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7年，周(zhou)武帝(di)率軍滅亡北齊，他下(xia)令(ling)摧(cui)毀北齊境內所有(you)寺廟，大(da)約三萬座寺廟被搗毀，300萬和(he)尚被迫還俗，這個(ge)數(shu)字是(shi)當時全國(guo)戶口的十(shi)分之一，眼看佛教被摧(cui)殘，一個(ge)和(he)尚威脅(xie)周(zhou)武帝(di)說：你(ni)(ni)依(yi)仗你(ni)(ni)皇(huang)(huang)帝(di)的身份打擊佛教，等你(ni)(ni)死了(le)之后(hou)，地獄里你(ni)(ni)就不(bu)是(shi)皇(huang)(huang)帝(di)了(le)，到時候看我們(men)怎么收(shou)拾你(ni)(ni)。
有四(si)次，分別是北魏太武帝滅佛(fo)、北周武帝滅佛(fo)、唐武宗(zong)(zong)滅佛(fo)、周世宗(zong)(zong)滅佛(fo)。
1、北(bei)魏太(tai)武帝滅佛
太(tai)武帝的(de)(de)廢佛行動，始自太(tai)平真君五年(444年)的(de)(de)彈壓(ya)沙(sha)門(men)，他下(xia)(xia)令上自王公，下(xia)(xia)至庶(shu)人，一(yi)概禁止(zhi)私養沙(sha)門(men)，并限(xian)期交出私匿的(de)(de)沙(sha)門(men)，若(ruo)有隱瞞(man)，誅滅全(quan)門(men)。
翌年(nian)，盧(lu)水的胡(hu)人(ren)蓋吳(wu)在杏城(陜(shan)西(xi)黃陵侯(hou)莊鄉故(gu)城村)起義(yi)，有眾(zhong)十余萬人(ren)。七年(nian)，太武帝(di)親自率兵前去鎮(zhen)壓，到達(da)長安時(shi)，在一所寺(si)院發現兵器，懷疑沙門與蓋吳(wu)通(tong)謀，大(da)為震怒，下令誅殺全(quan)寺(si)僧眾(zhong)。
崔(cui)浩趁機(ji)勸帝滅(mie)佛，于是太(tai)武(wu)帝進(jin)一(yi)步推行(xing)苛(ke)虐的(de)廢(fei)佛政策：誅戮長安的(de)沙(sha)門(men)，焚毀(hui)天下(xia)一(yi)切經像。一(yi)時之間，舉國(guo)上下(xia)，風聲鶴(he)唳(li)。
2、北周武帝滅佛
建德(de)二(er)年(nian)(nian)（573年(nian)(nian)），宇文邕決定(ding)三教先后，以(yi)儒為先，道(dao)次之，佛教最(zui)后。建德(de)三年(nian)(nian)（574年(nian)(nian)）五月十(shi)五日，周(zhou)武(wu)帝不怕(pa)死(si)后下(xia)地獄的威(wei)脅下(xia)詔“禁佛、道(dao)二(er)教，經書(shu)、佛像盡毀，并令沙(sha)門(men)、道(dao)士還俗(su)為民(min)。
并禁(jin)諸淫祀，禮典(dian)所(suo)不載(zai)者，盡除之。”一時間，北周境內“融佛(fo)焚經，驅僧破塔……寶(bao)剎伽(jia)蘭(lan)皆為俗(su)宅，沙(sha)門釋種悉作白衣。”各地的佛(fo)寺(si)都(dou)(dou)被(bei)拆毀，僧人都(dou)(dou)被(bei)勒令還俗(su)。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滅(mie)北齊后，針對繼續發展的佛(fo)教(jiao)實體，立即推行滅(mie)佛(fo)政策，毀寺4萬(wan)，強迫300萬(wan)僧、尼(ni)還俗。
相當于當時總(zong)人(ren)口數十分之一(yi)的(de)人(ren)重(zhong)新成為國家編戶，使寺(si)院占有的(de)大(da)量人(ren)口開始向國家納稅(shui)服役，這對(dui)急需(xu)兵(bing)源(yuan)和(he)財力的(de)封建朝廷來講(jiang)，其意義之重(zhong)要(yao)不(bu)言而喻。而在宇文(wen)邕禁(jin)止佛教之外，起(qi)初(chu)亦禁(jin)止道教。
3、唐武宗滅佛
唐(tang)中葉以后，諸帝大(da)都信(xin)佛(fo)，憲宗遣使赴(fu)鳳(feng)翔(xiang)法門寺(si)迎佛(fo)骨還京，更轟動朝野，瞻禮者萬人(ren)空巷。
惟唐(tang)自安史亂(luan)后，藩(fan)鎮(zhen)連年混戰，均田制(zhi)破壞(huai)，中央(yang)財政(zheng)日匱(kui)，百姓之賦役相對加重，由是百姓借寺(si)(si)院(yuan)以逃稅者(zhe)漸多.唐(tang)代(dai)寺(si)(si)院(yuan)擁有大量土地，貴族擴充莊園，多與寺(si)(si)院(yuan)僧人相結，如此(ci)則不利於國家經濟收入(ru)。
武(wu)宗(zong)即位后即親信道(dao)士(shi)趙歸真，對(dui)佛(fo)(fo)及(ji)其余宗(zong)教(jiao)皆頗有(you)不滿.此外，武(wu)宗(zong)亦(yi)欲借(jie)沒收僧尼(ni)產(chan)業以(yi)裕國(guo)家財政.於(wu)是於(wu)會昌五年下詔禁(jin)道(dao)教(jiao)以(yi)外的所有(you)宗(zong)教(jiao)，佛(fo)(fo)教(jiao)首(shou)當其沖(chong)被(bei)禁(jin).總計(ji)其時拆(chai)寺院(yuan)四千六百(bai)余所，被(bei)迫還俗僧尼(ni)亦(yi)多達二十六萬(wan)多人。
4、周世宗滅佛
五代后周世宗(954—959在位)限制佛教發展，裁減(jian)寺院，嚴禁私度。
顯德二年(nian)(955)四(si)月(yue)下詔(zhao)曰(yue)：“自今(jin)不許私(si)度僧尼，及(ji)親(qin)無侍(shi)養者不許出家。無敕寺(si)舍并(bing)須(xu)停(ting)廢”。
此(ci)年廢寺三(san)千三(san)百三(san)十(shi)六(liu)所(suo)，存者為二千六(liu)百九十(shi)四所(suo)，以(yi)所(suo)毀銅佛(fo)像鑄錢(qian)
擴展資料：
北周武帝滅佛運(yun)動確立(li)了(le)(le)沙(sha)門必(bi)須尊重皇(huang)權(quan)(quan)的(de)政治的(de)原則，斷(duan)絕了(le)(le)佛教寺(si)院與(yu)平民政府(fu)分權(quan)(quan)抗議，發展成為政教合一政權(quan)(quan)的(de)可能(neng)，確立(li)了(le)(le)中國皇(huang)朝(chao)政教分離的(de)傳統，使(shi)中國在此后近(jin)一千年(nian)的(de)時間里得以在國家(jia)制(zhi)度上保持了(le)(le)相對于其他地區(qu)的(de)優(you)勢(shi)。
在周武(wu)帝廢佛(fo)以后，部(bu)份(fen)僧侶混跡(ji)民間，或逃匿山林，另有部(bu)份(fen)僧人則南渡陳朝，因此促進南北朝佛(fo)教的交流(liu)。
唐武宗滅佛，佛教寺(si)院財產被(bei)剝奪，僧尼還(huan)俗，寺(si)廟遭廢，經(jing)籍散(san)佚，佛教宗派因失去繁榮的(de)客(ke)觀(guan)條件，從此也由(you)極(ji)盛而走(zou)向衰微了。但(dan)是(shi)大量僧尼還(huan)俗，寺(si)廟土地與財富(fu)受過政府所有，客(ke)觀(guan)上(shang)也減輕了人(ren)民供(gong)養僧尼的(de)經(jing)濟負擔。
