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明朝的經筵嗎?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詳細介紹。
經筵這個詞聽上去有些陌生，但是就像字面上說的，這個詞和“經書”有關。其實經筵說白了，就是給皇帝上的課。從發展的過程來說，經筵制度可以說是在西漢就有那么點兒影子了，這個概念雖然很簡單，但是與皇帝有關，就牽扯到了黃泉，甚至還與朝廷的政治運作息息相關。那這小小的“經筵”，究竟在明朝的歷史舞臺上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呢?
首先，在經筵制度的確立過程是不斷變化的。明初的皇帝和后來的可不一樣，尤其是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時期，這時候的皇帝基本上盡職盡責，還頗有能力。那朱元璋來說，他在攻克婺州以后就經常召集手下的儒士講解經文，與侍從談論治國之道，仁宗、宣宗也十分好學。后來有臣子上走，經筵不僅在給君主降雪，更在于儀式。直到英宗時期這一制度才正式確立，還創造性的分成了儀式性的“月講”和實用性的“日講”，這“月講”禮節十分復雜，通常是為了展示君主好學，可以作為天下的模范，“日講”則儀式簡單，內容也比較接地氣有營養。
這聽起來是一個兼顧了實用與面子的好政策，但實際上也帶來了想不到的麻煩。首先不用多想，講讀的時間是一定會縮短的。這很好理解，在經筵制度正式實施以來，沒有對時間、講讀方式和講讀內容上有所規定，所以在現實實施的過程中一定存在摩擦，真是不斷的中途和調試，經筵制度變得形式化起來。失去了內容的經筵，除了時間變短，還造成了君臣之間的隔絕。
皇帝和臣子之間在地位和身份上是絕對不可逾越的，這就導致雙方在“師生”關系這個領域內，處在一種誰都無法純粹進入課堂的狀態。從內容上來說，也就是現在老師們“講義”需要提前由內閣修改，更是害怕在內容中暗寓譏諷，尤其是牽扯到時政的時候，更是有可能與當時朝堂上的局勢有關所以講官很難將經筵做出成績。
經筵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知識的傳授，而一開始協議政事的功能則慢慢消失了，前者對年幼的皇帝有比較大的影響。而明朝后期的皇帝在信息獲取、處理政事方面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規范和途徑，如果再了解一些明朝歷史的人就會知道，這時候的皇帝已經日益退向后朝，經筵的實用價值已經大大減弱了。尤其是萬歷中后期，經筵已經被其他的方式所取代，這實際上可以反映出大臣們對皇帝權力控制的一次失敗，也展示出皇帝本人在明朝官場中所凸顯的作用。
參見：弘治中興 鏟除奸佞 他的治國思路是很開放的，他不拘泥守舊，敢于否定前任的政策，即他的父親明憲宗的既定政策，大膽撥亂反正。由于明成化時期，憲宗皇帝寵信佛道，致使許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朱祐樘詔令朝中不可崇佛信道，將前朝的法王、國師、真人、國子等封號一律革除，處死曾經妖僧繼曉， 使文武百官相慶。
在人事安排上，朱祐樘完全來了一次大換血，他對前朝的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及奸佞小人如侍郎李孜省、太監梁芳 、萬貴妃的弟弟萬喜 等人，毫不手軟地做了處理，將內閣首輔萬安罷官 ，將梁芳下獄，將李孜省流放 ，同時，罷免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鋼等 千余人。但他并沒有大開殺戒，史家對他的此舉多有稱頌文。 重用賢良 朱祐樘勤謹一生，處處以人為本。他將四品以上官員名單貼在宮內文華殿壁墻上 ，平時熟記，做到心中有數，意在掌握官員動態，不受蒙蔽。他每天上朝聽政，除早朝外，還恢復早已廢棄的晚朝制度，他常披閱奏章到很晚，從來不允許太監代批奏章。有一天，仁壽宮起火，人慌馬亂的救火，忙了一夜，朱祐樘沒合一會眼，因此他沒去上朝，就特地派人到朝堂向眾大臣說明原因，向眾臣請假。
