，若有廉能官吏，切切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詳。如果這些廉能官吏被壞人捏詞排陷，一時不能明其公心，遠在數千里，情不能上達，我允許本處城市鄉村有德老人們赴京面奏，以憑保全。
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進了一步，他令人吃驚地宣稱，在他的帝國之內，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沖進官府，捉拿他所不滿意的吏員：
如果以后有吏員們打官司時枉斷曲直，被冤枉的人可以糾集四鄰，直接到刑房里，把這個吏員拿住，送到京城來！如果有強買百姓東西不給錢的，收稅有的家多收有的家少收不公平的，捉拿逃軍時受賄放縱犯罪卻捉拿了同名百姓的，等等犯罪情況出現，都許百姓們直接把這些吏員們拿獲！
又規定：“如果害民官吏逃回老家，鄰居和親戚們知道了，立刻就要把他拿獲。”（《大誥初編·積年民害逃回第五十五》）
從“把民眾捆綁在土地上”這一極端輕易地跳到了“放手讓民眾造反”的另一個極端后，朱元璋想起了他的“通行證”制度。他知道這一制度一定會被官員們用做阻攔百姓上訪的借口。于是，他又宣布：凡是進京反映問題的人，不論有沒有通行證，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擋，治以死罪。
另一章中又規定：百姓們捉拿吏員，當官的如果敢阻擋，那么“全家族誅”。
賦予卑賤的農民以不經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糾拿官吏的權力，這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這一號召再一次證明這個通過農民起義登上皇位的皇帝對農民理想的某種忠誠。
詔書發布下去了，天下卻沒有出現朱元璋想像中的“群起響應“的局面。
畢竟，自有國家以來，中國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員腳下。面對皇帝的“造反”號召，他們一時不知所措。雖然皇帝一再發布“嗚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視縱容奸惡愚民”的殷切呼喚，但他們還是將信將疑，愣在當地不敢動。
朱元璋火了。他自然有他的辦法。洪武十九年，他嚴厲懲罰了鎮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們沒有按他的要求，積極捉拿貪官韋棟，而聽任他在鎮江胡作非為，直到這個貪官被皇帝親自發現。皇帝發布詔書說，因為這些市民不聽他的話，所以“將坊甲鄰里盡行責罰搬石砌城”。皇帝得意洋洋地說：“有罰款把家罰得精光的，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及去搬石就被我處死！”
這就是朱元璋的動員方式。
他知道，這種方式在這片土地上當然最有效。同時，對那些乍著膽子，捉拿官員的“吃螃蟹者”，他立刻大加獎勵。常熟縣百姓陳壽六協同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縣里的惡劣吏員顧英捉住，送到北京，朱元璋大為高興，賞賜銀兩衣物，還免其差役，感嘆“陳壽六其不偉歟？！”
在這動員加恐嚇之下，捉貪運動終于在各地興起。懦弱的老百姓居然敢捆綁捉拿官員，這種人民所不敢想像的翻天覆地的現象終于出現了。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經常出現一群衣衫襤褸的百姓押解著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貪官逃回家里，被親戚捉住，送到京師。朱元璋得意地說：“為大誥一出，鄰里親戚有所畏懼。其蘇、松、嘉、湖、浙東、江東、江西，有父母親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于是，大明天下出現了這樣的情景：一直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員們要對百姓下跪求饒了。