魏太武與周武帝滅佛(fo)僅限(xian)于北方，南方佛(fo)法(fa)依然大(da)熾。周世宗時也(ye)未統一天下，勢力有(you)所不及。但經歷這(zhe)些大(da)規模的(de)滅法(fa)運動，中國佛(fo)教(jiao)的(de)兩大(da)重要支派（南傳(chuan)佛(fo)教(jiao)、西傳(chuan)佛(fo)教(jiao)）受到(dao)嚴重打擊，此后再也(ye)不復(fu)國教(jiao)氣象。
中國佛(fo)(fo)(fo)教(jiao)(jiao)(jiao)的(de)大量文化遺產(chan)、藝術作(zuo)品也在這些運(yun)動中毀滅。禪宗佛(fo)(fo)(fo)教(jiao)(jiao)(jiao)因其特殊(shu)的(de)教(jiao)(jiao)(jiao)規（自(zi)耕自(zi)食），在這些運(yun)動中損失最(zui)小。此(ci)后(hou)迅速(su)成為中國佛(fo)(fo)(fo)教(jiao)(jiao)(jiao)的(de)重要宗派，與(yu)此(ci)后(hou)隨蒙古、滿清入主中原而來的(de)藏傳佛(fo)(fo)(fo)教(jiao)(jiao)(jiao)，隱(yin)然并駕齊(qi)驅。
三武(wu)一宗的(de)教難，雖然使得佛教幾經(jing)摧殘而致衰微不振，但佛教自(zi)東漢末年傳(chuan)入以后(hou)，思想已深植社會民心，因此，在遭受(shou)重(zhong)重(zhong)打擊之后(hou)，卻始(shi)終(zhong)屹立不搖，并很快地復興佛法。
——三武滅佛
佛教自漢明帝傳入中土以來，曾幾度輝煌。佛教最興盛的時候是在南北朝時期和中唐、晚唐時期。當時人們對佛教的狂熱毫不亞于一場全國范圍內對某些人的極端崇拜。如有人當著大眾面前割取自己身上的肉去喂鳥，遍體流血卻顏色不變，又有僧人自以鐵鉤掛體，燃點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在這樣的狂熱下，那時的僧尼道眾、廟宇寺院也是遠多于現在，而且那時的僧尼還享有很多的特權。然而盛極必反，宗教也一樣，歷史上曾發生過多次反佛運動，其中有三次規模較大，而發起這場運動的皇帝的謚號里都有個武字，所以就稱為“三武滅佛”。
“三武滅佛”又稱“三武之禍”，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這三次事件的合稱。這些在位者的謚號或廟號都帶有個武字。若加上后周世宗時的滅佛則合稱為“三武一宗”。
【北魏太武帝滅佛】
北魏為了統一北方，鞏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為兵。那時，由于沙門歷來可以免除租稅、徭役，所以銳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詔，凡是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一律還俗服兵役。他還聽信宰相崔浩的讒言勸諫，改信寇謙之的天師道，排斥佛教，并漸次發展為滅佛的行動。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覽經史，善于陰陽五行及術數之學，歷仕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經常參與軍政機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結識寇謙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術。寇謙之早年就熱中仙道，修持漢末張陵、張衡、張魯創立傳承的五斗米道，隨方士入華山、嵩山學道修煉，自詡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師之位及《云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謙之從嵩山入平城，結交崔浩，常通宵達旦聽崔浩談論古代治亂史，為之嘆美。后來，寇謙之把儒家學說和佛教經律論及齋戒祭祀儀式吸收到道教中來，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納。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謙之獻上道書，但當時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書勸諫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東南建立天師道場，自稱太平真君，并親受符箓，興建靜輪天宮，奉祀太平真君，改年號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tai)(tai)武帝(di)的(de)廢佛行(xing)動，始自(zi)(zi)太(tai)(tai)平真君五年（444年）的(de)彈壓(ya)沙門(men)(men)，他下令上(shang)自(zi)(zi)王(wang)公，下至庶人(ren)，一概禁(jin)止私(si)養(yang)沙門(men)(men)，并限期交(jiao)出私(si)匿的(de)沙門(men)(men)，若有隱(yin)瞞(man)，誅滅全(quan)門(men)(men)。翌年，盧水的(de)胡人(ren)蓋(gai)吳在杏城（陜西黃陵）起義(yi)，有眾十余萬人(ren)。七年，太(tai)(tai)武帝(di)親自(zi)(zi)率兵前(qian)去鎮壓(ya)，到達長安時(shi)，在一所寺院發(fa)現兵器，懷疑沙門(men)(men)與(yu)蓋(gai)吳通謀，大為(wei)震(zhen)怒(nu)，下令誅殺(sha)全(quan)寺僧眾。崔浩趁機勸帝(di)滅佛，于(yu)是太(tai)(tai)武帝(di)進一步推行(xing)苛虐的(de)廢佛政策：誅戮長安的(de)沙門(men)(men)，焚毀天下一切經像。一時(shi)之間，舉國上(shang)下，風聲鶴(he)唳。
據“中國通史”等資料記載“在北魏太武帝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唐武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和后周世宗顯德二年(公元954年)”的四次滅佛運動，即稱為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難。
【北魏太武帝滅佛】
