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為大家帶來了一篇關于劉秀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劉秀在平定河北的時候，有一段小插曲挺有意思。他剛到河北不久，就遇上了王朗在邯鄲稱帝。王朗得知劉秀在河北，就下令以封侯十萬戶為代價，緝拿劉秀。劉秀一行人狼狽逃出薊縣，一路上風餐露宿，為了填飽肚子，不得已“騙吃騙喝”。《后漢書光武帝紀》記載：
“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
劉秀因為人數眾多，太扎眼，不敢入城，曠野之地哪有吃飯的地方!迫不得已，劉秀只好拿出“拼死吃河豚”的精神，直接去“傳舍”騙吃騙喝。傳舍就是供行人住宿吃飯的地方，劉秀去的這地方，有“傳吏”，顯然就是官辦傳舍。
劉秀是玄漢政權的大司馬，本來可以正大光明地的享用美食，會來事的小吏們爭著巴結都輪不上。可是，隨著王朗的叛亂，河北郡縣大多與玄漢政權拜拜了，劉秀轉眼成了敵對分子!
所以，他只能靠行騙!
過程有點驚險，若不是劉秀沉著冷靜，就被傳舍的官吏抓了個現行!可問題是，官府辦的傳舍就那么容易被騙?誰來都自稱使者，傳舍怎么辨別?要是多碰幾個膽大的，傳舍不成了免費食堂?
其實哪有那么容易!凡是公出的官吏，每到一個傳舍、驛站、關隘、津渡，都會受到嚴格的身份審查，而證明他們身份的就是符傳和過所。
符傳和過所，就是用竹片、布帛、銅器等材料制作的憑證，用于證明辦事人員的身份。可惜的是，由于史料的缺失，我們對這項制度的具體細節，尚處于研究探討中，很多成果存在爭議，沒有確切定論。
按主流說法，符傳和過所其實是三大類身份憑證，分別為符、傳和過所，每一大類之下，又有不同的細分，以適應不同的使用場合。
也有學者認為，符傳和過所其實沒有嚴格區分，只是叫法不同而已。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它們不是并存的三種制度，而是由過所替代了符傳。
這部分學者認為，過所最早產生于漢宣帝時期，甚至有人認為東漢才有過所制度，而符傳制度早在西周就存在。
不過這個說法未必站得住腳!
1930年，第一批一萬多片漢簡，從漢代烽燧遺址出土，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又陸續發掘出兩萬多枚，這批漢簡就是著名的《居延漢簡》。從《居延漢簡》的研究發現，過所制度在漢武帝時期就有記載;同時直至東漢，符傳制度依然存在，并沒有被替代。
也就是說，在兩漢期間，符傳和過所制度，雖然出現的時間不一，但并非替代關系，而是并存和緩慢更新。
其實不難理解，作為身份憑證，需要應對各種復雜的情況，還得考慮防偽等技術革新和產品迭代，肯定是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在符傳和過所的功能細分中，存在著大量的功能相似或雷同，這個現象也驗證了此結論。
那么，符傳和過所究竟有什么差別呢?
“過所”的種類和用途
“過所”有兩種，一種是提前下發的公文案牘，即事件還未發生，先行通知對方。比如軍隊調遣，要經過某些郡國，就要提前告知當地官員，做好相關保障工作。第二種是辦事人員隨身攜帶，用于勘驗身份的憑證。
第一種情況不是本文討論的范圍，第二種最常見，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重點。以《居延漢簡》中的一簡為例，說明過所的基本行文格式和用途：
“元延二年十月乙酉，居延令尚、丞忠，移過所縣道河津關，遣亭長王豐，以詔書買騎馬酒泉、敦煌、張掖郡，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守令使詡，佐褒。十月丁亥出。”
這個過所明確交代了公出人員、公出時間、業務對口單位及人員、公出事由、簽發人員及簽發時間等要素。
這個叫王豐的人員，只要出示這份過所，所有的關隘就可以放行，到目的地就會有相應的人接待。
過所簽發人，除了當地的令使、書佐外，各亭、鄉、縣的嗇夫也是簽發人。在以往的史料中，我們得知，嗇夫是掌管稅賦的官吏，從《居延漢簡》得知，簽發過所也是嗇夫的職責。
“傳”的種類和用途
“傳”，也是一種身份憑證，跟“符”的功能存在很多交叉，有的史料里，會直接成“符傳”，這種情況，大多是指“傳”而不是“符”。
“傳”跟“符”的差別主要在于，“傳”只用于公出人員旅途身份驗證，而“符”則包括當地范圍內的使用。
都是身份證明，“傳”與“過所”有什么差別呢?他們的差別是，“過所”是用來證明“事”，主要給對口單位看;“傳”則證明“人”，用來沿途通關。
以上面《居延漢簡》的內容為例，“過所”是王亭長到達居延地區后，給居延縣令“尚”和縣丞“忠”看的，明確告知他們需要配合王豐所要做的工作。“傳”是王豐沿途經過各個關隘和驛站、傳舍人員看的，告訴他們自己的身份，需要通關，或者需要食宿、使用車馬等事宜。
為什么不合二為一，省卻麻煩呢?我覺得為了保密需要，比如沿途中，不必或者不能讓各關隘和傳舍人員，知道公出人員的目的，所以，對公出人員的身份和行為目的要分開驗證。同時，這么做也是為了提高偽造的難度。
唐朝史學家顏師古將“符”、“傳”和“過所”統統歸為一類，分成五種，一曰符，二曰傳，三曰過所，四曰繻，五曰棨。
“繻”，是一種以絲織品做成的憑證，《漢書終軍傳》記載：
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
這就是有名的典故“終軍棄繻”。從這則故事中可以看出，繻，其實更像信符，終軍出關拿走其中一半，將來回鄉時，再以此跟關吏手中的另一半合驗，作為回鄉過關的憑證。終軍很牛氣，直接把手中的那一半扔了：大丈夫去了就不會再回來!
