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時，有位學者型官員叫穆修，是個很有才華也很有個性的士大夫，很多人都想請他寫軟文。
亳州有個名聲不太好的土豪，捐資修了一座寺廟。廟成，知州大人請穆修寫了篇《修廟記》，其中沒提到土豪的名字。土豪捐資本就想圖個流芳百世，如此一來豈不是白捐了?于是土豪送給穆修500兩白銀，請他補上自己的名字。穆修堅決不答應，還扔下一句狠話，“我寧愿喝稀粥度日，也不能讓你的名字玷污我的文章!”
當朝宰相聽說穆修的大名，也想結識他，便將他提拔為某個學校的校長。但穆修一直不去拜訪宰相，校長也就當不成了。
可以想象，以穆修的個性，生活必定比較清貧。他晚年寓居京城，等朝廷安排職務，每到交房租時都要犯愁。他給友人寫信發牢騷說：“手頭的錢基本都用于買米、交租了。”
為補貼家用，穆修刻了一部柳宗元的文集，印了幾百冊，在東京大相國寺擺攤出售。幾個讀書人走來，也不問價錢，拿起書就翻看。穆修一把奪過書，鄙夷地說：“你要是能從頭到尾讀一遍，且不出錯，我就白送你一冊。”結果顧客都被嚇跑了，一年下來，一本書也沒賣出去。
宋仁宗時還有一位叫章伯鎮的學者型官員，跟歐陽修、司馬光等學術大腕都有往來，還當過翰林學士。他也為交房租而犯愁，說：“等發工資的日子，總覺得時間過得好慢;到交房租時，又覺得時間過得好快。”可謂道盡工薪階層的心聲。
他們為何要為交房租而犯愁呢?原因無非有兩個：
第一，薪水微薄。平心而論，唐宋時期的官員俸祿確實要比明清時期優厚，但真正能領到高薪的只是政府高層，廣大中下層官員的薪水并沒這么高。王安石曾在嘉祐年間上疏，建議給中下層官員加薪。
穆修晚年被任命為“文學參軍”，只是個閑職，月俸才7貫錢，加上其他津貼，估計也就十幾貫錢左右。而按司馬光的說法，當時在京城有一套房子放租的中產之家，每月收到的租金就有15貫錢。以穆修的收入，肯定付不起太高的房租。
第二，房租偏高。在穆修生活的時代，京城一套豪宅少說也要上萬貫錢，普通住房叫價1300貫錢。顯然，尋常人家都買不起房，只好租房居住。但房租也不便宜啊，一般的住宅每月租金至少也要幾貫錢。
宋仁宗皇祐年間，有個叫蘇頌的下層文官給自己算過一筆賬：月薪17貫錢，其中1/3用于供房、養馬，每月房租需要三四貫錢。假設穆修租的房子跟蘇頌差不多，房租也是三四貫錢，即意味著他每月要掏出約1/3的工資用于供房，日子過得捉襟見肘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穆修也用不著抱怨，首先，他是個有情懷的學者，不太在乎物質享受;其次，當時像他這樣租房的官員非常多，包括宰相—朱熹考證說：“且如祖宗朝，百官都無屋住，雖宰執亦是賃屋。”
隨著市場的開放，沿海地區不斷升值，逐漸成為人們都想一嘗盡興的香餑餑，由此，這里都房價也猛烈增長，很多人來到沿海城市，根本買不起房，只能租房住。但是租房也有很多弊端，租金太高，還租不到一間自己滿意的房子，而且，基本一個月的工資，除了吃喝，其他都用來交房租了，根本攢不了什么錢，這讓很多漂一族都很頭疼。不過沿海地區漂一族倒是還好，如果心更大想去北京闖蕩，那就更費錢了，都城的房租，簡直是天價，掙不了多少錢的人，只能住地下室。
那么國家都城的房價是由來就這么高嗎，還是受了經濟政策的影響？今天我們就來看看，宋朝時期，都城房價是怎樣的，租房一個月需要多少錢。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們能否在那里扎根，起碼住下了，有一個體面寬敞的屋子。宋朝的都城在河南，開封是政治經濟中心，這里人口眾多，經濟發展迅速，有很多小工業者，就說經濟狀態，已經有資本主義經濟萌芽，與現在的差別，并沒有完全農業社會時那么大。
都城開封，有了夜市，手工業品，農業品可以在這里交換，人們還可以逛街游玩，從事自己喜歡的各種職業。白天街道也熱鬧非凡，沿街有雜耍藝人，有叫賣的小販，有衣著鮮麗的游人，其繁華熱鬧程度，一點不亞于現在的大都市。這種情況下，開封的人流量必定也是很大的，那么這些從鄉下，從外地涌入帝都的人，他們在這里生活成本怎么樣，尤其是住處，當時除了客棧，有沒有租房這一項服務。