北魏為了統一北方，鞏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為兵。那時，由于沙門歷來可以免除租稅、徭役，所以銳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詔，凡是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一律還俗服兵役。他還聽信宰相崔浩的讒言勸諫，改信寇謙之的天師道，排斥佛教，并漸次發展為滅佛的行動。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覽經史，善于陰陽五行及術數之學，歷仕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經常參與軍政機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結識寇謙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術。寇謙之早年就熱中仙道，修持漢末張陵、張衡、張魯創立傳承的五斗米道，隨方士入華山、嵩山學道修煉，自詡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師之位及《云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謙之從嵩山入平城，結交崔浩，常通宵達旦聽崔浩談論古代治亂史，為之嘆美。后來，寇謙之把儒家學說和佛教經律論及齋戒祭祀儀式吸收到道教中來，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納。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謙之獻上道書，但當時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書勸諫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東南建立天師道場，自稱太平真君，并親受符箓，興建靜輪天宮，奉祀太平真君，改年號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武帝的廢佛行動，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彈壓沙門，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養沙門，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門，若有隱瞞，誅滅全門。翌年，盧水的胡人蓋吳在杏城（陜西黃陵）起義，有眾十余萬人。七年，太武帝親自率兵前去鎮壓，到達長安時，在一所寺院發現兵器，懷疑沙門與蓋吳通謀，大為震怒，下令誅殺全寺僧眾。崔浩趁機勸帝滅佛，于是太武帝進一步推行苛虐的廢佛政策：誅戮長安的沙門，焚毀天下一切經像。一時之間，舉國上下，風聲鶴唳。
當時太子拓跋晃監國秉政，一向篤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勸阻，雖然都不被采納，但也由于如此，廢佛的詔書得以緩宣，而使遠近的沙門聞訊逃匿獲免，佛像、經論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國境內的寺院塔廟卻無一幸免于難，史稱太武法難。廢佛后不久，寇謙之病死，崔浩后來也因撰《魏史》，書中蔑視胡族而遭腰斬，其族人被誅者百余人。廢佛后六年，太武帝駕崩，文成帝即位，下詔復興佛教，佛教才又逐漸恢復發展。
【北周武帝滅佛】
宇文邕（543—578），字禰羅突，是宇文泰的第四個兒子。他當了十八年皇帝，死時僅三十五歲，史稱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統帥。周武帝是南北朝時期的一代英主，可惜正當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實現統一全國理想的時候，病逝于出征前夕，令后人唏噓。
這樣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怎么會反佛呢？其中的原因是復雜的。首先我們要回顧一下周武帝的出身——宇文護，又名薩保，是宇文泰的侄兒。西魏時，曾任大將軍、司空。556年，宇文泰病重臨終之前，曾對宇文護要求他輔佐少主。宇文護表面許諾。但第二年，他立宇文覺為帝，建北周。宇文覺“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宇文護見他不服，不久將他毒死，另立宇文毓為帝，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后，宇文護又將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武帝掌權之前，大權為宇文泰的侄子宇文護掌握。宇文護大力推行佛道，因此當時的武帝也對佛道極力的推崇，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舉。
北周武帝滅佛，同時也滅了道。這也是和當時北周武帝后來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關系。
北魏末年，社會動蕩。公元 515 年爆發過冀州沙門法慶聚眾造反之事，其眾多達 5 萬以上，法慶自稱“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毀寺、殺僧、焚經、燒像，故此對當時的僧俗地主統治階級形成了極大的威脅。北魏鎮壓了“大乘起義”后不久，在公元523年，又爆發了規模更大的“六鎮起義”，接著各處紛紛出現反魏起事，群雄并出。當時北方地區的僧、道階層過于龐大。根據《魏書》稱，正光（公元520－525年）以后，不少原屬國家的編戶民眾，為避苛役重賦，相繼投入空門；此外，其時社會政治動亂的加劇，亦令普通百姓尋求相對安全的宗教實體之庇護。以致全國的佛寺竟有3萬之多，僧、尼數目則有200萬之巨，這在當時北中國的人口比例上，達到了極高的程度，約占全國總人口數的16分之1。士這促使封建國家政權采取極端手段，以擴大經濟來源來充實國力。
天和二年（567），有一個叫衛元嵩的人給周武帝上書，認為“唐、虞無佛圖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議周武帝滅佛。
公元572年，周武帝誅殺宇文護，把大權收歸己有之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侶、百官再次討論佛、道、儒三教的問題。這一次，“帝升高坐，辨釋三教先后，以儒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后”。把佛教抑為最末，事實上已是滅佛的前奏。當時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還一個勁地爭辯不休，說明佛教當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氣。而另一些明眼人卻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于僧眾之間，取地于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他們認為周武帝這樣做并不能達到預期目的，因為“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
