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歷史教科書中的戊戌變法人康有為嗎？今天我們就來揭開他的真面目。本來以為康有為就如同他的名字那樣，是一個有為青年，誰知道事實轉臉就甩來一個大耳刮子！
關于康有為，最大的謊言就是他自己說的，他接受了光緒帝的“衣帶詔”。光緒帝的確寫過一個衣帶詔，不過卻不是傳給康有為的，而是傳給了楊銳，上面寫著“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康有為聲稱自己受了光緒的衣帶詔，打著承受皇命的旗號欺世盜名，斂了不少錢財。
他之所以有膽子這樣做，是因為他以為詔書上所提到的人都已經死了，正所謂死無對證，誰能知道他在騙人呢？
但是，事不如人愿，楊銳死后，其子楊慶昶趁扶柩回到四川，將真正的衣帶詔縫在四川舉人黃尚毅的衣領中，等平安帶回老家以后才拿出來。皇帝手書可是不能偽造的，康有為的謊言瞬間就被拆穿了！
萬萬沒想到啊，倡導維新變法的康有為竟然是這樣一個欺世盜名之人！
在梁漱溟的晚年口述中，康有為又有兩樁丑聞被公之于眾了。第一件事是康有為在參觀陜西的臥龍寺時，竟然試圖盜走寺中多卷珍貴的佛經，可惜事情被發現了，沒有成功運走。
第二件事是康有為同銀行家余凡澄借走一副名貴字畫，并且沒有歸還之象，想占為己有。余凡澄察覺后多次登門討要，康有為總是借口不還。最后，余凡澄只能用強硬手段拿回字畫！
人不要臉，天下無敵啊！然而，事兒還沒完呢，你以為康有為只是比較喜歡貪小便宜？那就錯了，他還好色！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康有為花甲之年時還強娶十八歲小姑娘，這就有些過分了。
事情是這樣的，康有為游湖的時候，看到了一位年輕漂亮的少女在湖邊洗衣服，他派人打聽，得知此女名叫張光，剛滿十八歲，還沒有嫁人。康有為色心大起，立刻派人上門提親。張家以康有為年過花甲而拒絕了他，康有為仍不放棄，最終家境貧寒的張家把張光嫁給了康有為為妾。因為那時康有為家中已經有好幾位妻妾和兒女了，他的妻妾和兒女都不同意這門婚事，全都沒來參加婚禮。
康有為落魄的時候，還不忘天天狎妓，他見妓子長得漂亮，還即興作詩一首，把自己比作范蠡，把妓子比作西施，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笑柄，后來他因付不起錢而被妓家追著討債，這件事轟動一時，康有為因此逃向廣東。
人無完人，我們不能抹殺康有為在晚清的積極影響，他在倡導維新運動和戊戌變法中，推進了歷史進程，所以有人稱他是改革家，他與袁世凱同流合污，所以也有人說他是保皇派。功過是非，都是后人說的，你們會如何評價康有為這個人呢？
曇花一現的人物，公車上書宛若英雄般從天而降，可轉眼就像個世俗的老頭，像個小丑。梁啟超和其一樣，所以稱康梁，但梁啟超的白話文筆力強大，流傳甚廣，比康有為名聲大而已。
康有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廣東省南海縣丹灶蘇村人，人稱康南海，中國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康有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緒五年（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光緒十七年（1891年）后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
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維新變法、維新運動，是晚清時期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之后，慈禧太后等發動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囚，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
凡是提到康有為，我們首先能想到的是晚清變法圖強，他是當時搞革命保皇派的典型人物。一生參與了多次變法上書活動，飽受流離刺殺之苦，也為此流亡海外，至今，仍在歷史教材中為人們頌揚。可以說，康有為的一生，可謂是十分招搖，他的變法更是后世認識他的典型標簽。