“棨”是一種用木質材料制作的憑證，形狀像一把戟。很可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考古實物發現。
“符”的種類和用途
“符”有兩種，一種是調兵用的虎符，一種是普通的竹符。“符”，除了有“傳”的通關憑證功能外，它還用于宮禁出入憑證、征召勞役憑證、征召臣工憑證、繳巡省查憑證、乘坐傳車(使者乘坐的專車)憑證等。
從這些用途來看，它實際就是一種信物，通常一分為二，以兩部分合二為一作為驗證方法，竹符上通常還會用鐵印烙上防偽標記(炙符)，類似于現在的鋼印。
這一點，與“傳”和“過所”有很明顯的區別。作為信物，“符”只看信物不認人，所以通常是防偽度很高的重復使用物件。而“傳”和“過所”是專門針對某一件事、某一個(群)人，專門制作的憑證，任務完成即被收繳封存，不再使用。
其它形式的符傳和過所
除了上述情況，貨幣還曾經作為符傳使用。這件事發生在新朝時期，當時王莽推行第三次貨幣改革，其中就有十種面值的布幣。
不過，由于新貨幣“價”與“值”的嚴重偏離，老百姓并不買賬。王莽為了強行推動新貨幣的使用，他規定，以布幣作為符傳的附加憑證，《漢書王莽傳》記載：
“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
如果沒有布幣，即便有符傳，傳舍也不予接待，關隘不予放行。極端的時候，王莽甚至令所有官員出入宮禁，都必須攜帶布幣作為符傳。
這種強制做法，改變不了貨幣改革設計上的巨大失誤，還給臣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不便，對貨幣改革根本起不了推動作用。
劉秀是如何在傳舍中騙食的
回到本文的開頭。劉秀身上肯定是有過所和符傳的，不過他不敢拿出來，因為那是玄漢政權出具的，拿出來等于自我暴露。
那么，劉秀怎么能在不出具過所符傳的情況下，就吃得肚皮溜圓呢?
史書沒交代，不過很好推論。從王朗稱帝，到劉秀逃亡騙食，這個時間非常短，不到一個月。一個月內，傳舍從玄漢政權的公務員，變成王朗趙漢政權的公務員，各種文書印簽的變化，恐怕沒那么快完成。
為了備戰，大量的使者穿梭于傳舍之間，有王朗政權的、有玄漢政權的，還有大量立場不鮮明的軍閥的。處于荒郊野外信息閉塞的傳舍官吏，對這些人員沒法做到清晰辨識，即使辨識了，他們恐怕也不知道聽誰的!
所以，劉秀渾水摸魚的難度并不大，沒有史書寫的那么夸張。甚至有可能，傳舍的官吏干脆兩眼一閉，只要號稱使者，不管是誰的使者都招待，誰也不得罪，反正也不是花他們家的錢。
事實上，劉秀出門的時候有人想要攔住他們，但看門人說：天下大亂，還不知道將來怎么回事，怎么可以阻攔貴人呢?放行!
這就清晰地反應了傳舍官吏們思想混亂的局面，有人支持王朗，有人支持劉玄，還有人立場不明，更多的是誰也不得罪。
這才是劉秀在沒有符傳和過所的情況下，能輕而易舉地騙吃騙喝的原因!不是符傳過所制度出了問題，而是混亂的時局，讓這項制度失效了，劉秀“趁火打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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