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受魏晉南北朝以降門閥制度影響，唐初仍存留一些崇尚門第習氣，李延壽也未能免俗，他在《北史·序傳》中津津樂道地講述先世事跡，自稱帝顓頊高陽氏、周柱下史李耳為“李氏之先”。被尊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的李耳，在唐朝是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定三教順序為道、儒、佛，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宣布李耳是他的祖宗。李延壽以李耳為祖，意在表明自己為圣賢之后，并且與當代皇帝同出一祖。在同一序傳中長篇累牘地列舉了歷代祖先的仕宦情況和功績，形同撰述家譜，表現出較強的門第觀念。他既迷戀于先祖的光榮，又流露出對現時自己名位較低的不滿。像那個時代的多數史家一樣，李延壽之所以走上治史道路，是與家學淵源分不開的。曾祖李曉，字仁略，“博涉經史，早有時譽”，“訓勖子弟，咸以學行見稱”，很受當時人稱贊;祖父李超，字仲舉，“博涉經史，不守章句業”，頗有創新學術的氣概。
特別給延壽重大影響的是他的父親李大師。李大師，字君威，“少有著述之志”，勤奮好學，知識廣博，善于作文，尤長史學，“備知前代故事，若指諸掌;商較當世人物，皆得其精”。大師一生經歷坎坷，他年輕時做過幾任小官，升遷極慢。隋煬帝末年，政治腐敗，官吏貪污成風，大師任信都(今河北冀縣)郡司戶書佐，“獨守清戒，無所營求”，生活很窘迫。郡丞鞠孝稜感佩地說：“后于歲寒，此言于公得之。”隋末農民大起義爆發后，竇建德據有河北，大師在建德軍中為尚書禮部侍郎。起義軍被唐兵鎮壓后，大師被流放到西會州。他在那里郁悶不樂，作《羇思賦》以寄懷。當時鎮守涼州(今甘肅武威一帶)的楊恭仁見到此賦，很贊賞大師的才學，于是把他召至府內，深相敬重。大師早有編著南北朝史的志向，此時正有閑暇時間，而且楊恭仁家中藏書豐富，可以盡情閱覽。于是大師在辛勤著史中度過了幾年時光。到了武德九年(626)，唐朝廷大赦天下，大師才得以回到京城長安。他的舊友房玄齡、封德彝已為朝中高官，勸他留京做官，他已無心仕進，便回河南家鄉繼續編寫南北朝史。不幸的是，兩年以后，他就病逝了，著述尚未完成。
史學貢獻
延壽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獨立完成兩部正史——《南史》、《北史》。寫南北朝史是李大師的夙愿，這也是個大膽、新穎的做法。那個時代，史家已習慣于或仿班固寫某朝某代史，或仿司馬遷寫從古到今的通史，那么李大師為什么單單要把數代歷史連起來寫呢?他認為，南北朝時期國家分裂，南北各政權相互攻擊，各國修史者均站在本國立場上，南稱北為“索虜”，北稱南為“島夷”，由于偏見作怪，記他國事既不詳備，又往往失實。這些史書在隋唐大統一之后更顯得與時代不協調。為了全面真實反映南北朝時期的歷史，李大師計劃仿《吳越春秋》的體例，著一部南北朝編年體史書。可是，李大師沒來得及寫完這部編年史就死了。李延壽從任史官之始，就著手搜集資料，決心完成父親的遺愿。
李大師的南北朝編年史完成了多少呢?李延壽在《北史·序傳》談到，在父親舊稿中，齊、梁、陳、周、隋五代的事“所未見”。可見李大師編撰的是南朝宋、南齊和北朝魏這三代史事。大師在世時，這三代已有較完整系統的史書可供參考，即沈約所著的《宋書》，蕭子顯所著的《南齊書》，魏收所著的《魏書》。恰好，李延壽在貞觀年間所參與撰修的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正是大師舊稿中所沒有的內容，延壽正可以憑借修史的有利條件續補。所以延壽除了完成史局規定的任務，“因于編輯之暇，晝夜抄錄之”，工作極為辛苦。過了兩年，延壽因事離開史局，資料遠未抄錄完，“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闕，未得及終”。幸運的是，在貞觀中、后期，延壽又獲準參加修《五代史志》和《晉書》，于是他進一步“遍得披尋”，繼續全面搜集史料。延壽還利用自己能夠接觸官藏史書的有利條件，對父親舊稿內容加以完備，“因茲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由于五代史修成后，暫時未予公開流布，只是藏于秘閣，延壽“不敢使人抄錄”，只能自己以史官身份去翻閱抄寫，又因“家素貧罄”，無錢雇人謄寫，所需各種史書不得不自己動手去抄。延壽從八部正史之外，更勘雜史于正史所無者1000余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八代正史共566 卷，加上雜史1000余卷，延壽在抄錄、勘究這么巨大數量史書的基礎上，才寫成《南史》、《北史》180 卷，史料準備和最后成書的比例大約是十比一左右，可見延壽作史的勤奮精神和認真態度。
延壽自述“始末修撰，凡十六載”，指的是具體編寫過程所費的時間。他從貞觀十七年(643)著手編纂，“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到顯慶四年(659)成書上進，時間為十六年。如果將貞觀三年至貞觀十七年的搜集史料時間也包括在內，那么延壽為《南史》、《北史》的誕生付出了三十年的艱苦勞動。延壽雖繼父遺志修史，并參考父親的未成稿，但并未遵循父親舊稿的體例。李大師所作是仿《吳越春秋》，為編年體;延壽所作則仿《史記》，為紀傳體，但又與《史記》不完全一樣，是介于《史記》和《漢書》間的一種體例。
人們都熟悉，司馬遷的《史記》是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上自遠古黃帝，下迄西漢武帝。班固的《漢書》是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記敘西漢一代史事。后世史家紛紛仿效《漢書》的體例纂修前代史。到了唐初，官方又把《史記》以下的歷代紀傳體斷代史列為“正史”，視為史學正宗。不過，唐以前所修的七部正史(《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宋書》、《南齊書》、《魏書》)都是私家所修或是由官方批準，以個人之力完成。延壽所處時代，官修史書，宰相監修制度已確立，官修前代紀傳體斷代史的一統局面已定。南北朝的各代紀傳體史書除前代所修三部外，其余均由本朝剛剛補齊，并且這些書都是本朝“欽定”。李延壽不過是一名普通史官，卻要重修南北朝史，對本朝皇帝批準的正史加以整理刊正，顯示出他是一位較有勇氣和責任心的史家。他之所以這樣做，原因之一是要完成父親的修成南北朝通史的遺愿，原因之二是他對已有的南北朝各斷代史不滿意，他在《進書表》中批評這些史書記敘矛盾，“互陳聞見，同異甚多”，又認為這些史書采集史料不廣，而那些被忽視的史料“易為湮落”，如不抓緊利用，以后即使想糾史書之失，也會“求勘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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