大明帝國，一個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276年的封建王朝，其開國皇帝名叫朱元璋，早年曾加入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起義反抗元朝，后來郭子興病逝，朱元璋在眾人的擁戴下出任首領，并最終徹底推翻了元朝的統治，建立明朝。在中國歷史上，明朝是唯一一個將“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句話真正做到的王朝，雖然十分有骨氣，但明朝歷史上“貪玩”的皇帝也不在少數，今天咱們就重點了解一下這三個極具代表性的人物。
第一位：明宣宗朱瞻基，他是明仁宗朱高熾之子，明朝的第五位皇帝，小時候十分聰明，深得其祖父明成祖朱棣的喜愛，并在長大后多次跟隨朱棣征討蒙古。由于朱棣總是將朱瞻基帶在身邊，讓他了解如何帶兵打仗，鍛煉他的勇氣，并在每次遠征歸來經過農家時，朱棣都要帶朱瞻基到農家看看，讓皇太孫了解農家的艱辛，告誡他以后務必做一位愛民如子的好皇帝，所以正是朱棣對朱瞻基的精心教導，對他以后成為著名的守成之君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朱瞻基上位后，二叔朱高煦不服，于是便起兵造反，結果反被朱瞻基輕松擊敗，在任期間，朱瞻基實行重農政策，賑荒懲貪，使明朝經濟得以迅速發展，社會一片安穩祥和。雖然朱瞻基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貢獻，但他也同樣“好玩”，其中便喜歡斗蟋蟀，并且經常一坐就是大半天，而他的這一愛好被手下人得知后，大家就都開始拼命為他尋找優質蟋蟀，致使其價格飛漲，而朱瞻基也自此被后人稱之為“蟋蟀天子”。
第二位：明武宗朱厚照，他是明孝宗朱祐樘之子，明朝的第十位皇帝，少年時非常聰明，老師教他的東西也總是能很快學會，按理說他應該能成為“第二個朱瞻基”，但是受周圍的太監影響，最終毀了這個聰明的孩子。朱厚照即位時才15歲，在太監劉瑾的引導下，他的玩心越來越重，不僅經常把后宮搞得烏煙瘴氣，還喜歡偷偷跑出宮去尋花問柳。
剛開始，大臣們也都由著他，畢竟年紀還小，愛玩是天性，但長大后的朱厚照仍然“不改初心”，繼續過著自己荒誕的小日子，于是一些正直的大臣便跑出來勸諫，結果朱厚照依舊我行我素，大臣們也無可奈何，到了后來，只要朱厚照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大臣們干脆不再管他。
由于其父是一代明君，并在去世前給他留下了一套非常剛正廉潔且十分有能力的大臣班子，所以朱厚照所統治時期也算比較穩定，而他也在處理國家大事上一點也不糊涂，對內曾在彈指之間便誅殺了劉瑾之輩，對外平安化王、寧王之叛亂，并大敗蒙古小王子，且多次賑災免賦，也算為一功績。
第三位：明熹宗朱由校，他是明光宗朱常洛之子，明朝的第十五位皇帝，由于少年時不受喜愛，朱由校的文化程度很低，簡直可以堪稱是一位“文盲皇帝”，但他卻有一個天賦，那就是心靈手巧，并且從小就對制造木器有著極其濃厚的興趣，尤其是經過他手造的漆器、床、梳匣等，均裝飾五彩，精巧絕倫，出人意料，按理說，如果朱由校生在一個普通王爺家，那他說不準會達到魯班大師的成就，但他卻偏偏生在了帝王之家。
上位后，朱由校時常忙于玩樂，疏于朝政，而此時的明朝也恰恰出了一個大奸臣——魏忠賢，于是在他的影響下，朱由校每天都是忙著玩樂，而魏忠賢也趁勢掌握了大權，對外敢自稱“九千歲”，結果，本就已經搖搖欲墜的大明帝國在經過了這個皇帝的一番“胡鬧”后，情況更加惡化，滅亡之時只在朝夕。
作為明朝的創業皇帝朱元璋，在中國歷史上可是個響當當的人物，他出身貧寒，曾是地主家的放牛娃，做過和尚，最后卻成為了明朝的開國皇帝，而在他登基之后就大力反腐，對這件事的認真程度，堪稱前無古人，甚至還創下了各種中國歷史之最，那么他為何要這樣做呢？