在用人準則上，朱祐樘遵從唯賢唯德，大量重用賢才之士，這樣，形成“弘治朝中多君子”的太平盛世局面。他制定了嚴格的官吏考核制度，提拔選調官員主要以政績為主。 待臣寬厚 待臣下很寬厚，能推心置腹，從未鞭打過大臣，因此，君臣之間親密無間，形同一家人。對臣下寬厚平和，京官夜返家中時，必派鋪軍執燈傳送，這些事雖不算大，但作為一個封建皇帝能如此曲體臣下，確屬相當不易了。這樣，一大批以廉潔、勤奮、有事業心、以國為家的賢臣得以有機會施展才干，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良臣大集合。朱祐樘還廣開言路，虛心納諫。每天的早晚朝之外，還每天兩次在平臺召見有關大臣議事，稱為“平臺召見”的朝參新方式。 嚴管宦官 鑒于前朝宦官專權亂政的教訓，孝宗對宦官嚴加管束，東廠、錦衣衛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職，因而幾任錦衣指揮大致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寬松。這是明中后期其他朝代所罕見的現象。 廢除苛法 朱祐樘更正律制，對刑罰運用十分慎重。1500年，制定《問刑條例》，1502年，編成《大明會典》，刪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項殘暴的法令。他命內外慎刑獄，任用的執法官吏比較賢明公正。 在位時期官員 任用官吏 內閣劉吉、徐溥、劉健 、丘濬 、李東陽 、謝遷 文臣吏部尚書王恕、耿裕、屠滽、倪岳、馬文升戶部尚書周洪謨、韓文、周經、佀鐘、葉淇禮部尚書傅瀚、徐瓊、張升兵部尚書余子俊、馬文升、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白昂、彭韶、何喬新工部尚書徐貫、劉璋、曾鑒兩都御史史琳、戴珊、李蕙、王宗彝宦官何鼎、蔣琮、李廣 輕徭薄賦 朱祐樘體恤民生，善待百姓，他常常減免地方的賦稅。地方官奏報因災情免賦的要求，他都無一例外地下旨同意。免稅糧之外，他還給貧民麥種、牛種 。他還禁止宗室、勛戚奏請田土及受人投獻，禁止勢力人家侵奪民利。有一次，朱祐樘特地派遣手下人送羊送酒到黃河工地上，犒勞治理黃河的劉大夏及河工人員。 興修水利。 明孝宗在內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繁榮經濟。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開封黃河決口，孝宗命戶部左侍郎白昂領5萬人修治 。弘治五年（1492年），蘇松河道淤塞，泛濫成災。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貫主持治理，歷時近三年方告完成。從此，蘇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為魚米之鄉。 力求節儉 孝宗力求節儉，詔減皇宮的開支與供奉，不大興土木，主張節約費用，緩解人民負擔。他屢次下詔，禁止宗室、勛戚侵占民田，魚肉百姓；還多次下詔減免一些地方的夏稅、秋稅。這些都十分有利于緩和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正統、成化年間，農民起義不斷，有幾次聲勢還相當大，而弘治一朝卻幾乎沒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孝宗“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詞，不過，與前后幾朝相比，弘治時期的朝政的確算是清明的。 經濟成就 明代歷朝國家賦稅收入，洪武、永樂、宣德三朝為高峰。正統年間，由于將江南重賦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賦稅收入銳減至二千六百余萬石。從此以后，景泰、天順、成化始終徘徊于二千五百萬至二千六百萬石之間，而弘治朝卻增至二千七百萬石，成為明中葉賦入高峰。其實這不僅是賦稅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較穩定地增長，從弘治元年（1488年）至弘治八年（1495年），人戶由9113630戶增至10100279戶，至弘治十四年（1501年）更增至10408831戶，弘治十七年（1504年）達10508935戶，人口數則由弘治元年（1488年）的50207934口，增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60105835口。 弘治中興 弘治元年（1488年），他采納大臣的建議，開設大小經筵 。這一制度是在正統初年制定的，大經筵，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舉行，主要是一種禮儀；小經筵又稱日講，君臣之間不拘禮節，從容問答，是重要的輔政方式。大小經筵制度，在憲宗朝時一度廢置。孝宗開始堅持日講 ，同時，又在早朝之外，另設午朝，每天兩次視朝，接受百官面陳國事。孝宗勤政圖治的做法，與他父親的怠于朝政形成鮮明的對照。由于孝宗銳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紛紛上言，或痛陳時弊，或廣進方略。馬文升上時政十五事，包括選賢能、禁貪污、正刑獄、廣儲積、恤士人、節費用、撫四裔、整武備等諸多方面，孝宗無不大為贊賞，一一付諸實施，這對弘治朝興利除弊起了積極的作用。 朱祐樘此人人品極佳，提倡一夫一妻制。一生無大作為，但是很穩定，不胡來，比較勤政，尊敬大臣，做了很多為民的善政。這樣的皇帝雖然不能名聲遠揚，但是能夠讓自己的子民真正享受到安了。