答案是有的，宋朝時期，都城已經有了專門供人租住的房子，不過房子是由國家提供管理的，名叫店宅務，管理下的房子共有上千間，而且重點是，租金巨便宜。往來的商旅游客，如果在這里租住，一個月只要170文錢，按照古代的錢幣制度，換算過來就是106元，是不是超級便宜，用100元左右，就能在皇城居住一個月，如果這是現在的房租價，相信不少人都能節省下好多錢，然后買個大房子，順利的在皇城定居，但是沒有這個如果。
現在都城，人口比起宋朝，何止增加了幾倍，人口密度過高，而且地方又偏小，開發出高樓，地下室，都完全不能夠滿足人們的需求。如今人們進入帝都，可不只是做生意，游玩這么簡單的需求，更多地想要在這里尋找機會，為自己的拼搏出一個未來，很多人都成了長住客。而且，現在也不會有國家提供公共租房，房子都是私人的，是一種盈利模式，而不是保障制度，在利益的驅逐下，放假一漲再漲，房租當然也跟著要攀登新高峰了。雖然羨慕宋朝的房價，但是現在的帝都，缺提供了更多機會，好好打拼，才能追上房租的升幅。所以如果回到宋朝100塊錢租房子是足夠的！
歷史上唐朝的房價最貴，古代人也有買房的困擾。
唐玄宗時期，一塊朝廷拍賣國有房產的碑文拓片上記錄：一座擁有房屋39間、占地2.9畝的大別墅，拍賣成交價只有138貫，折合13.8萬文。當時洛陽斗米（約10斤）10文，唐玄宗年間1文銅錢的購買力相當于人民幣3塊錢，13.8萬文就相當于40萬元。
清朝房產：為滿族貴胄提供經濟適用房特權！在明朝以后，中國開始越來越多的面臨到了，城市發展與居民的居住需求不相符的問題，而執政者也越來愈多的把“居民住房”問題放在了政策決策上。所以，清朝開始出現了經濟適用房，但是這跟現在的為滿足中小階層住房問題提出的“經濟適用”概念是不一樣的， 清朝的經濟適用房是專門為了特權階層來建造的。在清朝初年，大批旗人開始來北京定居，清政府也把喊人統一遷出區外城居住，把內層騰出來給旗人，內城的房子蓋好后。
實施房屋自由買賣，但是你分的房子屬于國家所有，如果需要自由買賣，那就得從國家手里買過來，把房屋屬性變成私房，從而把使用權變成所有權。這個是不是很像中國后來房改的一些措施，乾隆實施的這個策略，確實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一些不良市場風氣。
所以說，從上面的兩個時期的房產變革及整個房屋市場，說明了一點，其實只要是群居化時代，居住需求肯定是排在前列的，衣食住行一直都是人民最關心的話題，如果你還強調自己可以回農村當地主，那就不在我們討論的范圍了。
要知道古代的購房壓力一點都不比現代輕。尤其是那些想要在當時都城定居，首都房價一直是非常高的。可以說當時每個朝代首都房價都不一樣。由于當時每個朝代面臨的局勢不同，所以具體的數額也不一樣。
要知道在詩人王維中曾描寫過長安大明宮是非常輝煌的，整個內部構造也是非常壯觀的。但是長安的房價當時也是非常貴的。以白居易為典型的例子進行分析，他是29歲的時候才考中進士，之后升官到了校書郎，那時他的工資大約和人民幣8000元。而8000元在當時屬于薪酬比較高的一類了，即使是這樣，他依舊不能在首都買房，因為根本就買不起。為了能夠在首都有容身之處，他只能在郊區租了4間茅屋為居住地。由此就可以想象出當時長安的房價究竟有多么的昂貴。
這些屬于中高階層的人都不能買得起房。除了白居易，韓愈同樣也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因為當時韓愈的官職是非常的高，已經做到了京兆尹的位置。把這個官職換到現在的話，與北京市市長類似。即使是這樣，他也要攢30年的錢才能在長安買一套房子。由此就可以從側面反映出長安的房價非常的高昂，乃至于當時官職非常高的官員都不能短時間之內湊齊買的到房。
可以說當時能夠在長安買得起房的官員，除了那些本身家里家境比較好就比較富有的之外，肯定還有部分官員在其中受賄。到了宋代蘇東坡同樣也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人，并且他們父子三人在巢中都有了官職，也拿著不錯的俸祿。即使是這樣，他們也依然無法在開封定居，只能在開封西郊附近租房居住。所以在古代尤其是想在首都買房的話，要承受不少的壓力。
清明上河圖（局部）
摘自《原來你是這樣的宋朝》，長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9月，經作者授權轉載。