這里，還有一個故事值得一說：
那就是康有為逃亡海外的時候曾周游列國，不久后，康有為來到了北歐國家瑞典。他發現這個地方不錯，風景優美氣候宜人，于是，他就自掏腰包買下了瑞典的一座小島——沙丘巴登島。并且，他還在這座島上建起一座中國式園林，取名為“北海草堂”。現今，一百多年的風吹雨打，這座園林已經破敗不堪，后人為了紀念，特將此地取名為“康有為島”。
其實，作為一個改革家，康有為有個崇高的理想，那就是當帝師。但是，跟他的理想不成正比的是他肚子里的墨水和學識，因而，這位未來的帝師其腦子里一直沒有一個清晰的思路。在變法之前，曾經就有人勸他：“要先培育一些這方面的人才，再來變法。”可是，康有為并不認同。
按照他的說法，現如今的時局太過緊迫，先搞教育再搞變法就來不及了。甚至，他覺得變法是個速成的事情，不過三年，新法就可以自立穩當，學習歐美的先進文明不過一翻手的時間。自古以來，像康有為這樣心比天大的文人改革家不在少數，甚至，可以說大部分文人改革家都是如此。對于改革變法，他們的想法總是出奇的單純。
這樣的情況，說好聽點是不拘小節的灑脫浪漫，說難聽點就是異想天開了。
光緒帝或許真的有心想讓國家強大起來，因而，不顧自己身陷囹圄，一心任用變法人才。可不幸的是，他遇到了一個半吊子變法家兼帝師。這位帝師只知道變法刻不容緩，知道學習歐美，卻不知道，他的皇帝主子沒有實權，不知道，宮廷的實際情況。在政治上簡直一塌糊涂的他，最終讓這場變法到了最后變得人仰馬翻，自己逃命海外不說，皇帝主子還被他搞得被囚禁。
在海外流浪逃命的時候，康有為并沒有忘記他的變法，憑借一己之力，到處游說鼓動變法圖強。除此之外，他還想著能起兵救他的皇帝主子脫困。于是，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口舌之能，對內，任用自己的門生為保皇會骨干，以財源廣進為誘餌，吸引會員，對外，以保皇救國為口號，掏心掏肺地闡述救亡圖存，鼓動華僑們捐款救國。
就這樣，吹完一邊吹另一邊，直吹得會員們以為華僑們有的是錢，華僑們甚至認為勝利不過分分鐘的事。于是，雙方都亢奮不已，一個想著撈錢，一個想著勝利。
這股子改革變法的熱情倒是個好事，但是，不切實際就是個大毛病了。康有為有個徒弟是梁啟超，也是在歷史教科書中為人們所樂道的先進思想人物，他對師父的種種行為就曾經提出擔憂，認為：“我這個師父太不切實際，所思所想過于空泛，太不著邊際了。”
可盡管如此，梁啟超作為一代變法家，又是康有為的徒弟，在變法的具體行動中也只能按照師父的老路子繼續推行。于是，他跟同志們交代：“吸納保皇會會員和華僑捐款的事要往大了做。”這樣一來，大家很快就做好了準備。當同仁們過來說一切準備就緒的時候，梁啟超的腦子并沒有發熱，反而很清醒，自己先給這次行動的效果打了個回扣。
他覺得表面上看確實是萬事俱備，可是，沒準備好的事情還多著呢。因而，他又開始擔心：“現在海外的有志之士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都等著起事那天，心里對起事勝利是十二分的信任，但是，只有他們自己知道起事的成功可能性并不大，到時候失敗了，怎么給天下人交代呢？”可是，他的老師康有為并沒有這個擔心，在他眼里，這些都是小事。
救皇上而已，很簡單的小事，拯救全天下才是大事。他的終極理想是大同，所謂大同，跟外國的烏托邦類似，是沒有戰爭，沒有私欲，沒有貧富貴賤，甚至，沒有人種和國家的界限，是真正意義上的理想世界。關于這個大同，宏大的只能當理想了，這點上康有為應該也知道，所以，一直不曾跟人提過，因而誰也不知道他為什么會有這么個終極理想。
總的來看，康有為這個人，是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變法家，戊戌變法因他而起，也因他而敗。他找到了中國落后挨打的癥結所在，但是，他想要的太多也太不切實際。他曾經拉動了歷史的車輪，但是，又反過來拖了歷史的后腿。
可以說，康有為的一生，當時與后世皆褒貶不一。
頌之者稱他是改革家，“廣廈長素究為誰？南海先生康有為。治學公羊張三世，上書清帝凡七回。論性勸學長興記，萬木草堂立學規。人類公理大同書，不忍為仁孟子微。”貶之者稱其為保皇黨，章炳麟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對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