武帝不怕死后下地獄的威脅，于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詔“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并令還民。并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一時間，北周境內“融佛焚經，驅僧破塔……寶剎伽蘭皆為俗宅，沙門釋種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滅北齊后，針對繼續發展的佛教實體，立即推行滅佛政策，毀寺4萬，強迫300萬僧、尼還俗，相當于當時總人口數10分之1 的人重新成為國家編戶，這對急需兵源和財力的封建朝廷來講，其意義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滅佛，時間較長，涉及面廣，觸動深，成績可觀，這一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當時有人稱贊說：“帝獨運遠略罷之（指滅佛），強國富民之上策”。滅佛事實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的作用。正因為北周成功的滅佛運動，才使它國力大大增強，為北周滅齊乃至北周統一北方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佛道二教極度興盛的南北朝時期，周武帝獨樹一幟，毀佛斷道，但并不屠殺僧侶，顯示了其統治的高度靈活性。縱然周武帝個人十分認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當宗教的發展與國家機器的運作發生沖突時，他能清醒認識，挈重量輕，果斷抉擇而不拘泥于傳統，實為難能可貴。對比同一時期，即北齊、江左政權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視宗教特別是佛教過度發展給國家帶來之不利而盲目推動，更可襯托周武帝統治政策之靈活。
但這一事件對佛教沙門來說，卻是將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和唐武帝的毀佛政策，并稱“三武之禍”。
【唐武宗滅佛】
元和十四年(819)，唐憲宗敕迎佛骨（即所謂舍利）于鳳翔法門寺。先在宮中供養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禮敬，從而再次掀起全國性的宗教狂熱。是時，“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者”(《資治通鑒》卷二四○)。
對此，韓愈從儒家立埸出發，予以堅決反對。他上表認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國所固有，只是在后漢時才傳入中國，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說，佛教的流行使“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對封建統治有害而無益。他著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義，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斷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后世之惑。”(《諫迎佛骨表》，《韓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與憲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觸，且歷數前代奉佛之君運祚不長，因而招致憲宗的盛怒，欲處韓愈以極刑。后經裴度、崔群等人的說情，最后被貶為潮州刺史。
韓愈反佛是在佛教勢力達于鼎盛的情況下進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為深刻的影響。史稱韓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他有感于安史之亂后藩鎮力量強大，中央政權削弱，又有感于儒學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寫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論文。他在這些論文中認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親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傳播，才能有效地鞏固中央集權的統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凈寂滅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意思是說，佛教背棄綱常名教，有礙國計民生，不合文化傳統，務必予以排斥。
為了達成排佛目的，韓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統”，把它作為民族文化的主線，以與佛教各宗派的傳法世系相對抗。他自認得了儒學真傳，以繼承和發揚從堯舜到孟子的道統為歷史使命，要效法孟子辟楊、墨的精神來辟佛、道。基于此，他特別推崇《大學》的理論體系。《大學》將治國平天下列為頭等大事，并與個人的道德修養聯系起來，而佛教提倡出世主義，既違背封建倫常，又否認國家至上觀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韓愈反佛的出發點和立論根據，是為了強化中央政權的政治經濟利益，確立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會和思想問題要深刻得多。為了實現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口號，試圖以行政手段徹底廢除佛教。這一思想為此后唐武宗的滅佛提供了重要依據。而他所提出的儒學獨尊和儒家“道統”，則對宋代理學的形成有明顯影響。
憲宗在唐中期還算是個有作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敗，朋黨斗爭，國勢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數繼續上升，寺院經濟持續發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實力，加重了國家的負擔。唐武宗繼位后，在整頓朝綱、收復失地、穩定邊疆的同時，決定廢除佛教。他在廢佛敕書中寫道：“洎于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于土木之功，奪人利于金寶之飾；遺君親于師資之際，違配偶于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云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梁、齊，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認為，廢佛是“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眾”(《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的唯一辦法。這是武宗決心滅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尚未即位時，已偏好道術。即位后，即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宮，于三殿修“金箓道場”，并親臨三殿，受法箓。在日益偏信道教的同時，武宗開始了對佛教的整頓。而趙歸真因曾遭京師諸僧的誚謗，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傳》卷十七)，這時便利用武宗對道教的偏信，于宮中“每對，必排毀釋氏”(《佛祖歷代通載》)。他向武宗薦引了道士鄧元起、劉玄靖等人，以聲氣相求，同謀毀佛。道教徒的煽動，加強了唐武宗滅佛的決心。