他也是明代中葉勵精圖治的明君。朱祐樘的政績誠然卓越，但最讓人感動的，是他的寬厚仁慈，不管對誰，他都是寬厚對待，甚至包括他的仇人。 李維楨：體貌大臣， 開廣言路， 節用愛人，休息乎無為。近者歌謳而樂之， 遠者竭蹶而趨之。德澤上昭天， 下漏泉。至于今父老稱弘治之盛， 雖漢文、 宋仁， 何以加焉 ! 查繼佐：“帝業幾于光昌矣。群賢輻輳，任用得宜，暖閣商量，尤堪口法。斥妖淫，辟冗異，停采獻，罷傳升，革倉差，正抽分，種種明斷外，尤莫難于孝穆、 孝肅之別祀，萬貴妃之免議，于肅愍之旌功。所謂情而安之于義，又列辟之所不能忘也。升遐之日，萬姓哀號，豈偶然哉 ! 若夫待外戚過厚，賜予頗濫，冗員尚多，中貴太盛，囗或移心齋醮，紛費囗， 蓋積漸者久，未能遽革也。夫果深有得于《太極》、《 西銘 》諸圖書，即何難騎龍而上仙哉 !”。 朱國楨：“三代以下，稱賢主者，漢文帝、宋仁宗與我明之孝宗皇帝。” 谷應泰：“人主在襁褓，則有阿姆之臣；稍長，則有戲弄之臣；成人，則有嬖幸之臣；即位，則有面諛之臣。千金之子，性習驕佚，萬乘之尊，求適意快志，惡聞己過，宜也。” 談遷： “雖壽寧之戚，天下艷之，然寵如竇憲， 尚難泌水之園； 驕即武安，未請考工之宅。則帝心之端可知矣。 ” 鄧元錫：“聞諸父老言， 敬皇帝之世，太平有象也。君臣恭和、 海內雍安。兆氓益殷熾阜裕，學士爭游情于三代兩漢之文。洋洋巍巍，斯為盛。語曰：日中必礟，即欲為國家建治平無疆之統， 斯千載一時矣。” 曾國藩：“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時皆異材勃起，俊彥云屯，焜耀簡編。” 當年明月：“朱祐樘是一個好皇帝，也是一個好人。” 李夢之：評價歷史人物，必須將其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看其所作所為是否解放了社會生產力，是否推動了社會發展，是否起了進步作用。弘治當然不同于太祖、 太宗的創業，他是守成之君。作為封建皇帝，其政策出發點是維護封建統治，而其政權的基礎是地主階級，他還要依靠多數地主的支持，因此，他的改良，或者說是新政，只能是修修補補，而不可能是根本性的變革。再加上他個人性格的因素，使這些修修補補，也受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作為守成之君，他已經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明朝官員，字世用，江蘇興化人。生于明洪武24年(1391年)，25歲登上進士，歷任翰林侍講、侍讀學士、工部尚書，后進少保東閣任大學士。66歲時升為謹身殿大學士，仍兼東閣。高谷為官清廉，辦事公道，主持正義，后因年老主動離職回家。英宗皇帝對他評價甚好。高回鄉后，仍住的是簡樸房屋，死于1460年，享年70歲。歷官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五朝，由中書舍人升至內閣大學士，故被尊為“五朝元老”。《明史》有傳。
高谷先世居河南懷慶，世業儒。隨宋高宗南渡，徙居揚州。揚州陷，遷居興化，元末時曾移蘇州，天下甫定仍返興化，遂定居。高谷自幼聰慧，承家訓嗜讀不倦，且資質厚重，舉止端莊。十歲入縣學，成庠生，永樂三年(1405年)十五歲中舉，十三歲登進士，年方廿五。選庶吉士，授中書舍人。
自此，宦海沉浮四十余年。仁宗洪熙即位(1425年)，改任高谷為太子宮春坊司直郎，尋遷翰林侍講。正統元年(1436年)因大學士楊士奇薦拔，充任翰林侍讀，成 經筵，為帝王講讀經學。三年與修《宣廟實錄》，升侍讀學士。十年摧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入閣參與機務。景泰初年(1450年)為工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閣務。次年賜少保、東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享雙俸，代皇帝祭祀三陵。七年與陳循總裁編修《環宇通志》，晉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
高谷入閣，清廉正直，持議公正，且不避權要，遇事無偏私。景泰五年(1454年)給諫林聰因忤重臣，被構罪廷訊，欲論重辟。高谷從南直隸視察災情回都，聞訊竭力營救，獨陳其冤，使林聰獲赦并官復原任。七年順天鄉試，大學士陳循因自己的兒子未能中試，遂攻訐考官劉儼、黃諫等人閱卷不公。高谷受命復閱，力言劉、黃無私，且仗義執言云：“貴胄與寒士爭進，已不可，況不安義命，欲因此構考官乎?”