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領袖人物，是中國共產黨出世之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中國人。有關他的政治思想、經濟思想、哲學思想等方不住面爭論的問題很多，下面選取五個爭論較大的問題作一回顧。
第一個問題,康有為是哪個階級的政治代表?有的論者認為康有為領導的改良主義運動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中剛由官僚、地主、富商中轉化而來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利益。而有的論者則認為康有為“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還有的論者認為康有為領導的戊戌變法反映了“正在上升的、向資產階級轉化的人們要求革除舊制,發展生產力”的要求。
第二個問題,康有為早期思想的特質是什么?有的論者認為今文經學是康有為變法思想的主要理論。而有的論者則認為康有為運用的是今文經學的軀殼,而進化論才是使其改革思想大放異彩的靈魂。還有學者認為康有為早期思想體系的構成是多層次的:將西學融入中學,將今文經學對抗古文經學,將明末遺民思想充實儒學,將陸王心學排斥程朱理學,將佛學擴充儒學。
第三個問題,康有為變法綱領的中心內容是什么?一種觀點認為康有為的變法綱領是開國會,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康有為提出的變法綱領是開制度局。第三種觀點認為康有為的變法綱領是變官制。第四種觀點則把康有為變法的綱領概括為“變科舉,興學校,更舊法,變官制,削君權,伸民權,開國會,定憲法”。
第四個問題,康有為從主張開國會、立憲法轉變為開制度局,是不是一種“倒退”或“背叛”?一種觀點認為康有為的這種行為,表明了他政治上的嚴重倒退。有的論者指出,“改良派一爭取到接近皇帝的機會,馬上就把自己的政治綱領拋到一邊去了”。究其原因,“屈服于頑固派的壓力,害怕‘愚民’起來造成大亂,這是康有為政治上發生倒退的根本原因”,此外與康有為的“個人的遭遇也有密切關系”。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康有為從主張開國會改變為建議設制度局，并不意味著對自己政治信念的“背棄”或“倒退”，而是一種“策略思想”。開制度局既不是康有為政治上的倒退，更談不上動搖變節，稱之為施政綱領的具體化倒是比較貼切的。有的學者認為康有為政策主張的轉變是因為個人處境的變化,因為既受皇上青睞和重用,當然以開非民選的制度局為宜。也有的論者認為對康有為政治綱領演變起決定作用的是政治情勢,而不是維新派的個人境遇。還有的論者認為康有為的轉變是“減少了空想成分,增加了務實精神”。他的建立制度局的計劃是比較可行的,是一種“過渡形式”。
第五個問題,如何評價康有為的《大同書》?爭論的問題主要在寫作年代及大同思想的兩個方面。
在寫作年代上,有的論者認為《大同書》手稿的發現,“使我們無可懷疑地認定它是1901~1902年間所撰”。也有的論者認為《大同書》自1884年開始撰寫,到1902年正式成書,可基本上列為戊戌前的著作。還有的論者認為《大同書》的成書年代較后,在該書最初發表之前夕。
同樣,對康有為這部著作的思想意義和歷史評價,史學界也存在著分歧。一種觀點認為《大同書》具有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兩重性質,是康有為政治思想發展的最高峰。另一種觀點認為《大同書》就其主要傾向來說是反動的。第三種觀點則認為《大同書》“通過烏托邦的方式沒有掩蓋地表述了康有為前期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進步思想”。它的積極意義在于“給戊戌變法運動提供了一個雖屬虛幻、但卻美麗動人的遠景”。而當時從封建營壘里走出來的少數知識分子，“在讀到《大同書》的某些內容時，更激起了反對封建主義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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