安史之亂后，唐朝國力迅速衰退。以往那種對外來文化兼容并蓄、完全開放的勇氣和信心喪失殆盡。佛教作為異族宗教，自然也就在被排斥之列。會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殺天下摩尼師，剃發令著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會昌四年三月，以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而“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
唐武宗滅佛，實始于會昌初年，而至會昌末年達到高潮。早在會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違戒者還俗，并沒收其全部財產，“充入兩稅徭役”(《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會昌四年七月，敕令毀拆天下凡房屋不滿二百間，沒有敕額的一切寺院、蘭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還俗。
會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許天下寺院建置莊園，又令勘檢所有寺院及其所屬僧尼、奴婢、財產之數，為徹底滅佛作好準備。同年四月，即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全面毀佛運動。僧尼不論有牒或無牒，皆令還俗；一切寺廟全部摧毀；所有廢寺的銅像、鐘磬悉交鹽鐵使銷熔鑄錢，鐵交本州鑄為農具。八月，下詔宣布滅佛結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余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同時還“勒大秦穆護、祆三千余人還俗”，以使“不雜中華之風”。
會昌滅佛給佛教以沉重打擊。據日僧圓仁目擊記述，山東、河北一帶的寺院，到處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不多凈吃；圣跡陵遲，無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的景象。在江南地區，也是“剎宇頹廢，積有年所”(《修龍宮寺碑》，《金石萃編》卷一○八)的狀況。其后不久，唐末農民戰爭爆發，對佛教又是一次沖擊。由于寺院經濟被削奪，僧尼被迫還俗，寺廟遭毀，經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繁榮的客觀條件。因此，佛教需要新的權勢者的倡導，采取新的生存和發展形式。
【后周世宗滅佛】
在這幾次滅佛事件中后周世宗滅佛，是最有影響的一次。其實五代十國時期，北方政權都前后采取過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滅佛則是比較大的一次。從現有的資料上記載，周世宗此次滅佛，并沒有大量屠殺僧尼、焚毀佛經，而是帶有一種整頓佛教的性質，還保留著很多寺院與僧尼。但由于整個中國佛教的發展，已經走向了勉強維持的階段，經過這一個打擊之后，就更顯得蕭條衰落了。在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爭，就更趨于緩和，從這之后，儒佛道三教之爭，已不像過去那么尖銳，也不像過去那樣明顯，雖然還是有，但相對而言，規模都比較小。
【影響和評價】
佛教史上有三武一宗之厄，稱為“法難”。指中國歷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周世宗等四位皇帝排斥打擊佛教的事情。
北魏王朝是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屬于當時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拓跋氏本“與西域殊絕”，不知佛教。后來在經略燕趙、統一北方的過程中，才逐漸接觸到中原文化和佛教。北魏太武帝原與北魏前二帝一樣，并好佛老，對沙門道士皆致精敬。太武帝拓跋燾尤崇道教，進行道教改革、使之躍升為正教而居功甚偉的道士寇謙之常在左右，公元439年，太武帝詣道壇受符錄，改年號為太平真君。他遵奉道教，開始滅佛的前奏。使之滅佛的直接原因是公元446年，奏聞長安一佛寺內藏有兵器，他懷疑寺僧與聚眾起義的蓋吳通謀，在崇奉道教的宰相崔浩的竭力慫恿下，誅殺長安的沙門。不久，太武帝又通令全國，焚毀寺院經像和坑殺僧人。
北周皇族屬于鮮卑族宇文部。北周武帝宇文邕最重儒術，早年也信奉道、佛二教。在他掌握政權以后，欲定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后的位次。儒教居先不成問題，但佛道之爭卻愈演愈烈。公元574年，周武帝親自召集沙門道士進行辯論，辯論十分激烈，智炫甚至當場頂撞周武帝。于是周武帝作出將佛、道一并禁毀的決定。“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并令還俗。并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北史·周本紀》）同年設立“通道觀”，欲以儒學的“圣哲微言，先賢典訓”來“濟養黎元，扶成教義。”匯集儒釋道三方面的學士名流120人，研究三教的哲理。公元577年，周武帝滅北齊后，又在齊境內“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融刮圣容，焚燒經典。八州寺廟出四十千，盡賜王公，充為宅地。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
唐武宗未即位時就不喜佛教，而偏愛道教。即位后寵信道士趙歸真、劉玄靖等，甚至在宮禁內筑仙臺。道士趙歸真等人常攻擊佛教“盛談無常空苦，殊為妖怪，未涉長生無為之理。”“時帝志學神仙，師歸真，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舊唐書·武宗本紀》）唐武宗于會昌五年（845）下詔滅佛，史稱“會昌法難”，拆毀寺廟佛像四萬四千多所，僧尼還俗二十六萬多人。將寺廟內鐘磬銅像用來鑄錢，鐵像鐵器等鑄成農具。第二年，即會昌六年，武宗服道士的丹藥中毒而死。
以上在佛教史中稱“三武”之厄。110年以后，即公元955年，五代時期后周的周世宗又下詔廢天下無敕額之寺院，毀銅像，收鐘磬鈸鐸之類鑄錢。
合周世宗，稱“三武一宗”。
所謂“三武一宗”四次“法難”，原因很復雜，且各不相同。如果把它們都歸結為經濟原因，是過于簡單化了；要把它們都歸結為儒學之宗教排他性的體現，更是十分荒謬、無知而淺俗的無稽之談。三武之厄中，也可以說都含有宗教之爭，但它們直接起因是道、佛二教之爭，尤其是會昌法難，道佛之爭更是相當激烈而明確的。