對于歷代開國帝王而言，反貪本不是個稀奇事。中國每個完成大一統的封建王朝，開基建國之后，都會把整肅吏治，當成頭等大事來抓。流傳至今的業績與美談，也從來都不少。而朱元璋為何如此酷刑反腐，主要原因有以下兩個。
1.早年悲苦記憶
在登上龍椅的第二年，朱元璋曾對手下的大臣說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話，大意是：“從前我當老百姓的時候，見到貪官污吏對民間疾苦絲毫不理會，心里恨透了他們，今后要立法嚴禁，遇到貪官污吏危害百姓的，絕不姑息。”
1343年，濠州發生旱災，次年春天又發生了嚴重的蝗災和瘟疫，不到半個月，他的父親，大哥以及母親先后去世。只剩下朱元璋和二哥，家里又沒錢買棺材，甚至連塊埋葬親人的土地也沒有，鄰居劉繼祖給了他們一塊墳地。兄弟二人找了幾件破衣服包裹好尸體，將父母安葬在劉家的土地上。在此期間，他曾向地主家和官府求助，可得到只是冷眼和嘲笑。朱元璋對于腐敗的痛恨，很大程度上，來自早年悲苦的記憶。
那個給予了成長苦難的元王朝，堪稱整個中國古代史上，最為腐敗的朝代之一，正如朱元璋稱帝后的多次回憶中所說：“那時候的官員，只知道敲詐勒索，暴虐害民，從不知為民解憂。”他自己的父母兄長，雖說是死于饑荒，但本該發下的救濟糧，正是被貪官污吏們克扣。所以腐敗，便是他的切齒仇敵，也是他最痛恨的事。
2.明初腐敗很嚴重
在朱元璋歷經奮斗，終于君臨天下后，卻吃驚的發現：這個他切齒的仇敵，非但沒有隨著元朝的覆滅而消亡，反而如毒素一般，正在大明王朝新生的肌體里迅猛擴散。元朝的貪腐風氣，好比頑固的病毒，一有風吹草動，蟄伏期后便能傳染。偏偏明朝開國后，不但制度上早期沿襲元制，各級官員，好多也都是元朝的舊臣，衙門里的小吏們，更多是混多了的老油條，搞起貪污腐敗，從來都是輕車熟路。如果說那些元朝的舊臣貪污腐敗，已足讓朱元璋暴怒，那么另一件情況，更讓朱元璋怒極；那些跟隨他南征北戰，為他立下無數汗馬功勞的功臣宿將們，不但沒起好作用，反而競相墮落加速度，成了貪腐的“重災區”。比如名將涼國公藍玉和丞相胡惟庸，都是當時的大貪官，搞得當時天怒人怨的。
這樣的爛攤子，想要穩定政權，甚至開創盛世。沒有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幾乎就是癡人說夢。所以這時明朝面臨最大的難題就是是“貪”。朱元璋因此也下了決心。以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要革這個“弊”，也只有干一件事：反貪！
而他反貪的手段更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他制定了最嚴苛的量刑標準，貪污六十兩白銀就是死刑。最殘暴到酷烈的多種刑罰，從凌遲處死到扒皮塞草，再到砍手砍腳勞動改造，可謂聳人聽聞。還有最早的“群眾反貪運動”，平頭百姓只要頭頂一本國家法典《大誥》，就能大張旗鼓，把貪腐官員送到京城治罪。更有最長的持續時間和最徹底嚴格的查辦，寧可錯殺絕不放過，發現一個就追查到底，冒頭一個就抓一大批，鬧出大案多起，數萬官員落馬，酷烈的反貪整肅，持續近三十年。
這是中國古代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涉及官員數目最多、波及范圍最廣的一次大規模懲貪行動，也是政治強人朱元璋，至今爭議不斷的事跡之一；褒獎者認為，這場運動懲治了腐敗，弘揚了正義，縱然幾百年后的好些后人讀來，也深感揚眉吐氣。但貶低者同樣大有人在，好些人認為，雖然懲貪沒錯，但手段太殘暴，株連無辜也太多，矯枉卻更過正。更有人言之鑿鑿認定，饒是朱元璋手段用盡，可后來的明王朝，卻依舊貪腐腐敗嚴重。所以如此暴烈的反貪，其實最后還是失敗收場。