高谷又以薦賢任能，提掖后進為任事，先后兩次主順天鄉試，皆稱得人。曾上以此為疏主張內外諸司應惟賢是用，又說經筵日講，關系圣德，薦大理卿陳詢、學士呂原、中允楊鼎、左都御史王文、大理卿蕭維楨、司業王恂等人入選。后王文入閣，余皆鼎侍經筵。又薦翰林修撰商輅、彭時入閣，掌閣務。
高谷鄙浮華、樂儉素。為中書時，嘗奉旨往海印寺抄寫佛經，遇雨輒褪靴卷褲，提袍赤足歸，使同僚大為驚訝。官任侍讀學士時，每赴公宴，總是用布頭剪成新花樣補綴在破錦袍上，以至有人嘲笑為“高學士錦上添花”，高谷不以為然。位至臺閣，也僅“敝廬瘠田而已”。明、清方志都載，高谷“元老府”“湫隘特甚”，并非夸張，其故居今猶在，低檐小室，無異民居。
高谷學問淵博，淹貫經史,且工詩善書。其書法文弱秀潤，王世貞《藝苑卮言》謂其書“秀俊可愛”。其行書橫披一軸今珍藏于興化博物館。一生著作甚豐，除《育齋文集》10卷入《明史?藝文志》外，其他著作大半散佚。其后，李紱曾從其姻婭郭羽、門生陸磧處搜羅20余卷，其中《詩集》17卷、《歸田》3卷、《拾遺》1卷。于明弘治年間付梓行世。近年其后裔又搜得散佚詩文50余篇，如《隋堤二絕》、《鹽城觀海》、《詠昭陽十景》等。
高谷歷經明代五朝，處事公正，名震朝野。然而，他所處的正統、景泰兩朝卻是歷史上的多事之秋，這個時期發生了幾起歷史大變故。
正統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犯境，英宗朱祁鎮輕信宦官王振，率50萬大軍御架親征。結果于土木堡一役，全軍潰敗，王振被殺，皇帝朱祁鎮被瓦剌生俘。歷史上稱為“土木之變”。消息傳來，朝野震驚，高谷支持兵部尚書于謙抗擊外故，同時擁立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登繼大統，是為代宗，年號景泰。第二年，由于于謙擊退了瓦剌的侵犯，加之蒙古瓦剌部內部矛盾激化，瓦剌部酋長也先后數次表示修好，愿意贖放英宗。這使代宗朱祁鈺十分尷尬。八月詔議，因代宗態度不明朗，朝廷久議不決。此刻高谷十分清醒，他堅定他的主張遣使迎駕，并提議中書趙榮可擔此任。
未幾，英宗贖還，將至京。代宗不愿張揚，具禮甚薄，群臣不敢擅議，惟高谷直言不諱，力主“禮宜從厚”。當時有一位叫龔遂榮的千戶，出于忠誠，投書高谷，亦主張厚禮迎架。高谷遂將此信遍傳朝臣，并教訓他們說：一介武夫尚知此理，況公卿乎?事傳代宗，代宗甚怒，追查此事。高谷挺身而出，出示書信，并力陳自己的主張，舉唐肅宗迎上皇故事，請代宗效行。帝不納，亦不深罪高谷，逮龔遂榮，未幾亦釋。英宗歸鑾，被奉為“太上皇“置于深宮。代宗十分戀棧，于景春游二年(1451年)迫不及待地上演了地場“易儲”鬧劇，廢棄已立的英宗的兒子，立自己的兒子為皇太子。同時加封高谷為“太子太博”，使高谷身陷泥淖。
景泰八年，代宗朱祁鈺病重不能視事，蓄謀已久的英宗朱祁鎮在石亨、曹吉祥等文武大臣的擁戴下，突然奪宮升殿，廢黜景泰，改元天順。此為“奪門之變”。
英宗復辟后，對景泰的內閣大臣一一進行了清算。大學士陳循、王文等或被誅殺或被流放，就連抗敵功著的于謙，詠了一通《石灰》后，也被斬殺于刑場。時高谷已年逾花甲，早在景泰年間因內閣王文擠兌，就已萌退意，自己又是景泰重臣，英宗雖未罪己，但也不敢再戀相位。于是上書英宗，乞歸林。英宗閱書，嘆謂：“谷，長者。”又對左右大臣說，高谷在內閣主張迎架禮宜從厚等事不審正直的，過去又曾做過我的經師。于是恩準致仕，并賜金帛襲衣，安排驛舟，尋又賜敕獎諭。這篇“獎諭”十足耐人尋味。文章前半部說了一通高谷“以智識文學，執經事朕”、“懷舊之私實有切于朕意”之類情誼話。后半部話鋒一轉，云：“卿之歸也，日與親戚故舊徜徉邱園，展契闊之深懷，道朝廷之盛事。清風高致，足以勵廉而革貪;盛德雅望，足以敦化而善俗，則卿亦永有終譽焉。”柔言蜜語中隱含威脅。其實是警告高谷歸里后言行小心，否則，就談不上“永有終譽”。