在前兩“武”之法難中，確實與儒學有涉，但這種關涉主要表現為政治，而不是宗教。北魏太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鑒于當時漢人即將鮮卑族視為“胡”或“戎”，而他欲一統天下，成為統治以具有高度文化傳統為主的漢族組成的整個中國的皇帝，所以要推崇儒學和道教來標榜自己。他稱佛教為“胡神”、“胡經”，以明自己非“胡”。其滅佛詔令中說由于“鬼道熾盛”，致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王法廢而不行”，而他自己“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儼然是一個漢族之王道正統的形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推尊儒學，并沒有把儒學視為宗教，反而認為儒學必與鬼神和迷信相對立。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的詔令中說：“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孳。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魏書·世祖紀》，同書《釋老志》載為太平真君七年、即公元446年。）這里，“方伎”乃神仙道教之源；而“讖記、陰陽、圖緯”不唯道教所有，也在兩漢以來的儒學中興風作浪。太武帝的滅佛不僅針對佛教，也把混進儒學的“妖邪”和其他蠱惑人心的“師巫”一并掃除，客觀上起到使儒學純正化的作用。
約四十年以后，歷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漢化改革，是太武帝政策延續的必然結果。孝文帝時，對以儒學為主要代表的中國文化和傳統了解更加深刻了，對“五經之義，覽之便講。”（《魏書》本紀）所以他非但不排斥佛教，而且“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同上）在理解深刻的基礎上，他掃蕩讖緯妖祥的措施更加徹底，使太武帝排佛的更深層意義也彰顯出來。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下詔說：“圖讖之興，起于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諸巫覡假稱鬼神，妄說吉兇，及委巷諸卜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魏書·高祖紀》）由于種種原因，混雜在儒學中的污垢渣滓反而需要經過出身少數民族的英主來掃除滌蕩，在這里又以寄寓于偶然性的方式表現出歷史的嘲諷。
如果說讖記、陰陽、圖緯、妖邪、師巫、鬼神、吉兇等相加就是任繼愈、李申、何光滬等先生所說的“儒教”的話，那么北魏太武不僅滅佛，也滅“儒教”。至孝文帝則不滅佛教，而專滅“儒教”了。
北周武帝的排佛與北魏太武的滅佛有相似之處。從歷史看，周武帝也表示自己不在五胡之列，故無心敬佛。為了表現與漢文化的認同，他不但崇儒，本來也是偏袒道教的。但在建德三年（574）五月他所召集的佛道辯論會上，經道安、甄蠻、智炫等人的揭發，使周武帝認識到道教的教義虛妄和迷信方術，所以連道教一并罷黜。但他采取了比較溫和的態度，沒有殺人；對高僧量才任用，委以官職；鼓勵繼續探討佛、道的哲理，這些皆表明對漢文化和儒學認識的深刻。
唐武宗滅佛的主要原因是道、佛之爭，經濟在其次，是一次典型的宗教斗爭，但與儒家無關。而五代周世宗滅佛則主要是經濟原因促成的。周世宗即位后，繼承后周建立者郭威的改革政策，在劫后余灰、民生凋弊的情況下，欲一統天下，采取了均定賦稅，發展生產等措施增加財政收入。是時中國乏錢，他想到毀銅像鑄錢的方法。周世宗談到其滅佛的理由時說：“吾聞佛說以身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茍利于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既然佛可以舍身救人急難，為什么不舍銅像救天下呢？這種說法雖然有些強詞奪理，但可以看出其主要原因在經濟，而不是其他。事實上，周世宗也未敕禁絕佛教。佛教在五代的衰敗，實為戰亂所致。
所謂三武一宗之法難，背景非常復雜，情況也不一致。魏太武與周武帝滅佛僅限于北方，南方佛法依然大熾。周世宗時也未統一天下，勢力有所不及。但無論什么情況，要把它們說成是作為一種宗教的儒教的排他性的表現，純屬鑿空之論，無根游談。
經歷這些大規(gui)模的(de)滅法運(yun)動(dong)(dong)，中國(guo)(guo)佛教的(de)兩(liang)大重要支派（南傳(chuan)佛教、西傳(chuan)佛教）受(shou)到嚴(yan)重打擊，此(ci)后(hou)再也不復國(guo)(guo)教氣象(xiang)。中國(guo)(guo)佛教的(de)大量文化遺產、藝術作品也在這些運(yun)動(dong)(dong)中毀滅。禪(chan)宗佛教因其特(te)殊的(de)教規(gui)（自耕自食），在這些運(yun)動(dong)(dong)中損失最小。此(ci)后(hou)迅速成為中國(guo)(guo)佛教的(de)重要宗派，與此(ci)后(hou)隨蒙(meng)古、滿清入主(zhu)中原而(er)來的(de)藏傳(chuan)佛教，隱然并(bing)駕齊驅(qu)。
北魏太武帝(di)、北周武帝(di)、唐(tang)武宗(zong)、后周世宗(zong)。
1、北魏太武帝
太武(wu)帝(di)始光初年，寇(kou)謙之獻上(shang)(shang)道書(shu)(shu)，但當時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shi)上(shang)(shang)書(shu)(shu)勸諫太武(wu)帝(di)，使太武(wu)帝(di)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ren)奉玉帛牲畜去祭嵩(song)山。
太武(wu)帝又在平(ping)(ping)城(cheng)東南建立天師(shi)道(dao)場，自稱(cheng)太平(ping)(ping)真(zhen)(zhen)君(jun)(jun)，并親受(shou)符(fu)箓，興建靜輪天宮，奉祀太平(ping)(ping)真(zhen)(zhen)君(jun)(jun)，改(gai)年號為太平(ping)(ping)真(zhen)(zhen)君(jun)(jun)，成(cheng)了十足的道(dao)教徒(tu)。
太(tai)武帝的廢佛行動，始自太(tai)平真君五年(nian)(nian)(444年(nian)(nian))的彈壓沙門(men)，他(ta)下(xia)令上自王公，下(xia)至庶(shu)人(ren)，一概禁止私養(yang)沙門(men)，并限期(qi)交出(chu)私匿的沙門(men)，若有隱瞞，誅(zhu)滅全門(men)。
翌年，盧(lu)水(shui)的胡(hu)人蓋吳在(zai)杏城(陜西(xi)黃陵侯莊鄉故(gu)城村)起義(yi)，有眾(zhong)十余萬人。七年，太武帝(di)親自率(lv)兵(bing)前去鎮壓，到達長安時，在(zai)一所寺(si)院發現兵(bing)器，懷疑沙(sha)門與(yu)蓋吳通謀，大(da)為震怒，下令誅殺全(quan)寺(si)僧(seng)眾(zhong)。
崔浩趁機勸帝(di)(di)滅佛，于是(shi)太(tai)武帝(di)(di)進一步推(tui)行苛虐的廢佛政策(ce)：誅戮長安的沙(sha)門，焚(fen)毀天下一切經像。一時之間，舉國上下，風聲鶴唳。