所以小編認為反腐僅靠下猛藥、出重拳，是無濟于事的。懲罰再重，只能令人貪腐愈加隱秘；殺人再多，只能叫人望而卻步不敢貪，根本不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唯有把權力關進籠子，受到制約，才能杜絕“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唯有改變封建專制制度，才能讓民主成為現實，讓監督成為真實；唯有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從統治者做起，上行下效，才能避免“上梁不正下梁歪”；唯有打防結合、獎懲并舉，才能樹正氣抑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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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的工資不足夠他們維持自己的基本生活
一個當官的為什么要走向貪污這條道路，原因不過這兩條，其一，人的本性使然，一個人的本性是貪婪的，如果沒有經過后期教導和環境影響，很容易因為人的本性而走向貪污的道路。其二，官員的工資不夠他體面的活著，官場都講究體面，而不是溫飽，所以，一個官員如果失去了體面，那他何必來當官呢？顯然，在朱元璋治理的時候，這些官員絕大多數是因為第二條而走上貪官的道路，其中第一條中的環境是官員走向貪婪的助力。因此，既要馬兒跑得快，又不想給馬兒吃草的人，是起不到鞭策馬兒的效果的。
朱元璋治標不治本，沒有透過表象分析內因
朱元璋并不知道，也不理解官員為什么會到處貪錢，他看到的只是官員貪錢的表象。他通過表象而去治理這個現象，顯得有點無頭腦。一個成功的資本家、企業家都知道透過表象而分析內因，但是朱元璋不知道。不過這個也不能夠怪他，因為他畢竟是個草根出身的皇帝，看問題的層次難免會比較膚淺，這也注定了他治污失敗。
朱元璋在位的時候，官員每天都是哭唧唧的上朝，深舒一口氣下朝
官員想著，橫豎都是一死，我不如先讓自己快活夠了再死。俗話說：?及時行樂！?因此，他們每天早上都和自己的親屬上演一番生離死別，等到下朝的時候，發現腦袋瓜子還頂在自己頭上的時候，他們感覺自己撿回來了一條命。這個時候他們要去干嘛呢？當然是?及時行樂?呀！但是，重點來了，逛青樓不要錢啊！看戲曲不要錢啊！買小妾不要錢啊！這錢從哪兒來呢？工資只有那么點點的他們，只能冒死一貪！
社會背景使然，有人妄圖推翻朱元璋
官員荒淫無道，君王專職暴躁，這個時候，大家是不是想起了朱元璋的皇位的由來。所以，在這個時候不排除有人推波助瀾，想推翻朱元璋。
在所有的惡行中，明太祖朱元璋最憎惡貪污，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當他想起那袋該發給自己父母的賑災糧食被官吏貪污，導致父母餓死的情景，就會忍不住咬牙切齒這些人個個該殺。他要創造一個真正純凈的王朝，一個官員們人人清廉、百姓安居樂業的王朝。所以他盡一切努力去實現這個夢想。可是夢想不一定會成為現實。
空印案，發生在洪武九年（1376年）。什么叫空印？其實就相當于現在蓋了公章的空白介紹信。明朝有一個制度，規定各地府州縣的錢糧、戶口要在年底的時候核校，以便核對一下可以上多少賦稅，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府州縣核對后，再到布政司核對，布政司再帶著材料到京師戶部來核對。
明朝考校錢糧，從各個省來到京師，往返常常需要很長的時間，如果到了京師考校錢糧的時候，數字不準確，需要返回重新填寫，填完后要蓋公章，這對邊遠省份來說，路上就要好幾個月。久而久之，便形成一個習慣——使用空印。帶上一份蓋好公章的文書，到南京考校錢糧，數字不對就重新填寫，很省事。后來，這種情況被朱元璋知道了，朱元璋說：“其中必有奸。”錢糧的數字怎么能隨便填寫？這種統計是不能夠作為國家稅收財政的依據的。朱元璋要處罰使用空印的人，凡是掌印的人一律處死，凡是牽連到空印案里的人，不是掌印者也要杖責一百，發配到遠方。這樁空印案牽連到很多人，最終，所有使用空印的人無一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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