歷史上，房地產市場最活躍的時代，非兩宋莫屬。當時的房地產換手率極高：“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為滿足頻繁的房地產交易，宋朝城市滿大街都是房地產中介，叫做“莊宅牙人”。
為什么宋朝的房地產市場這么活躍？不必奇怪，宋代商品經濟發達，城市化方興未艾，人口流動頻繁，跟今天的趨勢一樣，宋人發跡后也喜歡往大城市擠，南宋的洪邁觀察到，“士大夫發跡壟畝，貴為公卿，謂父祖舊廬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自村疃而遷于邑，自邑而遷于郡者亦多矣”。而一個人從農村搬到城市，首先必須解決的就是有個落腳、棲身之所，或購房，或租房，于是便催生了一個火爆的房地產市場。
《清明上河圖》局部
據包偉民先生的估算，北宋后期，汴京市區的人口密度約為12000-13000人/平方公里（單位下同）；南宋淳祐年間，臨安府市區內的人口密度約為21000，咸淳年間，甚至可能達到35000。今天紐約、倫敦、巴黎、香港的人口密度大致在8500以下，東京與廣州市區的人口密度為13000，北京約為14000。換言之，宋代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居然超過了今天的國際大都市。
如此之高的城市人口密度，勢必導致大城市的商品房供不應求，房屋的銷售價與租賃價越推越高，北宋前期，汴京的一套豪宅少說也要上萬貫，一戶普通人家的住房，叫價1300貫；而到了北宋末，京師豪宅的價格更是狂漲至數十萬貫，以購買力折算成人民幣，少說也得5000萬元以上。難怪宋人要感慨說，“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與金同價，非熏戚世家，居無隙地”。
租房族
由于首都房價太高，宋政府又沒有為所有京官提供官邸，所以許多宋朝官員都買不起京師的房子，只好當了“租房一族”，有北宋名臣韓琦的話為證：
“自來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者，比比皆是。”
歐陽修官至“知諫院兼判登聞鼓院”，相當于上議院議長兼國家直訴法院院長，還是只能在開封租房子住，而且房子非常簡陋，他曾寫詩發牢騷：“鄰注涌溝竇，街流溢庭除。出門愁浩渺，閉戶恐為潴。”這套破舊的古屋，每逢下大雨就浸水。
當過御史中丞（相當于下議院議長）的蘇轍，也買不起房子，一直住在出租屋。他的朋友李廌喬遷新宅，蘇轍寫詩相賀，同時也表達了他的“羨慕嫉妒恨”：“我年七十無住宅，斤斧登登亂朝夕。兒孫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壽八十知已難，從今未死且磐桓。不如君家得眾力，咄嗟便了三十間。”直到晚年，蘇轍才在二線城市許州蓋了三間新房，喜難自禁，又寫了一首詩：“平生未有三間屋，今歲初成百步廊。欲趁閑年就新宅，不辭暑月臥斜陽。”
在那個時代，連宰相都要租房子祝朱熹考證說：“且如祖宗朝，百官都無屋住，雖宰執亦是賃屋。”宋真宗時的樞密副使（相當于副宰相）楊礪，租住在陋巷，“僦舍委巷中”，他去世時，宋真宗冒雨前往祭拜，發現巷子狹窄，連馬車都進不了，“步至其第，嗟憫久之”。
直到宋神宗時，朝廷才撥款在皇城右掖門之前修建了一批官邸。這批官邸，只有副國級以上的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等官員才有資格入住。部長以下的官員，還是“僦舍而居”。
開發商
由于租房需求旺盛，宋朝城市的租賃市場一直很火爆，要是在宋朝大城市擁有一套像樣的房產出租，基本上就衣食無憂了，司馬光做過一個估算：
“十口之家，歲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錢十五貫，足供日用。”
每個月15貫的租金收入還算是少的。南宋時，建康府（今南京）的“有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錢三二十千”，每天收到的房租至少有二三十貫。因此，宋朝的有錢人家，幾乎都熱衷于投資房地產（另一個投資熱點是放貸業）。現在的房地產開發商基本上都是蓋房子出售，宋代的開發商則是蓋房子出租。