2、北周武帝
北周(zhou)武(wu)帝即位之初(chu)，循(xun)例事佛，但(dan)更重視儒學。天和(he)二年(nian)（567年(nian)）因寺僧日多，滋生是非，國庫收(shou)入(ru)驟減，還俗沙門改宗道(dao)教(jiao)的衛元嵩上書(shu)請刪寺減僧，此論深(shen)合(he)帝心(xin)。
武(wu)(wu)帝為制造輿論(lun)，從天(tian)和(he)至建德年間（566年－578年），曾七次召集(ji)(ji)百官及沙(sha)門(men)、道(dao)(dao)(dao)士(shi)等辯論(lun)儒(ru)釋道(dao)(dao)(dao)三教先后；甄鸞、道(dao)(dao)(dao)安等屢(lv)上(shang)書駁斥道(dao)(dao)(dao)教，紛(fen)紜不息(xi)。天(tian)和(he)三年，武(wu)(wu)帝御大德殿，集(ji)(ji)百僚及沙(sha)門(men)、道(dao)(dao)(dao)士(shi)，親講《禮記》，欲(yu)以儒(ru)術治天(tian)下。
建(jian)德(de)三年五月始議禁佛(fo)，詔(zhao)僧人(ren)、道人(ren)大集京師，斥佛(fo)教不凈，下詔(zhao)禁佛(fo)道二教：經像(xiang)悉毀，并令沙門、道士還(huan)俗(su)，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ta)廟賜予王公。其他奉祀崇拜，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
當年(nian)六月，設置(zhi)通道(dao)(dao)觀(guan)，選佛、道(dao)(dao)名(ming)士120人，普(pu)著衣冠，為“通道(dao)(dao)觀(guan)學士”，并置(zhi)官吏統(tong)管。建德六年(nian)，北周滅北齊(qi)，周武帝(di)入鄴城(cheng)，在原齊(qi)境(jing)內(nei)推(tui)行禁佛之令，沙(sha)門慧遠(yuan)與(yu)帝(di)爭論不果。
禁(jin)佛后，北方寺像幾乎滅絕，僧(seng)眾多逃奔江南。武帝(di)死后，宣帝(di)、靜帝(di)先(xian)后繼位(wei)，佛法又(you)興。
3、唐武宗
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si)院土地不輸(shu)課稅，僧侶免除賦役(yi)，佛教寺(si)院經濟過分擴張，損害(hai)了(le)國庫收入，與(yu)普通地主也(ye)存在著矛盾。
唐(tang)武宗(zong)崇信道(dao)教，深惡佛(fo)教，會(hui)昌(chang)年(nian)(nian)(nian)間又因討伐澤潞，財政急需，在道(dao)士趙歸(gui)真的鼓動和李德裕的支持下，從會(hui)昌(chang)二年(nian)(nian)(nian)（842年(nian)(nian)(nian)）開(kai)始漸進地進行毀佛(fo)，在會(hui)昌(chang)五年(nian)(nian)(nian)（845年(nian)(nian)(nian)）達(da)到高潮，于會(hui)昌(chang)六(liu)年(nian)(nian)(nian)（846年(nian)(nian)(nian)）武宗(zong)死后終止。
在毀(hui)佛(fo)(fo)同時，景教和祆教也受到(dao)波(bo)及。但由于(yu)當時地方上藩鎮(zhen)割據，唐中央(yang)命令(ling)因(yin)而(er)不(bu)(bu)能完全貫徹，如河北(bei)三鎮(zhen)就(jiu)沒有(you)(you)執行；有(you)(you)的地方執行命令(ling)不(bu)(bu)力，各地毀(hui)佛(fo)(fo)規模不(bu)(bu)一。佛(fo)(fo)教徒稱這次毀(hui)佛(fo)(fo)運動為(wei)“會昌法(fa)難(nan)”。
4、后周世宗
后周時期由于佛教寺院僧尼構成(cheng)了國家(jia)(jia)財政上的(de)負(fu)擔(dan)，世宗下詔禁(jin)止私自出(chu)家(jia)(jia)；訂(ding)立(li)嚴苛(ke)的(de)出(chu)家(jia)(jia)條件，并規定必須(xu)在(zai)國家(jia)(jia)公認的(de)戒壇(tan)受戒，否則無效；
不許創(chuang)建寺院(yuan)或蘭若，違反的僧尼(ni)，課以嚴刑；未受(shou)敕額的寺院(yuan)，一(yi)律廢(fei)(fei)毀(hui)；民(min)間的佛(fo)像、銅器(qi)(qi)，限五十日內交由(you)官司鑄錢，如果私藏五斤(jin)以上的，一(yi)律處死。總計，廢(fei)(fei)毀(hui)寺院(yuan)三(san)(san)萬三(san)(san)百三(san)(san)十六所(suo)，大量的佛(fo)像及(ji)鐘(zhong)、磬等法器(qi)(qi)被鑄成通錢，世(shi)稱一(yi)宗法難(nan)。
擴展資料：
皇帝資料：
1、北魏太武帝
北(bei)魏太武帝拓(tuo)跋(ba)燾（408年(nian)—452年(nian)3月11日），字(zi)佛[bì]貍伐(fa)，代(dai)郡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人，鮮卑(bei)族。南(nan)北(bei)朝時期著(zhu)名軍(jun)事家、政治家，北(bei)魏王朝第三位皇帝，明元(yuan)帝拓(tuo)跋(ba)嗣長子，母為明元(yuan)密(mi)皇后杜氏。?
拓(tuo)跋燾(dao)自幼聰明(ming)大度，應付裕如(ru)。泰(tai)常八年（423年）登基，年號始(shi)光。 心(xin)懷(huai)“廓(kuo)定四表(biao)，混一戎華(hua)”之志。
親自率(lv)軍征戰，周旋于險境。善用騎兵，輕騎奔襲，攻滅胡夏、北(bei)燕(yan)、北(bei)涼，征伐(fa)山胡，降伏鄯善、粟特等西域(yu)諸國(guo)(guo)，驅逐吐谷渾(hun)，攻取劉(liu)宋河南重鎮(zhen)，統一中國(guo)(guo)北(bei)方。向北(bei)，遠逐柔然(ran)。
向南，“飲馬長江” 。作戰鷙(zhi)勇驍強，受到敵(di)方的(de)敬畏(wei)，被劉宋稱為“英(ying)圖武(wu)略，事駕前古”，超越(yue)冒頓和檀石(shi)槐。
在休戰期間(jian)，他常常撫恤孤兒(er)和老(lao)人，體察民間(jian)疾苦，勸課農桑，減(jian)輕賦稅，休養生息，偃(yan)武修文。
廣召漢族(zu)士(shi)人(ren)，重用了漢臣崔浩、高允等人(ren)，改革(ge)官制(zhi)，整肅吏(li)治，抑退奸吏(li)，提拔忠良，顯著促進了北(bei)魏官民(min)之間和(he)睦相處。他又宣傳禮義，崇尚儒學，推動(dong)了鮮(xian)卑民(min)族(zu)漢化(hua)發展。
恪守節儉，獎賞慷慨(kai)。每(mei)逢作戰，不畏艱險。料敵(di)于先(xian)，知人善任，賞罰(fa)分(fen)明。但是，在執政(zheng)末期，誅戮過多，因此后(hou)悔。
正平二年(nian)（452年(nian)），為中常侍宗愛所弒，時年(nian)四十五，謚號太(tai)武皇帝，廟(miao)號世祖。
2、北周武帝
周武帝宇文(wen)邕(yong)（543年(nian)―578年(nian)6月(yue)21日），小字禰羅突(tu)，漢化的鮮卑族，祖籍代(dai)郡武川（今內蒙古武川西(xi)），生于同州(zhou)武鄉（今陜西(xi)大荔(li)）。
