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第29軍丟掉平津后被擴編為第一集團軍，目標是反攻，而蔣介石給該集團軍下撥的三個軍番號更加耐人尋味：馮治安第77軍、劉汝明第68軍和張自忠的第59軍，全部是相加“14”的數字，老蔣的用意非常明顯，永遠提醒第29軍的軍頭們勿忘“七七”之羞，丟掉茍和幻想，堅決對日作戰。因此，對于愛國將領張自忠的評價，在那個特殊的歷史年代，以尊重史實為宜，客觀地說，是“知恥而后勇”的典范。

張自忠之前就任29軍第38師師長兼天津市長，所部第112、113和114三個旅駐防天津市區及周邊，原本他也是第29軍軍長的候選人之一，因為在1931年整編為軍時他的部隊人馬最多，超過5000人。1937年春，日本軍部邀請張自忠、何基灃等將領東渡游覽觀光，讓他們登上了巨大的戰列艦和走進大型工廠，試圖在精神上恫嚇西北軍的“土包子們”。后來在淮海戰場起義的何基灃將軍回憶到，回來的路上大家反而增加了備戰的緊迫感，深知“戰事就會一觸即發了”。

實際情況是，1937年初日軍參謀本部已經制定了《昭和12年度對華作戰計劃》，在華北方面使用二個軍5個師團（視情況發展可以再增加3個），用以占領平津和華北五省；而在中國這邊，南京軍事委員會也在年初秘密出臺了《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計劃（甲案）》，在敵情判斷中準確地預見了一旦戰爭爆發后日軍的進攻方向，并分析了中日戰爭序幕可能出現的七種情形和應對預案。換句話說，無論豐臺那個拉稀的日本小兵是否“失蹤”，無論第29軍事后妥協還是強硬，“盧溝橋事變”都會爆發，也就是在必然中到底是哪一刻為偶然的時間點而已，是中華民族的劫數。

“七七事變”爆發后，馮治安的第37師在北平已經跟日本人干起來了，并且在后面召開的軍部會議上強烈主戰，而后來把我們心靈全部震撼到的張藎忱將軍卻是堅決主張對日交涉和平解決的一方，并且在電話里訓斥求戰的何基灃旅長：“打起來對那兩個黨都有利，而我們西北軍辛辛苦苦搞起來的冀察局面就完蛋了!”,隨后離開天津赴北平斡旋，致使留下來的第38師副師長李文田（保定六期）請示無著進退失據，諸多的史料表明，張自忠在當時仍然希望通過談判解決事變，但這不影響他后來成為抗日中堅。

歷史是復雜的，人性是復雜的，張自忠支持宋哲元曖昧的態度，歸根到底是舍不得平津這塊地盤。

日本人欺騙了他們，援兵到達的“中國駐屯軍”立馬給宋哲元下達了最后通牒，隨后開始進攻，被包圍在北平城內的第37師獨立39旅投敵，第132師獨立27旅被日軍解除武裝，1937年8月3日，羞愧難當的宋哲元宣布辭去第29軍軍長職務，把什么冀察政務委員長、北平市長的職務一股腦交給張自忠代理，而張自忠避入德國人開辦的醫院，一周后輾轉逃出趕赴南京，當時的媒體口誅筆伐張自忠為“漢奸”，反而對宋哲元卻是指責不多。

張自忠將軍從曾經的彷徨到猛然清醒和浴火重生，即從這一刻開始。

從此第五戰區出現了一只不怕累不要命的部隊，在1938年臺兒莊戰役中，第59軍南擋北殺，既增援淮河防線阻擊日寇荻州第13師團，又幾百里奔襲回到北線兩次痛打坂垣第5師團，成就正面抗日戰場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大捷；1939年的隨棗會戰，第59軍在鄂北大敗日軍，同年底的冬季攻勢中，張自忠指揮的第33集團軍幾乎全殲日寇11軍第13師團103旅團，讓日軍恨之入骨，第11軍司令官園部和一郎曾經咬牙切齒：“這個張自忠，已經成了對抗皇軍的一面旗幟！”，發誓要消滅張自忠的部隊，他們不知道的是，張將軍被國人抨擊之后的心里之苦。

1940年春，日寇為切斷長江航運線發起“棗宜會戰”，已經升任第五戰區右翼兵團司令的張自忠，是完全可以在襄河西岸坐鎮指揮毫發無傷的，然而他留給馮治安一絕筆書，率領1500人的直屬隊渡河索敵決戰，我們今天的人恐怕很難真正理解張將軍的動機，諸如“生不如死”、“以死明志”等猜測或許都是蒼白的，由于電報被破譯，日軍以一個旅團的兵力包圍了張自忠的司令部。當將軍身邊的官兵損失殆盡后，沖上南瓜店高地的日軍中隊長堂野用槍擊中張自忠，一等兵藤岡用刺刀扎進將軍的胸膛，圍上來的日軍又連開五槍，曾經的一切問題都不是問題了，張自忠將軍用鮮血和生命，自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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