高谷歸后，隱居故里，絕口不談景泰、天順間的朝廷變故。天順四年(1460年)卒于興化，終年七十歲，與誥封夫人郭妙寧合葬于興化平望鋪河東。墓園恢宏，有神道碑、石人石馬。大學士李賢撰墓志，巡撫鄭曉撰行略。成化初，尚書姚夔進言“高谷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宜加賜救”，朝廷乃贈高谷為太保，謚文義，祀鄉賢祠。
故居于城中縣衙以南，隔縣橋面西。門樓懸匾，額曰：“忠結主知”。府前跨街建“益恭坊”，與邑中四牌樓遙對。又懸“五朝元老”匾于邑中四牌樓，以作懷念和褒揚。
這主要從有幾個皇帝不上朝理政而國家機器照常運轉說起。那么就要理解明朝的內閣制。
明朝的內閣制真正建立是在明成祖朱棣時期。明成祖朱棣（1360年—1424年）始開內閣于文淵閣，延攬大學士入內閣，正式有“內閣”之名，仁宗、宣宗、英宗時有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入閣，多所扶正，海內清平。明宣宗時期形成了更為完善的政務流程：全國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給皇帝提出的建議，都由通政使司匯總，司禮監呈報皇帝過目，再交到內閣，內閣負責草擬處理意見，再由司禮監把意見呈報皇上批準，最后由六科校對下發。內閣大臣的建議是寫在一張紙上，貼在奏章上面，這叫做“票擬”。而皇帝用紅字做批示，稱為“批紅”。按照規定，皇帝僅僅批寫幾本，大多數的“批紅”由司禮監的太監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筆。以往，太監讀書識字是被嚴令禁止的。明宣宗不僅改了這個規矩，而且在他的鼓勵下，宮里還成立了專門的太監學堂。后人猜測：明宣宗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讓太監牽制內閣的權力。明朝內廷、外廷的機構完全對稱。外有內閣，內有司禮監，外有三法司，內有東廠、錦衣衛，外廷有派往地方的總督、巡撫，而內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鎮守太監、守備太監等等。大學士中居首者，號稱首輔，其權最大，有票擬之權。這樣，內廷、外廷相互制約，才能確保皇帝的決策地位。但是，這也造成了內外兩大政治勢力的爭權奪利。
到成化、弘治之際，內閣在已經成為足以對抗皇權的文官政府代表。正德荒嬉好戰不亞于隋煬，卻因為有楊廷和等閣老撐著未成大亂，經過嘉靖、隆慶的發展，萬歷早期應該是內閣權力極盛的時期，張居正改革讓內閣成為政府運轉的中樞，他的實際上已經接近于現代首相的地位。到了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權臣嚴嵩任武英殿大學士后，專擅朝政二十余年，內閣的權力已經完全與從前的宰相一樣了。明世宗嘉靖以后，內閣權力急速發展，首輔大學士的職權如同以往的丞相，但必須與宦官合作，才能執掌大政，如張居正結合馮保。明中葉后，內閣大學士逐漸參與機要，實為內閣長官。起草詔令，代皇帝批答奏章，實際掌握相之。
明朝內閣的權利
內閣的職權大體有票擬批答之職、草擬詔敕與封駁之職、顧問咨詢與勸諫之職、會議決策與會審之職、經筵進講之職。
可以說內閣制保證了國家機器的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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