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明清不是海洋貿易大國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著往下看吧~
明朝永樂、宣德年間，鄭和七下西洋。這是一次偉大的遠征，它“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船只和海員最多、時間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紀末歐洲的地理大發現的航行以前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險。”(《劍橋中國明代史》)
千百年來，人們毫不吝惜對鄭和下西洋的溢美之詞，可是這其中卻存在一個吊詭之處：鄭和率領船隊七下西洋，打通了航路，溝通了沿海各國。可以說，鄭和已經為中國發展海洋貿易提供了十分良好的外部條件，而且這一步，比西方還要早上百年踏出。可是，明清數百年間，卻始終無法發展成為海洋貿易大國，這到底是為什么呢?
一個結果的發生，是由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明清在鄭和七下西洋的情況下，依舊沒有發展成海洋貿易大國，自然也有其內因和外因。當然，這其中內因又是主要原因。
內因主要有三，一為鄭和下西洋本身的局限性;二為明清兩朝的“海禁”及閉關鎖國政策;三為中國的經濟結構。
首先來講鄭和下西洋本身的局限性。鄭和下西洋是一件偉大的歷史事件，但這并不意味著鄭和下西洋本身是沒有局限性的，恰恰相反，從商業的角度來看，鄭和下西洋是一次徹底的“虧本買賣”。
《明史》載：“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馬敬則在《瀛涯勝覽序》中說：“洪惟我朝太宗文皇帝、宣宗章皇帝，咸命太監鄭和率領豪俊，跨越海外，與諸番貨……蓋聲名施及蠻貊，使普天之下，含靈蠢動悉沾德化，莫不知有其君而尊親焉。”
這便說明，明代永樂、宣德年間，鄭和七下西洋，主要目的是尋找建文帝和宣揚明朝威德，至于“與諸番貨”，則只是順帶做的事情。事實上，鄭和下西洋中，與諸番貿易得來的也基本上都是香料和奇珍異寶，它們最終都要獻給皇室，而不是用于商業貿易。而且，為了宣揚威德，明朝付出的經濟代價往往要比諸番高得多。所以，鄭和下西洋雖然打通了航路，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明朝的海上貿易，但這只限于安全性，至于明朝海上貿易發展艱難的本質問題，則沒有得到解決。而且，鄭和下西洋還給明朝帶來了巨大的財政負擔，以致于最后明朝不得不停掉下西洋。
當然，從隆慶年間開放，明朝的海上貿易迅速發展來看，如果明清兩朝能夠抓住鄭和開辟航路的這個機會，大力發展海上貿易，那么扭虧為盈輕而易舉。只可惜明清兩朝不僅沒有這樣做，反而大力推行“海禁”和閉關鎖國政策。
《大明律》曾規定：“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向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泄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
清朝也曾針對海禁頒布法律：“嚴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將一切糧食、貨物等項與逆賊貿易者，……不論官民，俱行奏聞正法，貨物入官，本犯家產盡給告發之人。該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盤詰擒輯，皆革職，從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隱，不行舉首，皆論死。”(《清史稿》)
不論是明朝的海禁，還是清朝的閉關鎖國，對于海上貿易都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在孤立、自閉的政策下，商人們無法發展海外貿易;沿海的百姓們無路可走，只能入海為寇，侵擾中國邊境，然后朝廷又因此加緊海禁政策，以致于形成惡性循環。
這種惡性循環的根源，還在于中國的經濟結構。其實，能夠發展海上貿易對西方國家來說是夢寐以求的事情，地理大發現的根本目的就是發展海上貿易。可是中國卻截然不同，以自然經濟、小農經濟為主的經濟結構決定中國必須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在統治者的眼中，商業能夠帶來財富，但它卻會危及統治，只有農業才是國之根本。所以統治者愿意以放棄民間海上貿易為代價，封鎖沿海地區，防止倭寇侵擾，關起門來統治。
更何況，官方也不是全然放棄了海上貿易。事實上，不能說明清兩朝的中國不是一個海上貿易國家，不論是否實行海禁，兩朝其實都沒有斷絕官方的海上貿易，畢竟自己賺錢這種事情統治者還是愿意做的。只是，一個國家如果只允許官方進行海上貿易，其海上貿易的總體量和競爭力都會受到限制。當西方列國紛紛瓜分世界，發展海上貿易賺取大量錢財的時候，明清兩朝卻在自縛手腳，此消彼長之下，中國自然不可能成為海上貿易大國。
不過，明清兩朝沒能抓住鄭和下西洋的機會發展成為海上貿易大國，也與外因有關。所謂外因，便是當時中國外部的海上貿易環境。
鄭和下西洋打通了航路不假，但是航路上的威脅卻沒有清除。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海外有張士誠的殘余勢力，還有倭寇的侵擾。明謝肇淛《五雜俎》記載：“元之盛時，外夷外貢者，至千余國，可謂窮極天地，罔不賓服，惟有日本，倔強不臣。阿拉罕以師十萬從征，得還者僅三人。至明初，日本仍不服王化，冥頑如初。”
明朝派出使臣想和日本聯合剿滅倭寇，但是日本天皇卻將使臣殺害，并要求與中國通商。在這種情況下，明朝自然不可能答應日本的請求，只是開戰代價又太大，于是明朝干脆實行海禁，“寸板不許下海”。
到清朝時，東岸沿海地區又有鄭成功等反清勢力。清朝為對抗他們，也實行海禁。在這種情況下，明清兩朝一旦開海，便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從長遠的眼光來看，發展海上貿易的收益當然比開海所要付出的代價要大得多，但在將商業看作“末流”的統治者看來，實行“海禁”，是一個一勞永逸，簡單效率的方法。至于海上貿易大國，這在古代中國人的觀念當中從來就不是一個偉大的“目標”。
所以，別說鄭和沒有航行到西方，即便是他到了歐洲，只要中國的經濟結構、文化觀念不發生根本上的改變，中國就始終無法發展成為海上貿易大國。
參考資料：
《劍橋中國明代史》
《明史》
《瀛涯勝覽序》
《清史稿》
《五雜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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