有些貪婪的官員，違規經營房地產業，如徽宗朝的宰相何執中，“廣殖貲產，邸店之多，甲于京師”，“日掠百二十貫房錢”，每日租金收入有120貫，月入3600貫，是宰相月俸的8倍。北宋“六賊”之一的朱勔更厲害，“田園第宅富擬王室，房緡日掠數百貫”。
丁謂畫像
但最具商業頭腦的開發商還得算真宗朝的宰相丁謂。他在汴京冰柜街購置了一塊地皮，冰柜街地勢低洼，經常積水，同僚都笑他傻。其實丁謂很聰明，他在宅基地附近開鑿了一個大水池，既可將積水蓄于一處，挖出來的泥土又可以用來墊高地基。然后又修建了一座橋，再向朝廷奏請開辟保康門為通衢，很快冰柜街便成了汴京的繁華地段，地價與房價都蹭蹭往上漲。而丁謂的房子恰好處于商圈的要害位置，“據要會矣”。
宋朝政府是歷代少見的商業驅動型政府，眼看著房地產市場如此有利可圖，也積極投身進去，在都城與各州設立“店宅務”，專門經營官地與公屋的租賃。天禧元年（1017年），汴京店宅務轄下有23300間公租屋；天圣三年（1025年），京師公租屋的數目又增加到26100間。
宋政府設“店宅務”經營公租屋，目的有三：
一是分割房屋租賃市場的利潤，以增加財政收入。
二是將公租屋的租金設為專項基金，用于維持當地的公益事業。
三是為城市的中低收入者提供基本住房。
相對于私人放租的高檔房屋，“店宅務”的房租比較低廉，天禧元年開封府一間公租屋，每月租金約為 500文；到了天圣三年，在物價略有上漲的情況下，租金反而降為每間每月430文。當時一名擺攤做小買賣的城市底層人，月收入約有3000文，每月四五百文錢的房租，還是負擔得起的。
房市調控
房子不僅是開發商與政府的搖錢樹，更是居民生存于社會必不可少的容身之所，因此，宋政府也不敢放任房價一再飆升，動用行政手段干預市場是少不了的。
今人見識到的“限購”政策，其實宋朝政府已經在使用了。宋真宗咸平年間，朝廷申明一條禁約：
“禁內外臣市官田宅。”
即不準中央及地方官員購買政府出讓的公屋。希望將申購公屋的機會留給一般平民。宋仁宗天圣七年，宋政府又出臺“第二套房限購”政策：
“詔現任近臣除所居外，無得于京師置屋。”
現任高官除了正在居住的房產之外，禁止在京師購置第二套房。
由于兩宋時期大城市的房屋自住率不高，“租房族”數目龐大，宋政府將房市調控的重點放在房屋租賃價格上，時常發布法令蠲免或減免房租，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正月，
“詔：以雪寒，店宅務賃屋者，免僦錢三日”；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二月，這里的“官舍”，就是“店宅務”經營的公屋。公屋具有“廉租房”的性質，租住者又多為城市的中低收入群體，因而，宋政府在極端天氣時節（雪寒）或重要節日免除租戶數日房租，合情合理。
不過，有時候，宋政府也會要求私人出租的房屋與公屋一起減免租金，如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二月，仁宗“詔天下州縣自今遇大雨雪，委長吏詳酌放官私房錢三日，歲毋得過三次”；這里有一個“度”需要政府把握好，否則勢必受到業主的抵制、市場的報復。南宋末有一位叫做胡太初的官員，就對政府頻繁放免房租的做法提出非議：
“不知僦金既已折閱，誰肯以屋予人？積至塌壞傾摧，不復整葺，而民益無屋可居矣。是蓋不知貧富相資之義者也。”
意思是說，官府老是要求業主將租金打折，那今后誰還愿意將房屋租給別人居住？就算租出去，房屋壞了，業主也必不愿意掏錢修葺，最后租戶將“無屋可居”。官府的做法看似是恤民，其實是不知道“貧富相資”的道理。
宋朝畢竟是商品經濟很發達的時代，人們對市場的定價機制并不陌生，如葉適認為，“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對富人的財產權，宋人也明確提出要給予保護，如蘇轍痛罵王安石：
“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平民，不知其不可也。”
所以才有明白人站出來非議政府的減租政策，強調“貧富相資”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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