周(zhou)文(wen)帝(di)宇(yu)(yu)文(wen)泰第四子，周(zhou)孝閔帝(di)宇(yu)(yu)文(wen)覺(jue)和周(zhou)明帝(di)宇(yu)(yu)文(wen)毓(yu)異(yi)母弟，母文(wen)宣皇(huang)后叱奴氏（叱奴太后），南北朝(chao)時期北周(zhou)第三位(wei)皇(huang)帝(di)，武成二年(nian)（560年(nian)）至宣政(zheng)元年(nian)（578年(nian)）在位(wei)。
宇文邕十二歲時被封(feng)為西魏輔城郡公。周(zhou)閔帝宇文覺(jue)繼位(wei)時拜大將軍，出鎮(zhen)同州(zhou)（今陜西大荔(li)）。
北(bei)周武成(cheng)元年（559年），官任大(da)司空，封魯國公(gong)。宇文邕聰(cong)明有(you)遠識，性果決，有(you)智謀，能(neng)斷大(da)事。武成(cheng)二年（560年）四月，在宇文護的擁立下，即(ji)帝(di)位(wei)。
建德元年（572年）終于誅殺權相宇文護，獨掌朝政。后繼續(xu)推行均田制，改進和發(fa)展府(fu)(fu)兵制度，將府(fu)(fu)兵指揮權從中外都督(du)諸(zhu)軍事府(fu)(fu)收(shou)回由皇(huang)帝掌握，并開始招募均田戶農民充當(dang)府(fu)(fu)兵，擴大兵源，充實軍事力量，準備兼并北齊。
建德五年（576年）十月，復領兵(bing)七(qi)路攻(gong)齊。建德六年（577年）正月，率軍(jun)乘(cheng)勝圍鄴，一舉攻(gong)陷，俘北(bei)齊后(hou)主父子，滅北(bei)齊。
宇文邕(yong)在位期(qi)間(jian)(jian)，擺脫鮮(xian)卑舊(jiu)俗。整頓吏治，使北周政治清明，百姓(xing)生(sheng)(sheng)活(huo)安(an)定，國勢強盛。宇文邕(yong)生(sheng)(sheng)活(huo)儉樸，能夠(gou)及時關心民間(jian)(jian)疾(ji)苦。
宣政元年（578年）五月，周武帝率諸軍(jun)伐突(tu)厥，五道俱進(jin)。因病(bing)詔停(ting)進(jin)軍(jun)。六月，疾甚，還軍(jun)長安，當月病(bing)逝(shi)，年僅(jin)36歲(sui)。謚號武皇帝，廟號高祖，葬孝(xiao)陵，傳位長子宇文(wen)赟。
3、唐武宗
唐(tang)(tang)武(wu)宗(zong)李(li)炎（814年(nian)7月(yue)1日―846年(nian)4月(yue)22日），原名李(li)瀍，隴西成紀（今(jin)甘(gan)肅秦安縣）人。唐(tang)(tang)朝第(di)(di)十六位皇帝（840-846年(nian)在(zai)位），唐(tang)(tang)穆宗(zong)李(li)恒第(di)(di)五(wu)子，唐(tang)(tang)敬宗(zong)李(li)湛和(he)唐(tang)(tang)文宗(zong)李(li)昂(ang)異母弟，母為宣懿皇后韋氏。
性情(qing)沉毅(yi)，雄(xiong)謀勇斷。初封潁王，拜開(kai)府儀同三司、檢(jian)校吏部尚書(shu)。開(kai)成五年（840年），唐文宗病重，宦(huan)官(guan)將領仇士良和魚弘志(zhi)矯詔廢(fei)黜(chu)皇(huang)太(tai)子(zi)李成美，擁立李瀍(chan)為皇(huang)太(tai)弟。
唐(tang)文宗去世后，李瀍即位為帝(di)，年號(hao)會昌(chang)。知人善任(ren)，倚(yi)重宰相李德裕，澄清吏治，發(fa)展經濟(ji)，改革積弊(bi)，削(xue)弱宦官、藩鎮和(he)僧侶地主(zhu)的勢力(li)。
?會昌(chang)三(san)年（843年），昭義節度使劉(liu)從諫死后，從子劉(liu)稹企圖襲位割據。唐武宗采(cai)納(na)李(li)德(de)裕的建議(yi)，命(ming)諸道出兵征討，最(zui)終劉(liu)稹遇害，叛亂平息(xi)。
會昌五年（845年），鑒于寺院(yuan)經濟泛濫，損(sun)害國庫收(shou)入，在(zai)道士趙歸真的(de)(de)鼓動(dong)(dong)和李(li)德(de)裕的(de)(de)支持下，下令(ling)拆毀(hui)佛寺，派出御史(shi)分道督察，沒收(shou)大量寺眾土地，成為毀(hui)佛運動(dong)(dong)的(de)(de)“三武一宗(zong)”之一，從而(er)擴(kuo)大了中央(yang)政(zheng)府的(de)(de)稅源兵(bing)員。
在(zai)位期間，對(dui)內打擊藩鎮和毀佛(fo)運動，對(dui)外擊敗回鶻，加強了(le)中央集權，一度呈現中興局面，史(shi)稱“會昌中興”。
唐武宗信仰道教(jiao)，服食長生丹藥。會昌六年（846年），駕崩于含(han)風殿，享年三十二(er)歲，謚號(hao)至道昭肅(su)孝皇帝，廟號(hao)武宗，葬于端(duan)陵。
4、后周世宗
后(hou)周世宗(zong)柴榮（921年10月27日-959年7月27日），字(zi)號不詳，邢州堯山(shan)（今河北省(sheng)邢臺市隆堯縣）人。五代時(shi)期后(hou)周第二位皇帝（954~959年在位6年）。
祖父柴翁(weng)和(he)父柴守禮是(shi)當地望族。從小在(zai)郭威家長大，謹(jin)慎篤厚，成(cheng)為郭威養(yang)子。器貌(mao)英奇，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沉重寡言。年輕時(shi)，曾隨商人頡跌氏在(zai)江陵販茶(cha)，對社會(hui)積弊有所體驗。
廣順元年（951年），郭(guo)威(wei)建立后周，委任柴(chai)榮治理澶州(zhou)，為政(zheng)清肅，盜不(bu)犯境。顯(xian)德元年（954年），郭(guo)威(wei)駕(jia)崩，柴(chai)榮登(deng)基為帝。
在位(wei)期(qi)間，整(zheng)軍練卒(zu)、裁(cai)汰冗弱、招(zhao)撫流亡、減少(shao)賦稅。后(hou)周政治清(qing)明、百姓(xing)富庶(shu)，中原(yuan)經濟開(kai)始(shi)復蘇(su)。南征北戰(zhan)，西(xi)敗后(hou)蜀，奪取秦(qin)、鳳(feng)、成(cheng)、階等四(si)州；南摧南唐，盡得江北淮南十四(si)州；北破契丹，連克二(er)州三關。
顯(xian)德六年(nian)(nian)(nian)，商議攻取幽(you)州時(shi)候(hou)病倒。不久去世(shi)(shi)，年(nian)(nian)(nian)僅(jin)三十九歲(sui)，廟號(hao)世(shi)(shi)宗，謚號(hao)睿武(wu)孝文皇帝，葬于慶陵。周世(shi)(shi)宗心懷統一大(da)志，立下了三十年(nian)(nian)(nian)的宏志，“以十年(nian)(nian)(nian)開拓天(tian)下，十年(nian)(nian)(nian)養百姓(xing)，十年(nian)(nian)(nian)致太平”。
——三武滅佛
——拓跋燾
——宇文邕
——李炎
——柴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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